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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正卯（？—前500年），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名为卯，“少正”是周朝所设官职，后世的“姓-名”系统在当时乃未定型，冠职业名于本名之前的现象很常见[1]。据说孔子三千弟子亦多次被其全部吸引走，致孔门“三盈三虚”，唯有七十二贤中的颜渊不为所动。孔子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事件最早出于《荀子》，之后《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史记》等书也有记载，其中除史记外均有“五恶”之说，至于争夺弟子的说法首见东汉王充《论衡》，而早期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书则无记载和提及。少正卯未载于春秋战国时期史册，首次载入正史系从《史记》开始，然除身为大夫而“乱政”，以致被孔子所诛外，全无其他有关少正卯具体言行记载，亦未被其他同时期人物所提及，故有关孔子诛杀动机、少正卯的身份，乃至于该事件的真实性及少正卯本人的存在，都深受后世质疑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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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文子·大道下》[2]与《荀子·宥坐篇》[3]的内容极为相似，仅少许文字有异，大意为：孔子为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听朝七天而诛杀了少正卯。门弟子就向孔子进言问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的闻人，夫子你治政就先诛杀他，难道没有失措吗？”孔子说：“坐下来，我同你说明其中缘故。人有恶行五种，盗窃还不算数；一是心通达于事而凶险，二是行为邪僻而坚持顽固，三是言词伪诈而巧辩，四是所记都是怪异之事而又博学，五是顺其非而为之解释，这五种，有一种就不能免于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五种兼而有之；所以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伪饰邪恶蛊惑大众，刚愎足以反非为是而人不能倾移，这是小人之中的杰雄，不可以不诛杀。因此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止，周公诛杀管叔，姜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不同时而邪心相同，不可以不诛杀。诗经里说：‘忧心悄悄然，为群小所怒。’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忧虑了。”
-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少正卯在此为“鲁大夫乱政者”，并无“五恶”之说。
-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4]记载，在荀子的说法之外，进一步指出“门人”是子贡，诛杀地点明确记载为“两观之下”，甚至“尸于朝”，叙事趋于完整：孔子升为鲁国的大司寇，并兼国相的职位......于是孔子开始执政，才七天就诛杀了大夫少正卯，并下令曝尸三天。子贡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而您刚执政就下列诛杀，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天下有五种比窃盗杀人还严重的罪恶：第一是内心险恶却深藏不露；第二是行为乖张而意志坚定；第三是言论偏颇却辩才无碍；第四是认知邪恶而学识广博；第五是对作恶的人广施恩泽。这五大罪恶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样，都应该诛杀，更何况少正卯是五种都有，少正卯以邪恶的言论蛊惑大众，聚集各方罪恶的事例为他私人所用，是标准的奸雄，如果不早日除去，将会成为鲁国的大患。以前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止，周公诛杀管叔，姜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不同时而邪心相同，不可以不诛杀。诗经里说：‘忧心悄悄然，为群小所怒。’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忧虑了。”《孔子家语》具体说明案发地点在“两观之下”，甚至曝尸于朝，并且将事发后向孔子询问动机的“门人”指出为子贡。
