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亚方孔钱币,是公元3世纪上半叶至10世纪之间在中亚所铸造的地方货币,这些货币与从东亚输入来的或在中亚发行的货币不同,都是以异文或异、汉文并用作为钱文,采用中国圆形方孔钱币样式,不以通流于中、西亚等西方圆形无孔钱币作为币形。
中亚所出土的地方方孔圆钱主要受两种中国货币所影响,即汉武帝于前118年开铸的「五铢」和唐高祖于621年开铸的「开元通宝」。[1]
「龟兹五铢」或称「汉龟二体」钱,为龟兹王室白氏开铸的方孔铜币,铸行于3世纪上半叶至7世纪初。[2]公元91年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而另立曾在洛阳作侍子的白霸为国王,东汉遂任命班超为都护,并将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3]「白」字有说为印度文献《摩诃婆罗多》中一个勇敢善战的英雄阿周那(义为白)的意译。唐朝初期,龟兹国王苏伐勃驶和其次子诃黎布失毕两人名字的共同组成部分,其音译也为白。在840年回鹘西迁至新疆以前,龟兹王室姓均姓白,后龟兹一地被回鹘人所占据才被阿尔泰化,故宋代史籍上的龟兹传,开头即点明龟兹本回鹘别种。[4]
从西汉开始内地的五铢钱便流入新疆,如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出土的东汉五铢。龟兹五铢是仿照魏晋至南北朝的五铢钱制成的地方钱币。[2]它与在丝路南道的古于阗国于2世纪通流的「和田马钱」或「田汉二体」钱不同,和田马钱与贵霜王朝的希腊文和佉卢文钱币相差无几,只是希腊文为汉文所取代,其币形为圆形无孔,币面上为马和骆驼图案及佉卢文国王的姓名,但用汉文记写铢的重量。[5]龟兹五铢以红铜为主,也有黄铜制,圆形方孔,浇铸,广串,薄肉,皆有内外廓和狭缘,龟兹文和汉文合璧,龟兹文源于梵文,随佛教东渐而来。[6]1920年以来英、法、德、日、俄等国的探险队在新疆发掘过,1986年发掘数量最多,共计10,000余枚。[7][8]能分为三种不同的版式,即正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正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光背;正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数量多,为双范合铸。[2]汉文为汉篆五铢的字样,龟兹文为重量单位,其另一龟兹文是数词
,1铢等于10个
。[6]
早期的龟兹五铢深受曹魏五铢的影响,可以说是仿曹魏五铢而铸,特点在汉文“五”宽肥,“铢”是直头“金”;外郭压一点钱文;广穿,面无内郭,面无内郭的龟兹五铢要早于有内郭者。曹魏五铢为魏明帝于227年开铸,是龟兹五株通流的上限时间。[9]龟兹五铢通流的下限时间在621年唐朝废止五铢钱制后不久,尤其在640年平定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此外,龟兹还铸造过「无文小铜钱」,无轮廓、无文字、钱体轻小,外缘不规整,铸工窳劣,在新疆各地都有出土,遗址中同时伴有钱范。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出土于两汉时期遗址或墓葬的小铜钱,通流时间为两晋历南北朝而终及隋唐。[2]
粟特为中亚河中地区商贾民族,亦称昭武九姓,粟特铜币铸行于6世纪至8世纪中叶,但大部分出现于7世纪初以后,6世纪以前均为圆形无孔钱币。康国都城位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是粟特城邦国家的中心,王族对诸国也有宗主关系,具有政治优势地位。从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拉伯怛罗斯之战以前,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及以东地区,即粟特地区,始终深受中国内地的影响。[10]
