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原名叶崇智,字公超,后以字行,祖籍浙江余姚,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中国学者暨外交家,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1949年-1958年)、驻美大使(1958年-1961年)、新埔工业专科学校(现圣约翰科技大学前身)代理董事长、总统府资政。
叶公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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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字 | 公超 |
别名 | George K.C. Yeh |
出生 | 叶崇智 1904年10月20日 ![]() |
逝世 | 1981年11月20日![]() | (77岁)
籍贯 | 广东省番禺县 |
国籍 | ![]() ![]() |
政党 | ![]() |
配偶 | 妻 袁永熹 |
儿女 | 女 叶彤 子 叶炜 |
亲属 | 祖 叶衍兰 父 叶道绳 叔 叶恭绰 兄 叶崇勋 妹 叶崇德 叶崇缇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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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余幼失怙恃,人闻者恒怜吾,而言吾命之薄,缘之悭,而余则否焉。盖人之成伟大者,非安逸慎然而成之也,非恃他势而成之也。是必出于万难之中,而拔于怆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后有此成之也。
——《自振》,写于天津南开中学
祖籍浙江余姚(今宁波余姚市),自五世祖自余姚移居岭南[1][2]。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1913年离世;叶遂赴北京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1]:18 [3]。
少即工诗能画,为汤定之入室弟子[4]:1879,七岁入南洋模范小学。1912年至英国读书,两年后转赴美国,一年后回到中国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再赴美国,先后就读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学院及缅因州卑斯学院,最后于马萨诸塞州安默斯特学院攻读,跟随罗伯特·佛洛斯特研习诗词,在其指导下出版一卷英文诗集。毕业后赴英,在剑桥大学玛格达连学院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21-24[3]。
1926年回国,于是年秋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并先后任教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清华及西南联大[1]:28,有“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的美誉,英语之好,梁实秋亦赞“英文造诣特深,说写都很出色”[5]。在英国,他与诗人T·S·艾略特亦师亦友,交往甚密,是第一个将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6][7]。在清华时与学生沟通中,他和钱锺书的关系特别密切交错, 钱锺书于1934年在叶氏的同事温源宁的名义下为叶公超写了一短篇人物志[8]。卞之琳表示过,“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9]。1931年6月,叶公超在清华教书时,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结婚,育有儿女一双。叶公超素以脾气大闻名[10],吴宓来叶家用餐,因为菜的味道不合适,见他对袁永熹发脾气。前政务次长胡庆育说叶公超的脾气“阴晴不定”,“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11]
1930年代末抗战时期,因毛公鼎事件遭日军拘捕拷问39天,脱险后弃学从政,在董显光先生的推介下转入外交界,先后任职于国民政府驻新加坡、英国大使馆[3]。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但很快于1939年离任。
1947年4月9日,外交部参事叶公超在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赞成美国政府主张提前拆迁日本国内可充赔偿物资之一部分;此次中国所得日本之提前赔偿百分比,当然不得影响将来中国于总清算时提出之要求[12]:8331。5月1日,外交部就3月8日、4月5日法军两次轰炸中国在越华侨集中处一事,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次日,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赴法国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12]:8346。8月28日,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大连暂不开放,该港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依法不得单独使用之,外轮亦不能利用此港从事中国沿海贸易[12]:8402。1948年1月1日,外交部次长、特使叶公超抵达仰光,代表中国庆贺缅甸独立[12]:8479。7月4日,外交次长叶公超发表谈话,希望早日达成对日和约[12]:8634。
1949年,奉代总统李宗仁之命继胡适(未到任)担任外交部长。4月29日,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找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要求将以下事实报告华府:
“南京撤退”是因为4月19日国军江阴要塞和狄港指挥官投向中国共产党,使南京无法防守,政府已决心撤退,现正有秩序撤退中;傅秉常仍未接受外交部部长之任命,在军事未取得任何胜利之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受任命[13]:134-135。
叶公超参与1952年《中日和约》与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954年9月,蒋介石以叶公超为出席联合国第九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蒋廷黻等4人为全权代表。12月3日在华府,代表中华民国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4]:78。1958年8月,继董显光担任驻美大使,表现深受艾森豪、丘吉尔、肯尼迪等西方冷战领袖的肯定。
后因与蒋介石在外蒙古入联问题上持不同策略[注 1],于1961年奉急召返国,旋被免职[16]:130[17]:205:叶公超先遭“留在总统身边以备顾问”为由不得返任。当年11月改聘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从此遭到长期监视,并被禁止出国长达16年[3][16]:130。据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彭明敏的回忆,由于蒋介石在世界面前丢了脸,因此要有人为此做代罪羔羊。然而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黼逃过此劫,而是叶公超成为蒋介石不悦的对象。彭明敏认为这与国民党的宫廷斗争有关:外交部长沈昌焕与叶公超不合,在此事插了一脚。最后蒋介石召叶公超回台,听了叶的解释后,就对他简单的说:“留在台北,不用再去美国了。”[18]:110叶公超虽丢了大使职位,虽因他是陈诚的人马而留在内阁。但因国民党将叶公超视为开明派人物,从此受到国民党监视,派特务跟踪他。[18]:110至此,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也越发冷淡了。[18]:110
李敖曾回忆,他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家里,叶公超曾对他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19]:128并认为叶公超的垮台原因并非外界传闻的因外蒙入联合国、或是因据实传达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威胁蒋中正之言的原因,而是因为叶公超私人谈话中有了“对元首不敬畏的语气”,而遭沈昌焕向蒋中正告密。[19]:130-132