- 《说苑·指武》[5]记载：孔子任鲁国司寇才七天，便在东观之下杀了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得知后，都赶到孔子那里，口里不问，心里的疑惑却是共有的。子贡后来才到，大步向前问到：“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先生您刚刚执政，为什么要先杀他？”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能理解的。行王道之人要杀的恶人有五种，而抢劫盗窃不在其中：一是明知是非却居心险恶，二是言语虚假而善于巧辩，三是行为邪僻而顽固不化，四是专记丑陋之事而且记得很多，五是跟着做坏事并为之鼓吹。这五种人，都有明智通达的名声，但不是真的。假如让他们行诡诈，他们的智慧完全可以迷惑人心，他们的力量可以独立于世，这是坏人中的雄杰，不能不诛杀。凡是犯有五种罪刑之一的人都难免被杀，现在少正卯兼而有之，所以先杀他。从前，商汤杀蠋沐，姜太公杀潘阯，管仲杀史付里，子产杀邓析。这五位圣贤，未尝不杀人，他们所杀的，并不是白天公开抢劫，晚上穿墙偷盗之人，而是一些能颠覆国家的家伙。我们这么做，本来就会被君子猜疑，被愚人误解。《诗经》说：“内心十分忧愁，对众小人十分恼怒。”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说苑》《孔子家语》之后，进一步将“两观之下”益加精准地指出为“东观之下”。
- 《论衡·讲瑞篇第五十》[6]记载：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孔子的门徒三次满堂，三次跑光。只有颜渊不离开孔子，唯独颜渊知道孔子是位圣人。弟子们离开孔子归附少正卯，说明他们不仅不能识别孔子是位圣人，同时也不能识别少正卯的邪佞，弟子们都糊涂了。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望的人，您执政以后，为什么首先要杀他呢？”孔子说：“端木赐，你走开吧，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事。”
- 南宋朱熹首先对孔子诛少正卯一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7]，孔子诛少正卯一事首见《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大道下》，荀子生于前313年，尹文生于前360年，孔子逝于前479年，均生于孔子殁后百余年，其间陆续完书的《庄子》、《国语》、《左传》等非儒家著作也未见记载此事，荀子与尹文从何得知？少正卯为鲁之闻人，于学术荟萃的鲁国讲学，尚能与孔子分庭抗礼，且使孔门弟子除颜渊外均曾数度转投少正卯，达“三盈三虚”之谱，可见得在当世学术影响力之大，然而为何此人无一著作遗世，甚至没有任何诸子百家著作引述或编造少正卯的言论思想？倘若少正卯在鲁国权倾朝野，致能“乱政”，《国语》、《左传》焉有不载？
- 《荀子》书中《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篇章，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可能出自荀子弟子或后人之手，《尹文子》与《孔子家语》也被认为是伪书，或许多章节为后人补述，况且诸子百家之著作多为寓言故事，作者虽非恶意捏造，却极可能假孔子之言述己之意，加以著作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区隔长达约两个世纪，作为历史材料价值自然极为有限，假使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为真，其理由未必真是《荀子·宥坐篇》所言之“五恶”，就如同宥坐篇另有一则记载陈蔡之围之文章，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一事属实，却未必代表孔子曾以晋文公、越王勾践、齐桓公等人自谓一般。
- 论语完全未记载有关少正卯事件的只字片语，除了未说明少正卯之诛的事件本身外，也完全未提及此人的存在，更无有关其学说的抨击言论（如孟子对杨墨之道的批判），而孔门弟子大规模“叛离师门”致孔门“三盈三虚”，对其讲学事业理当是重大冲击事件，事后却没有任何弟子提及过往出走的纪录，显然于理不合。论语编辑者对孔子曾有意投靠据费邑（今山东费县）反叛的公山不狃，与在卫国为了获得重用而走后门拜访南子等“丑事”均不避讳，没有理由单独隐瞒此事。
- 少正是王室的一种官职，乃是正的副手，他的名是卯。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少正卯并不是任职少正，而是他的先祖曾任少正之职，遂以此为姓。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封建的传统，他也算世卿之后，同样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处置的[8]，诸侯欲诛杀大夫尚且不易，何况大夫诛杀大夫？且春秋时期有“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孔子对一同为大夫的贵族施以极刑竟如此果断，显有违封建礼俗，除非“诛”作“贬损、斥责”解，才可能是两者符合身份关系的行为。
