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年—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谥忠肃，明朝大臣，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傅。
此条目页的主题是明朝大臣。关于同名相声演员，请见“于谦 (相声演员)”。
于谦由永乐辛丑进士出身，因参与平定朱高煦之乱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巡抚山西、河南等地。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释放后起为兵部侍郎。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继任兵部尚书，指挥明军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明景帝时，于谦加少保、太子太傅。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并成功复辟后，于谦被下狱，抄家弃市。成化年间获得平反。现北京、杭州西湖旁均有纪念于谦的祠堂、故居。
生平
《明史》记载，于谦七岁时，有位僧人以其不凡，称之为“他日救时宰相”。永乐十八（1420年）于谦中庚子科举人[1]，十九年（1421年）联捷辛丑科进士。宣德初年，授职监察御史。在与明宣宗上奏对答时，言谈博雅流畅，宣宗为之倾听。顾佐担任都御史时，对属僚往往非常严厉，却惟独尊让于谦，认为他的才华胜过自己。朱高煦谋反时，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谦口头列数朱高煦罪状。于谦严词正气严切，厉声威严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发抖，称罪该万死。宣宗对此十分满意。大军班师后，于谦得赏与各位大臣相同[2][3]。
于谦随后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获得昭雪鸣冤的囚犯达数百人。于谦并上书奏报在陕西各处欺压百姓的各级低级文武官吏，宣宗并命派御史逮捕。因此皇帝知道于谦能够托付大任，正值当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抚，于是宣宗亲自写上于谦名字交予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4]。于谦抵达官所后，就轻装骑马全面视察其管辖的各地，寻访父老乡亲，巡查各需需要重建与革除之处，并据实上疏奏请。稍有水旱灾害，他就上报请救，一年中多达数次[5]。
于谦莅任后，体察民情，勤于建言。正统六年（1440年），他上疏称：
| “ | 现在河南、山西积蓄的谷物各有几百万。请求在每年的三月，命各府州县上报缺少粮食的贫穷家庭，按一定份额支取供给。先用菽秫，再用黍麦，然后用稻谷。等地秋收后再偿还给官府，而免除那些多病和贫困不能偿还的人。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预备粮没有备足的，不许他离任。此外仍命御史按时稽查。[6] | ” |
英宗诏令施行其建议。当时，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不时有决口出现。于谦命令加厚修筑堤坝，按里程设立亭，每亭设立亭长，负责督促修筑维护，并命令种树凿井，以方便旅人。当时大同孤零零地隔离于塞外，负责按察山西的官员无法按时抵达，于谦遂上疏另外设立御史管理，始为大同巡抚建制。此外，他还建议全部强取边疆官员私自开垦的田地为官屯，用其资助边防用度。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处传播，太行一带的盗贼都纷纷避开藏匿。于谦任职九年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禄。[7][8]
英宗初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谦。于谦所奏请的内容，上午呈报下午就获批复许可，此均为三杨所主持。而于谦每次到京师议事，均是空着口袋，各权贵因无法索贿而心生怨恨。三杨陆续去世后，太监王振开始干政，恰逢有姓名与于谦相似的御史曾得罪过王振。于谦入朝时，举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迎合王振意图，于是弹劾于谦因长期不升迁而怨恨，擅自举荐他人代替自己。奏折下交到三司审查，于谦被判处死罪，关在狱中三月。不久，王振自知失误，于谦因此得以释放，贬官为大理寺少卿[9][10]。
于谦被贬期间，山东、河南的官员百姓数千人均上疏请求留用，而身在两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晋王朱锺铉也附同此议，英宗于是又命于谦再任巡抚。当时，山东、陕西因受灾，流亡至河南的饥民就有二十多万，于谦请求调发河南府、怀庆府所积蓄的粟米赈灾，并上奏请求命时任布政使的年富采取安民之策，给予土地供给耕牛、谷种，并派里长监督检查。于谦在地方任职前后十九年，每逢父母丧事，都在回家治丧后随即被起用再任[11]。
《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吃紧，于谦被召入京师，担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蒙古也先率军大举进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亲征。明朝兵部尚书邝埜与于谦均极力劝阻，英宗不听。邝埜只能跟随英宗亲征处理军务，而留下于谦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军大败并主力丧尽[12]。在得知英宗被俘后，京师震惊，百官不知所措。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攻防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称其观星象有变，应当向南迁都避敌。于谦听后，高声厉喝道：“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迁都将大势而去。难道没看见宋朝南迁的历史么？”郕王听后称是，于是留守策略始定[13]。
