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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者灌输思想的过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洗脑（英语：brainwashing），又称再教育（re-education）、精神杀害（menticide）、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指有意图或强制性地向被操纵者灌输思想，以迎合操纵者的目的或特定主张的一连串手法与过程的行为。洗脑本质的含义：采用手段将符合自己利益的认识与思想去灌输给他人。
目前专门论述洗脑的中文书尚不多见，已出版的有：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1999）；胡平著《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1999）；傅志彬著《洗脑的历史》（2014）；宋永毅、夏明编《洗脑》（2023）等。
“洗脑”一词常用于对政治与信仰团体的讨论中；然而除了一些信仰团体对其成员进行洗脑的说法是否成立这点有争议之外[1][2]，“洗脑”这说法本身，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性的用语；[3]而一些研究也发现说，“洗脑”并非如想像的一般“强力”且“不可抗拒”，且加入被定性为“邪教”的信仰团体的人也有一定的自主意识之故，因此区分邪教和正当宗教也比很多人想得困难，邪教与正当宗教之间的区别也比人们想得模糊。[4]需注意的是，洗脑一词并不被视作是一个主流的科学用语。[来源请求]
英文“brainwash”意指洗脑；英语中此词沿于上世纪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美国士兵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之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获释之后回到美国仍然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于是美国记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词来描述此事。[5][6]
柏拉图最早提出，统一理想国内人民的一切文化活动，禁止一切非正统的思想言行是哲学王的责任。柏拉图的法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点，他在《国家篇》中描述了以正义观和人治观为基础的哲学王统治。他认为，诗人的作品应呈送政府审核，政府以该作品是否有益于人民的精神健康作为许可出版的标准。按照柏拉图之意，国家必须对神话的讲法作出严格的规定，作为统治根据的神话具有正统教派的特点，只有一种讲法；而其他异教徒和不敬神者，则要予以严厉的处罚，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着城邦的和谐与幸福。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对一切不敬神的人普遍宣告：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现有的习惯，赞成敬神的生活。”[7]对犯了渎神罪的人，要进行监禁，对无神论者则也要进行训诫、监禁，必要时必须处以死刑，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动，乃是“一条普遍的法律”[8]。所以欧内斯特·巴克说：“《法律篇》的结束就是中世纪时代的开始。”[9]柏拉图主义影响整个中世纪。中世纪基督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部分地实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中世纪的教宗可视为“哲学王”的一种折射，基督教教会拥有管理意识形态的权力，教会将反对它的宗教组织定为异端，交由宗教裁判所审判。
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了文化和教育，因此中世纪的教育便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西欧的学校几乎是清一色的教会学校。宗教利用文学艺术来形象地宣传教义，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投入促进了艺术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安全至上论，指出思想的传播和讨论应受严格管制。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是如何获取权力，并使人们对统治者百依百顺。哲学家霍布斯主张社会契约说，认为契约社会的统治者有绝对无限的权力，人民的言论未经许可不得发表。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主义，提出国家有无上的权力，人民的最高任务就是作为国家的一分子。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Robert Jay Lifton（罗伯特利·夫顿）博士专程到香港采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研究中共洗脑行为，著有《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书中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是最早期以科学角度研究“洗脑”的书籍。[10]
2004年，牛津大学的Kathleen Taylor（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心理学》，从科学原理研究洗脑，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证明了当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大脑，令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人们的感情和信仰。2011年，她接受过《阳光时务》访问，称限制人民信息自由是政治洗脑的特点，她称只有吸收不同渠道信息，才能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免被恶意洗脑。[11]
英国作家、纪录片制作人多明尼克（Dominic Streatfeild）著作中文译本：《洗脑：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Brainwashing），作者透过一些解密文件，访问经历冷战时期战俘、受害人等，撰写洗脑从的起源，冷战时期的中、英、美、苏暗中展开洗脑竞技，多个国家甚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专门实验研究。著作内容更包括涉及宗教洗脑行为。[12]
“政治洗脑”是对于在一些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信息被控制的国家一种指控或政治定性，指控者声称当权者意图透过全权控制媒体，透过日常生活中，从播放的电视、电影、表演等渗透某些极端的政治思想。再配合教育等方式全面推行“政治洗脑”，如对历史以及教科书的篡改，删除所有对自身不利的历史课题，以达到隐恶扬善的政治目的。政治洗脑可为执政团体带来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为目的。[13]