- 从孔子的身份来看，早期文献说孔子为“司寇”后来说是“大司寇”，进而成为“摄鲁相”，即代理鲁相，最后扶正成为“鲁相”，后世往往以为此“相”如同后世的“丞相”一般位高权重，实际上这是战国时代晚期产物，春秋时代的“相”只是礼仪活动的赞仪人，不可能拥有司法权。再从“司寇”一职而言，也并非后世的刑部尚书、司法院长，而是类似治安官一类的角色，不可能有权力处置一个大夫，只是后世儒者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孔子一般，掌握权力后消灭自己划定的异端，从而争相传诵此事[8]。
- 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注:“少正，郑卿官也。”正义:“十九年传云，立子产为卿，知少正是郑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时，官名变改，周礼无此名也。”按少正的官名，不仅为周礼所无，且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此一记载外，亦为先秦其他典籍所未见。在与鲁有关的文献中，更找不出有少正官名的痕迹。所以杜注认为是“郑卿官”，意思是这只算郑国官制中的特称，这是他的谨慎。假使鲁国也有此卿官的名称，则春秋尚是“世卿”的时代，不仅孔子无权专杀，且在少正卯以前及其以后，何以无此一世卿谱系的痕迹。所以捏造此一故事的人，已经远离世卿时代，故在人名的本身，不觉留下了这样一个大漏洞。[9]
- 此事与孔子的思想观点相左，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便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查孔子于前500年任大司寇、摄相事，前497年开始周游列国，季康子直到前492年才继位为鲁国季孙氏领袖，较可能发生前述对话的期间为前484年因冉有推荐邀孔子从卫返鲁之后，当时诛少正卯之事应早已发生，季康子却不援引反诘，孔子亦未刻意强调季康子所谓的“杀”，与当年对少正卯的“诛”之间的差异。
- 《荀子·王制》有“元恶不待教而诛”的说法，与此事件所欲表达的概念不谋而合，《荀子》著者极可能假借孔子之口述己之意。后来经过法家思想，专制政治，长期酝酿后，对其正式出现时期的合理推测，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或可视作为实行焚书坑儒所准备的谣言政势之一。[9]
- 孔子既摄鲁相，以少正卯从未出现在任何历史事件而言（即使根据《荀子》之说，具有庞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能为相对基层且无深厚实力或靠山的贵族，孔子诛少正卯乃上杀下，自然是可能的行为。
- 最早期文献《荀子》记载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并将之与潘止、管叔、华仕、付里乙、邓析、史付等人相比，对该人实际言行与作为无记载，甚至没有指明少正卯的社会地位，只是“鲁之闻人”，这个形象被《孔子家语》所承继，但《孔子家语》比照《史记》称呼少正卯为“乱政大夫”。
- 说苑进一步将“两观之下”益加精准地指出为“东观之下”，不过对少正卯本人的叙述不脱《荀子》内容，身份比照史记为“乱政大夫”，直到东汉王充才给予少正卯学者色彩，论衡一书首先有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之说，对孔子诛少正卯的动机做出最完整的叙述，后世衍生为“妒杀”之说，少正卯从乱政佞臣转变为孔子社会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者。
-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子被叙述为追求西周奴隶社会复辟的守旧派学者，少正卯则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以讲学为业，为人通古今之变、实行革新、鼓吹革新道理、丑化奴隶制度与宣扬反对奴隶制[11]。近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也抱持相同观点，认为从荀子与王充的简短记载中，可看出少正卯是法家先驱。[12]
- 西汉涿郡高阳人王尊被汉元帝拔擢为安定太守，查出五官椽张辅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王尊把张辅比喻为少正卯，于是将张辅逮捕入狱，处以死刑。[13]
- 东汉光武帝时期大司徒伏湛在汉更始帝时期为平原太守。25年汉更始帝被赤眉将领张卬缢死后，天下兵起，湛独晏然，抚循百姓。门下督谋为湛起兵，伏湛说：“孔子诛少正卯，为其惑众也。”于是斩杀门下督。[14]
- 汉章帝时期太尉郑弘将侍中窦宪比喻为少正卯一类奸臣[15]，并未实际造成被比喻者的死亡。
- 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光禄勋杜乔继胡广之后任太尉一职，因梁冀拥立汉桓帝之后专擅朝政，大封梁氏一门为侯任官，杜乔上奏谏止，文中提及“大将军梁冀兄弟奸邪倾动天下，皆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而横见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怅，人神共愤”[16]，将梁冀比喻为少正卯，但是这并未造成被比喻者的死亡，反使杜乔被梁冀迫害致死。