粟特钱币为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Panjakent(彭吉肯特)和撒马尔罕州Afrasiyab(阿弗拉西亚布)等遗址都有出土。在学术上以地区分四型的特点归类,即东、西、南粟特和布哈拉钱币,康国属东粟特币的范围。[12]对方孔圆钱研究上则以康国王室所铸造的钱币为代表。粟特铜币分为两型,一汉粟二体钱,正面为汉文开元通宝,背面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二发现量最多,正面为粟特王徽、族标,背面为粟特文的王名、称号,学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记分辨属哪位王铸币。[10][13]据铜币铭文,康国王或称粟特王的铸币者可与汉史籍对上音韵的有8人,从隋末唐初的世失毕和屈术支,至咄曷王最后朝贡的记录754年止,即世失毕—屈术支—拂呼缦—笃婆钵提—泥涅师师—突昏—乌勒伽—咄曷,除此8个人外,其余康国王的名字尚不知道。据喀喇王朝学者奈赛斐(1068年—1142年)所著《撒马汗学人传》,阿拉伯人征服下产生的撒马尔罕王朝至少有13个国王。[10][14]
钱币正面为常见的左右形纹饰和
形纹饰,而一些上下则是
形纹饰和
形纹饰,后二者意义不明,
形纹饰据说为撒马尔罕的粟特王族族徽,
形纹饰是大夏地方强大氏族的族徽。[10]有学者据对561年开铸的「北周布泉」(王莽币)和早期的粟特铜币进行比较,认为币正面上的王徽、族标原形为悬针篆
(布泉)字形,因为粟特工匠在仿造过程中不识字体,币文越来越走向图案化、艺术化才逐渐形成后来的图纹,在撒马尔罕也出土过北周布泉。[15]
突骑施,原为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骑施钱铸行于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突厥前汗国并无钱币,钱币仅在其属国人民中使用,一直到突骑施时期才开始铸币。[16]唐代铜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超汉代,大量铜币流入西域,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突骑施汗国对唐代铜币的仿铸。[17]而七河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又处于丝绸之路中段,因此作为经济交流中介手段的钱币,对突骑施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18]
突骑施钱铭文是粟特文,背文符各异,形制仿制唐开元通宝,方孔圆形,材质精良,铸造规整,是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19]不仅如此,据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有关突骑施的文书,突骑施人还接受了唐代铜钱以贯和文为计值单位的货币量值方式。[17]突骑施铜币最早被沙皇和德国考察队于1911年首次发现,后为两国语言学家和突厥学家研究,在七河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Ak Beshim(古碎叶城)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塔拉兹等地都有出土,在中国境内也有零星发现。突骑施钱颇为罕见,1953年苏联考古学家在Ak Beshim仅发掘到57枚,在此前后,其地地方陆续收集到39枚。[19]学者对钱面的粟特文「突骑施可汗」译意无异议,其余的词组存有不同意见,一般译读为「神圣的突骑施可汗之钱」。背面的符标,也称作弓月纹或蛇形花纹,据说为突骑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认为是古突厥文的变体。一些制作突骑施钱的工匠,巧妙地把
形纹的下部设计在钱币内穿的外缘上,使之浑然一体;由于受圆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变成弧形,形似弓月。[20]
突骑施钱铸行时间的上下限,贯穿于突骑施由兴起至衰亡的历史。有学者将突骑施钱概括总结为五型和三个铸行阶段,一型钱面铸有「突骑施可汗」铭文,钱背形符标,属苏禄时期,通流于716年至738年,发现量多,分布广泛;二、三型钱面铭文一致,背面符标、铭文各异,是苏禄被莫贺达干杀后,黄、黑两姓围绕汗位继承间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时期,反映了当时混乱局面;四、五型分别属黄姓首领娑葛与其父乌质勒突骑施钱,背面无
形纹,四型背文有「托克马克王公」和「我来自十箭部族,
的族徽下」,托克马克指碎叶,
