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律 爵士,QC [?] (英語:Sir Gerard Lewis Howe ,1899年6月3日—1955年5月25日),英國 殖民地 法官 和律政官員,1946年至1950年擔任尼日利亞 律政司 、1951年至1955年任香港正按察司 。
事实速览 侯志律爵士 Sir Gerard Howe, 香港正按察司 ...
侯志律爵士 Sir Gerard Howe 任期 1951年2月9日—1955年5月25日前任 捷臣爵士 继任 何瑾
出生 1899年6月3日 英國 愛爾蘭 威克洛郡 布瑞 逝世 1955年5月25日(1955歲—05—25 ) (55歲) 英国 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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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律畢業於都柏林三一學院 ,1923年和1924年分別取得愛爾蘭自由邦 和北愛爾蘭 執業大律師 資格,並在兩地開展私人執業。1930年,他加入殖民地部 ,早年曾在肯雅 、黃金海岸 、海峽殖民地 和馬來聯邦 歷任駐紮裁判司 和檢察官 等職。1941年,他調往尼日利亞出任律政專員(法律政策) ,1946年升任尼日利亞律政司兼行政 立法 兩局當然官守議員,同年奉委御用大律師 ,以及於1949年獲爵士勳銜 。在律政司任內,他協助時任尼日利亞總督 約翰·麥克弗森爵士 推動憲政改革,除了參與草擬《麥克弗森憲法 》,又於1950年1月於伊巴丹 主持一場大型的憲制會議,促成新憲法於1951年公佈和在翌年正式實施。
1951年侯志律出任香港正按察司,任內參與審理涉及兩航事件 和粵穗慰問團事件 等多宗訴訟。此外,隨著各級法院的工作日益繁重,他對香港的司法體系作出不少重大變革,當中包括在1953年首度在香港引入兩所地方法院 ,以及在1954年首度於新界 大埔 和屏山 分別設立裁判司署 ,使香港的法院架構更趨成熟。然而,侯志律在任後期身體欠佳,多次展開長期休假,正按察司一職要由高級副按察司 顧德和 署任。1955年5月,侯志律因病在英國逝世,終年55歲,成為罕有地死於任上的正按察司。
侯志律1927年娶瑪嘉烈·馬圭爾為妻,她於1930年從都柏林大學學院 畢業後加入殖民地部,跟隨丈夫前往肯雅任職女醫官,後來先後於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尼日利亞從事醫務工作,並於1950年加入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 ,曾任世衛西太平洋地區兒童福利及婦產顧問。愛爾蘭國立大學 於1951年向她頒授名譽法學博士 學位,以肯定她的醫務工作。
侯志律是擁有英格蘭 血統的愛爾蘭人 ,[ 1] 1899年6月3日生於英國 愛爾蘭 (愛爾蘭共和國 前身)鄰近都柏林 的威克洛郡 小鎮布瑞 ,[ 2] [ 3] [ 4] 父親傑勒德·奧古斯塔斯·何奧(Gerard Augustus Howe)來自都柏林,任職事務律師 ;[ 2] [ 5] 母親尼娜·比斯利(Nina Beasley)來自都柏林郡 蒙克斯頓 ,是亨利·比斯利(Henry Beasley)的女兒。[ 2] 有三名胞姊妹的侯志律是家中獨子,[ 5] 他早年受教於阿馬皇家學校 ,[ 6] 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後於1916年加入愛爾蘭恩尼斯基林燧發槍軍團 擔任士官生,1917年轉入皇家愛爾蘭來福槍團 擔任少尉 。[ 1] [ 7] 大戰後期,他於法國 參與戰事,1918年因傑出表現多次獲得傳令褒獎 。[ 1] 大戰結束後他於1919年升為中尉 ,[ 8] 1920年他正式退伍,之後獲得中校 榮銜。[ 6]
侯志律退伍後返回愛爾蘭繼續學業,入讀都柏林三一學院 修讀法律 ,[ 6] 畢業後於1923年從都柏林的英皇律師學院 取得愛爾蘭自由邦 執業大律師 資格,翌年再取得北愛爾蘭 執業大律師資格。[ 1] 他此後在兩地開展私人執業,直到1930年為止。[ 1]
