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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1480年3月3日—1567年5月29日），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分宜人，[1]祖籍福建邵武，明代嘉靖年间权臣，官至内阁首辅、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
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严嵩读书八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二十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严嵩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被抄家去职，两年后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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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六年，严嵩生于分宜县，当时严家家道中落，很难维持生计，经常需要依靠娘家接济。严嵩自幼聪颖好学，悟性很高。[2][3] 其父严淮是位久考未成，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开始在严氏祠启蒙。当严嵩八岁后，他就由于其聪慧才智得到了分宜县知县莫立之的重视，莫立之将他安排进县学，并免除了所有的学费。后又有江西提学使经过分宜，面试严嵩后将严嵩进补为廪膳生。十岁时，县试拔擢超群。弘治十一年（1498年），中式戊午科江西乡试第十六名举人，时年十九岁。
严嵩在二十五岁时，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全国第五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4]当他正怀着壮志雄心，严嵩因母丧又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的八年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经杨廷和举荐，严嵩北上顺天府，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历任翰林院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嘉靖四年（1525年）召为国子监祭酒。嘉靖七年（1528年），任礼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严嵩在南京任官五年，嘉靖十五年（1536年）因贺万寿节返回北京。当时，明廷要重修《宋史》，辅臣请求让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当时明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一日严嵩在家中设宴，并邀请夏言，但夏言辞不赴宴，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夏言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并深得世宗喜爱。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升任礼部尚书。后加太子太保。
夏言自视甚高，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罢官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以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后来，严嵩握着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5]，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
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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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言死后，严嵩独揽大权，而明世宗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无人能见世宗一面。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汇报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大臣视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6]，皆赖世宗包庇。
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7]。严嵩失势后，严世蕃被弹劾而流放，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要弹劾严世蕃害死杨继盛和沈炼。徐阶将此条删去，避免嘉靖皇帝疑心大臣们在责怪皇帝，但徐阶祭出了杀手锏，弹劾严世藩南通倭寇头目汪直，北通蒙古，意图叛变。严世蕃一得知此捏造之罪名，哭喊：“必死矣”，最终被判斩首。而严嵩则被没收家产[8]，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依附墓庐而活，并于两年后病卒。
《明史》把严嵩列入奸臣传，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9]。透过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关于严嵩是否为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是否专国擅政，[10]逼害忠良，[11]与及钜贪恶富的指控。[12]
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a]。亦有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如严嵩重用胡宗宪平东南沿海之倭患，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3]严嵩与夫人欧阳氏相敬如宾，一生不蓄姬侍，在故乡尤乐善好施，口碑相当不错。[14]
清纪昀编撰《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时，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 谓严嵩也。”
清张廷玉于《明史》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在当时文士眼中，严嵩颇有儒雅本色，何良俊说：“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且怜才下士亦自可爱。”[15]
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16]。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但是人皆讳言严嵩，说是萧显所题）、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17]）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18]。严世蕃女嫁衍圣公，孔府至今留有严嵩求情在此坐冷板凳的“阁老凳”。
明世宗好斋醮，移居西苑后，内阁辅臣更得轮班陪祀。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月十五日，正好轮到严嵩陪祀，留宿西苑内舍，忽然，一头大象破门而入，围绕严嵩的床边咆哮跺脚、徘徊不前，情况十分危急，吓得严嵩只能坐在床上，并且心里默念著程颐的渡汉江事。过了很久，养象的人赶来把大象牵走，严嵩才得以平安无事，于是便写下《记象入室事》一诗[19]。
北京至圣堂的大匾，相传是严嵩题写。
电影《十奏严嵩》（1952）由名伶马师曾、薛觉先及余丽珍主演。后来名伶靓次伯也于同名剧目主演严嵩闻名。
“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严嵩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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