-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被李膺逮捕处决，张让向汉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说明，李膺表示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如今他任官已有一旬才处置张朔，已嫌太慢了些。[17]
-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由于190年迁都长安以来，皇宫内缺少衣服，秋季七月的时候，汉献帝有意发放缯制作，但李傕反对，认为皇宫内的人并非没有衣服穿，当时尚书郎吴硕与李傕亲近，便说“函谷关以东尚未平定，军费浩繁，让近幸穿着华服实属欺负军队弟兄。”尚书梁绍上奏认为吴硕谄媚大臣，应比照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以惩奸伪。最后汉献帝因吴硕是李傕亲信，并未核准[18]，故并未造成被比喻者的死亡。
-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锺会向司马昭进言：“康（嵇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是孔子诛少正卯案被引用于政治迫害的例证，并直接造成被比喻者死亡。
- 南朝宋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废帝刘子业先后诛杀越骑校尉戴法兴、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廷尉刘德愿等人之后，下诏自评“朕位御三极，风澄万，资𫓧电断，正卯斯戮。”[19]是首次由皇帝主动以孔子诛少正卯作为政治迫害用途的例证，并直接造成被比喻者死亡。
- 四川人龙昌期著书传经，“以诡僻惑众”，文彦博推荐他到朝廷担任五品官，刘敞与欧阳修表示此人“违古畔道，学非而博”，不对他作出“少正卯之刑”已是万幸，不可再行封赏，以免让有识之士知道朝中无人[20]宋朝虽未收回成命，却让龙昌期畏惧而不敢受赐，并未实际造成被比喻者的死亡。
- 北宋苏辙将吕惠卿比作“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而且“并非普通的人，不应当以常法论罪”。[21]并未实际造成被比喻者的死亡。
- 宋哲宗元祐年间，王觌认为“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并以四凶与少正卯比喻吕惠卿，“黜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惧”[22]，但并未造成被比喻者死亡。
- 1140年金熙宗南侵宋朝，遭刘锜与岳飞抵抗而失利后，金朝统治阶层陷入争权斗争，兀术（完颜宗弼）见金熙宗密奏：左丞相陈王希尹平时窃议黄权继承（当时金熙宗无子，太子完颜济安于1142年岳飞被杀当年才出生），“奸状已萌，心在无君”，金熙宗随即杀希尹及其二子，又杀右丞萧庆，并下诏“庆迷国罔悛，欺天相济，既致于理，咸伏厥辜，赖天之灵，诛于两观。”
-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沈继祖追论程颐为伪学，迁监察御史。是年十二月，在韩侂胄支持下，沈继祖联合监察御史胡纮弹劾朱熹，论“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第六条又有“诱引尼姑以为宠妾”，“家妇不夫而孕”之言；还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而史称“庆元党案”[23]，并说：“熹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亦请编管别州。”[24]。朱熹赶忙上书：“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并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25][26]。
- 明朝政治人物陆万龄于1627年上书，将魏忠贤比作孔子，将东林党比作少正卯，建言将魏忠贤移入国子监，与孔子并尊[27]。
- 梁竦的《悼骚赋》提到“彼仲尼之佐鲁兮，先严断而后弘衍。虽离谗以呜邑兮，卒暴诛于两观。”
-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孔子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知宁州，真武庙出现一条大花蛇；出则不避来人，或伸颈吐舌，或品食供物；人皆以为神，孔道辅率部前往，那条大花蛇果然出来，孔道辅立即举笏击杀，由此孔道辅知名于天下。[28]石介听闻这件事之后撰写《击蛇笏铭》，当中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少正卯戮，孔法举”、的文句。[29]
- 东晋经学家范甯（《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祖父）崇尚儒学，极为反对何晏、王弼等的玄学，认为二人之罪甚于夏桀、商纣，于是撰文将其斥为少正卯[30]。
- 东周列国志强化少正卯的“乱政大夫”形象，其人深受三桓与阳虎器重[31]。