形纹一说为「帝」字的变形。[20]也有学者认为突骑施钱是碎叶土著粟特工匠所铸造,铸行时间始于苏禄时期,结束于739年唐朝平定突骑施内乱之时。[19]
回鹘钱是自匈奴、柔然、突厥等以来,漠北游牧帝国立国者最早铸造钱币的实例。币形仿开元通宝铸造,方孔圆形,钱文为回鹘文。回鹘最初在漠北兴起,840年遭黠戛斯人所破开始西迁,西迁的回鹘人,以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汗国,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西州在唐代是东西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地区,深受汉地货币文化影响,当地的市价以铜钱来计算。唐代铜钱具有在藩城流通和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粟特与突骑施仿开元通宝的发行与流通,形制与唐钱形制上的划一性,在说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巨大影响的同时,也证明了市场、贸易和交易在其中起的巨大推动作用。[21]
目前所知的回鹘铜币主要有三类,一为胡汉双语钱,钱面汉文顺序在解读上有「日光月金」或「日月光金」,背面是一圈胡文,一般认为是古突厥文的草体,铸币者始于保义可汗(821年卒);二为双面回鹘文钱,面文一般译意为「阙·毗伽·卜古·回鹘天可汗」,背文为「奉王命颁行」,铸币者存有不同说法,有牟羽可汗(779年卒)、怀信可汗(805年卒)或西州回鹘可汗之说;三是单面回鹘文钱,面文一般译意为「奉亦都护之圣命准予通行」,无背文,铸币者有西州回鹘可汗或亦都护之说。大抵上回鹘铸币时间最晚不迟于10世纪中叶,最早在9世纪初。[22]
回鹘钱的铸造量不清楚,据《册府元龟》记述「回鹘钱」在831年的发行量就有1,1400贯之多,有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唐钱,不是回鹘自铸的铜币。[23]有关日月光金钱的背文,据研究,单词含义是「太阳·金星·光明·月亮·铜钱」,除了突厥词光明,其余为钵罗婆语、梵文和粟特语借词,学者一般认为与摩尼教七曜历有关,因为尊崇七星是摩尼教的一大特点。[24]日月光金钱颇为罕见,2007年美国和蒙古国联合考古队在哈拉和林城遗址发掘出20多枚。双面回鹘文、单面回鹘文钱一般认为是西州回鹘铸行的钱币,虽双面回鹘文钱铸币者有争议。[22]西州回鹘称可汗的时间为866年,一直到981年仍称可汗,随后改称亦都护,因此,亦都护主要为西州回鹘第二阶段统治者使用的称号,1209年西州回鹘被蒙古人改称畏兀儿。[25]
自秦「半两」钱问世(前306年)以来,中国铜钱币上就有星、
月、
四决纹、
四出纹等记号,也是古钱形制特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铸
星始于秦「半两」钱;铸
月形、
四决纹从西汉五铢钱(前118年)开始,
星、
月一直到明末「崇祯通宝」(1628年)上还有,
四决纹似乎未出东汉,汉明帝至汉灵帝(57年—189年)东汉五铢钱有
月纹,此时还有卍纹,但不多见;铸
四出纹从东汉五铢钱(40年)开始,隋五铢(581年)以后已不具有
四出纹。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五铢钱面开始铸上、下半星,至王莽币(7年—23年)止,西汉五铢有面
四决纹,至王莽币止,从至今钱币出土上看,东汉时已无此制;背
四决纹开始于王莽时的「大泉五十」,西汉尚无此制。钱币上铸
星、
月等记号,是当时人有意的制作。这些记号在各朝的「五铢」钱上表现得最多样。[26][27]
唐代「开元通宝」背上多铸有仰月纹,也有罕见的孕星、多星、祥云纹等,自中唐始大部分都铸有月纹。对于月纹来源的著述最早见于唐代学者郑虔著的《会粹》,此后常见于各朝钱币,特点是纹识更大更标准。[26]此外,粟特铜币极少数铸币上有类似「开元通宝」的
仰月纹,后期则有☪新月纹出现。[12]新月纹最早与伊斯兰教并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5世纪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破君士坦丁堡以后,才从拜占庭引入作为旗帜,此后才渐渐成为伊斯兰教代表图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