然而，明朝京师的精锐部队均在土木堡阵亡，所余的疲惫不堪的残军不足十万，人心恐慌，官员百姓都没有坚守的信心。于谦请求郕王发布檄文集合顺天府、应天府、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应天府各地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当即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14]。
在一边筹画备战方略同时，明朝廷臣呼吁严惩土木之变祸首王振及其余党的行动也开展。一日，郕王朱祁钰摄朝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将王振灭族，廷臣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是为午门血案。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当死，请不要追罪于各位大臣。”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15]。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16] 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17]。
因为英宗被俘、明朝无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军又逼近，明朝大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国君。郕王听后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臣等实在是忧虑国家，并非为了私人打算。”郕王于是接受此议[18]。同年九月，朱祁钰即位，为明代宗。于谦入朝对答陈述京师防卫策略，他激动地哭泣着说：
| “ |
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我大明，长驱直入到南方。所以请求朝廷命令各边防驻守大臣协力防守阻击。京城军队的武器几乎用尽，应当马上各分道募集部队，并命工部修理武器盔甲。此外，亦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軏、张仪、雷通分别带兵防守京城九门，并在外城安置兵营。请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与到保卫事宜，将靠近城郭的居民迁入城内。通州积攒的粮食，可命官军自己到关上支取，将剩余的粟米换成金钱，不要留下资助敌军。文臣如轩輗等，可胜任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等，宜任命为将领元帅。至于军队事务，臣亲自担当，若不能奏效，则请治臣的罪。[19][20] |
” |
景帝听后深表赞同，并于次月敕令于谦为提督，统领各路兵马[21]。
此时，也先挟持英宗攻破紫荆关直驱而入，窥视京师。石亨建议收拢军队，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使得敌军疲困。于谦则称不可，认为此举使得蒙古更加轻视明军。他于是命各将领将二十二万部队分兵在京师九门城外排开阵势：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而于谦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外，直对正北而来的也先大军[22]。此外，他还将兵部事宜交给兵部侍郎吴宁，悉数关闭全部城门，并亲自督战[23]。为了保持战斗士气，于谦下达了著名的军战连坐法：
| “ |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24] | ” |
于是，将士知道撤退必死无疑，于是均受命效力。随后，副总兵高礼、毛胜在彰仪门北面击退敌军，生擒蒙古首领一名。景帝十分高兴，命令于谦挑选精兵在教场屯兵以便调用，并命令内臣兴安、李永昌和于谦一同管理军务[25]。
起初，也先深入内地，自视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当看到官兵布阵井井有条后稍微沮丧。已叛明的太监喜宁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为人质的朱祁镇，并索要金帛无数，并邀请于谦、王直、胡濙等人谈判。景帝不许，也先听后十分失望，于是放弃谈判[26]。
十月十一日，京师保卫战开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队窥视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于谦与石亨预料此计，于是设法诱敌。随后，瓦剌一万大军开始主攻，副总兵范广在途中设伏、以火器突发反攻，也先弟孛罗、平章毛里孩中炮而亡[27]。瓦剌军不得已改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守卫，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军只能引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外击败瓦剌，并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先锋。瓦剌准备撤退时，明军欲争功，军阵混乱，武兴中流矢阵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寿援兵赶到，蒙古大军撤退。此后两军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各地勤王部队赶到，唯恐归路被断，于是拥着英宗由良乡向西而去，于谦调遣部队追至关外方才还师。至此，蒙古撤出关外，明军获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28]。
