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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俠小說作家(1924-201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大紫荊勳賢,OBE,原名查良鏞(英語:Louis Cha Leung-yung[註 1]),男,籍貫浙江海寧[註 2],香港作家、媒體人。1950年代開始,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改編的影视、電玩、漫畫作品達上百部,獲讚“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金庸於香港創辦《明報》系列報刊,並在1980年代涉足政界,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3][4]。他與倪匡、黃霑、蔡瀾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5],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武侠小说三剑客”。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農曆甲子年二月初六)出生於浙江省海宁縣袁花鎮新偉村(今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是海宁查氏第二十二代孫。海宁查氏為海寧縣袁花鎮之書香門第,藏書豐富,在浙西一帶聲望崇隆,明清年間共出22個進士,康熙年間創造了「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更包括了金庸的直系祖先查升及查揆[6]。其父查枢卿是當地大地主,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並毕业於震旦大学[7];其母名徐祿,與夫共育有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琇、良璇二女。1937年日本入侵華南時,袁花镇惨遭轰炸,徐祿於舉家逃难途中不幸得急病病逝。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查枢卿随后再娶顾秀英为妻,他们又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分別是良铖、良楠、良斌、良根,二女分別是良琪、良珉。
1929年5月,查良鏞入讀家鄉海寧縣袁花鎮小學,1936年入嘉興一中读初中,离开家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因战事而随学校辗转到余杭、临安、丽水等地,后1938年於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初中部就读[8]。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他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收效不凡[9]。1941年因在壁报上寫諷刺訓導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麗絲漫遊記》被其開除,校长張印通介绍他轉學去了衢州[10]。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畢業。
1944年,查良鏞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1946年赴上海東吳大学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11],1948年畢業,同年移居香港。
2005年10月,已81岁的金庸离开香港,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取得歷史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2010年,金庸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取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小他15歲的麥大維(David McMullen)[12][13]。
2009年開始,註冊入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課程,导师为袁行霈。網上曾一度流傳其2013年畢業的畢業證書照片,但北大否認金庸獲得博士文憑,稱該證書是“學校管理部門按博士生入學年月,依慣例預先普遍準備的”,並指金庸年事已高,身體趨弱,未能按時完成學習計畫。[14]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論文檢索所得,沒有找到金庸的博士論文,推測他沒有取得北大博士學位之可能性較高。
1946年秋,查良鏞進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调往香港分社。1950年赴北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求职,但因不满其外交政策而归并重入《大公报》。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期间与同事梁羽生相识为友。
