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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概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內耗,内卷化(英語:involution),又译过密化、包裹化、僧多粥少的概念,簡稱內捲,原是一個社会学概念,指一種文化模式發展到一定水準後,無法突破自身,只能在內部繼續發展、複雜化的過程。
內捲化是人類社會獨有的現象,和生物學中的“退化”和“進化”都截然不同。內捲不會幫助人類從一個低效的階段進步到高效的階段,但也不會讓人們退化掉某種能力。
大約從2018年開始,「內捲」一詞在中國大陸變得廣為人知,並引申表示付出大量努力卻因遞減定律而得不到等價的回報,必須在競爭中超過他人的社会文化,包含了惡性競爭、逐底競爭等更為負面的含義。簡單的說,即如為了獲得訂單,常見有削價競爭、給予更多商品或贈品、服務等,以使自己勝過同領域競爭者。
内卷化出自拉丁语的“involutum”一詞,原意是“包起来”“卷起来”等。英語的involution有“纠缠”、“螺旋向内”、“错综复杂”等意思,也可以指数学上的“對合”。
该词因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美国人类学家亞歷山大·古登威澤爾、美国社会学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等人的使用而闻名[1]。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区分了“内卷化”(英語:involution)与“演化”(德語:Entwicklung)的不同意涵[1]。德国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1714年使用“演化”(英語:Evolution)一词来形容如蛆之于苍蝇、毛虫之于蝴蝶等的个体生物的发育过程,指出这些过程只是上帝将生命以无数单子的形式放入世界后的展开[2]。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对莱布尼兹所提出的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进行批判时,指出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论,所有的进化已经存在于生命的起源之中,因而进化论就是“退化论”(theory of involution)[2]。在康德的使用中,“Involution”的主要含义则是内卷、内缠、退化复原等[1]。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古登威泽尔发展了内卷化的概念[3]:在1936年的研究原始文化的一篇论文中[4],他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5][6]。戈登威泽认为,文化模式达到了极致之后,模式的规定导致了文化的外在的统一性,从而渐进发展起统一性内部的不同要素的多样性:如毛利人的装饰艺术要素很少,却有着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戈登威泽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6]。
3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 《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文中借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3]。格尔茨认为,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格尔茨称为“内卷化”(英語:Involution)[6]。格尔茨使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界与社会学界广为知晓,成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6]。
格爾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提出了“农业的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以解答为什么爪哇没有产生农业变革以促进工业革命的发生[7]。格尔茨在书中认为,1830年代以后的爪哇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个是增长的人口压力,另一个则是阻碍本地经济作物种植和商业部门发展的帝国主义模式[8]。而爪哇面对土地短缺却采取了共同分担贫困(英語:shared poverty)的模式,引起了爪哇工业化的失败[7]。格尔茨援引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指出文化模式发展到极致后,带来内部的修饰性和装饰性,强化技术细节,无休止地增加鉴赏性,并且用以对应到爪哇的水稻农业在土地使用、租佃关系、劳动力安排等方面的复杂化,将爪哇的梯田形容为“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一种组织上的细化”[6][8]。
格尔茨还将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内卷化引申到城市范畴[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族独立未有带来印度尼西亚的快速发展,人口涌入城市却没有带来工业化,引起的只不过是以原来在农业中出现的共同分担贫困(英語:shared poverty)的模式拓展到城市中[9]。跨国公司通过开采国家资源控制贫困人口,同时提升了精英的权势,使得贫苦民众生活更难以受到制度保障,经济的增长也无益于大众[9]。
格爾茨的内卷化概念借由印度裔汉学家杜贊奇、历史学家黄宗智等人的使用引入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学界引起爭論。黄宗智在2000年所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来解释内卷化,与格尔茨原本的理论有所不同。[1][6]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中引用该概念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分析[10][11],并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12]。
李怀印、张佩国等学者反驳“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并强调华北村落存在自律性[13]。
此外,相关分析已拓展到国有企业分析[6]、城市研究[6]、学术研究[14]、教育发展[15]、法律诉讼[16]、民主发展[17]、制度创新[18]等不同领域,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影响较广、提及频率较高的概念之一[6]。
大約從2018年開始,内卷化一词逐步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其含义也发生了偏移。格尔茨、黄宗智等学者的“内卷化”是用来解释农耕社会为何未能工业化、转化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而在中国网络文化中,“内卷”一词用来指代内部恶性竞争、過度競爭,或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的現象。如一家公司,原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有些人自愿加班,并得到管理层的赏识。此时,原先按时上下班的人开始担心自己成為劣勢者,也自愿加班,久而久之,加班便成为常态,最後變成如果不自愿加班,就會影響自己在職場的生存,降低談判力[19]。
2020年4月,CC98论坛的微博账户以“超级内卷”评价清华大学大一的C++课程作业难度过大后,内卷迅速成为了知乎上的讨论热点[20],并被引申到当代学生的学业压力和竞争强度等范畴,迎来了学界以外的第一波讨论热点[21]。2020年9月,清華大學幾張照片引發「內卷」討論,有張騎在自行車上抱著筆電寫論文,有人邊騎車邊看書,有人騎車吃麵。「清華卷王」的說法開始傳出,內卷引發網上許多人的共鳴。[22]
虽然这两种定义在「局限于内部」、「低水平重复」、「边际效益递减」等意义上有一定相似性,但其具体机制有所不同。人类学家项飙将网络上流行的内卷描述为「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及「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23]。也有网友将其描述为「在一个集团内部通过压榨自己,极度竞争,以获取微小的优势」。受到网络热度影响,2018年以来,含有内卷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不断增长,但该词的用法已经脱离原本的社会学内涵。[24]
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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