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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日语：平安時代／へいあんじだい heianjidai，794年-1185年）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它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长冈京（784年至794年）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结束时间历史学界多以1185年源赖朝获得朝廷文治敕许，即获得各令制国守护与地头任命权，作为平安时代与镰仓时代的分野，[1]不过民间过去多以1192年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作为镰仓时代的开始。
“平安时代”之名来自其首都平安京。平安时代是日本天皇集权与律令制政府的顶点，也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顶峰。在平安时代中期武士阶层得到发展，到平安时代的后期，武士阶层从贵族手中夺取权力，建立幕府。平安时代中，日本于804年和838年两次通过遣唐使与唐帝国交往（894年未成行），进而使天台和真言密宗佛教得到发展。894年废止遣唐使之后，日本开始发展日本独特的国风文化。
通常日本史将平安时代置于古代末期的位置，但最近将之视为中世萌芽期的学说渐增，因此可以将平安时代理解为，日本古代向中世转变的过渡期。近年来，将庄园公领制确立的院政时期（1086年以后）作为中世开端的见解也逐渐成为有力学说。
平安前期的日本政治针对奈良时代中央集权的律令政治作部分的修正或添加、基本上仍继承律令体制。然而由于律令体制与现实状况不符难以实施，律令体制下的班田制在奈良时代便已逐渐崩溃，土地逐渐私有化，并由贵族、寺社掌握，不过此时中央政府仍然可以向贵族、寺社掌控的土地征税。902年日本进行最后一次班田，此后，政府为确保税收，将作为律令制基本的个人别支配体制改变为以土地作为课税对象，并指派地方有力人士担任国司（受领），为政府收取租税。这样的转变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委与民间的有力者，形成新的支配体制。
新体制确立后，朝廷事实上放弃了地方统治。自从桓武天皇将各令制国军团废除，改为志愿制的健儿取代之后，地方治安因此恶化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16世纪日本列岛陷入战乱频繁的局面。而国家将土地经营及人民支配的权限委让给地方有力人士之后，地方自卫性质的武装势力——武士因此出现。由此开始，国家将军事警察权委与军事贵族、武士集结为武士团。国家权限的委让减轻中央集权的过大负担。
平安时代开始由于政治经济情势变化，逐渐出现大量令外官（律令体制外的官职），包括天皇年幼无法行事时摄政、辅佐天皇的摄政与关白。[1]平安中期以后，中央官职由特定的家族所世袭，其中以藤原北家在10到11世纪世袭摄关，长期掌握日本政治权力，是为摄关政治，摄关家成为贵族的顶点。中阶层的贵族则依其家族专业技能担任公职执行行政实务，地方行政则由受领执行。同时贵族、寺社依藉权势获得“不输不入”之权利，成为朝廷无法征税、控制的庄园。形成庄园与公领二分的地方结构。
1068年无藤原北家血统之后三条天皇即位，削弱摄关家的实权，后三条天皇于1069年颁布《延久庄园整理令》，区分庄园与公领，形成庄园公领制，另外由于有国司压榨地方农民的情况，农民因而将土地寄于庄园贵族名下，躲避国司控制，形成层层堆叠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称为寄进式庄园。1073年后三条退位，成立院厅，1086年白河天皇让位堀河天皇，在院中训政，开始上皇作为事实上的君主统治的院政。院政的滥觞被视为日本中世的开始。[1]
12世纪之后社会内部的纷争经常由武力进行解决，武士的地位因此急速上升，促成最初的武家政权平氏政权的登场。1159年的平治之乱平氏击败源氏，此后掌握政权，平氏政权具有武士与贵族的双面性质，并非成熟的武家政权，平氏无法控制东国的武士，最终于1185年败于源氏。同年，源氏的源赖朝获得朝廷文治敕许，自此进入了镰仓时代。
宝龟元年（770年），称德天皇驾崩、天智天皇系的光仁天皇(770-781年)以60岁高龄即位。光仁天皇娶圣武天皇之女井上内亲王，因此在圣武天皇一系绝嗣后，继承为天皇。之后井上内亲王因使用巫蛊咒魇他人而遭废黜，随后儿子他户亲王也被废去太子名位，[2]光仁天皇驾崩后桓武天皇(781-806年)即位，此后天皇遂由天智系的皇族担任，排除了天武系的皇族。桓武天皇在位期间透过二次迁都(784年长冈京、794年平安京)，建立天智系天皇的统治正当性，远离奈良佛教的影响，为了提升皇权，远征东北（虾夷征讨）、设置勘解由使整肃地方政治，桓武天皇拥有历代天皇之中少见的强大权势，并有新王朝创始者的强烈意识、亲自主导诸多改革。桓武天皇企图透过修改延续律令制，其措施包括取消征兵义务与各地军团和减轻繇役负担，并励行班田，然而取消各地军团，也使地方治安因此恶化。
