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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名郁锺正,男,上海人,中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1]
1915年于光远生于上海。少年时期,于光远自设化学实验室,曾研制出一种“土耳其红油”媒染剂,色泽鲜艳,经久不褪,亦曾代授其他中学的物理课,补贴家用。[2]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入清华大学,师从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窗。与他同学但不同届的还有比他年长的核物理学家施士元、钱伟长,和比他晚一届的力学家林家翘、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据后来回忆,于光远进入清华后“有了想成为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的意识”。[2]然而,时值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光远成为学生领袖,投身革命,逐渐搁置了物理研究。1936年,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他的论文导师、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将于光远的论文交给爱因斯坦批改。于光远本与钱三强竞争考居里实验室的名额,此时二人约定,一人革命救国,一人科学救国。于光远的论文最终于1997年由他的清华师兄、物理学家彭桓武完成。[3]
1936年至1937年,于光远参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成为早期领导人。1936年1月5日,于光远带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先遣队,从清华、燕京二大学出发,尚未至卢沟桥,路遇美国记者采访,于光远与李昌、杨学诚(后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委)、张载的合影登在第二天的北平日报英文版上。美国记者称此四人为“四学生先锋”(Vanguard of Four Students)。同年6月,于光远与艾思奇、章汉夫在上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8月,赴广东岭南大学(后中山大学)教书,在当地继续发展民先队。1937年在广州从事地下工作时,组织中许多成员被捕,于光远曾冒险挨家挨户通知尚未被捕的同志避难,之后赶往香港营救被捕人士,自己也险些在广州被捕。1937年1月,回北平领导民先队全国总队工作。1937年3月,经清华同窗、作家黄秋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七月底北平陷落,当日于光远在北平西郊田村,遭遇日军坦克部队,匍匐在玉米地中,因身体消瘦,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之间幸存下来。[2]1937年初到1939年5月,于光远在保定、石家庄、太原、武汉、鄂西、长沙、南昌、粤北等地来回奔走,发展和扩大民先队组织。193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书记,负责组织青年的工作。
在山西时,改名于光远。据本人后来回忆,“改为于光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当年在山西信手一写就写了这么个名字,因为郁和于接近,就姓于了,没什么道理和寓意。”[2]
1939年从北平转赴延安,沿路骑驴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抵达延安后,领导中共中央青委工作。1940年起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1942-1943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局研究员,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累进税、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与柴树藩、彭平合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3-1945年,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主持校务工作。在延安期间,于光远继续翻译德文版《自然辩证法》,筹建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6年被派往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国共谈判破裂后返回延安,任《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1947年3月,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在晋绥、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进行经济学调查研究。
195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文革期间遭受批斗,被送往宁夏五七干校。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从延安、西柏坡迁入香山小白楼和北京市区,后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科学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顾问。
1975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即成立“政治研究室”,避开四人帮,设在国务院,由自己直接领导。其中共有七个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胡绳、吴冷西、熊复、李鑫,胡、于、邓三人为主要负责人。龚育之称之为邓小平的“秀才班子”。[3]
1977年后,担任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马列主义、毛泽东研究所首任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民族大学名誉校长。于光远长期任中顾委委员。
1978年,于光远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起草讲话稿,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4]
1982年,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李昌联合发表《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内容被发表在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受到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张震寰、钱学森等人的回击。
1990年代,于光远和李锐等人每个月都会聚会一次。在政治和经济上,于光远紧随胡耀邦,“是真正赞成开放的人”。[5]
