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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家、商人、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韋寶珊爵士,CMG,JP(Sir Boshan Wei-Yuk,1849年—1921年12月16日),名廷俊,小名玉,字寶珊,韋玉是另一個為後人熟識的名稱,香港銀行家、商人及政治家,曾參與創立保良局,以及在1891年成功協助設立團防局委員會。韋爵士自1896年至1917年期間出任定例局(後改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香港開埠以來第四位擔任該局議員的華人。韋爵士任內曾協調英國與新界鄉民,使新界成功於1898年納入香港版圖,他後來在辛亥革命中,亦擔任了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及革命軍胡漢民之間的保證人,具有一定聲望。
韋寶珊爵士是近代歷史上首位被送到西歐留學的華人留學生之一,也是歷來第三位獲勳爵士的華人。韋爵士早於1890年曾倡建由香港經廣州,再通往北京的鐵路,但有關建議要到多年以後才能實現。
韋寶珊祖籍廣東香山,1849年生於香港,父親韋光(1825年-1879年)為當地殷富,任職有利銀行華人買辦。韋寶珊在家中排行最大,其中兩名弟弟名韋安及韋培,兩人後來分別成為律師及大律師。
韋寶珊幼年在家中學習漢學,歷時十年,後來入讀香港首間官立學校中央書院(現稱皇仁書院),當時校長是史釗域博士。在1867年,時年18歲的韋寶珊在家人安排下,前往英國留學,入讀英格蘭萊斯特的斯東尼蓋爾學校(Stoneygate School),一年後在1869年升讀蘇格蘭大來學院(Dollar Academy)。韋寶珊在大來學院學習四年後畢業,1872年學成返港前曾往歐洲遊歷。韋寶珊是近代首位留學西歐的華人學生之一,自他以後,留學西方漸漸成為東方華人家庭子女升學的其中一種主要途徑。
韋寶珊1872年返港後加入父親工作的有利銀行,獲得銀行的重視。韋寶珊父親在1879年逝世後,他繼續留在銀行(韋敦善堂)工作,到1882年更獲擢升為父親生前擔任的華人買辦,直到1910年才離開有利銀行。韋光自1857年任職有利銀行,到韋寶珊在1910年離開,前後合共63年,對該行的發展具重要影響。
韋寶珊離開有利銀行後,自立門戶,從事進出口生意,並曾經與何啟爵士、區德、曹善允及周少岐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計劃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建造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計劃在1916年展開,但後來遭遇挫折,土地終被政府收回,並發展成為啟德機場。
在1890年,韋寶珊倡議興建鐵路,由香港經廣州通往北京。他曾自行斥資進行研究,但有關計劃最後因為清廷保守派官員的反對而流產。韋寶珊的計劃到後來九廣鐵路的興建才得以落實,隨著九廣鐵路的通車,香港自1911年開始有直通火車通往廣州,但京九鐵路卻一再拖延,遲至1996年方告竣工。
韋寶珊是香港早期少數熱心參與社會公職的華人,他早於1882年2月17日就被港府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1880年,韋寶珊當選東華醫院總理,到1887年出任該院丁亥年主席。韋寶珊後與劉鑄伯在1907年成功協助何啟爵士爭取建立廣華醫院,並出任該院倡建總理。另一方面,韋寶珊亦曾經參與成立保良局,保護被迫良為娼的婦孺,並促使該局在1882年成為法定組織,他於1893年獲選為保良局永遠總理。
在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時,港府要求隔離鼠疫病患者的做法,受到華人社區的極力反對,後經韋寶珊代政府出面調解,解釋政府政策後,華人家庭才陸續願意讓患病家人接受隔離治療,以及讓防疫人員進入家居消毒。在韋寶珊的協助下,使華人社區的疫情得到控制。為表答謝,他事後在1894年獲港督頒授抗疫紀念金章,同時獲歐洲人及華人居民團體致感謝狀表揚。