日本于确定南进政策以后，台湾总督府于1936年9月起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从精神上消除台人的民族意识，生活上脱离汉民族及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类型与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提倡台人全面日本化，将日语的使用当作同化的基础，在台湾积极推行日语教育。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废止公立学校的传统汉文课，废除台湾本地报纸中的汉文版，以中国语文为书写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写作，台湾话（福佬话）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压制，日语成为主流的语言。[14]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神风敢死队”以人肉炸弹式袭击美军，那些年轻的海军飞行员被指遭日本军国主义洗脑，参与一场不义战争，害人害己。但日本右翼团体对“神风敢死队”歌功颂德，例如2007年拍下电影《我为你牺牲生命》。[15][16]
MKUltra计划，也称为CIA精神控制程序，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和实施的，针对人类受试者的实验程序的代号，有时是非法的。[17]在人类上进行的实验旨在识别和开发用于讯问的药物和程序，以削弱个人并通过思想控制来逼供。该项目是由中央情报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组织的，并与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进行了协调[18]。与毒品有关的实验的代号为Project Bluebird和Project Artichoke[19][20]。 该行动在1953年得到正式批准，在1964年进行了范围缩小，在1967年进一步缩减，并在1973年被命令中止。该计划从事许多非法活动[21]，包括使用美国和加拿大公民作为其不知情的测试对象，这引发了关于其合法性，道德伦理以及实验者创伤的巨大争议[21]（p. 74）。 MKUltra使用了许多方法来操纵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改变大脑功能，包括秘密服用大剂量的精神活性药物（尤其是LSD）和其他化学药品，电击[22]，催眠[23]，感觉剥夺，孤立，言语和性虐待以及其他形式的酷刑[24]。在这一系列实验中，LSD致幻剂被认为是中情局与其合作的其中一位科学家Donald Cameron最重要的一个研究，LSD服用后会产生幻觉，幻听，行为失控，逻辑混乱等等症状，同时还会失去人类最基础的判断能力，严重时还有可能致死。该研究根本目的是想要研究一种让战俘在审讯期间出卖情报，吐露敌方秘密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吐真剂”。因此为了了解LSD致幻剂的效果，1953年4月，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批准了一个代号“午夜高潮”的特别行动。三座属于中央情报局，专门改造过的装满了双面镜，探头和监听设备的安全屋，一群预先收了政府钱，浓妆艳抹的妓女，在路边引诱男人进入公寓，然后再给色迷心窍，毫无防备的男人们灌下一杯接着一杯免费鸡尾酒。里面还混杂着LSD。中情局为了让实验对象心情愉悦，将实验场所进行了整修，包括墙上挂着法国艺术家绘制的各种男女交欢，甚至性虐的画作，千方百计从视觉上刺激他们。之后，中情局在本局雇员和军方高层上均测试了该药物的效果，造成一名中情局员工自杀以及一名军方官员犯罪。由于实验结果并不明显，中情局下令停止实验并销毁了一切的实验样本以及实验信息。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下令在1973年销毁所有MKUltra文件，从而阻碍了调查工作。直到1974年“纽约时报”的一份报道说出了中情局曾在许多地方向不知情的平民喂食致幻剂的消息，之后《飞越疯人院》的作者Ken Kesey宣称自己是自愿参与过MKUltra计划。在LSD的影响下，他才创造出的一系列魔幻的小说，音乐。MKUltra计划第一次正式引起公众的注意，是1975年由教会委员会的美国国会和杰拉尔德·福特的美国总统委员会对CIA的活动在美国（也被称为洛克菲勒委员会）。在2009年，有越战老兵站出来，揭露至少7800名士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LSD，给他们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而跳楼自杀的中情局雇员，奥尔森的家人将中情局告上了法庭。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府被迫公开该实验存在的事实。[25]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向国民灌输集体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法西斯主义不仅受到古罗马帝国的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侵略掠夺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索勒尔的暴力主义和费希特的大日耳曼主义等影响。其中尤以新黑格尔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最大。[26]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在1933年的第一任内阁中，设立了"宣传及公共启蒙部"。宣传部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纳粹思想和信息成功的渗透到艺术、音乐、戏剧、电影、书籍、广播、教材以及新闻等领域内。由大众媒体推行其宣传及洗脑的目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由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如共产主义书籍）均焚毁。1933年9月22日，纳粹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于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获取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培养”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得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洗脑工程的马前卒。戈培尔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管理新闻媒体。同时密集无线电覆盖度，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罪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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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通过书刊审查片面历史教育对其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正面宣传。