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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3月,譚戒甫出生於一農民家庭。1905年,他考入湖南遊學預備科。1909年考入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學習電機工程。1914年之後,他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學任教师,教授英文。毛泽东曾为其学生。[1][2]
到1938年之前,譚戒甫曾先后担任过一系列军、政及社会职务,依次为光复军司令部交际主任,湘西镇守使署参谋、湘粤桂联军援鄂第三路军总司令秘书、湘岸榷运脊岭粤税分局兼煤田分局局长、湖南议会编制主任、湘岸榷运总局秘书长、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岳关和株洲折验处处长、粤汉铁路湘鄂路局秘书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游击司令(归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指挥)、湖北省县长考试委员会襄校委员、省立通俗日报总编、上海民权报、湖南公报、国民日报翻译员兼文艺编辑、民国日报主笔等。[3]
1928年,他在武漢大學中文系任講師一年,之後被该校聘為教授,他講授的课程有「諸子要論」、「諸子專書研究」、「目錄學」、「形名學」。1938年9月至1945年,譚戒甫先後任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貴州大學、貴陽師範學院、之江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西北大學中文系主任、貴州大學中文系主任。1946年2月,他担任湖南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高校院系調整之后,譚戒甫調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1]
譚戒甫曾被选为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受邀参加过天安门“五·一”观礼。因曾任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教师,譚戒甫与毛泽东交情甚好。譚戒甫曾于1957年应邀到毛泽东家中作客,并曾和毛多次通信。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又曾见谭戒甫。1974年谭戒甫去世,享年87歲。[1][3]
他研究先秦諸子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墨辯發微》、《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墨經分類譯注》、《莊子天下篇校釋》、《校呂遺誼》等著作中。在这方面他的突出貢獻是發現了形名學與墨經小取論式(与西方的邏輯學近似但又不同),详见《墨辯發微》、《公孫龍子形名發微》二书。早在1919年,他便寫出了《墨經長籠》的稿本,后来經刻苦研究,又發现了形名學。他說:[1]
形名二字的含義,若利用現代語文作解釋,是容易清楚的。因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給它一個名,就叫“形名”。由是得知:形名家只認有物的“形”,不認有物的“實”,他以為“形”即是物的標誌,“名”即是“形”的表達。物有此“形”,即有此“名”,由此說來,天下萬物,“形”、“名”二字可以括盡。故公孫龍總揭其義,叫做“形名”,以成其學。
1920年7月,譚戒甫專門研究了《公孫龍子》,結合墨經对原來輯有的《公孫龍子》各種相关材料進行研究。《墨辯發微》是一部研究《墨子》書中的墨辩(或称“墨经”)六篇暨《经上》、《經下》、《经上說》、《经下說》、《大取》、《小取》的專著。《公孫龍子形名發微》是《墨辯發微》的姊妹篇。这两部书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較高地位。[1]
1956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哲學研究所,譚戒甫即同蘇聯科學院立約譯注墨經,1957年完成《墨經分類譯注》一书。[1]
譚戒甫的諸子研究深入且全面。他反覆修訂過顏昌堯的《管子校釋》稿本。他的《莊子天下篇校釋》、《校呂遺誼》是修改1928年起在武汉大学任教時自撰的教本而成。[1][1]
他最早的金文研究作品是1933年脫稿、1936年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五卷上發表的研究董武鍾的论文。此後他的金文研究不斷深入。1953年他轉教历史学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周金文的研究,撰寫了《西周金文綜合研究》。他主张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資料和西周史料加以對勘,从而获得对西周历史的新认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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