韋寶珊其他參與過的公職,包括在1890年出任香港金禧委員會委員,1894年出任節約委員會委員,以及後來參與創立香港大學、出任香港大學校董、及獲委為捕獲法庭成員等等。
韋寶珊也是團防局的重要人物之一。團防局早於1866年創立,是一個由華人組成的治安組織,受到港府總登記官監察,早期主要負責在中環及上環地區組織更練,定時巡邏,維持治安,以補充警察之不足。在1891年以前,團防局雖然設有局紳,並全由華人出任,但局紳卻缺乏權力反映華人意見。有見及此,時任總登記官駱克爵士在1891年對團防局進行改組,倡議設立團防局委員會,以確立該局局紳的的諮詢職能。
早在1880年,韋寶珊已開始出任團防局局紳,在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下,團防局委員會才得以在1891年正式成立,而韋寶珊亦獲續任,繼續在改組後的團防局擔任局紳,至1918年卸任為止。韋寶珊任內歷侍五任總登記官,並一直與警隊維持緊密合作,對團防局起重要影響。在他出任局紳期間,團防局得到很大的發展,更練規模不斷擴充,在1910年起更進而覆蓋半山區。自1917年開始,該局局紳加入從東華醫院及保良局退任值理的人士,在華人社區中具重要地位。
韋寶珊在1920年獲港府委任為團防局顧問,直到去世。團防局自成立到1941年因日本佔據香港期間,韋寶珊是歷來首位,亦很可能是唯一一位獲委為團防局顧問的人士。
在1894年,港督羅便臣爵士向殖民地大臣里彭勳爵(Lord Ripon)轉呈一份由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遮打及何啟醫生等人的上書,請求在議政局(即行政局)內加入非官守議席,同時在定例局內加入民選議席,以增加兩局的代表性。儘管有關建議遭到里彭勳爵的嚴厲駁斥,但在私底下致港督的信函中,里彭勳爵卻同意增加定例局內的非官守議席,以及在議政局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而其中一席可由華人出任。然而,羅便臣爵士以華人不能保持中立,以及華人不明瞭代議政府為理由,堅決反對議政局加入華人議席。
到1895年,若瑟夫·張伯倫接任殖民地大臣,兩局議席分配才有了定案。當中,議政局首次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定例局亦加入一席非官守議席,結果港督羅便臣爵士在1896年決定以韋寶珊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韋寶珊是繼伍廷芳、黃勝及何啟醫生以後,第四位出任定例局議員的華人。韋寶珊加入定例局後,定例局華人議席由原本一席增加至兩席,這個情況一直到1929年才有所變化。
韋寶珊在任定例局議員凡21年,先後在1902年及1908年獲得續任,1914年再獲港督梅含理爵士破格續任,至1917年才因年老多病而退休。在任期間,他在議會以沉默寡言著稱,即使1914年至1917年期間成為局內首席議員,亦寧可讓歐裔同僚代為就《財政預算案》發言,也不以首席議員身份首先發言。對於這種行為,後來另一位華人議員何福曾解釋,這是因為韋寶珊往往選擇在議會外私下處理問題,所以也就很少在議會發言。此外,韋寶珊的年資雖然比局內另一位華人議員何啟爵士淺,但年紀卻比何啟大,因此亦深得何啟的尊重。
出任定例局議員後,韋寶珊身兼大量不同公職,除參與所有涉及華人事務的委員會外,亦一直出任局內的常務法律委員會及工務委員會委員。此外,他曾在1896年擔任皇后像委員會(Queen's Statue Committee)及不潔財物委員會(Insanitary Properties Commission)委員、1897年出任維多利亞鑽禧委員會及印度飢荒救濟委員會委員、1908年擔任颱風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亦曾在1901年及1910年分別參與英皇愛德華七世及喬治五世的官方登基公告儀典。
由於韋寶珊長年出任不同公職,又關注華人事務,所以在香港華人社會中具一定地位及聲望。在1898年,英國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派兵新界,計劃將之納入香港版圖,但遭遇新界鄉民激烈反抗,最後經韋寶珊等人協助調停下,新界才成功納入英國管治。
此外,韋寶珊一直與中國清政府保持良好關係,多次代表香港與中國進行交涉,屢獲中國政府加獎。在1908年,韋寶珊亦獲英廷授予CMG勳銜,以表揚其外交貢獻。早在大清時期,韋寶珊曾協助引渡罪犯予清廷審訊,故此深得清廷信任。
