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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谥忠肃，明朝大臣，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太傅。
于謙由永乐辛丑進士出身，因參與平定朱高煦之亂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巡撫山西、河南等地。明英宗時期，因得罪王振下獄，釋放後起為兵部侍郎。土木堡之變後，于謙繼任兵部尚書，指挥明军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明景帝時，于謙加少保、太子太傅。英宗發動奪門之變并成功复辟后，于謙被下狱，抄家棄市。成化年間获得平反。現北京、杭州西湖旁均有紀念于謙的祠堂、故居。
《明史》记载，于謙七歲時，有位僧人以其不凡，稱之為“他日救时宰相”。永乐十八（1420年）于謙中庚子科舉人[1]，十九年（1421年）聯捷辛丑科进士。宣德初年，授職監察御史。在與明宣宗上奏對答時，言談博雅流暢，宣宗為之傾聽。顧佐擔任都御史時，對屬僚往往非常嚴厲，卻惟獨尊讓于謙，認為他的才華勝過自己。朱高煦謀反時，于謙跟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謙口頭列數朱高煦罪狀。于謙嚴詞正氣嚴切，厲聲威嚴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發抖，稱罪該萬死。宣宗對此十分滿意。大军班师后，于謙得賞與各位大臣相同[2][3]。
于謙隨後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獲得昭雪鳴冤的囚犯達數百人。于謙并上書奏報在陝西各處欺壓百姓的各級低級文武官吏，宣宗并命派御史逮捕。因此皇帝知道于謙能夠託付大任，正值當時增設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撫，於是宣宗親自寫上于謙名字交予吏部，于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4]。于謙抵達官所后，就輕裝騎馬全面視察其管轄的各地，尋訪父老鄉親，巡查各需需要重建與革除之處，并據實上疏奏請。稍有水旱災害，他就上報請救，一年中多達數次[5]。
于謙莅任後，体察民情，勤于建言。正統六年（1440年），他上疏稱：
| “ | 現在河南、山西積蓄的穀物各有幾百萬。請求在每年的三月，命各府州縣上報缺少糧食的貧窮家庭，按一定份額支取供給。先用菽秫，再用黍麥，然後用稻穀。等地秋收后再償還給官府，而免除那些多病和貧困不能償還的人。州縣官吏任期已滿，應當升遷，預備糧沒有備足的，不許他離任。此外仍命御史按時稽查。[6] | ” |
英宗詔令施行其建議。當時，河南靠近黃河的地方，不時有決口出現。于謙命令加厚修築堤壩，按里程設立亭，每亭設立亭長，负责督促修築維護，并命令種樹鑿井，以方便旅人。當時大同孤零零地隔離于塞外，負責按察山西的官員無法按時抵達，于謙遂上疏另外設立御史管理，始為大同巡撫建制。此外，他还建议全部强取邊疆官員私自開墾的田地為官屯，用其資助邊防用度。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處傳播，太行一带的盜賊都纷纷避開藏匿。于謙任職九年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遷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祿。[7][8]
英宗初期，三杨（楊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謙。于谦所奏请的内容，上午呈報下午就獲批復許可，此均為三楊所主持。而于謙每次到京師議事，均是空著口袋，各權貴因無法索賄而心生怨恨。三楊陸續去世后，太監王振開始干政，恰逢有姓名與于謙相似的御史曾得罪過王振。于謙入朝時，舉薦參政王来、孫原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意圖，於是彈劾于謙因長期不升遷而怨恨，擅自舉薦他人代替自己。奏摺下交到三司審查，于謙被判處死罪，關在獄中三月。不久，王振自知失誤，于謙因此得以釋放，貶官為大理寺少卿[9][10]。
于謙被貶期間，山東、河南的官員百姓數千人均上疏請求留用，而身在两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晋王朱鍾鉉也附同此議，英宗於是又命于謙再任巡撫。當時，山東、陝西因受災，流亡至河南的飢民就有二十多萬，于謙請求調發河南府、懷慶府所積蓄的粟米賑災，并上奏請求命時任布政使的年富採取安民之策，給予土地供給耕牛、穀種，并派里長監督檢查。于謙在地方任職前後十九年，每逢父母喪事，都在回家治喪后隨即被起用再任[11]。
《石灰吟》
千錘萬击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
正統十三年（1448年），明朝邊防吃緊，于謙被召入京師，擔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蒙古也先率軍大舉進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親征。明朝兵部尚書鄺埜與于謙均極力勸阻，英宗不聽。鄺埜只能跟隨英宗親征處理軍務，而留下于謙管理兵部事務。同年發生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軍大敗并主力喪盡[12]。在得知英宗被俘后，京師震驚，百官不知所措。負責監國的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議攻防之策。翰林院侍講徐珵称其观星象有變，应当向南迁都避敵。于謙听后，高声厲喝道：“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旦遷都將大勢而去。難道沒看見宋朝南遷的歷史么？”郕王听后称是，于是留守策略始定[13]。