之后明廷论功行赏，于谦加封为少保，总管军务。于谦则称：“四面边境的战事很多，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哪里敢邀功请赏呢！”并坚持辞去加赏，景帝不予批准。之后，于谦请求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并派遣大臣镇守山西，防备蒙古部队再次南侵[29]。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谦上奏称瓦剌两万部队围攻万全，景帝敕命范广担任总兵官进行抵御。不久蒙古撤军，于谦请求在居庸关驻兵，蒙古来则出关剿杀，敌退则从京师补给粮草。大同参将许贵奏报，北方有三个人到镇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讲和[30]。于谦则反对道：
| “ |
以前派遣指挥季铎、岳谦前去，但是也先却随之入侵。又派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去，没有看见上皇只能返回。现今看来，和谈已经很明显不可行了。何况我们与蒙古有不共戴天之仇，从情理上讲，本就不能讲和。万一讲和而对方索求无度，那依从他则会受损，不依从则会发生变故，情势所看，也不能够讲和。许贵身为武将，却懦弱害怕成这样，又凭何抵抗敌军，按法令应当诛杀。[31] |
” |
景帝遂发公文严厉指责。至此边关将领人人都主张作战防御，没有再敢建议议和的[32]。
除了坚持防御外，于谦还设计离间蒙古内部势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镇作为要挟，这类计谋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监喜宁。于谦遂密令镇守大同的武将趁对方遣使之机，擒拿喜宁并诛杀；此外，他还设计叫王伟引诱并杀死间谍小田儿[33]。他还使用离间计，请求特赦忠勇伯蒋信，许愿给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划。至此，也先开始有送还英宗的想法，并派遣使者讲和，京城渐渐放松了严防[34]。于谦此时上奏请求告诫各地仍然加强城防，以防患未然[35]。
到了八月，朱祁镇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频繁派遣使者，请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议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为天子的朱祁钰却很不愿奉迎哥哥，并称：“朕本来就不想登天子之位，当时被推举，实在是出于你们的意思。”于谦听后委婉地称：“天位已经确定，难道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只是从道义上应当马上迎接罢了。万一对方果真心怀欺骗，我们就有口实了。”景帝听后随即改变脸色，称：“听你的，听你的。”于是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前去，终于迎接英宗返回[36]，此举是有于谦的功劳[37]。
英宗返回后，瓦剌又请求入朝进贡。在此之前，进贡使者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这个数字却达到三千多人，每当赏赐不满足他们要求后，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时，蒙古又派三千使者来朝，于谦遂请在居庸关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后再宴请他们。他还称，这种议和难以依靠，于是分条呈上安定边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请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路的总兵官增修防御设备。此外建立团营制度，即将原京城部队分属的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统一管理，并选拔精锐部队十五万，分成十营组织训练。瓦剌入朝进贡，每次都要带俘获的人口到来。于谦每次均上奏酬报使者，前后得以赎还的累积达几百人[38]。
早在永乐年间，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时候，这些人反成为内应。于谦于是请遣散这些人。趁西南有战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选他们的精锐骑兵，给他们丰厚钱粮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们妻儿，使得内患逐渐解除。当时，杨洪从独石入关守卫，关外八座城池都弃给敌军。于谦遂派都督孙安以轻骑兵出龙门关而占领，并招募百姓屯田，一边作战一边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复。贵州苗民叛变还未平定，何文渊建议废除两个土司，专设都司，并派大将镇守。于谦反对称，废除土司即等同放弃此地，争论方止。虽然战事渐渐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谦仍认为国耻未报，恰逢也先与脱脱不花相争，他请求趁机调兵，亲自征讨报仇，以解除边疆祸患。但没有得到景帝批准[39]。