據《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129卷339,香港總督梅含理曾於1913年給英國殖民地大臣報告,提及香港立法局議員何啟和韋玉曾協助革命黨人:「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遠在革命爆發之前,這兩位先生都已得到革命黨人的信任。革命黨的會議經常在韋玉先生家裡舉行……在革命前的好幾個月,他聽任自己的住宅被用為密謀反對清廷的會議場所,而且參與了密謀者的機密……在革命前好幾個月內,何啟亦參與革命黨人的機密,實際上充當他們的顧問,指導他們的活動程度,以免違反香港法律條文的規定。」[1]:108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後,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向孫中山副手胡漢民投降時,雙方更以韋寶珊擔任保證人,以確保政權平穩過渡。而為表揚韋寶珊對中華民國立國的貢獻,時任大總統袁世凱在1912年向他授予三等嘉禾勳章。不久以後,二次革命在1913年爆發,國民黨被袁世凱下令解散,袁世凱打算以韋寶珊接替被逐的胡漢民,出任廣東都督之職,但為韋寶珊所婉拒。
然而,對於定例局華人議員過份牽涉中國政治,港府卻抱懷疑態度。當中,定例局華人議員何啟爵士,因為私底下接觸中國政府,參與中國政治活動,結果失去港督梅含理爵士信任。梅含理爵士對何啟的政治操守相當關注,曾就此致信英國政府反映,更對何啟爵士展開品格審查,最終促使何啟爵士在1914年離開定例局,不獲續任。不過,就韋寶珊而言,梅含理爵士早於1893年至1901年出任警察司時,就曾經與身兼團防局紳的韋寶珊合作,所以韋寶珊深受信用,兩人在定例局內亦一直保持很良好的關係。
韋寶珊晚年身體多病,迫使在1917年退出定例局休養身體,並逐漸淡出政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完結後,他復獲港府委為慶祝和平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19年獲英廷冊封為爵士,成為繼何啟爵士及歐亞混血兒何東爵士以後,第三位獲勳爵士的華人。不過,這時韋寶珊的身體狀況卻每下愈況,到1920年以後更長期待在黃泥涌道37號家中,甚少露面。韋寶珊臨終前數月一直受水腫困擾,卧病在床,最後在1921年12月16日晚上9時15分病逝家中,終年72歲。
韋寶珊遺體在12月19日出殯,靈柩由靈車盛載,靈車在50名團防局更練列隊帶領下,從家中出發,其家人則緊隨靈車之後。送殯隊伍途經大會堂及皇后大道,沿途吸引大批途人圍觀。隊伍巡行至堅尼地城電車總站停放,供人憑弔。韋寶珊的喪禮以西式形式進行,儀式簡單,遺體則以一個中式棺木盛載。各界人物皆有出席,當中包括代表港督司徒拔爵士的港督私人秘書、首席大法官、律政司、安撫華民政務司、輔政司施勳博士、富商何東爵士、以及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劉鑄伯及普樂等等,各界致送的鮮花不計其數。韋寶珊的靈柩稍後被移送到東華醫院殮房,至1930年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安葬。[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韋寶珊在1872年迎娶歷史上第二位香港定例局華人議員,黃勝的長女黃玉卿(音譯)為妻,黃玉卿在1921年2月7日逝世,比丈夫早約八個月去世。韋寶珊夫婦兩人共育有五名兒子及兩名女兒。五名兒子分別是:
韋寶珊生前居於黃泥涌道37號,十分富有,為香港的名門望族,並擁有一個「666號」的電話號碼。他信奉基督教,也是香港最早期的華籍共濟會會員。[來源請求]韋寶珊受西方教育薰陶,接受西方文化,但鑑於香港的紳士會所不招待華人入會,所以他在1912年聯同何啟爵士、阮曉繁及王保寧等人向港府申請撥地興建華人會所,最終成功在1912年3月創立中華游樂會,並邀得港督盧嘉爵士主持開幕典禮[2]。
主要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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