1954年,吳公儀(吳氏太極拳)與陳克夫(白鶴派)在澳門擺擂台比武,比賽草草收場,引發坊間談論不斷。總編輯羅孚先後安排梁与查寫武俠小說於副刊連載,梁羽生編寫《龍虎鬥京華》,查良鏞將“鏞”字一分為二,以「金庸」為筆名寫《書劍恩仇錄》,引起轟動,頓時金梁齊名,開創武俠小說高潮。1956年,与同写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随笔,给“新派武侠”留下了一段历史见证。1956年在《香港商報》全年連載《碧血劍》[15]。1959年於自辦的《明報》上連載《神鵰俠侶》。1953年至1958年期间,他曾以林歡作筆名,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寫劇本,其中《絕代佳人》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金章獎。更曾合作導演過兩部電影,與程矮高合導《有女懷春》及胡峰合導《王老虎搶親》。也曾以姚馥蘭為筆名撰寫電影評論,还为电影歌曲填词[16]。
1959年,查良鏞等人於香港創辦《明報》,後來推出包括《明報晚報》、《明報月刊》和《明報週刊》、及新加坡《新明日報》系列報刊,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註冊成立“明報企業有限公司”,當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明報集團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一億元,1991年明報集團香港上市後,他退出報業管理層,於是他從此去周遊列國、教書、靜修、遊山玩水、研經,他在1991年的《資本雜誌》的《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名列中排第64位,他亦被譽為文人致富的典型例子[17]。
查良鏞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1960年代,由于中苏交恶,中国大陆安全无保障并面临威胁,开始积极发展研究核武器,外交部长陈毅在1963年提出了“核裤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查于1964年在《明报》發表《要裤子不要核子》社評,反对造原子弹。左翼报纸《大公报》、《文匯報》、《新晚報》等以「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回應。直到最后陈毅出面制止了左派的攻击[8]。
虽然《明报》系列并非政治激进的刊物,但文化大革命爆发時,查良鏞和《明報》却公開对其持反對態度。在《明報月刊》40週年的撰文上,金庸也直言刊物是和文革對著幹,具體展現在紀錄彭德懷功績、出版吳晗的《謝瑤環》劇本,極力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和批判錯誤抨擊[18]。查遂被香港左派斥為「漢奸」、「走狗」、「豺狼鏞」;香港左派團體將文革延燒到香港並於1967年發起六七暴動,查良鏞於《明報》社評多次譴責左派人士搗亂香港及放炸彈殺傷平民,因而受到左派人士及左派媒體發出死亡恐嚇,香港商業電台播音皇帝林彬被暗殺燒死後,查良鏞的寓所亦收到一個藏有炸彈的郵包[19],幸及早發現,由軍火專家將炸彈拆除,由於被列入左派暗殺名單[20],查良鏞決定與家人到新加坡暫避。至暴動被平息後返回香港,但仍然受到港英政府特別保護直至1970年代末[8]。
1973年春,查良镛曾应中華民國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和中華民國副總統嚴家淦见面会谈,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庸在1981年与1984年来到中國大陆访问,并先后在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会谈[21],是首位獲邓小平單獨接見的香港人[22]。随后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成為其中一委員,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因香港政制方案乃基本法中最为核心且争议最大,直至1988年方案尚未成型。[23] 1988年,金庸與查濟民提出了備受爭議的“政制协调方案”(又称「雙查方案」、主流方案)。這個方案相對當時各界所提出的眾多方案中比較保守,因而被認為有礙民主進程而得不到港人支持,查回港后有各种针对他的示威抗议发生。实际上查之本意为给民主派李柱铭、司徒华两人留出余地,但当天两人沉默以示抗议,使得最为保守的这一方案得以通过,大出查氏所料。然中央人民政府當時认为正是底限所在,故其后作修改并被納入基本法使用至今。
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首都戒严令”当天,查良鏞对解放军实行武力清场表示伤心[24],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職務,结束了从政生涯[25]。同年在《明報》創辦三十年慶祝茶會上宣佈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1991年明報企業上市,查良鏞任董事長並簽訂三年服務合約,與于品海達成協議由智才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1993年曾对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进行笔战,同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訪問,並獲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見[21]。同年4月宣佈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更將明報集團售予于品海,宣佈全面退休[26]。
1994年查良鏞返鄉参加嘉興一中90周年校庆并于嘉興高專興建「金庸圖書館」[10]。图书馆落成後再斥資1400萬在西湖興建「雲松書舍」,供個人藏書、寫作和與文友交往雅集之用。1996年秋當「雲松書舍」落成後,查良鏞改變初衷,毅然捐出斥巨資興建的書舍,現已成為杭州的新旅遊景點,內藏金庸作品及手跡陳列室等。