自桓武天皇与其子平城、嵯峨在位时期，为重建延续律令制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因应律令官制不足、施行困难开始设置令外官，其中包括坂上田村麻吕因征讨虾夷成为首任征夷大将军。[3]桓武天皇驾崩后，平城天皇(806-809年)即位，平城天皇进行积极的改革。但因体弱多病因此让位给嵯峨天皇(809-823年)，但平城天皇仍然掌握实权，并因此与嵯峨天皇对立、最终导致812年的平城上皇之变，最终嵯峨天皇胜利，事变中嵯峨设置秘书性质的藏人头，由藤原冬嗣与巨势野足担任，[4]由于亲近天皇，因此逐渐取代太政官的地位。814年以后嵯峨天皇皇子被臣籍降下，以减轻皇室负担，成为日后源氏，桓武天皇的子孙则成为平氏。
嵯峨天皇统治初期政局由右大臣藤原园人主导，基于律令制度背后的儒家思想，采取救济贫民，抑制有力贵族与寺社(权门)的政策。但在园人之后掌权的藤原冬嗣改变此一政策，藉以鼓励田地开垦。律令制根基为对个人的掌握与课税，但冬嗣重视对土地课税以顺应律令制崩坏的趋势。冬嗣以嵯峨天皇藏人头身份活跃、使该职务的权势抬头。此外，嵯峨天皇时期，编纂并施行作为律令的追加与实施细则的格式--弘仁格式，为三代格式之首。
冬嗣之子藤原良房继承冬嗣奨励开垦的路线，当时、课税的对象逃亡现象显著，租税收入面临迫切的危机。冬嗣与良房促进垦田开发，转变课税方式以因应此状况。良房亦推进藤原氏对政治权力的掌握。在842年发生承和之变，仁明天皇(833-850年)及其妻舅藤原良房合谋，废除皇太子恒贞亲王，改立仁明天皇长子道康亲王，藤原良房亦借此排除橘逸势为首的橘氏势力。866年发生的应天门之变，被视为藤原氏排挤名门望族大伴氏的行为，使藤原良房成功独揽大权。良房执政期政治安定、奖励开垦，并完成贞观格式的编纂，被日本史称为贞观之治 (日本)。而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延续良房的路线。基经执政时期设置元庆官田，成为地方上缴调・庸之外的重要行政经费来源。884年，基经以阳成天皇(876-884年)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884-887年)。
887年宇多天皇(887-897年)继位，刚即位的宇多天皇下诏：“万机巨细，皆关白太政大臣，而后奏下。”这诏书是“关白”一辞正式的出现，被视为关白的正式任命。同年又下诏：“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为卿之任。” ，这一诏书却因为“阿衡”的职权不明而引发很大的政治事件，被称为“阿衡事件”。此一诏书是时任参议的橘广相所拟。基经拒不上朝，百官忌惮基经的权势，亦多称病不朝，使得政务停摆。最后以天皇下诏解释政务仍关白基经、而罢免橘广相作终。[5] 事件的背后，有可能是因为天皇想借此减少基经的实权而策划。另外由于宇多天皇的女御是橘广相女橘义子，并生有子女数名，因而威胁到基经的地位，最后阿衡事件成为基经铲除政敌之借口 。
891年基经去世，其子藤原时平资历尚浅，宇多天皇因而得以主导政治。宇多天皇重行抑制权门，保护小农的政策。宇多天皇重用藤原时平与菅原道真造就了寛平之治。但时平与道真对立渐增，导致901年的昌泰之变，菅原道真被流放，藤原时平掌握政权。掌握实权的时平延续宇多天皇，抑制权门、保护小农的路线，企图延续律令制。902年颁布班田励行令，为延续律令制最为显著之举，但也是日本史上最后一次实施班田。此外为使律令制延续，作为律令补充的延喜格式也在此时期进行编纂，该时期被视为理想的政治状态，被称为延喜之治。
时平死后其弟藤原忠平接掌权力，忠平否定律令制，再次转向土地课税路线。忠平执政时期，为实施土地课税的路线，将土地经营与纳税之权责赋予地方豪族、国司，使之成为“负名”，称为负名体制，成为律令国家体制开始向新的国家体制，即王朝国家体制转变的时期。忠平执政时期通常被认为是摄关政治的确立期，虽然忠平于949年死后，村上天皇(946-967年)未任命忠平的继承者藤原实赖为摄关，但实赖仍以左大臣的身份，与其弟藤原师辅掌握朝政，开创天暦之治。
另外，自桓武天皇将各令制国军团废除，改为志愿制的健儿取代之后结果，地方治安因此恶化陷入无政府状态。9世纪开始，以关东地方为中心的强夺运京途中税粮的强盗行为横行。豪族阶层为求自卫进行武装，促成武士的出现。豪族与东国中下级贵族层取代过去的军团制军事组织，集结成武士团。朝廷别无选择，只能利用武士团维护地方安全。之后，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宽平、延喜时期，武士的早期雏形出现。武士也作为豪族对农村的管理者，使武士权力深入农村，并充当豪族和豪族之间的调解人，但武士之间的冲突也常引发动乱，藤原忠平执政的940年前后便发生承平天庆之乱。