1930年,侯志律放棄私人執業,選擇加入英國殖民地部 ,起初派往非洲 肯雅 出任駐紮裁判司 ,任內曾在蒙巴薩 審理不少涉及市政物業估價 的上訴案件。[ 1] 1934年,他調往黃金海岸 (加納 前身)擔任檢察官 ,是當地僅有三名檢察官之一。[ 1] 數年後,他於1937年從非洲 調往亞洲 ,在海峽殖民地 擔任檢察官,[ 9] 任內曾於新加坡 署任律政專員(法律政策) 和地方法院民事法官等職;[ 10] [ 11] 及後他於1940年調往馬來聯邦 吉隆坡 出任第一裁判司,主持審理大小案件。[ 11]
1941年7月,侯志律調返非洲升任尼日利亞 律政專員(法律政策),專責草擬法律條文的工作。[ 6] [ 11] 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他於1946年奉委尼日利亞律政司 ,[ 6] 同時兼任行政 立法 兩局當然官守議員,[ 12] 任內於1946年12月取得御用大律師 名銜,[ 13] 1949年6月更獲英廷冊封為下級勳位爵士 。[ 14] 在律政司任內,時任尼日利亞總督 約翰·麥克弗森爵士 (Sir John Macpherson)正著手推動憲政改革,並主持草擬《麥克弗森憲法 》,期間侯志律參與憲法的草擬和廣泛的諮詢工作,當中包括在1950年1月於伊巴丹 主持一場大型的憲制會議,聽取各地代表的意見。[ 15]
連串的諮詢工作促成《麥克弗森憲法》於1951年公佈和在翌年正式實施。[ 16] [ 17] 該憲法 是尼日利亞歷來第三份憲法,重點包括分別以部長會議 和眾議院 取代原有的行政局和立法局,以及在尼日利亞北部 、西部 和東部 各自原有的立法議會 以外各增設一個行政局 。[ 18] 除了新設的部長會議和三個地方行政局均以非官守議席佔多數,眾議院和三個地方立法議會更是首度實現以選舉產生大多數議席。[ 16] 其中,眾議院149席當中有136席是由間選 產生的代表議席,其中一半即68席代表北部,西部和東部則各有34席;[ 19] 而三個地方立法議會的大部份議席也由直選 和間選混合選出。[ 16] 儘管新憲法明顯加重了民主 成份,但卻被指無法公平代表各族人民的利益,加上改革層面有限,憲法不為普遍尼日利亞民眾支持,最終《麥克弗森憲法》在1954年由新一份憲法取代。[ 17]
侯志律未及見證《麥克弗森憲法》頒佈,便於1951年2月正式獲任命接替捷臣爵士 (Sir Leslie Gibson)出任正按察司 ,並於3月抵達香港 履新,任內參與審理的重大案件包括擾攘多時的兩航事件 。[ 3] [ 20] 兩航事件源於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中國大陸 主權易幟後,中華民國政府 於當年12月把旗下中國航空公司 (簡稱中航)和中央航空運輸公司 (簡稱央航)數十架滯留香港啟德機場 的飛機 售予美國 「飛虎將軍」陳納德少將 牽頭的民航空運公司 (簡稱民航),使這些飛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民航的爭奪對象。[ 21]
昔日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樓 目前用作香港終審法院
早在侯志律上任前,民航已入稟香港最高法院 ,要求為央航40架和中航31架滯留香港的飛機委任接管人。[ 21] [ 22] 然而,時任正按察司捷臣在1950年2月23日宣判時指出兩航飛機屬於公共財產,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具絕對的擁有權,並可享有主權豁免 ,故駁回民航申請,同時把滯港飛機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 23] 捷臣在判詞中還認為,民航如要再就飛機的擁有權提出訴訟,便應該向中國而非香港的法院提出。[ 23]