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正值北方蒙古势力大增；南方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后的部队调动部署，都是于谦独自策划。军马倥偬，战事变化无常，而于谦总能口述奏章，并完全符合当时情况。其属僚官吏接受成命后，互相对视，均被其才能感到钦佩惊讶。此外，于谦号令明确细致，即使勋爵宿将有细微过失不符合法令，也会马上请求下旨严厉斥责。于谦的一纸法令传至万里之外，无不令人戒惧肃然。他的才识胆量敏捷细致，当时无人可比。而他仍为臣忠诚、忧虑国家而忘我。英宗虽返，于谦却不称自己功劳。东宫改换后，景帝命兼属两宫的官员支取两份俸禄。各位大臣虽都推辞，但只有于谦一再拒绝。他为人奉行节俭，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风雨。景帝于是在西华门赐大宅给他，他推辞道：“国家危难，身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乐？”并坚决推辞，但景帝没有批准。于是，他取出此前所赐予的玺书、衣袍、银锭之类，全部加盖封存，只是每年定时查看一下而已[40]。
于谦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张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会悄悄询问他的意见。于谦亦根据实情回答，无所隐瞒，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谦，即使被任用却比不上于谦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刚撤军后，都御史罗通就弹劾于谦所呈的功劳簿不符合事实。有御史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虽然事后于谦援引祖制说服，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争辩，但进言的人仍不停地罗列罪名打击于谦。每次御史上奏弹劾，均赖景帝排除众议坚持任用，使得他能够全力安排布置兵事[41]。
但是，于谦性格本就刚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抚胸叹息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亲贵族，他内心颇生鄙夷之情，于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终不主张议和，虽然此举最后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称不悦。此外，徐珵因建议南迁而被于谦斥责。从此改名为徐有贞，逐渐升官任用，对于谦之恨咬牙切齿。石亨本是因违法削职，于谦请求宽恕并重用他，任十营总兵，但因畏惧于谦不敢放纵，也不喜欢他。德胜门之胜，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于冕推辞，景帝不许，此时于谦称：“国家多事，臣子从道义上讲不该顾及私人恩情。况且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提拔隐居人才、军中低级将领、或有助于军队国家的人，却偏偏举荐臣的儿子，能得到公众议论的认同么？臣对于军功，极力推托却仍侥幸得官，却决不敢让儿子滥冒功劳。”石亨听后，大为愤怒。此外，都督张𫐄因为征讨苗民违法，被于谦弹劾，其和内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谦[42]。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天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都御史萧维祯审理案件，判定于谦犯谋逆罪，判处死刑[43]。王文不能承受诬陷，极力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授意罢了，辩解又有什么用呢？”奏章呈上后，英宗还犹豫地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遂下定决心，同年改元为天顺，以谋逆罪，杀于谦弃市[44]。判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45]。于谦下狱之后，部分大臣和几名太监想救之，发怒质问徐有贞，有贞回之以“虽无显迹，意有之。”[46]（虽然并无实际证据，但有此意欲。如同莫须有）。当时遂溪教谕吾豫称于谦罪当族诛，更指他所荐举的文武大臣应一并诛杀，最终因部议力阻而作罢。千户白琦又请求列举其罪状，并刻在板上公告天下。一时满朝官员欲求得宠者，都以于谦之事为口实[47]。
身后
锦衣卫登记没收于谦的财产时，家里没有多余财物，只有正室的大锁很坚固。打开一看，只是皇帝御赐的蟒衣、剑器，观者无不叹息不已。于谦去世后，本是曹吉祥部下的指挥朵儿在于谦行刑之地用酒祭祀他，悲痛哭泣。曹吉祥发怒而揍打朵儿，次日他仍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收敛其尸体埋葬，第二年归葬在杭州[48]。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死事，当听闻后哀伤叹气数日，英宗之后亦感到后悔[49]。