967年村上天皇驾崩，冷泉天皇(967-969年)继位，冷泉天皇任命太政大臣为藤原实赖为关白，此后摄关设置成为常态，持续到明治维新。冷泉天皇另外任命源高明为左大臣， 由于冷泉天皇没有皇子又一直在生病的状态，立东宫成为当务之急。候补人选为村上天皇与皇后安子所生的皇子。较年长的为平亲王被立为东宫是众所期待的事，但成为东宫的却是守平亲王。其原因是为平亲王娶源高明之女，藤原氏害怕源高明的权力扩张故在背后操控。源高明虽然娶了村上天皇皇后藤原安子的妹妹为妻，取得了与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师辅的姻戚关系，但在此时，村上天皇与藤原师辅已死，高明在宫中形同孤立。969年（安和2年）3月25日，左马助源满仲与前武蔵介藤原善时密告中务少辅橘繁延与左兵卫大尉源连谋反，冷泉天皇之妻舅藤原伊尹主导将密告牵扯到源高明，最后以左大臣源高明密谋谋反处以流放结论，是为安和之变。事后守平亲王继位为圆融天皇(969-984年)，圆融天皇女御为藤原伊尹侄女、兼家之女藤原诠子。
10世纪中叶开始，官职与相关的权限义务，被请托、赋予给特定的家族，使之世袭掌握的官司请负制在中央与地方显著发展，在该体制中，负责某个职务的贵族家族，对家族子弟从幼年开始，针对家族职务进行专业的教育，上面提到的武士的出现，也可以看成是政府将军事警察权下放给武士世家。此外由于朝廷的财政，依赖来自地方上缴的租税求，为此，朝廷委与国司极大的行政权，并规定进纳一定以上的租税额为义务的地方政治形态，此时国司由地方有力者担任，称为“受领”，受领具有极大的权限，出现受领在地方恣意妄为的情况，导致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期频繁的国司苛政上诉。面对国司的压榨，权门透过权势获取“不输不入”之权利，负名(应缴纳租税者)则将土地寄于权门名下，躲避国司控制，如此一来权门控制的庄园，不再受国司控制，不向政府纳税，并且逐渐扩大，并形成层层堆叠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称为寄进式庄园。
庄园扩大使政府收入短缺，10世纪的花山天皇(984- 986年)任用母舅藤原义怀，发布庄园整理令，以抑制权门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藤原北家发生继承之争，由于实赖并非天皇直接姻亲，作为天皇母舅的侄子藤原伊尹继任摄政。伊尹死后，同母弟藤原兼通、藤原兼家争为摄政，而兼家又更有力些。但兼通以上皇后安子的口谕，宣布摄关之位当按兄弟顺序继承为理由，成为关白，977年春，兼通患病，上表请辞，而天皇不许。未免兼家在他死后任摄关，兼通让向来和他交好的堂兄藤原赖忠为左大臣，但花山天皇不信任，而扶植其妻舅藤原义怀(伊尹之子、兼通与兼家侄子、赖忠堂侄)，义怀抑制权门势力，引来兼家反对。此时花山天皇戏剧性地对藤原为光的女儿藤原忯子动情，而希望把忯子立为女御。藤原义怀的正室是忯子的姐姐，然而忯子不幸在怀孕期间于985年逝世，受此打击的花山天皇表示希望出家。藤原义怀看出天皇想要出家只是一时的冲动，关白藤原赖忠也一起劝说天皇改变主意，但花山仍在986年退位，藤原兼家命令儿子藤原道隆和藤原道纲等人将三神器移至皇太子的居所后，封锁了皇居诸门，皇太子由此即位为一条天皇(986-1011年)，兼家以天皇外祖父身份担任摄关，此一连串事件称为寛和之变。
兼家掌权后，恢复优待权门的政策，但受领与负名之间的争执，依旧未能解决。兼家死后其子之间又再次发生继承冲突，起初兼家将长子道隆的女儿藤原定子嫁予一条天皇，道隆因此继任摄关，道隆原本属意其子藤原伊周继承，但其弟藤原道长亦觊觎摄关之位，而且伊周不得其姑姑，圆融上皇后(东三条太后)藤原诠子喜爱，995年道隆去世，由其弟藤原道兼接任关白，然而道兼随即去世，此时东三条太后逼迫一条天皇立道长为关白，一条天皇最终悬置摄关之位，但让道长任藤氏长者，并于不久之后拜右大臣。与此同时，伊周看上藤原为光守寡的三女，源雅信之妻，但已出家的花山法皇也看上该女，伊周之弟藤原隆家因此暗中至法皇所在处，放矢恐吓之，此事惊动平安京，一条天皇原本羞于花山法皇之行为不欲追究，伊周却又遭控诅咒东三条太后，最终一条天皇不得不将妻舅伊周贬出平安京，道长因此独揽大权，[6]并将女儿藤原彰子嫁予一条天皇，此次政争被称为长德之变。
1016年后一条天皇(1016-1036年)继位，藤原道长担任摄政，道长也因为将女儿彰子、妍子、威子，嫁予一条、后三条、后一条天皇，同时成为太皇太后、太后、皇后，被时人称为“一家立三后”。藤原道长时期为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全盛期，由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道长近侧的藤原行成之日记“权记”、善于对日本历史、文学、官职、朝廷礼仪、装束传统进行考证(有职故实}的藤原实资的日记“小右记”、女官书写的“荣花物语”等资料呈现道长统治全盛时期，政治运作的方式。摄关政治的决策中心为称为阵定的合议会议，到了 11 世纪上半叶，摄关政治解决各种问题的努力开始见效。在此期间，引入公田官物率法，统一确定各令制国内税率、正式承认了大面积私领地存在，并实施一国平均役，即不论庄园、公领(政府可控制的田地)一律的征税，[7]以作为特定大规模事业的财源，并演变成为中世的段钱，据此，王朝国家制度开始转向了中世国家的形式。