2006年8月19日查出罹患脑血栓。2007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医院度过。起初左半身完全不能动,现在左手能力明显改善,但仍然不能站稳。2008年1月22日,接受纪硕鸣的访问,访问内容发表于《亚洲周刊:第二十二卷第八期》:《他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于光远著作丰富,一生著述近百部,涉猎学科包括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教育学等,以及具有高度史料价值的回忆录、随笔、散文等文学作品,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于光远著有《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5)、《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和七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84-2001)。回忆录包括《我忆邓小平》、《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 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文革中的我》。《于光远选集》曾被译成英文,由Routledge出版:Collected Works of Yu Guangyuan。[9]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采访于光远,并翻译出版其回忆录: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China's Party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Third Plenum。[10]
于光远曾发起成立世界麻将组织(World Mahjong Organization),并于2006年任第一任主席。次年,该组织正式开创麻将世锦赛。[11][12]
于光远出生在上海嘉定南翔郁家。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开放海上漕运,郁家经营沙船运输,成为上海首富,人称“郁半城”。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与郁家联姻,曾将女儿、孙女前后许配给郁家。李鸿章亦常赴郁家听戏。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除占据豫园外,亦将城南指挥所设在郁家大院前厅。小刀会向郁家“强要饭”,要求一次性赞助10万两,每日加100两作为义军伙食费。据估算,此次郁家损失约15万两。1855年清军平叛起义,郁家因“通匪”之嫌,又遭清政府“敲竹杠”,被迫交付二十万两白银,修补城墙。至今上海老城墙小北门遗存一段明代城墙,其甬道间城砖刻有“咸丰五年,上海县城砖”字样钤记,即郁家斥资所铸。因此“郁半城”之说不仅在‘富抵半城’,亦在‘出资修城’。据《同治上海县志》、《黎阳郁氏宗谱》等记载,此时执掌郁家的是郁润桂子侄辈。其长子郁彭年(1796-1853),字尧封,号竹泉,去世不久。次子郁松年(1799-1865),字万枝,号泰峰,“素好读书,手不释卷”。郁松年勉力斥资修缮城郭后,婉谢官爵之赏,但坚持提出:上海县每年秀才名额自20名增至30名,广文化而开贤路,获朝廷恩准。此后,上海第21名至30名的秀才称之“郁家秀才”,必先至郁家谢恩。[13]
同期,郁家曾领导上海币制自救运动。咸丰年间,上海市面上通行的西班牙银圆(西班牙文:Real de a 8,国内旧城“本洋”)锐减,价值高涨。1821年后,西属美洲脱离西班牙,渐次独立。墨西哥独立铸造以鹰为标记的“鹰洋”,二者的重量成色一样。但一直到1850年代,上海金融界只承认传统的西班牙“本洋”。为压低“本洋”市价,当时拥有80多艘沙船的大船商——上海商船会馆总董郁彭年的郁森盛沙船字号,于咸丰六年(1856年)铸造并发行了每枚重一两、五钱的“郁森盛足纹银饼”,金融界称之为“上海银饼”,开创了沪上商号自铸银元、流通市场之先河。上海银饼分壹两、五钱两种,六个版式。正面为“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足纹银饼”,背面为“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或五钱)银匠××造”。当年沙船商自铸、发行银饼除郁森盛外,还有王永盛、经正记两家。铸造银匠分别是万全、丰年、平正、王寿。后因伪币横行,最终“自救”运动失败。[14]
同治九年(1871年),朱其昂奉李鸿章之命创办轮船招商局,下令将一半漕运业务划归招商局承运。加之轮船逐渐替代了沙船,郁家船业渐渐衰亡。及至民国初年,郁家已然中落。于光远是郁泰丰的曾孙。曾祖郁兆年,字望岩(1817—1873),祖父郁熙咸,字砺卿(1845—1894)。郁母蒋文英(1892-1982),常州人。父郁礽培,字隽操(1890—1969),号温凡人,就读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工艺学堂、上海兵工专门学校,在校期间接受民主思想,反对满清,维护共和,毕业后授少校军衔。清政府本欲送郁礽培这一届毕业生去英国留学,成为炮兵专家,却因辛亥革命爆发,未能成行。[2]江南制造总局附设工艺学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8),由总办林志道奏准成立,依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分设化学工艺及机器工艺等课,招收五十名学生。郁礽培师从数学家华蘅芳、近代化工学先驱徐华封、军工实业家王钦轩(王世绶)、笔述《兵船汽机》之华备钰。上海兵工学堂系原上海广方言馆(亦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于1863年由晚清文学家冯桂芬(1809-1874)倡议、李鸿章支持成立,一度培养出詹天佑、唐绍仪、汪凤藻、陆徵祥、吴宗濂、刘镜人、唐在复等人,创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先河,1906年改组为兵工学堂,1913年受“二次革命”影响停办。求学期间,郁礽培与中国近代工业化学家吴蕴初(1891-1953)师出同门。清末民初政治家曹汝霖是于光远之表舅。于尚在繈褓中时,曹汝霖曾抱着他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15]
父郁礽培,母蒋文英。弟郁钟德:毕业于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曾任职共青团中央、《学习》杂志社。
前妻孙历生:1953年与于光远结婚。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去世。与于光远育有于小红、于小康、于小蓓。
妻子孟苏:经济学家孟用潜(1905-1985)之女,曾留学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研究精密机械,归国后担任高级工程师。1962年与于光远结婚,育有于小东、于小庆。
首都图书馆设有于光远工作室,还原了于光远史家胡同家中的书房,陈列其用过的桌椅、沙发、电脑、2000余个铅笔头等物件及部分藏书。[20][21]于光远求学时期和建国后都常至首都图书馆读书,曾言“首都图书馆是我真正的大学。”[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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