1970年任新埔工业专科学校(现圣约翰科技大学前身)代理董事长。 1978年5月后转任总统府资政闲职。离开仕途后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称自己是“悲剧的一生”[10],梁实秋亦形容其晚年“情况相当落寞”[5]。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夫人没有赶回告别,仅俞大维一人在身边[20]。老友张大千闻之甚悲,亲书《挽叶公超先生联》[21]:507。挚友陈香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红粉知己》中评价叶“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
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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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 胡适:“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的更好,大概是年轻时出去的缘故。”“就是在外国一班大政治家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他在我们一班人之中,他说的最好。”[22]
- 费正清:“He was a Chinese renaissance man who embraced both cultures... George was a calligrapher of note and an expert on Chinese painting. Yet he had got a Western education too... He had been through the London blitz and the fall of Singapore and knew many power holders around the world.”(他学贯中西,是一位通才[23][24]。他是书法名家,亦通国画艺术;又曾在西方接受教育,亲历伦敦空袭,目睹新加坡沦陷,幷与多位世界政要相识。)[25]:387
- 柳无忌:“谈到文学与书画,他的兴趣是广博的。”[26]
- 陶希圣:“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27]
- 陈香梅:“他学剑学书都有所成,因此有时不免恃才傲物,有时树大招风,难免招人之忌,但他琴棋书画,能武能文,真是一代奇人。”[28]:147
- 梁实秋:“郑洪年先生曾讥诮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先生尝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公超虽不以为忤,但是我冷眼观察,他却受了刺激,于英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5]
- 季羡林:“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聪明,英文非常好。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他的原话)。”……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笔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如果再加上一位的话,那就是郑振铎先生。”[29]
- 陈子善:“叶公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虽然不多,但几乎篇篇精彩,他的名字是应该与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等评论大家排列在一起的。”[30]
- 夏志清:“叶公超读书极多,对二、三〇年代的英美前卫作家和主流文学都非常熟悉,不说半句外行话。”[31]
- 杨联陞:“1959年,叶师已由台湾派驻美国,5月15日为纪念五四运动,由哈佛燕京学社同东亚研究中心联名邀请叶师来讲“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会上挤满了人,由哈燕社代社长白思达与东亚研究中心的老板费正清分别致词介绍。叶师坐下来讲,手无片纸而话如行云流水,由清末讲到左翼作家联盟,讲故事甚多,极有风趣。讲完略有讨论。大家都很欣赏,连以《五四运动》一书起家的周策纵兄都表示钦佩。”[32]:92
- 许渊冲:“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33]:45-46“他(陈福田)喜爱的英国小说,是描写平常人平常生活的《傲慢与偏见》,美国小说是描写穷苦农民的《愤怒的葡萄》,中国小说则是林语堂刚出版的《京华烟云》(正相反,叶公超却不把这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幽默大师看在眼里,说他的文章远不如兰姆的《烧猪论》幽默有味。)”[34]:71
- 叶文心:“George Yeh was exquisitely educa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He was also well versed in its artistic tradition as a result of family exposure.Yet George wore Western-style suits and finished college as an English major. His friends in Beijing in the 1930s, like himself, were British-style gentlemen and American-inspired liberals.”(叶公超受过系统式的中国古典教育,也耳濡目染书香世家的艺文传统,同时他著西装,且大学主修英文。他在1930年代的北京朋友们也如他一般,都是受美国自由主义精神指引且带有英伦风范的绅士。)[35]:180
- 叶炜:“1978年冬,父亲来探看我初生的女儿的时候,连续三天从早上到黄昏,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详述叶家书画收藏当中年份较早的部分。当时他已经25年没有碰过这些书画了,而他手头上有的只是一份作品题目或书画家名的清单。凭记忆,父亲背诵字画上的题辞,讲述每一幅作品的状态、书法风格、书法家轶事、其收藏过程和失而复得的故事。父亲的忆述不仅把艺术藏品的资料传授给我;而且借着孙女的出生,透过祖辈的收藏和创作者的精美书画及其历代的诗文翰墨,通过墨彩和诗韵,把沉浸在对艺术品欣赏的遐思,化作家族世代追求至美的精神,传给下一代。”[3]
- 柳无忌:“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纵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让敎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26]
- 赵萝蕤:“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36]
- 王辛笛:“回顾30年代之初,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我系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上过他教的“英美现代诗”课程,听他侃侃而谈,酣畅淋漓,恰是一种享受,同学们听得入神,都忘记下课铃响了。他天分聪颖过人,兼以学贯中西,因之平时对学生也要求很严,往往出之以机智的讥讽口吻,使人手足无措;更有些人对他的绅士风度和名士派头也有不同看法。”[7]:230
- 温梓川:“他在暨南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他上课时讲的英文,真叫人听出耳油,不情愿下课,他那时不过廿五六岁,头髪梳得服贴,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些也不像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大概在英国住久了的缘故。他说话坦率极有风趣。”[37]:22
- 杨联陞:“叶师对大一英文特重理解,此外坚持我们用英文注解的字典,看有人在桌上摆着不大的一本英汉字典,说这种小字典,要扔到窗外去。”[32]:92
- 赵捷民:“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无用,烧了,要查《牛津大字典》。””[38]:156
- 季羡林:“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29]