11世纪后期，负名将土地寄于权门名下，躲避国司控制的寄进式庄园已相当普遍，公领内部也形成郡・郷・保・条等基层组织，由负名担任郡司、乡司等。至此庄园或公领成为特定的开发领主之私有地，领主掌握支配权，其上为握有收税权之朝廷、国司或权门，称为领家，其下则为庄园的现地管理者庄官，许多失去中央官职的低级武士贵族（军事贵族），在农村以武力为庄园领主或庄官解决纠纷，领主或庄官便与武士建立主从关系，也有领主或庄官成为武士。由于土地的权利分属复数、多层的人(阶层)。各主体握有的权˙利称为“职”，“职”形成重层的体系，被称为职的体系。以该体系为基础，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间形成庄园公领制。平安时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史与庄园公领制的形成有着极深的关系。
11世纪中期摄关政治已无力应对社会的变动，陷入机能不全的问题。1017年道长长子藤原赖通继任摄政，1021年，道长最小的女儿嬉子成为皇太子敦良亲王的东宫妃，但嬉子于1025年生下亲仁亲王后去世，道长也在1028年去世。1036年敦良亲王即位为后朱雀天皇(1036-1045年)，后朱雀天皇立祯子内亲王为皇后，祯子内亲王属于皇族，与赖通仅为甥舅关系，赖通与弟弟藤原教通，虽然将女儿嫁予天皇，但没有生下其他儿子。1045年后嬉子之子亲仁亲王继位为后冷泉天皇(1045-1068年)，赖通与教通之女儿依旧没有生下皇子。因此后冷泉死后，1068年其弟后三条天皇(1068-1073年)继位，后三条天皇生母为祯子内亲王，并立皇族后一条天皇第二皇女馨子内亲王为皇后，于是出现与藤原氏没有血缘与姻亲关系的天皇(母、妻的父系)。后朱雀天皇临终前，曾嘱咐当时的关白藤原赖通辅助即将成为下任东宫的后三条天皇，但赖通不从，还道“纵虽正统，自非藤原氏出，则不可得。”此傲慢之举与日后种种摄关家恃权而骄的行为，让后三条天皇决心削弱外戚势力。后三条天皇继位后，赖通托病不参与政事，实权重回天皇手中。
后三条天皇亲政后，颁布延久庄园整理令，透过庄园整理确分各地庄园与公领，建立庄园公领制，并借由整理庄园削弱藤原氏的经济基础，结束摄关政治。1073年后三条天皇退位予白河天皇(1073-1087年，1087-1129年行院政)，成立院厅，1086年白河天皇让位堀河天皇(1087-1107年)，施行院政，开始上皇作为事实上的君主统治的院政，院政时期被视为日本中世的开始。在院政时期，退位的上皇以皇室族长(治天之君)的身份，透过院厅组织统治国家，其经济来源为上皇的庄园与知行国。白河上皇拔擢中下层贵族为院厅近臣，以院宣指挥朝廷与地方国司，设置院独自的军事力量--北面武士，河内源氏与伊势平氏成为北面武士中的要角，被称为武家栋梁，成为院厅的军事基础。
到了12世纪，有力贵族获得特定令制国的租税收取权之知行国制度开始实施，知行国的前身为院宫分国制，即将特定令制国的租税收取权授予院、女院、中宫、斋宫、东宫…等皇族。但11到12世纪间，院宫分国扩大到有力贵族、寺社，藉以拢络权门，尤其是新兴的武家势力，成为知行国制度，知行国制度可以视为庄园公领制扩大，院厅借由分配各令制国的租税权，打压异己、拢络亲近院厅的权门，使经济的利益更加集中于权门势家。
1156年鸟羽上皇驾崩(1107-1123年，1129-1156年行院政)，其后发生继承纷争，最初鸟羽天皇依白河法皇之令，让位给长子崇德天皇(1123-1142年)，崇德天皇的生母为白河法皇的养女，但鸟羽天皇实际上不满白河法皇，白河法皇驾崩后，鸟羽上皇先后立被白河法皇疏远的藤原氏女眷藤原泰子与藤原得子为皇后，其后得子生下皇子，1142年鸟羽逼迫崇德让位给得子年仅2岁的儿子，是为近卫天皇(1142-1155年)，但近卫天皇于1155年早逝，随后鸟羽与关白藤原忠通扶植后白河天皇(1155-1158年，1158-1192年有间断地行院政)，隔年鸟羽驾崩，治天之君之位空缺，崇德若不能使其子重仁亲王登基，则无法成为上皇实行院政，因此导致1156年的保元之乱。保元之乱最终由后白河天皇胜出，后白河天皇于1158年退位给二条天皇(1158-1165年)，开始后白河院政。
保元之乱的过程中，冲突双方均借用武家势力，使武士势力大幅提升，其中平清盛与源义朝支持后白河天皇。然而乱后源义朝不满自己的封位比平清盛低，遂趁平氏家族离开平安京参拜神社之机，联合不满平清盛的院近臣藤原信赖拘禁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在外的平清盛闻讯，立刻赶回平安京击败源义朝，最后源义朝在逃至尾张时被手下杀死。源氏一族只余下义朝的儿子源赖朝流放伊豆。经此一事，平氏彻底专揽了朝政，开启平氏政权(1159-1185年)的时代。