然而，明朝京師的精锐部队均在土木堡陣亡，所餘的疲憊不堪的殘軍不足十万，人心恐慌，官員百姓都沒有堅守的信心。于謙請求郕王發佈檄文集合順天府、應天府、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直隶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應天府各地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隨後，于謙當即升任兵部尚書，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14]。
在一邊籌畫備戰方略同時，明朝廷臣呼籲嚴懲土木之變禍首王振及其餘黨的行動也開展。一日，郕王朱祁钰攝朝朝议时，右都御史陳鎰上奏请求將王振滅族，廷臣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擇時改議，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馬順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帶頭在朝廷上猛击馬順，众臣纷纷跟随，馬順當即斃命，一時血濺朝堂，而士卒亦聲洶欲誅。郕王朱祁钰看後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謙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勸導道：“马顺等人罪当死，请不要追罪于各位大臣。”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15]。在他退出左掖門时，吏部尚書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16] 在那時，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謙，而于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17]。
因为英宗被俘、明朝无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軍又逼近，明朝大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为国君。郕王听后再三推辭，于謙大聲說：“臣等實在是憂慮國家，並非為了私人打算。”郕王於是接受此議[18]。同年九月，朱祁钰即位，為明代宗。于謙入朝對答陳述京師防衛策略，他激動地哭泣着說：
| “ |
敵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們必然輕視我大明，長驅直入到南方。所以請求朝廷命令各邊防駐守大臣協力防守阻擊。京城軍隊的武器幾乎用盡，應當馬上各分道募集部隊，并命工部修理武器盔甲。此外，亦派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张仪、雷通分別帶兵防守京城九門，并在外城安置兵營。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與到保衛事宜，將靠近城郭的居民遷入城內。通州積攢的糧食，可命官軍自己到關上支取，將剩餘的粟米換成金錢，不要留下資助敵軍。文臣如軒輗等，可勝任為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等，宜任命為將領元帥。至於軍隊事務，臣親自擔當，若不能奏效，則請治臣的罪。[19][20] |
” |
景帝听后深表赞同，并于次月敕令于謙为提督，统领各路兵马[21]。
此时，也先挟持英宗攻破紫荊關直驅而入，窺視京师。石亨建議收攏軍隊，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使得敵軍疲困。于謙則稱不可，認為此舉使得蒙古更加輕視明軍。他於是命各將領將二十二萬部隊分兵在京師九門城外排開陣勢：都督陶瑾守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守东直门，武進伯朱瑛守朝陽門，都督劉聚守西直门，鎮遠侯顧興祖守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守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揮湯節守宣武門，而于谦与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列阵于德勝門外，直对正北而来的也先大軍[22]。此外，他還將兵部事宜交给兵部侍郎吳寧，悉数关闭全部城门，并亲自督战[23]。为了保持戰鬥士氣，于謙下达了著名的軍戰連坐法：
| “ |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24] | ” |
于是，将士知道撤退必死無疑，于是均受命效力。隨後，副總兵高禮、毛勝在彰儀門北面擊退敵軍，生擒蒙古首領一名。景帝十分高興，命令于謙挑選精兵在教場屯兵以便調用，并命令內臣興安、李永昌和于謙一同管理軍務[25]。
起初，也先深入内地，自视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当看到官兵布阵井井有条后稍微沮丧。已叛明的太监喜寧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为人质的朱祁镇，并索要金帛无数，并邀请于谦、王直、胡濙等人谈判。景帝不许，也先听后十分失望，于是放弃谈判[26]。