于谦死后，石亨党羽陈汝言代替担任兵部尚书一职。不到一年后就被举发身败，积藏的赃物达数万白银。英宗召集大臣进去察看，悲哀严肃地称：“于谦在景泰年间得宠信，死去时却无余产，陈汝言的财为什么却又这么多？”石亨低下头不能回答。不久，明朝边关警报再起，英宗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侍候英宗，乘机进言道：“假使于谦还在，应当不会让胡虏成此气候。”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中，徐有贞被石亨中伤，被戍金齿。又过了几年，曹石之变事发，石亨也被关入监狱死去，之后曹吉祥亦因谋反被族诛[50]，于谦的冤屈最终得以昭雪[51]。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鸣冤，宪宗亲自审理，并下诏予以平反：[52][53]
| “ |
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
” |
弘治二年（1489年），经给事中孙需上奏，明孝宗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赐谥“肃愍”（《明实录》作忠愍），钦赐“在墓建祠”，题为“旌功”，设春秋两祭。葬于谦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万历年间，明神宗改授谥号为“忠肃”。此后数百年间，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祭事仍不绝[54][55]。
纪念
因为于谦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时宰相”，在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纪念他的祠堂与故居[56]。现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肃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谦祠、于谦墓、于谦故居花园，以及浙江吴山的于谦读书处等，均为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于谦在原顺天府的故宅，后成为于忠肃公祠。在今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成化二年，明宪宗下诏追认于谦官职，将其故居改为忠节祠。清顺治年间，祠堂被毁，直至光绪年间方始重建，院为两层小楼，上为魁星阁。义和团运动时候，此地被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唐山大地震余震中被毁，现仅存祠堂，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祠、墓位于中国浙江杭州西湖乌龟潭旁的三台山山麓，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后多有毁建。清嘉庆年间，时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则徐倡议集资修葺，并撰殿门两侧楹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随后因战事等原因再毁，1998年，当地政府重新彻底修缮并对外开放，保持原清朝祠堂布局，为东西三进，分为前殿、正殿和后殿。南北两侧有厢房，为典型的中国祠堂布局。正殿有于谦雕塑，匾额为清乾隆皇帝御题“丹心抗节”、雕塑后壁面为徐向前书《石灰吟》。殿后有杨昌题刻《明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像》碑、袁枚题《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九块残碑[57]。
于谦墓在于谦祠旁。明孝宗时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此建筑群为祠墓合一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建被毁，1982年重建。该建筑群进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58]。2006年，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故居，位于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为于谦祖居。明成化二年修葺，为怜忠祠，巷名亦改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为忠肃堂、思贤庭、古井等布局。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59]。
《除夜太原寒甚》 《荒村》 《平阳道中》 《观书》 《暮春遇雨》 《入京》 《石灰吟》 《咏煤炭》 《岳忠武王祠》 《北风吹》 《望雨》 《入塞》 《到泽州》
其中石灰吟一诗为于谦十七岁时所写，可说是于谦一生的写照，也最为后世所熟知。
因为于谦对明朝历史有重要作用，民间多有对其生平有所演绎。
文学方面，朱国桢《涌幢小品》一书中有于谦托梦王锡爵的纪录，袁枚《子不语》一书中有提到于谦显灵灭除石头精的故事[60]；释海山、释大恩、释昌臻所著《太上感应篇》一书亦有于谦显灵的事迹[61]。
戏剧方面。1962年，戏剧家双戈、魏峨，根据于谦生平，编写成为越剧，着重描写其在土木之变后的事迹。1964年，此剧由浙江越剧一团排成，并于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钱鑫培饰于谦，陈静、任贤璋、胡敏任导演。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剧与《海瑞罢官》等一同被遭到批判[62]。在电视剧方面，2003年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惊变录》）即以于谦为主人公，演绎了他的生平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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