平清盛的崛起依赖后白河上皇院政的支持，平氏政权在贵族社会中建立，但具有部分地区的地头及国守护人(守护的前身)之任命权，有最初的武家政权之性格。平治之乱后，平清盛和后白河上皇之间的关系还延续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同时他的官位也节节高升。当时二条天皇试图亲政，与后白河上皇之间发生冲突，朝廷的公卿亦分为支持二条天皇的亲政派和支持后白河上皇的院政派。1161年，宪仁亲王出生，二条天皇发现后白河上皇阴谋立宪仁为太子，将院政派的平时忠、平教盛、藤原成亲、藤原信隆等人罢官职，并废止了上皇的院政。1165年，二条天皇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六条天皇(1165-1168年)，不久驾崩。由于六条天皇生母地位不高导致政局不稳定，院政派势力再次抬头，原先支持二条天皇亲政的平清盛，在其正室平时子的异母妹妹平滋子与后白河上皇生下高仓天皇后，便期望高仓天皇能够继承皇位，逐渐向后白河上皇靠拢。在平清盛等人的支持下，后白河上皇趁机册立宪仁亲王为皇太子；并于次年摄政近卫基实去世之后将亲政派排挤出朝廷。1168年在后白河上皇的主导下，六条天皇禅位给了宪仁亲王，是为高仓天皇(1168-1180年)，后白河上皇重新掌权。
作为贵族政治的传统，平清盛则将女儿平德子嫁给高仓天皇作为皇后，使自己成为天皇的外戚。平德子产下的皇子成为日后的安德天皇(1180-1185年)。另一个女儿平盛子则嫁给摄关家藤原忠通的儿子藤原基实，并且以此为始，让许多子女和有权有势的公家贵族阶级联姻，巧妙地透过政治婚姻的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1180年清盛更迫使高仓天皇让位给平德子产下的皇子--安德天皇，清盛因而成为天皇外祖父，平氏政权达到颠峰，控制全国一半以上地方的地头及国守护人，[8]平氏一族独占朝中的重要官职；在全国各地拥有多达五百多座庄园，甚至因为推动宋日贸易而赚取暴利。
然而平氏的支配引起后白河法皇与朝中许多贵族不满，各地武士、豪族也不满平氏的贵族化。1177年发生了企图推翻平家势力的鹿谷阴谋事件，结果因为多田行纲的告密而被揭发，平清盛利用这个事件铲除，1179年清盛之女平盛子去世。后白河法皇未与平清盛商议就径自没收平盛子过世的丈夫藤原基实作为藤氏长者所遗下的所有庄园，由于平氏从盛子的庄园中得到经济利益，所以法皇此举等同削弱平氏的财源。接着被平清盛视为继承人并寄予厚望的嫡长子平重盛英年早逝，法皇却又一次未与平清盛商量即没收了平重盛原有的知行国。平清于无法忍受法皇无视自己的作为，同年11月14日，他亲率大军自福原（现在的神户）上京，隔天（15日）发动治承三年政变，将以藤原基房为首的反平氏亲贵，约三十九人全数罢官，并任命亲平氏的亲贵以取代。11月20日，清盛将后白河法皇被幽禁于鸟羽殿，宣告后白河院政再次中断。
然而此次事件却造成各地不满平氏的武士、豪族起兵，平氏的势力在历时5年的治承·寿永之乱之后，于1185年败与源赖朝为首的河内源氏。同年，源赖朝获得朝廷文治敕许，得以任命各令制国的守护与庄园、公领的地头，成熟的武家政权因而成形，自此日本进入了镰仓时代。
平安初期的中央文化受唐朝的强烈影响，桓武天皇以模仿中国皇帝的仪矩，塑造自身的崇高地位，包括仿效中国皇帝举行郊祀天地的仪式。在平安前期，唐风文化盛行，直到9世纪末废止遣唐使为止，唐风文化在日本始终作为主流文化，被称为弘仁・贞观文化，为日本文化史最后的唐风盛行时期。随着唐朝衰落，遣唐使派遣停止，将唐风文化与日本元素融合的国风文化继之而起。
佛教在奈良时代便已遍及日本，但桓武天皇有鉴于奈良时代佛教涉入政务过深，导致道镜事件，迁都平安京以远离佛教势力。桓武时期过去日本未见的中国佛教教派，天台宗与真言宗由最澄、空海两人传入日本，此后日本佛教的方向转变，形成平安佛教，平安佛教的特征为远离政治时事的山岳隐居修行(山岳佛教)，平安时代初期天皇支持这样的倾向，平安时代佛教极盛，也使日本本土神道教信仰和佛教折衷的神佛习合现象持续发生。
平安中期地方治安动荡，使人民对现世失望，佛教的末法思想浸透于民众之间，形成追求往生极乐净土的净土思想。日本净土信仰最初依附于天台、真言二宗。847年圆仁从唐朝求法归来。在唐期间，他曾于五台山修习盛行于唐的法照“五会念佛”（在日本亦称为引声念佛），851年，圆仁首次在比睿山将五台山念佛三昧之法导入先前最澄传入的常行三昧，并传诸弟子，构造了天台净土宗的思想、理论体系。平安时代末期僧人法然原系天台宗僧人，发现“信愿念佛”法门，创立日本净土宗，这使得净土信仰在日本摆脱了“寓宗”的形式，正式以独立的姿态与佛教各派并列。法然开宗创教，偏依中国初唐善导大师，因此尊奉其为净土宗高祖。和中国净土宗不同的是，日本净土宗严格地排除净土思想以外的任何佛教思想， 即便是法然出身的天台宗思想也不例外。