十月十一日，京師保衛戰開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队窥视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于謙与石亨预料此计，于是设法诱敌。随后，瓦剌一万大军开始主攻，副總兵范廣在途中设伏、以火器突發反攻，也先弟孛羅、平章毛里孩中砲而亡[27]。瓦剌军不得已改攻西直门，都督孫鏜守卫，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军只能引退。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外击败瓦剌，并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先锋。瓦剌准备撤退时，明军欲争功，军阵混乱，武興中流矢陣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壽援兵赶到，蒙古大軍撤退。此後兩軍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各地勤王部队赶到，唯恐归路被断，于是拥着英宗由良乡向西而去，于謙调遣部队追至关外方才还师。至此，蒙古撤出關外，明军获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28]。
之后明廷论功行赏，于謙加封為少保，总管军务。于謙則稱：“四面邊境的戰事很多，這是卿大夫的恥辱，哪里敢邀功請賞呢！”并坚持辞去加赏，景帝不予批准。之后，于謙請求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并派遣大臣镇守山西，防備蒙古部队再次南侵[29]。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謙上奏称瓦剌两万部队围攻萬全，景帝敕命范廣擔任總兵官進行抵禦。不久蒙古撤軍，于謙請求在居庸關駐兵，蒙古來則出關剿殺，敵退則從京師補給糧草。大同參將許貴奏報，北方有三個人到鎮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講和[30]。于謙则反对道：
| “ |
以前派遣指挥季鐸、岳謙前去，但是也先卻隨之入侵。又派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去，沒有看見上皇只能返回。現今看來，和談已經很明顯不可行了。何況我們與蒙古有不共戴天之仇，從情理上講，本就不能講和。萬一講和而對方索求無度，那依從他則會受損，不依從則會發生變故，情勢所看，也不能夠講和。許貴身為武將，卻懦弱害怕成這樣，又憑何抵抗敵軍，按法令應當誅殺。[31] |
” |
景帝遂發公文嚴厲指責。至此邊關將領人人都主張作戰防禦，沒有再敢建議議和的[32]。
除了堅持防禦外，于謙還設計離間蒙古內部勢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镇作为要挟，這類計謀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監喜寧。于謙遂密令鎮守大同的武將趁对方遣使之机，擒拿喜寧并诛杀；此外，他還設計叫王偉引誘并殺死間諜小田兒[33]。他還使用離間計，請求特赦忠勇伯蔣信，許願給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劃。至此，也先開始有送還英宗的想法，并派遣使者講和，京城漸漸放鬆了嚴防[34]。于謙此時上奏請求告誡各地仍然加強城防，以防患未然[35]。
到了八月，朱祁镇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频繁派遣使者，请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議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为天子的朱祁鈺却很不愿奉迎哥哥，并称：“朕本来就不想登天子之位，當時被推舉，實在是出於你們的意思。”于謙聽後委婉地稱：“天位已經確定，難道還會有其他事情發生？只是從道義上應當馬上迎接罷了。萬一對方果真心懷欺騙，我們就有口實了。”景帝聽後隨即改變臉色，稱：“聽你的，聽你的。”於是先後派遣李實、楊善前去，終於迎接英宗返回[36]，此舉是有于謙的功勞[37]。
英宗返回后，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在此之前，進貢使者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這個數字卻達到三千多人，每当賞賜不滿足他們要求后，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時，蒙古又派三千使者來朝，于謙遂請在居庸關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后再宴請他們。他還稱，這種議和難以依靠，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請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關、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修防禦設備。此外建立團營制度，即將原京城部隊分屬的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統一管理，并選拔精銳部隊十五萬，分成十營組織訓練。瓦剌入朝進貢，每次都要帶俘獲的人口到來。于謙每次均上奏酬報使者，前後得以贖還的累積達幾百人[38]。
早在永樂年间，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时候，这些人反成为内应。于謙於是请遣散这些人。趁西南有戰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選他們的精銳騎兵，給他們豐厚錢糧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們妻兒，使得內患逐漸解除。當時，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關外八座城池都棄給敵軍。于謙遂派都督孫安以輕騎兵出龍門關而佔領，并招募百姓屯田，一邊作戰一邊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復。貴州苗民叛變還未平定，何文淵建議廢除兩個土司，專設都司，并派大將鎮守。于謙反對稱，廢除土司即等同放棄此地，爭論方止。雖然戰事漸漸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謙仍認為國恥未報，恰逢也先與脫脫不花相爭，他請求趁機調兵，親自征討報仇，以解除邊疆禍患。但沒有得到景帝批准[39]。