- 温梓川:“公超先生好打桥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则上课照例不讲书,只叫同学口试,或听同学读一章节。他最注重发音,如果发音有误,必照例须挨骂。他动辄以英国语音学家坦尼尔琼斯教授的字典为标准,所谓英格兰有教养者的发音。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词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那被骂的女同学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泪不可抑者。”[37]:27
- 许渊冲:“叶先生讲课时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采。……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二月八日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轮到我念了,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对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八十分;我考第二,只得七十九分。”[33]:45-46
- 杨振宁:“But Professor Yeh's course was a disaster: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students and was not above practising one-upmanship on us. I do not remember learning anything from him.”(不过叶教授的英文课是场灾难:他对学生不感兴趣,并未对我们进行更深的训练。我不记得曾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39]:21)[40]
- 费正清:“In Taiwan, however, the stultifying personality of CKS still held sway. Our old friend from Peking George Yeh (Yeh Kung-ch'ao), one-time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sing Hua, had risen by sheer talent to be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for a decade and then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But now, having refused to follow the Old Man's diplomatic ideas, George was tethered in Taipei as a cabinet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然而个性拘泥的蒋中正仍在台湾握有实际主导地位。我们在北京时的老朋友叶公超原先是清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凭借自身才能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任职近十年,接着又任驻华盛顿大使。但现在,由于他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被困在台北,担任内阁的“不管部部长”。)[25]:387
- 费正清:“Our chief pleasure in Taipei was to see ex-Foreign Minister George Yeh again, still the same strong individual, still frozen in position as a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island-bound yet asked to handle the budget. Secret police trailed him when he was out but Chiang Ching-kuo came to see him when he was hospitalized — a curious stultification of top-level talent.”(在台北最让我们愉快的是再次见到前任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位坚毅的人,也继续被以有名无实的“部长”职位冷冻,困于孤岛却被要求处理财务预算。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真是对天才最为稀奇古怪的愚弄。)[41]:441
- 王辛笛:“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叶公超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7]:231
- 黄富雄:“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与台湾有关的中国现代史上,他们两位一文一武,都曾经差一点改变了台湾的命运。他们两位有些共同特点:一、他们都是中国人当中真正世界级的人物。二、他们都曾被当道重用,而最终却“不敢用”。”[11]
- 衣复恩:“今在外交圈中已不多见如叶氏之人才矣。”[42]:304-306
- 白先勇:“父亲笑猎友叶公超是“理论狩猎者”,谈起打猎头头是道,但经常空手而归。父亲与外交部长叶公超私交甚笃,父亲赏识叶公超的外交天才、学识气度,叶公超大概对父亲的彪炳战功及军事才能亦是敬重的,彼此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两人的人格都有一种守正不阿的特色。”[16]:130
- 蒋经国:“《传记文学》刊载李朴生一文竟以叶公超比之屈原,可谓不伦不类。”[43]
- 赵萝蕤:“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莱,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香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裤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丝毫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36]
- 杨联陞:“叶师那时好像家在北院,我曾晋谒不止一次,大抵在夜间。谈话山南海北,随兴所至。有时谈到生活态度,先生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先生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受了西人虽富贵而有些事也必躬亲的影响。……最后一次与叶师见面,是1968年我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在师友赐宴的席上会见,先生告诉我“你是主客,应该在两席上轮流坐坐,跟大家谈谈,表示谢意”,这是先生对我最后的教诲,在国外流浪多年,筵席时有失礼之处,先生肯直言指教,今日思之泪下。”[32]:92
- 于衡:“叶公超博士,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懐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44]
- 符兆祥:“叶公超为人爽直,有时,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堪,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11]
- 许渊冲:“我出国前去看他,他还像在联大时一样,劈面就是:“你要出国镀金去了。”教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33]:49
- 许渊冲:“《钱锺书传稿》[注 2]中说:“叶公超太懒”,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33]:49-50
- 梁实秋:“公超自承近于大男人沙文主义者,特别喜欢meek(柔顺)的女子。”[45]
- 陈香梅:“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是个爽快的性情中人,虽不太流露怜香惜玉之情,但他对于女才人也曾提拔过不少。”[28]
- 许渊冲:“叶公超说离婚不是道德问题,这是从西方的观点来说的。……叶公超说的话暴露了他自己的思想,他把婚姻看成义务,这是现实主义的爱情观。”[46]:277
- 张学良:“你(唐德刚)说叶公超好色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晓得叶公超这段儿。”[47]: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