弘仁・贞观文化时期，唐风文化强势，嵯峨天皇至清和天皇时期，编纂汉文诗集--凌云集。国风文化兴起之后，伴随由万叶假名演变而来的，将表音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简化之平假名[9]与片假名出现，日语的表记更加容易，使和歌成为与汉诗文并列的重要文学型态，905年完成最早的官方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标志和歌地位的提升。假名文学除了和歌之外，还包括物语、日记、随笔，10世纪的摄关政治以藤原氏女眷与天皇婚姻为基础，使女性文学被重视，著名作品包括《枕草子》、《源氏物语》、《竹取物语》、《荣花物语》，内容主要为贵族生活的日记，恋爱故事的女姓贵族文学兴盛，不过假名文学主要由女性创作，男性仍以汉文创作居多。朝廷公文仍采用汉字，只是夹杂着假名标示词性、发音、念读顺序。这种汉文训读体的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平安后期随着武士崛起，历史物语、军记物语蓬勃发展，并延续至镰仓时期，代表作品包括《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并有《今昔物语集》的编成，物语、日记不但是重要文学作品，也是平安时代日本史的重要史料。
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描写平安时代人物“光源氏”，对于平安时代贵族的男女情事，服装器物，日常生活等等有深刻的描述，代表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
平安前期，赴唐留学的空海（弘法大师）与最澄（传道大师）从中国返国，带回许多密教画与白描的图像，而日本国内也开始有了许多密教的绘画与雕刻。“高雄曼荼罗”与“竜猛．竜智图”是日本密教绘画最早期的例子。密教造像的特点是多面多壁与愤怒像。到9世纪后半，有使用朱色，群青与黄色等丰富色彩的“传真言院曼荼罗”具唐末的特色。佛像雕刻方面盛行一木造与木心干漆造，衣纹线较前代自然，并且较有体积感。重要的文物有：金刚界胎藏界曼荼罗，僧形八幡神，药师如来像，如意轮观音像...等。
平安后期时，财富与权力集中于贵族（藤原氏），因此美术发展成倾向迎合贵族的喜好。此时盛行唐绘与纪录日本风俗的大和绘，绘画以中国诗为动机的“山水屏风”可见情感丰富描绘细腻的春景。此时人们开始相信末法之世，追求极乐净土，祈愿阿弥陀的救济，于是贵族开始造寺造佛与华丽的经卷，开启了净土教美术，平等院则是藤原赖通将别庄改建成寺庙，为和样建筑，里面的凤凰堂安置了一尊阿弥陀如来像，是以佛师．定朝发明的多木造制成，平安后期开始了和样（典型日本），白河院的院政政治促使和样化的成熟，纤细化，最后此时期开始有了物语绘卷，最著名的是源氏物语绘卷，以“吹拔屋台”与“引木钩鼻”的手法绘制，还有以民间传说的教训为题材的信贵山缘起绘…等。作品的部分，若是一木造的作品，较无平安前期的体积感，怒脸也相较前期和蔼许多，温和，细腻是此时期的特点，佛像相较前期也较无起伏并且具有强烈的左右对称，工艺更加精细。重要的文物有：山水屏风，平等院凤凰堂阿弥陀如来像，久能四经，平家纳经，源氏物语绘卷，饿鬼草纸，地狱草纸…等。
建筑：寝殿造
平安时代的中日关系，前期以官方的遣唐使主，平安时代的遣唐使共派遣两次，分别在804年（唐贞元20年、日本延历23年）和838年（唐开成3年、日本承和5年）。804年桓武天皇以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为副使入唐，留学生橘逸势、学僧空海、最澄从之。到唐福州长溪县，州县吏疑其无符印责之。葛野麻吕赠书福州，云：“…竹符铜契，本备奸诈；世淳人质，文契何用。是故我国淳朴已降，常事好邻，所献信物，不用印书，所遣使人，无有奸伪…”，十一月，至长安城，谒唐主。隔年秋，葛野麻吕与最澄俱归，上奏唐朝局势曰：“…唐国内迫节度使，外畏吐蕃，京师骚扰，无暂休息。…”。[10]
834年，仁明天皇以参议左大辨藤原常嗣为大使，弹正少弼小野篁为副使。836年常嗣等出发，遭风而还，修船舶。837年，遣唐第一舶赐号太平良，授从五位下。838年夏，常嗣乘第一舶往唐。副使小野篁称病不往。839年秋，常嗣归，此为最后一次遣唐使出使。894年五月，黄巢之乱后，唐温州刺史朱褒，遣人传信日本，日本误为唐使，拟派菅原道真等回使，然道真以大唐凋弊为由，谏停遣唐使，经公卿、博士议论后，遂于隔年，罢遣使之计划。五代时，割据浙江之吴越其国主钱弘俶好佛，与藤原实赖有私人往来。[11]
另外唐朝亦有渡海至日本之商人，从事唐日贸易，事可见于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如：819年（弘仁十年），唐越湘人周光朝、言升则等乘新罗船来；849年（嘉祥二年），唐商舶至大宰府；866年（贞观八年），唐商张言等四十一人至大宰府；874年，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至大宰府；876年，杨清等三十一人至荒津；877年（元庆元年），唐商崔铎等六十三人至筑前。[10]可见至唐末唐日之贸易已有一定规模。
遣唐使使停止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减少，但民间商贸往来却越来越频繁，宋日贸易延续唐日贸易的基础，宋朝成立后不久为振兴贸易在各地设置市舶司，与高丽、日本、南洋和南亚等发展贸易。日本则从唐代开始就在大宰府监督下进行贸易，只允许僧人与商人出航，在筑紫（今福冈）设鸿胪馆，负责处理商人的接待、交易，当时宋商多行至博多与越前敦贺作交易。日本方面亦有前往宋朝（始于北宋）的商人、僧侣。中国方面主要据点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当时日本输入宋钱、陶瓷器、绢织物、书籍、文具、药品、绘画等美术品、香料。日本输出铜、金、银、硫黄等矿物、木材、日本刀、漆器等工芸品。日本输的宋钱，促进日本社会的货币利用，佛教经籍的输入影响镰仓佛教的发展。不过宋钱（宋铸造的铜钱）的大量流入也导致通货膨胀，引发日本社会的不安定。而大量铜钱外流也使宋朝宣布禁止铜钱输出。