于謙擔任兵部尚書時，正值北方蒙古勢力大增；南方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廣、貴州、廣西、苗族、瑤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後的部隊調動部署，都是于謙獨自策劃。軍馬倥傯，戰事變化無常，而于謙總能口述奏章，并完全符合當時情況。其屬僚官吏接受成命后，互相對視，均被其才能感到欽佩驚訝。此外，于謙號令明確細緻，即使勳爵宿將有細微過失不符合法令，也會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于謙的一紙法令傳至萬里之外，無不令人戒懼肅然。他的才識膽量敏捷細緻，當時無人可比。而他仍為臣忠誠、憂慮國家而忘我。英宗雖返，于謙卻不稱自己功勞。東宮改換后，景帝命兼屬兩宮的官員支取兩份俸祿。各位大臣雖都推辭，但只有于謙一再拒絕。他為人奉行節儉，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風雨。景帝於是在西華門賜大宅給他，他推辭道：“國家危難，身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樂？”并堅決推辭，但景帝沒有批准。於是，他取出此前所賜予的璽書、衣袍、銀錠之類，全部加蓋封存，只是每年定時查看一下而已[40]。
于謙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張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會悄悄詢問他的意見。于謙亦根據實情回答，無所隱瞞，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謙，即使被任用卻比不上于謙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剛撤軍后，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所呈的功勞簿不符合事實。有御史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雖然事後于謙援引祖制說服，戶部尚書金濂亦上疏爭辯，但進言的人仍不停地羅列罪名打擊于謙。每次御史上奏彈劾，均賴景帝排除眾議堅持任用，使得他能夠全力安排布置兵事[41]。
但是，于謙性格本就剛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撫胸歎息道：“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親貴族，他內心頗生鄙夷之情，於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終不主張議和，雖然此舉最後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稱不悅。此外，徐珵因建議南遷而被于謙斥責。從此改名為徐有貞，逐漸升官任用，對于謙之恨咬牙切齒。石亨本是因違法削職，于謙請求寬恕并重用他，任十營總兵，但因畏懼于謙不敢放縱，也不喜歡他。德勝門之勝，石亨功勞不及于謙，卻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於是上疏推薦于謙之子于冕。于冕推辭，景帝不許，此時于謙稱：“國家多事，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恩情。況且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提拔隱居人才、軍中低級將領、或有助於軍隊國家的人，卻偏偏舉薦臣的兒子，能得到公眾議論的認同么？臣對於軍功，極力推託卻仍僥倖得官，卻決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石亨聽後，大為憤怒。此外，都督張軏因為征討苗民違法，被于謙彈劾，其和內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謙[42]。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趁景帝病重，聯合发兵拥立英宗復位，史稱“夺门之变”。英宗復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謙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天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都御史萧维祯审理案件，判定于謙犯谋逆罪，判处死刑[43]。王文不能承受誣陷，極力爭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辯解又有什麽用呢？”奏章呈上后，英宗還猶豫地說：“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英宗遂下定決心，同年改元為天順，以谋逆罪，殺于謙棄市[44]。判其子于冕充军，發戍山西龍門，其妻張氏發戍山海關[45]。于謙下獄之後，部分大臣和幾名太監想救之，發怒質問徐有貞，有貞回之以「虽无显迹，意有之。」[46]（雖然並無實際證據，但有此意欲。如同莫須有）。当时遂溪教諭吾豫称于謙罪當族诛，更指他所薦舉的文武大臣應一併誅殺，最終因部議力阻而作罷。千戶白琦又請求列舉其罪狀，並刻在板上公告天下。一時满朝官员欲求得寵者，都以于謙之事為口實[47]。
錦衣衛登記沒收于謙的財產時，家裡沒有多餘財物，只有正室的大鎖很堅固。打開一看，只是皇帝御賜的蟒衣、劍器，觀者無不嘆息不已。于謙去世后，本是曹吉祥部下的指揮朵兒在于謙行刑之地用酒祭祀他，悲痛哭泣。曹吉祥發怒而揍打朵兒，次日他仍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為于謙的忠義所感，收斂其屍體埋葬，第二年歸葬在杭州[48]。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謙死事，當聽聞后哀傷歎氣數日，英宗之後亦感到後悔[49]。
