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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公布于1953年7月，为《台湾省戒严令》子法之一，衍申自中华民国《戒严法》第十一条中的“⋯⋯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颁布者亦为因为国共内战、从中国大陆撤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除了该办法外，相关查禁法源尚有《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社会教育法》、《戒严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刑法》，其目的也均相同。随着戒严令的解除，此管制办法亦在1987年7月15日宣告废除。
实为中华民国政府的行政院公告此管制办法，主要目的在自我审查并限制台湾新闻、杂志、图书、标语与相关出版品内容，亦为箝制言论自由的重要法律之一。该办法管制内容涵括
依该管制办法，台湾所有出版品必须于发行时，检送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后改为警备总部及地方警察局）并由该单位检查。于审查后，如该单位认定该出版品违反该处分，即扣押出版品且发文各单位不准陈列。除此，出版负责人并引用他法追究其出版刑责[1]。
台湾戒严时期引用该等限制言论自由法律的书籍数量十分庞大。1950年代，查禁书刊的第一个10年，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留在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后的知名作家，他们的著作、翻译书籍都被列在查禁的范围内。金庸、王度庐等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被查禁，还有《女学生的秘密》这类色情或奇情的书刊。被查禁的书刊也包括了反共文学，如孙陵的《大风雪》等。被查禁的政治类的书刊还有《司徒雷登回忆录》。
1960年代查禁许多“异议知识分子”的出版书刊：例如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李敖在文星书店出版和柏杨在平原出版社出版的书，在此时期至1970年代被查禁。有些移民至台湾的作家，在中国大陆时期所撰写的书刊，也陆续被查禁：小说家郭良蕙的《心锁》是在1963年1月，被依违反《出版法》而查禁[2]。
时有文字狱的状况，如大同公司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墙面广告横写“世界的国货”，被检举自右往左读是“祸国的介石”；因董事长林挺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方逃过一劫[3]。
1970年代，因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许多探讨台湾未来的杂志、书籍应运时代或配合党外运动而产生，这些杂志和书刊常是查禁的目标，例如《台湾政论》、《美丽岛》等杂志，和吴浊流的《无花果》、陈映真的《将军族》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其他因为西洋电影而翻译的书籍，如《毕业生》、《教父》等，也遭查禁。
1980年代，许多党外杂志蓬勃出现，例如《进步》、《深耕》等杂志，因为刊载李敖的文章〈为老兵李师科喊话〉和二二八事件相关文章而被查禁，但仍有《自由滋味》、《前进》、《蓬莱岛》和翻译书籍《宋氏王朝》接续出现。此时期的警备总部主要查禁的对象为这类书籍，书术类和其性其的书刊被查禁的书量减少。1982年，陶百川发表文章〈禁书有正道，奈何用牛刀〉，反对军人审查和查禁书籍的作法；警总对应此文，召开“驳斥陶百川先生攻讦警总文化审检工作座谈会”，引起台湾海内外人士讨论。此时期警总查禁书刊的方式，由书店查禁，改到上游的印刷厂、装订厂查禁、没收，此举在1985年引发抗议活动[2]。
1982年台湾省政府编图了《查禁图书目录》，收录了1950年1月至1982年12月被查禁的书籍。1987年此法废止，但出版物仍在《出版法》的审查制度之下。《出版法》于1999年被废止[2]。
2007年7月至10月，国家图书馆在台湾各地举办戒严时期查禁书刊展，由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各大学图书馆中，选出193种书籍和杂志展出[2]。
2010年，监察委员黄煌雄等提出调查报告指出1948至1949年有三次戒严令，1949年5月20号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的台湾省戒严令是否有依戒严法第3条按级呈报代总统李宗仁、再由总统提交立法院追认无从考究，1949年11月22日第三次的戒严令如未经总统宣告发布（李宗仁代总统当时并不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可能签字公告，不符宪法第39条规定），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则戒严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但最终相关法律的认定是司法院大法官会议。[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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