平清盛的父亲，越前守平忠盛得到肥前国神崎庄的领地，掌握宋日间两个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将外来的货品进献给上皇，获得近臣的地位。平氏政权成立后，平氏输出其控制下的伊势出产的水银。1158年，平清盛在博多筑建人工港，大力发展贸易，并驱逐寺院与神社等势力，掌握了濑户内海的航路。1173年，更扩建福原的外港大轮田泊（即今神户港）。
1077年（宋熙宁10年、日本承历元年），日本附宋商孙忠，赠宋主六丈绢二百疋、水银五千两。隔年，宋商孙吉持牒至大宰府。牒曰：“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1080年，孙忠献织物，由于宋国履献信物，廷议以为宋国通聘久绝，而比年累至，情伪不可，然《宋史‧日本传》未记载宋朝皇帝献礼日本，日本史料亦未见日本朝贡宋朝。[12][13]可见所谓宋朝牒文或地方政府所发，或商人伪造，双方均将商人所带商品，误为供品、献礼。
1170年（宋乾道6年，日本嘉应2年），有南宋商人至平清盛福原庄，后白河法皇临览焉。时人讥之，谓：“延喜以来，未曾有此事也。”，1172年（宋乾道8年，日本承安2年），宋国奉书并信物，廷议以谓书辞无礼，宜拒绝之。后白河法皇不听。隔年，赠书及染革三十张、沙金一百两给予宋朝，打开宋日“公式”贸易，即南宋明州地方长官，与日本平氏政权的贸易往来，这是一项煞费苦心的特殊措施，但符合两国的政治需求。
在奈良时代，8世纪中期以后新罗不愿再以朝贡的形式与日本往来，日本却一直视新罗为蕃国、朝贡国，[14]导致两国外交冲突。752年，发生日本遣唐使大伴古麻吕与新罗使者争夺席次的事件。同年日本遣新罗使到达新罗后，被认为傲慢无礼，未得见王（景德王）而归（三国史记）。[15]759年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联合渤海国，准备了军船394艘和四万零七百人的军队，准备远征新罗，[16]但此计划因其与孝谦天皇不和及渤海方面情况有变等原因而流产。[17][18]。此后8世纪中后期，朝鲜半岛呈现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立局势，日本与新罗亦关系紧张，799年桓武天皇下令废止遣新罗使。[19]不过此后为探问遣唐使的消息，日本曾数次向新罗送出使者，但并非正式出使。
803年(延历22年)作为遣唐使的先遣，派遣斋部滨成出使新罗，此事可见于卜部兼直为滨成之子广成所著《古语拾遗》所写之识语[20]，另外三国史记记载：“(哀庄王四年，803年，秋七月)与日本国，交聘结好。”、“(哀庄王五年)夏五月，日本国遣使，进黄金三百两。”、“(哀庄王)七年，春三月，日本国使至”，“九年，春二月，日本国使至，王厚礼待之。”[21]，不过日本方面仅记载，日本于804年遣使新罗，探访失踪之遣唐使船之事[22]。其余者一般均认为是大宰府或国司的官吏为经营贸易，冒称“日本 使”至新罗。而新罗为满足自身的大国意识，虽知其非正式使节，但仍以使节之礼迎之。[14]
836年(承和3年)，藤原常嗣将出使唐朝。日本依循旧例，遣武藏国国司纪三津出使新罗，牒曰：
今遣使修聘巨唐。海晏当时，虽知利涉，风涛或变，犹虑非常。脱有使船漂著彼境，则扶之送过，不俾滞遏。
——德川光圀，大日本史 卷之二百卅三 列传第一百六十 诸蕃二
即“日本将遣使大唐，如今海上平静，虽知使船应能顺利抵达，但风浪恐变，非常之事仍甚忧虑，假若有使传至你们境内，请协助送至大唐，不要阻遏。”但三津畏怯失职，至新罗言：“通好修聘。”新罗疑与官牒意旨不符，再三诘问，三津不能分疏。新罗遂牒日本曰：
“纪三津诈称朝聘，...三津状称：‘奉承王命，专来通好。’及开函览牒，但云：‘修聘巨唐，脱有使船漂著彼境，则扶之送过，无俾滞遏。’者。主司再发专使诘问，口与牒虚实莫辨。...岛屿之人，东西窥利，偷学宫印，假公牒，...，逞货泉之游。...。所司再三请以政刑章用，但奸类，主司务存大体，舍过责功，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国宽弘之理，...，给过海程粮，放还本国请处分。”
——藤原良房、藤原良相、伴善男 ，续日本后纪 卷第五
即称三津为伪使，假借通使之名，为为商贸攫取利益但，新罗乃大国，愿宽恕小人之罪。由于日本一直以来视新罗为蕃国、朝贡国[23]，但新罗不认为自己是像日本朝贡。[14]对于新罗自称“大国”，称日使为“小人”，日本极为不满，自此不再遣使新罗。841年(承和六年)，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遣使献方物。843年，日本以张保皋为外藩之臣，私贡方物，不合旧规，应尽早使其返国。此后日本与新罗官方不再有所往来。922年(延喜22年)，后百济的甄萱，遣使到对马，日本又以之为私贡方物，拒绝与之往来。[24]929年(延长七年)，甄萱遣使再至日本，日本仍未与往来。[25]