- 中国大陆导演张黎于2010年推出以孔子为主角的电影《孔子春秋》，由袁文康扮演少正卯。少正卯与孔子、阳虎均为儿时玩伴，后来成为博学的政治家，法家思想先驱，主张革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度社会秩序，门下弟子多于孔子[32]。
作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陆贾新语·辅政第三》：君子远荧荧之色，放铮铮之声，绝恬美之味，疏嗌呕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颠轻。以小治大，乱度干贞。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故苏秦尊于诸侯，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智之君，孰能别其形。故尧放驩兜，仲尼诛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为之倾，惟尧知其实，仲尼见其情。故干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遭凡王者贵，触乱世者荣。郑儋亡齐而归鲁，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干时之耻。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故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众邪合心，以倾一君，国危民失，不亦宜乎！
（前179年－前122年）《淮南子·氾论训》：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谕远，以小知大也。
（前77年－前6年）
-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訿，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33]
- 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
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白虎观会议后，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诛伐篇》提及：佞人当诛何？为其乱善行，倾覆国政。《韩诗内传》曰：“孔子为鲁司寇，先诛少正卯。”谓佞道已行，敌国政也。佞道未行，章明远之而已。《论语》曰：“放郑声，远佞人。”
像子贡这样有才能，善于辨别奸佞的，尚且不能理解圣人的做法。凡夫俗儒见到圣人的做法，却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岂不是很无知！[34]
颜含据说是颜渊后代，当时曾有人讨论少正卯与盗跖之间，谁的罪过较大，颜含认为盗跖的罪恶表现于外，人们都知道他的行为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少正卯的最过隐伏在内，除非是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否则其他人不会发觉，因此少正卯的危害更大。[35]
北魏宣武灵皇后临朝，问百官施政得失，回父鉴回答：“孔子担任司寇，十日而诛少正卯，周公执法也不袒护亲兄弟，徐偃王专行仁义以致亡国，从古至今不行严刑峻法无以治国。”[36]
北齐文学家刘昼所著《刘子·心灵第二十二》提及：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独知圣人之德也。......。以子贡之明，见不能见，知人之难也！
- 问：古之为爵赏，所以待有功也。以为有功而后爵，天下必有遗善，是故有无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兴贤能，是也。古之为刑罚，所以待有罪也。以为有罪而后罚，则天下必有遗恶，是故有无罪而罚者，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 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是也。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为赏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为罚之之状。而天下不争。今使无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无罪之人，状之以某恶而诛之。则天下不知其所从，而上亦将眊乱而丧其所守。然则古之人将何以处此欤？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画一，然犹有冒昧以侥幸，巧诋以出入者，又况无功而赏、无罪而罚欤？古之人将必有以处此也。[38]
-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39]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40]