捷臣的判決在美國引起極大迴響,[ 23] [ 24] 在美國政府 施壓下,英國政府 在1950年5月透過樞密院 發出一道樞密令 ,說明事件雖然涉及主權國家 ,但香港的法院 有權處理,並指令司法程序未完成前,這些飛機都不能離開香港。[ 25] 在這個背景下,民航在同月19日再次入稟香港最高法院,首先要求取得40架央航飛機的擁有權。[ 26] 該案延至1951年3月27日和28日一連兩天由侯志律主審,其後侯志律於5月21日宣判民航敗訴,理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已自動從中華民國政府繼承央航資產,中華民國政府在當年12月與民航訂立的交易旨在阻止中共奪得飛機,但事實上並沒有效力。[ 21] 民航不服判決後提出上訴,由副按察司顧德和 (Trevor Gould,後為爵士)和史告勞 (A. D. Scholes)兩人主持最高法院合議庭於1951年8月21日和22日聽取上訴理據,但合議庭在同年12月28日維持侯志律的判決,對上訴予以駁回。[ 27]
此後,民航再把案件上告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 ,卻意外地於1952年7月28日獲判上訴得值。[ 28] 樞密院在判詞中指出,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在1949年10月成立,但遲至1950年1月才獲英政府承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與民航在1949年12月的交易有效。[ 29] 樞密院還指出,英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雖然具有追溯力,但這種追溯力只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年1月以前作為事實(de facto )政權的合法行為,而非規管中華民國在1950年1月以前作為合法(de jure )政權的行為。[ 29] [ 30] 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11月支持兩航員工採取行動試圖控制滯港飛機時,香港政府 已在同月較早時頒令,規定任何人未先徵得香港總督 同意,不得代表任何外國勢力行事,故此樞密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的單方面行動不具法律效力。[ 29] [ 31]
樞密院的終極裁決把央航40架飛機判給民航後,餘下涉及中航31架飛機的訴訟由侯志律於香港最高法院審理。[ 32] 受樞密院的判決影響,侯志律在1952年10月8日宣判把中航的滯港飛機都判給民航,意味民航一方最終全面取得兩航71架滯港飛機。[ 32] 兩航事件的訴訟正值韓戰 ,案件的裁決更使到中英關係 急轉直下。[ 33] [ 34] 為了作出報復和配合「三反五反 」等政治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當年8月接管英資上海英聯船廠 和馬勒機器造船廠 的所有產業,同年11月又進一步充公上海煤氣公司 、上海自來水公司 、上海電氣建設公司 和隆茂洋行 四家英資企業在上海 全數約值3,100萬英鎊 的資產,隆茂洋行在天津 和漢口 的財產也遭到充公。[ 33] 中英交惡的局面,要持續到韓戰在1953年7月結束後才得以慢慢改善。[ 35]
1952年3月1日,香港發生粵穗慰問團事件 ,港府拒絕中方由廣州 派出一隊「粵穗慰問團」入境探望去年11月東頭村大火 的災民,觸發一批在港守候的民眾在九龍 生事,釀成騷亂。[ 36] 數日後,立場親共的《大公報 》在3月5日轉載北京 《人民日報 》一篇猛烈批評港府的文章,同時又刊登「粵穗慰問團」對事件發出的聲明,該報東主兼督印人費彝民 、總編輯李宗瀛 和承印人鮑立初及後被港府以煽動罪 提出起訴,是為大公報案 。[ 36] [ 37]