除了官方往来之外，日本与新罗亦有民间商业往来，另外由于平安时期新罗处于国内动荡不安之下代(780-935年)，因此许多新罗人渡海至日本躲避动乱。842年，太宰府以“新罗朝贡”有窥伺国情之意，且新罗动乱恐连即日本，奏请凡新罗人来，勿令入境。但日本中央以“德泽洎远，外藩归化，专禁入境，事似不仁。”为由，决定不禁商贾往来与归化者，允许商人前来贸易，但应尽速使之归国。[26]不过新罗动荡之下，亦有入海为寇者，其中骚扰日本沿海者，即为韩寇，日本称为“新罗の入寇”，其记载常见于日本史书，虽然日本与新罗均动员，清扫海寇，但均未能剿灭，归化日本的新罗人，在日本发生动乱之事件亦曾发生。不过朝鲜半岛的史料却没有韩寇之记载，反而有日本倭寇(不是13-16世纪的倭寇)骚扰新罗之纪录。
918年高丽太祖王建建立高丽，935年高丽太祖统一朝鲜半岛，937年(承平七年)高丽便遣使欲与日本往来，但日本仍视高丽为蕃国，不愿与高丽平等往来。两国最重要之冲突仍为对马海峡的海盗问题。997年(长德3年)，发生高丽人袭击九州岛，范围从对马岛直到萨摩、大隅，海盗烧掠民家、财物，以及约300名百姓，由于受害范围极大，被认为有奄美群岛的原住民参与其中，日本史称此事件为“长徳の入寇”。1019年(宽仁三年)发生另一起海盗事件，即刀伊入寇，1019年女真族海盗入侵日本对马岛、壹岐岛和北九州地区的事件，被日本俘虏的成员有高丽人，日本人怀疑他们是女真海盗的同伙。7月7日，赴高丽的对马判官代长岭诸近归国后，才被消除了嫌疑。之后，高丽水军在元山海域一带击败了女真海盗，救出了被俘的270名日本人，以郑子良为“虏人送使”，将这些人送还日本[27]。日本与高丽往来主要是民间商业来往，外交往来透过对马国或大宰府，商业贸易也由大宰府管理，日本中央不直接与外国接触。
渤海国是公元698年到926年间以靺鞨族人的粟末部人为主体民族的君主制、多民族政权，其日本外交关系亲密，文化、贸易交流频繁，日本为了联合渤海国对抗新罗，并视渤海国为日本藩国，727年（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团，759年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联合渤海国，准备远征新罗，但此计划因其与孝谦天皇不和及渤海方面情况有变等原因而流产。8世纪中期以后，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好转，因而渤海国对日关系开始转向以贸易为主，但外交往来仍一直持续到926年渤海国被辽国所灭为止。期间渤海国34次派使团到日本。日本也曾13次派使团到靺鞨。
虾夷在日本历史上是一变动概念，泛指日本律令可行以外地区中，位于东北方面的民族，因此随着日本可以控制的范围扩大，虾夷所指范围也逐渐向东北地方、北海道后退，平安时代虾夷指陆奥国与出羽国两地。虾夷征讨是平安时代重要的外交政策，在桓武天皇之父，光仁天皇774年(宝龟5年)时正式开始，直到嵯峨天皇811年(弘仁2年)，长达38年，称为“三十八年战争”，期间坂上田村麻吕因征讨虾夷被桓武天皇任命为首任征夷大将军。所谓虾夷征讨包含武力征服，与懐柔、同化政策，在弘仁2年以后，虾夷政策转向怀柔、同化为主，透过虾夷内迁，与和人移民，使两民族融合，虽然宣称平等对待虾夷人，但也是对虾夷人的民族与文化抹除，虾夷人因歧视而反抗的事件也屡有所闻。虾夷人动乱增加之后，朝廷委托陆奥豪族协助维持治安，使陆奥豪族崛起，最重要者为12世纪时的奥州藤原氏。
隼人是古代日本南九州地区的原住民，“隼人”一词最早出现于平安时代，在之前的史料中没有记载。而同为九州地区原住民的熊袭，在《日本书纪》的日本武尊相关故事中曾多次出现，但到了平安时代就消失了。因此有人认为隼人是平安时代对九州熊袭原住民的称呼。奈良时代时日本势力便进入南九州，此后“隼人”成为律令制下的一个基本的官职名称，属于兵部省的隼人司，执掌管理隼人。另外因为隼人剽悍尚武，因此在日本文化中，隼人成为了“剽悍尚武的武士”的代名词。
琉球群岛在日本史书中首次记载，出现于飞鸟时代，‘日本书纪’在657年（齐明天皇3年）称奄美群岛为“海见嶋”。在奈良时代，日本便与琉球群岛有商贸往来，平安时代仍持续进行，主要交易物品为夜光蝾螺的贝壳，以作为螺钿装饰的原料，与琉球群岛的贸易往来被称为“贝の道”。10世纪左右，九州太宰府加强了对奄美群岛的贡品要求，导致奄美群岛的原住民报复性劫掠九州西南沿海，隔年太宰府发兵攻打“贵驾岛”，即今日喜界岛。在10世纪以后九州博多成为日本与中国、朝鲜、琉球群岛贸易的重要据点，太宰府掌控、管理对外贸易，琉球群岛也因为国际贸易兴盛，社会发展进入御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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