苏联十月革命获取胜利之后，列宁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在他最后几篇文章里尖锐地提出文化问题是联共（布）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中心问题。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灌输。早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还要求“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并为此利用国家政权的机构和资财”。[28]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学校课程中“必须列入下列内容：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所写的文化史通俗概论以及专论俄罗斯伟大革命历史的特别一部分”。1925年斯大林展开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颁布文学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法令。[29] 以1929年底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会议上的报告为起点，苏联开始了思想文化体制的形成。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30]苏共根据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取消文化艺术团体和派别，官方直接自建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成为党和国家层层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属机构，促使其走上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苏联报刊的组织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直接控制，要求记者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按照决议和指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培养人民对于党的领导的需要、对于党报的需要。每一级党委都有其直接领导的机关报，并指导其辖区的所有报道工具的活动。1941年7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改组政治宣传机构和在工农红军中实行军事委员制度的决议》。
在中国国民党籍总统蒋中正执政下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后，迁至台湾[31][32][33][34][35]，持续其彻底的反共教育，要求台湾地区人民积极准备反攻大陆[36][37]，将“反攻大陆”塑造成台湾人民的使命[38]。当时在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史观”的主宰下，教科书排斥且几乎不收录日本统治五十年间的台湾历史内容[14]，仅有利于中华民国统治的抗日运动才能被强调，且加强台湾属于中国的观念，巩固统治基础[39]。台湾学生接受了以中国为主体的史观教育，以便使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合理化[40]。小学教育也受到了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影响[41]。
当时中华民国学校教授的历史以中国国民党的观点为中心[42]，自广东军政府起，东征、北伐、剿共、抗战、直到迁台，营造对时任总统蒋中正之个人崇拜，如“全民拥戴”、“四海一心”、“万众景仰”、“日月同光”等[43][44]。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则被要求“巩固领导中心”，除此之外，反对或批评政府的声音皆有可能遭到政府当局的整肃迫害[45][46][47][48][49]，异议人士甚至会被送到绿岛的集中营进行酷刑折磨和思想改造[50][51]。
“再教育”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不时出现。文化大革命时代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2010年代成立新疆再教育营。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通过文艺、宣传先后提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被认为是“洗脑”行为。毛泽东建政以后的中共操控媒体致使民间没有言论自由，又透过教育，局部呈现现代历史等方式进行“正面意识形态宣传”也被认为属于“洗脑”行为，实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历史教育。
1921年中共一大后根据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模仿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成立“中央宣传局”。1924年5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中央宣传局”架构内正式成立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副部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最高领导及党委书记。在省级及省级以下文化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由同级党委宣传部管理。五十年代全盘苏化期间，中共先后成立单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文艺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成为党和国家层层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属机构。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52]中宣部要求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学校党组织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宣部组织建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高等院校、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课直接对学生进行洗脑。中共文革时期大规模和连续的共产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即是洗脑行为；当时中共将视为反对者的人民划定为“阶级敌人”、将这些人强行施以“劳动改造”（劳改）、“思想改造”，强权和暴力使整个社会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自由意志。[53]但文革历史上各个地方事实上也存在的复杂的派系斗争，与“洗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自由意志”似乎存在矛盾。[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电视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被指责所播放的部分内容存在洗脑，是淡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具有洗脑性质，而央视的《新闻联播》选择性“报喜不报忧”，像是“宣传联播”。[55][56]
