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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陶匯曾（1899年9月1日—1988年6月27日），字希聖(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湖北黃岡人，是中华民国政治人物、社会史学家、三民主义理论家、法学家，也是中国社会史学派食货学派的开创者。
陶希聖曾为著名学者，于1920年代末掀起中国社会史论战。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政治活动，并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陶希聖任中国国民党 (汪精卫政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傳部長。1940年1月，由于日本对汪精卫政权外交态度严苛，陶希聖同外交官高宗武心怀不满，便在青帮的帮助下从上海出逃至英属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公开“汪日密约”，使中国人民知晓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是为高陶事件。
1942年，陶希圣返回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并帮蔣介石執筆《中國之命運》一書，成为蒋介石的主要文胆。1947年后，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陶希圣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傳部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設計委員會主任等要职，并于1988年病逝于台北。[1]
1899年，陶希圣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仓埠镇陶胜六村（现属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道）。幼读诗书，1908年被父亲(其在河南任候補知县)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15年，陶希圣考上北京大学預科，師從沈尹默、沈兼士，課本有《文心雕龍》、《呂氏春秋》、《淮南子》、顧炎武《日知錄》、章太炎《國故論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並自修《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1918年，陶希圣升入北京大学法律学门(今北京大学法学院)。1922年夏，陶希圣自北大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
1924年，陶希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的别名取代本名“陶汇曾”。1927年后，历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长、《党军日报》社社长。1928年，陶希圣任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高级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训导处。同年12月辞职赴上海，加入国民党改组派。1929年后，陶希圣在复旦大学、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1931年暑假后，陶希圣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并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师大、朝阳大学等校兼课。直至1937年7月抗战暴发，一直任北大教授。1934年12月1日，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并在北京大学一院开设经济史研究室。其骨干包括沈巨尘、武仙卿、连士升、鞠清远、曾骞、何兹全等人，他们的学说被称作“食货学派”。1936年，华北抗日救亡日益高涨，中共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动员青年学生下乡宣传救亡。1936年5月陶希圣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201号发表《低调与高调》一文，抨击共产党"全民救亡"的主张。
1937年7月15日至30日参加国民政府召集的庐山座谈会，与汪精卫、周佛海、胡适等人产生共鸣，上书蒋介石，主张“负责任”的“和平运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中日之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以谋东亚的长期和平，而结成“低调俱乐部”。开始从政。8月19日，蒋介石让胡适立即赴美任大使。蒋介石对陶希圣说“共产党在武汉活动，闹得不成样子”，受蒋的委派，1937年10月2日到武汉，在中华大学和其他高校演讲，“对中共作观念上和思想上的斗争”一个月。回南京后向蒋、汪汇报，指出“共产党高调号召”抗日，人民阵线活动几有“国裂党亡”恶果，并提议在武汉大后方以非党或第三党名义成立权威性的文化团体、时政刊物，有号召力的学者以公允面目引导社会思潮。
1938年2月，陶希圣在汉口特别市天津街4号同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8年6月，艺文研究会迁重庆菜园坝，蒋介石每月向其拨款4万元，但该组织具体受汪精卫领导，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主任干事、理事会总干事，并同侯顶好主持经济考察团、同吴景超、陈之迈3人主持编译委员会。而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高宗武、梅思平主持，负责对日秘密联络。
1938年7月，陶希圣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月19日，随汪精衛、周佛海出走河内。12月29日，与周佛海、梅思平前往香港，开展“和平运动”。
1939年8月28日，陶希圣从香港抵达上海，参加汪精衛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宣传部长。“委屈周全，腆颜支撑”，组建了伪中宣部，建立了《中华日报》、中华通讯社，拉拢联络吴佩孚、陈宦、刘菊村、金璧东等。1939年11月，陶希圣受汪精卫指派，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方代表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在上海六三花园就日本内阁新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进行谈判。1940年1月，对大日本帝国和汪精卫政权有所失望的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青帮帮助下出逃上海，并于香港透过大公报联名揭发“汪日密約”，國史稱其为高陶事件。后陶希圣留港办《国际通讯》。陶希聖與胡適有交情，當年陶捲入“汪日密約”中進退失據時，惟一想到可以寫信表達心聲的人就是胡適。
1941年底日軍攻陷香港。1942年初，陶希圣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1943年春季，《中國之命運》出版。蔣隨即指示，要收集資料，準備第二本書，預定書名為《中國之開發》，訂定戰後政治經濟建設大綱要領如下：「㈠以南京為海都，咸陽為陸都；㈡縮小省區；㈢劃分經濟建設區如下：①中央區，以武漢為中心；②東南區，以玉山為中心；③西南區，以昆明為中心；④西北區，以天水為中心；⑤東北區，以瀋陽為中心」，不久日本投降，軍政事務叢集，本書稿擱置[2]:382。
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要职，陶希圣晚年“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俟十一时电视播完，然后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所为文大半以实所主办之《食货》月刊……”。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3]
1952年12月21日在台北蒔林堂受洗成為基督徒。[4]
作家李敖形容他“長得小眼方臉，面似京戲中的曹操，講話深沉多伏筆，是我所見過的城府最深的人物。”
陶希圣曾在《八十自序》中审度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
顧頡剛說他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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