大公報案初由高級副按察司 威廉士 (Bill Williams,後為爵士)於最高法院主審,並於5月5日審結,最終陪審團 以六比一裁定費彝民和李宗瀛罪名成立,而鮑立初獲陪審團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 37] 威廉士在課刑時認為《大公報》刊載的有關內容完全失實,產生極大的煽動性,而且濫用輿論權力,忽略傳媒應有責任,對報業構成不良影響,決定向費彝民判罰4,000港元 或監禁九個月,另付1,500港元訟費;[ 37] 李宗瀛也被判罰3,000港元或監禁半年,另付1,000港元訟費;[ 37] 《大公報》更同時被勒令停刊半年。[ 37]
《大公報》一方其後延聘御用大律師廖亞利孖打 與大律師 貝納祺 和陳丕士 提出上訴,並由侯志律和副按察司顧德和和魯怡士 (C. W. Reece)三人組成最高法院合議庭審理。[ 38] 當時合議庭認為如果《大公報》一旦上訴得值,停刊的命令將對其不公,因此合議庭在5月17日暫緩停刊命令,以便先處理有關上訴。[ 38] 同年6月28日,合議庭宣告維持威廉士的判刑理據,對上訴予以駁回,[ 39] 但隨後於6月30日以維護法律的目的已達為理由,同意無需再執行停刊的命令。[ 40] 因此原本被勒令停刊半年的《大公報》,實際上由5月6日至5月17日總共停刊12天。[ 40]
侯志律任內參與審理的其他案件還包括轟動一時的史潔頓案。史潔頓 (G. S. Kennedy-Skipton)1921年加入港府任職官學生 (相當於後來的政務主任 ),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 爆發時正署理華民政務司 一職。[ 41] [ 42] 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後,史潔頓以自己擁有愛爾蘭 國籍為理由,獲日本 當局批准繼續與家人居於山頂 寓所,無需進入赤柱拘留營 ,並協助日治政府在市區組織市政衛生服務。[ 41] 然而,時任輔政司 詹遜 曾指令史潔頓停止與日方合作,又命令他跟其他前港府官員準備往赤柱拘留營報到,但史潔頓沒有理會。[ 41] 有見及此,詹遜於1942年2月11日在赤柱拘留營內主持行政局 會議,與其舊部通過勒令將史潔頓停職。[ 41]
1943年1月,史潔頓隻身逃離日佔香港 ,其後轉抵受國民政府 控制的重慶 ,但殖民地大臣 於同年4月確認港府勒令史潔頓停職的決定。[ 41] 戰後,港府於1948年1月召開內部紀律聆訊,同年9月通知史潔頓港府已決定將他革職,並追溯至1942年2月11日起生效。[ 41] 港府1949年4月進一步向史潔頓透露,內部紀律聆訊認為他縱然沒有背叛英國君主 ,但卻對港府不忠,故裁定他行為失當屬實。[ 41] 史潔頓不滿內部聆訊結果,其後入稟最高法院,當中包括要求法庭頒令港督無權將之解僱,並向港府追討自1941年12月以來約16萬港元 欠薪和約3,500港元租屋津貼,以及相關欠款之利息。[ 41]
史潔頓案最初由署理高級副按察司顧德和主審,顧德和在1950年9月20日裁定史潔頓敗訴,理由是史潔頓作為公務員 ,並不能以上訴人身份追討薪津,而法庭也沒有權力應他的要求作出頒令。[ 41] [ 43] 史潔頓之後再提出上訴,由侯志律和副按察司史告勞主持合議庭審理,但上訴在1951年5月被駁回。[ 41] 合議庭在5月28日宣讀判詞時強調,根據史潔頓的聘用條款,其薪俸屬於英皇的賞賜,有別於一般僱佣合約下定義的薪酬,也不可透過民事程序追討。[ 41] 此外,史潔頓與英皇的僱佣關係在法律上對英皇沒有約束力,意味法庭沒有權力就港督是否無理解僱史潔頓一事作出法律決定。[ 41] 史潔頓入稟要求法庭頒令港督無權將之解僱,目的是要追討欠薪和證明其遭受不合理解僱的指控,但由於史潔頓沒有法律權利追討欠薪和挑戰港督的決定,法庭自然沒有權力應其入稟狀作出頒令,因此結論顧德和的判決正確。[ 41]
侯志律在任正按察司的時代,香港的藐視法庭 罪仍屬嚴苛。[ 44] 1951年,香港華仁書院 校報《Echo》刊登一篇文章,批評香港法官 委任自殖民地政府的法律部門,但英國 本土的法官卻從大律師 業界中委任,由此結論香港法官整體素質不及英國。[ 45] 律政署閱過文章後,認為內容損害香港司法部門的聲譽,繼而削弱香港的司法制度,決定以藐視法庭罪起訴在華仁任教並擔任《Echo》編輯兼該文作者的耶穌會 會士譚壽文神父 (Father Terry Sheridan)。[ 45] 案件由侯志律主審,而譚壽文則延聘御用大律師廖亞利孖打辯護。[ 45] 儘管侯志律與譚壽文同為愛爾蘭人,而且與耶穌會的一些會士關係友好,但最後侯志律還是裁定譚壽文罪名成立,限令要他14天內繳交200港元 罰款,否則判監一周。[ 46]