2014年，作家傅志彬因撰写并在台湾出版销售《洗脑的历史》，评析人类三千年历史上各种极端思潮、宗教、主义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祸害，被江西省公安厅评为“抹黑、歪曲我党历史，否定我党建国执政的合法性，攻击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洗脑和思想控制’,‘中共在苏俄的支持下建立并夺取政权，运用红色恐怖洗脑术控制全国人民的思想’、‘列宁的红色恐怖洗脑术上加简化版的中国传统权术’，并对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等极端侮辱、抹黑，影响十分恶劣。”而遭中国警方逮捕，2015年遭判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入狱、罚金15万人民币。傅志彬的辩护律师张赞宁表示傅志彬是“思想犯”，对他的判罪直接违反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普世价值观”。[57][58][59]
2012年3月，香港政府资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制作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其中一页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同时又批评美国是“政党恶斗，人民当灾”等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内容引起争议，以及《课程指引》指出“国情范畴学习，重视‘情怀’、注重‘情感’、本于‘真情’”，引发部分香港人称其为洗脑。2012年7月29日，九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在9月开学前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60][61][62]。9月7日，再有约3.6万至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反对国民教育，政府最终让步，虽然没有撤回文件，但容许学校选择[63][6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抗拒外来物资，境内物资缺乏，制造和贸易几乎停止，经济、医疗等制度恶劣，统治者让人民对外部世界隔绝，借机创造了个人崇拜，不少人民却仍然支持该国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65]。在他们相继过世时，总看见朝鲜人民在街头哭天抢地，在朝鲜人民口中他们是“伟大的领袖”。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派人乔装成医疗人员，跟着医疗团队冒险进入朝鲜拍摄，发现朝鲜人民从小被爱国教育洗脑，崇拜金正日，节目采访过一名家徒四壁的失明盲妇，她称不担心自己生活不方便，而是悲伤自己失明不能亲眼看到金正日。该节目表示，朝鲜教育从小就彻底执行必须敬爱、服从领袖，美其名曰是为了团结朝鲜人民，实则是藉“洗脑”实行铁腕统治[66]。
有证据指出，塔利班组织于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边界对附近居民甚至儿童[67]进行宗教性质的洗脑。有报道指出其强迫附近居民从广播，电视中灌输塔利班思想[68][69]。
“伊斯兰国”正在培训儿童成为“哈里发国的新世代”，设立训练营向15岁或以下儿童灌输极端伊斯兰宗教思想，教导他们以消灭异教徒为人生目标，满16岁则接受军事训练。[70]
在叙利亚有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大批库尔德族儿童，对他们进行洗脑，强迫学习极端宗教思想及观看杀人和自杀攻击影片，培育他们成为自杀式袭击者。[71]
在拉卡，伊斯兰国禁止学校教授音乐、美术、体育、哲学、社会学、基督宗教。数学科不可提及利息计算，自然科学必须合乎神创论，不可教授关于进化论的内容。不可提及叙利亚国歌、民族主义思想，又命令学校停止使用“祖国”或“叙利亚”字样，要用“伊斯兰国”、“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等词汇代替。此外，伊斯兰国强制学校实施性别隔离。[72]
很多宗教都存在洗脑争议，对于宗教来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洗脑，导人反智。宗教洗脑的危害和后果，最可能造成某些宗教狂热者引为的宗教冲突、恐怖活动等。
一些看法认为，邪教与正当宗教之间，有真正的区别，而邪教与正当宗教之间的其中一个区别在于洗脑，精神控制的研究认为，强制劝说常常通过若干关键步骤完成：[73][74]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这种观点。[1][76][77][78]美国宗教科学研究协会[79]在1990年指出，没有足够的研究就此事达成共识，而且“不应该自动将人身强制和控制的技术等同于非物质性的强制和控制的技术”，甚至目前学界已抛弃邪教搞洗脑的假说，[2][80]，现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对宗教运动的研究中，一些人所提出的精神控制的理论并没有获得科学印证，就连“邪教”本身，也开始被学者认为是一个无效的概念，换句话说，没有“某某信仰是邪教”这回事；此外，在美国，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故，因此政府极少干涉宗教自由，而多数被视为非法的宗教团体都涉及对他人的犯罪活动；而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诸如“洗脑”、强力说服信徒捐献、非常规医疗措施等各种看似“邪门”的作为，在事实上都是受保障的，甚至“洗脑”的说法本身，也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性的用语。[3]
2013年4月2日，根据一家专门分析政治动向的美国机构 — 公共政策民调基金会所做的调查显示，有15%的美国民众相信，政府或媒体在电视广播信号中加入了心智控制技术，来对人民洗脑[81]。
在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中，对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进行的“政治新教育”被认为是洗脑的集大成，这也被认为是洗脑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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