于謙死後，石亨黨羽陳汝言代替擔任兵部尚書一職。不到一年后就被舉發身敗，積藏的贓物達數萬白銀。英宗召集大臣進去察看，悲哀嚴肅地稱：“于謙在景泰年間得寵信，死去時卻無餘產，陳汝言的財為什麽卻又這麼多？”石亨低下頭不能回答。不久，明朝邊關警報再起，英宗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候英宗，乘機進言道：“假使于謙還在，應當不會讓胡虜成此氣候。”英宗無言以對。這一年中，徐有貞被石亨中傷，被戍金齒。又過了幾年，曹石之變事發，石亨也被關入監獄死去，之後曹吉祥亦因謀反被族誅[50]，于謙的冤屈最終得以昭雪[51]。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獲赦，上疏為父鳴冤，憲宗親自審理，并下詔予以平反：[52][53]
| “ |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
” |
弘治二年（1489年），经給事中孫需上奏，明孝宗追贈于谦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賜諡「肅愍」（《明实录》作忠愍），欽賜「在墓建祠」，題為「旌功」，設春秋兩祭。葬于谦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萬曆年间，明神宗改授谥号为“忠肃”。此後數百年间，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祭事仍不絕[54][55]。
因為于谦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時宰相”，在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紀念他的祠堂與故居[56]。現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肃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谦祠、于谦墓、于谦故居花园，以及浙江吳山的于谦读书处等，均為國家級、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于谦在原順天府的故宅，后成为于忠肃公祠。在今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號。成化二年，明憲宗下詔追認于谦官職，將其故居改為忠節祠。清順治年間，祠堂被毀，直至光緒年間方始重建，院為兩層小樓，上為魁星阁。義和團運動時候，此地被設神壇。1976年，魁星阁在唐山大地震餘震中被毀，現僅存祠堂，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祠、墓位于中国浙江杭州西湖乌龟潭旁的三台山山麓，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後多有毀建。清嘉庆年間，時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則徐倡議集資修葺，并撰殿门两侧楹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隨後因戰事等原因再毀，1998年，當地政府重新徹底修繕并對外開放，保持原清朝祠堂佈局，為東西三進，分為前殿、正殿和後殿。南北兩側有廂房，為典型的中國祠堂佈局。正殿有于谦雕塑，匾额为清乾隆皇帝御题“丹心抗节”、雕塑后壁面为徐向前书《石灰吟》。殿后有杨昌题刻《明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像》碑、袁枚题《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九块残碑[57]。
于谦墓在于谦祠旁。明孝宗时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此建筑群为祠墓合一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建被毁，1982年重建。该建筑群进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58]。2006年，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故居，位于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为于谦祖居。明成化二年修葺，为怜忠祠，巷名亦改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为忠肃堂、思贤庭、古井等布局。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59]。
《除夜太原寒甚》 《荒村》 《平陽道中》 《觀書》 《暮春遇雨》 《入京》 《石灰吟》 《詠煤炭》 《岳忠武王祠》 《北風吹》 《望雨》 《入塞》 《到澤州》
其中石灰吟一詩為于謙十七歲時所寫，可說是于谦一生的寫照，也最為後世所熟知。
因為于谦對明朝歷史有重要作用，民間多有對其生平有所演繹。
文學方面，朱國楨《湧幢小品》一書中有于谦託夢王錫爵的紀錄，袁枚《子不語》一書中有提到于谦顯靈滅除石頭精的故事[60]；釋海山、釋大恩、釋昌臻所著《太上感應篇》一書亦有于谦顯靈的事蹟[61]。
戲劇方面。1962年，戲劇家双戈、魏峨，根據于谦生平，編寫成為越劇，著重描寫其在土木之變后的事蹟。1964年，此剧由浙江越剧一团排成，並于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钱鑫培饰于谦，陈静、任贤璋、胡敏任導演。文化大革命期間，該劇與《海瑞罢官》等一同被遭到批判[62]。在电视剧方面，2003年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惊变录》）即以于谦为主人公，演绎了他的生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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