金世宗完颜雍告诉服侍他的大臣说：“一般人多爱好做一些坏事，有天下的人难道没办法惩罚这些人，这样哪里能治平天下？孔子当官七天而杀少正卯，圣人都这样了，何况一般人呢？”[41]
孔子一生惟谈仁义，然其生平所作事乃不能符其言，如杀少正卯，尤为最不讲道理者也......夫君子之诛当作诛心论，远之可也，岂君子必以杀人为能事乎？史又言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是明明孔子与少正卯争门人之多少。因为少正卯所败，遂怀愤恨。及为大司寇，遂假权杀之也。纵事后善于文过，谓少正卯有五恶。然此五恶不成罪名，供君子之笔诛则可，供大司寇之按律惩办，则无此律法也。如在今之世，是曰违法杀人，且原因于党争，假公以泄其私忿，当不能见直于人矣。嗟乎，少正卯当从何处呼冤哉！[45]
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中国人史纲》：“‘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濛濛的抽象罪状，说明凡是有权柄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项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
- 先秦文献除了《荀子》、《尹文子》外，《管子·法禁篇》也有“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的文句，与此篇故事所述“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恶而泽”之五恶高度相似，《荀子》、《尹文子》与《管子》均曾受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派影响。
- 史记所录此事发生时间为“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年五十六”，实际上“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孔子年五十五”发生齐国赠送数十名歌妓给鲁定公与季桓子，以及祭祀后不送祭肉给孔子事件，孔子随即开始周游列国，而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是在前500年，时年五十二岁，故少正卯事件应介于前500年至前497年之间。
- 《荀子》所记载，被孔子举例与少正卯并称之七人，尹谐、管叔、邓析载于正史，华士仅在《韩非子》中出现，其余事迹不详：
- 尹谐——为夏桀的大臣，由于夏桀为帝期间荒淫无道，最终被商汤在鸣条之战击败流亡而死。作为夏桀大臣的尹谐，也在这场混乱中被商汤杀死。[46]“尹”在当时疑似是官名，后世以官为姓演变为尹姓。
- 潘止——也有文献作“潘正”，舜的后裔于夏朝或商朝建潘子国，商朝末年被周文王所灭，其子孙遂以国名为潘姓[47]；周文王册封第十五子毕公高让其子伯季食采于潘邑，子孙也以国名为潘姓，故潘止可能是位于西岐周边的一个部落酋长兵败被杀，除此之外事迹不详。
- 管叔——载于正史，周文王三子，与蔡叔度、霍叔处并称周初三监，监护殷商遗民，后发动三监之乱反对周公。
- 华士——根据荀子的弟子韩非所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48]姜太公被封于齐国，东海有隐居之士名叫狂矞、华士，兄弟二人约定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友善诸侯，自己种东西吃，自己挖井水喝，我们不求于人。没有高官的名位，没有国君的俸禄，不做官而靠自己的力气。”姜太公派官吏捉拿并杀了他们。周公从鲁国听说这件事，派快速的驿传问他说：“这二位是贤人，今天身为在位君主却杀贤人，为什么呢？”姜太公说：“现在有匹马在这里，样子很像千里马，是天下最好的马。但是赶它不走，拉它不停，让它往左不往左，往右不往右，则奴婢虽然卑贱，也不会靠它的脚。自认为是世间贤士，却不为君主所用，行为很贤良却不让君主任用，这不是贤明的君主所能使他臣服的，也就像不可左右的千里马，所以杀了他们。”
- 付里乙——除号称被管仲所杀外事迹不详。
- 邓析——死于前501年，但并非被子产所杀，而是当时的郑国执政驷歂，可能是驷歂字“子然”产生的误读或误记。子产死于前522年，当时孔子正值“三十而立”，此外子产以宽容纳谏、广开言路而闻名，且为孔子所称誉[49]。
- 史付——是名为“付”的郑国史官，后代以付为姓[50]，除号称被子产所杀外事迹不详，根据行文方式判断，也可能与邓析被杀的记载一样与事实有所出入。
- 大部分版本纪录中，孔子最后所引用的《诗经》文句，出自《邶风‧柏舟》，全文为：“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叠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文意上的意思是妇人遭受遗弃所做的闺怨诗，另有一说认为本诗篇为男性在朝失意，郁郁不得志所著。
- 少正卯在当时被称为“闻人”（闻在古汉语里是闻达，出名的意思），他的后代就以闻人作为自己的姓氏，后来闻人氏把姓氏简化为闻，世代相传，就形成了闻这个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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