譚壽文被判罪名成立後,耶穌會曾於華仁書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拒交罰款以示對控罪表達不滿。[ 46] 離奇的是,在14天限期屆滿前夕,卻突然有一名神秘人士代交罰款。[ 46] 在該案協助控方的檢察官余叔韶 多年後在2002年出版的回憶錄《法訟趣聞:雪廠街九號的故事》中推測,背後出手的其實正是希望能自掏腰包平息風波的侯志律本人。[ 46]
九龍地方法院 最初設於九龍裁判司署 大樓(今土地審裁處 )
侯志律任內司法部 整體的工作量均有上升趨勢,其中在最高法院,原訟司法案件和簡易司法案件的數量由1951年的679宗和915宗,分別升至1952年的704宗和1,056宗。[ 47] [ 48] 為了減輕最高法院的工作壓力,該院在1951年增設了一個副按察司職位(但空缺要到翌年才正式填補),使法院由一名正按察司和三名副按察司(其中一人是高級副按察司)組成。[ 49] 另一方面,侯志律在1953年2月18日分別創立附設於最高法院大樓 內的域多利亞地方法院 和附設於九龍裁判司署 的九龍地方法院 。[ 50] [ 51] 新的地方法院 設於裁判司署 之上,並取代原有的最高法院簡易法庭,主責審理簡易司法案件,以分擔最高法院的工作量。[ 51] 不計簡易法庭在1953年1月至2月處理的243宗案件,兩家地方法院在成立首年即處理2,016宗案件,數字在1955年更升至3,201宗。[ 52] [ 53]
在裁判司署方面,香港島 和九龍 地區的檢控總數由1951年的201,377宗增至1955年的215,031宗;[ 54] [ 53] 同期租務法庭 的案件數量也由659宗急增至2,754宗。[ 55] [ 53] 有見及此,期內港九兩地的裁判司署數目由原來的四家和三家,分別增加至五家和四家。[ 47] [ 53] 此外,司法部在1954年首度在新界 大埔 和屏山 分別設立裁判司署,以取代昔日由新界民政署長 和理民官 掌管新界地區民事司法訴訟的安排,使全港的司法體系更趨統一。[ 47] [ 56]
在法庭的日常工作以外,侯志律也有參與社會事務,例如主持每年的巡迴裁判典禮 ,[ 57] [ 58] 又曾與妻子一同參觀香港工展會 ,[ 59] 以及為香港保護兒童會 的賣旗籌款活動作出電台廣播呼籲。[ 60] 他在港期間還獲於1951年成立的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邀請擔任首任贊助人,1952年曾與妻子一同捐出獎杯,分別頒贈予當年最佳的男子和女子運動員。[ 61] 然而,侯志律在任正按察司後期的身體狀況欠佳,1953年夏天曾因病靜居休養,縮減多項公務活動,1954年5月更啟程返回愛爾蘭 都柏林 自宅布洛堡(Bullough Castle)休養,正按察司一職要交由高級副按察司顧德和 署理。[ 3] [ 62] 侯志律原訂於1955年1月回任,[ 62] 但卻因健康問題無法如期返港視事,後延至1955年5月25日晚上在英國 倫敦 猝死,終年55歲,死時距其56歲生日只有九天。[ 63] [ 64]
侯志律的死訊傳回香港後,中央裁判司署 首席裁判司羅顯勝 和九龍裁判司莫理士分別在5月27日和5月28日開庭時默哀 致悼;[ 3] [ 64] [ 65] 最高法院也在5月28日早上召開合議庭哀悼,司法和法律兩界多名代表均齊集出席。[ 3] [ 65] 此外,港督葛量洪爵士 夫婦和律政司 賴德遐 (Arthur Ridehalgh)夫婦均拍電報慰問侯志律家人和致送花圈,而輔政司 戴維德 (後為爵士)則以港府名義致送花圈。[ 64] 6月3日,港督再於《香港憲報 》對其逝世表達沉痛哀悼。[ 66] 侯志律身後,香港正按察司一職繼續由顧德和署任,直到同年11月由馬來亞聯合邦 律政司何瑾 (後為爵士)來港接任為止。[ 67]
卸下法官禮袍的侯志律爵士
事实速览 附錄:主要經歷 ...
附錄:主要經歷
在愛爾蘭私人執大律師業(1923年-1930年)
加入殖民地部,任肯雅駐紮裁判司(1930年-1934年)
黃金海岸檢察官(1934年-1937年)
海峽殖民地檢察官,曾署任律政專員(法律政策)和地方法院民事法官等職(1937年-1940年)
馬來聯邦吉隆坡第一裁判司(1940年-1941年)
尼日利亞律政專員(法律政策)(1941年-1946年)
尼日利亞律政司兼任行政立法兩局當然官守議員(1946年-1951年)
香港正按察司(1951年-1955年)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贊助人(1951年-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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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律是愛爾蘭聖公會 信徒,[ 4] 1927年6月1日在都柏林市郊多爾奇(Dalkey)一所天主教堂娶羅馬天主教 信徒瑪嘉烈·瑪麗·馬圭爾(Margaret Mary Maguire,1899年-1969年)為妻。[ 68] [ 69] [ 70]
侯志律爵士夫人來自多爾奇的布洛堡,是法蘭西斯·馬圭爾太平紳士(Francis Maguire, JP)的長女,[ 2] 她於1930年從都柏林大學學院 取得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 (MB, BCh)和婦產科學士 學位(BAO)。[ 71] 畢業後,她於1930年至1934年隨夫前往肯雅 ,在當地殖民地政府任職女醫官,其後曾於海峽殖民地 和馬來聯邦 擔任類似職位。[ 20] 1941年,她跟丈夫轉往尼日利亞 ,於當地擔任政府醫務官,任內於1946年獲洛克菲勒旅行院士(Rockefeller Travel Fellowship),另曾任馬西街婦產科醫院(Massey Street Maternity Hospital)的婦產專科主管醫生,至1949年為止。[ 20] [ 72]
1950年11月,侯志律爵士夫人加入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 ,翌年跟隨丈夫前往香港 擔任世衛西太平洋地區兒童福利及婦產顧問,直到1955年卸任。[ 3] [ 20] 為肯定她在不同英國殖民地的婦產醫務工作,她於1951年獲愛爾蘭國立大學 頒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LLD)。[ 73] 丈夫逝世後,她返回愛爾蘭定居,1956年獲世衛英國委員會聘任為兼職行政主任,[ 74] 1969年在都柏林逝世,終年70歲。[ 70]
侯志律夫婦育有一女,名叫費思·瑪麗·何奧(Faith Mary Howe,1935年-2022年),曾經是愛爾蘭馬術 運動員,活躍於愛爾蘭的狩獵 圈子,1955年曾登上英國《鄉村生活雜誌 》(Country Life )成為封面女郎。[ 20] [ 75] [ 76] 她於1959年嫁給後來曾任愛爾蘭航空 營運總監的理查·紐波特·「迪克」·懷特 (Richard Newport "Dick" White,1924年-2010年),兩人育有一子一女,惟兩人的婚姻以分居作結。[ 77] [ 78]
侯志律的興趣廣泛,包括揚帆出海、高爾夫球和騎馬,也是英國倫敦紳士會所 西印度會 會員。[ 2] 他生前曾表示希望退休後在家鄉花十年時間培育馬匹,還希望那時女兒能夠成為他的專家顧問。[ 20]
The Irish Law Times and Solicitors' Journal Volume 71 (1937), pp.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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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s New Chief Justice - New Appointment Means Reunion" (5 February 1951)
"Hong Kong Planes Awarded to Reds" (22 May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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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kum and Ndikum (2014), p.892.
"Decisions of English Courts during 1951-1952 involving Questions of Public 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1952), pp.4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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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ker (24 August 2015), pp.58-59.
〈紅牆大事:中英建交鮮為人知的內幕〉(2006年7月3日)
〈合議庭昨日宣佈大公報暫緩停刊〉(1952年5月18日)
"Full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 Made Against Kennedy-Skipton" (28 May 1951)
"Salary Arrears Claim" (21 September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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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律爵士逝世總督深表哀悼〉,《華僑日報》第二張第二頁,195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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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大事:中英建交鮮為人知的內幕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國網》,2006年7月3日。
王賡武 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1月。ISBN 978-9-62043-885-1
更多信息 政府职务, 司法职务 ...
政府职务
前任:查爾斯·格里尼奇
尼日利亞 律政專員(法律政策) 1941年-1946年
繼任:賴德遐
前任:H·C·F·考克斯爵士
尼日利亞律政司 1946年-1950年
繼任:奧德利·麥奇沙克
司法职务
前任:捷臣爵士
香港正按察司 1951年-1955年
繼任:何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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