2018年10月30日下午5點半左右,查良鏞在家人陪伴下於香港養和醫院與世長辭,享耆壽94歲[27]。其子查傳倜被記者詢問時也僅回7個字「下午走了,很安詳」[28]。其後,他在微信上載多張查良鏞生前圖片,並留言「有容乃大俠客情,無慾則剛論政壇,看破放下五蘊空,含笑駕鶴倚天飛」[29]。其喪禮在2018年11月13日以私人形式舉行,包括蔡瀾、陶傑、李純恩、張紀中、黃曉明、香港理工大學榮休校長潘宗光、形象設計師劉天蘭、前特首兼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前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等到場送別。靈柩在中午移送到大嶼山寶蓮禪寺海會靈塔火化,骨灰旋即奉安該靈塔。[30]
華人世界多處均有悼念查良鏞的活動,各界包括影視和政界人士均表達哀悼:
金庸一生获颁的部分荣衔包括:
1992年12月2日,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学院的嘉兴金庸图书馆动工,1994年1月竣工,同年4月3日开馆启用。嘉兴金庸图书馆是中国內地唯一一个以金庸命名的圖書館[50]。
2003年3月,位於澳門新馬路的文化會館開設澳門金庸圖書館,金庸親臨開幕並任榮譽顧問,館藏有中、英、日、泰、印尼文版金庸小說。
2017年2月,位於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常設展館揭幕,內藏展品300多項,包括手稿、早期流通的小說、金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和金庸私人物品等,展示金庸畢生的武俠小說創作歷程與貢獻以及其作品對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51][52]
2012年7月4日,金庸碑(Cha Stone)立於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後院學者花園(Scholar's Garden),石碑高5英尺。[53]
2019年4月14日,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於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中向金庸連同其他已故電影人致敬。[54]
2007年5月,中國浙江省舟山群島桃花島開設「金庸文化園」,立金庸塑像。
2024年4月,為紀念金庸百年誕辰,香港舉辦「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展覽,展出雕塑家任哲根據金庸武俠小說創作的多尊人物雕像。展覽主要位於香港文化博物館(22尊)和中環愛丁堡廣場(10尊),另香港國際機場、上環港澳碼頭、啟德郵輪碼頭和西九藝術公園亦有雕像各一。此外,金庸家人捐贈金庸半身像予香港文化博物館永久收藏,現於「金庸館」展示。半身像同樣由任哲雕製,以金庸晚年形象作藍本,高約60公分。[55]
金庸的作品以小说为主,兼有政论、散文等。自1955年的《書劍恩仇錄》開始至1972年的《鹿鼎記》宣布封筆,共創作了十五部長、中、短篇小說。最早期金庸熱是從港澳開始,延燒到台灣,其后在中國大陸掀起狂潮,遍及整個華語圈。金庸作品也被翻譯成韓文、日文、英文等文字。
金庸小說之間經常有所關係,除了《射鵰三部曲》,《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外,《碧血劍》與《鹿鼎記》,《書劍恩仇錄》與《飛狐外傳》、《雪山飛狐》皆有關聯。
金庸所創作的十五本小說中的十四本名稱的首字曾被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見《鹿鼎記·新序》)。1970年的《越女劍》未入對聯內。
金庸小說列表如下:
作品名稱 | 首次刊載(連載)日期[56] | 首次刊載刊物[56] | 總字數(萬) |
---|---|---|---|
書劍恩仇錄 | 1955年2月8日 – 1956年9月5日 | 新晚報 | 51.3 |
碧血劍 | 1956年1月1日 – 1956年12月31日 | 香港商報 | 48.8 |
射鵰英雄傳 | 1957年1月1日 – 1959年5月19日 | 香港商報 | 91.8 |
雪山飞狐 | 1959年2月9日 – 1959年6月18日 | 新晚報 | 13 |
神鵰俠侶 | 1959年5月20日 – 1961年7月8日 | 明報 | 97.9 |
飛狐外傳 | 1960年1月11日 – 1962年4月6日 | 武俠與歷史第一至七十四期(期間共65期) | 43.9 |
白馬嘯西風 | 1961年10月14日 – 1962年1月14日 | 明報 | 6.7 |
鴛鴦刀 | 1961年3月 – 1961年6月 | 武俠與歷史第三十七至四十期 | 3.4 |
倚天屠龍記 | 1961年7月6日 – 1963年9月2日 | 明報 | 95.6 |
連城訣(原名素心劍) | 1964年1月12日 – 1965年3月7日 | 東南亞周刊第一至六十期(期間第17和24期缺) | 22.9 |
天龍八部 | 1963年9月3日 – 1966年5月27日 | 明報 | 121.1 |
俠客行 | 1966年6月11日 – 1967年4月19日 | 明報 | 36.4 |
笑傲江湖 | 1967年3月18日 – 1969年10月20日 1967年4月20日 – 1969年10月12日 |
新明日報[57] 明報 |
97.9 |
鹿鼎記 | 1969年10月24日 – 1972年9月23日 | 明報 | 123 |
越女劍 | 1969年12月1日 – 1969年12月31日 | 明報晚報 | 1.6 |
這些作品初於報刊連載,即甚受讀者歡迎;經作者集結修訂單行出版後,在華文圈廣爲流傳,尤以長篇作品更為暢銷。其作品大量并多次由台灣、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地的影視集團改編攝製成電視劇和電影。陳世驤曾說:“金庸武俠小說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獨見一人而已[58]。”
總覽金庸的幾部成熟武俠作品,除融合了武術、氣功、懸疑、言情、歷史等常見風格以外,還加入了很多古代文藝,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識性元素。他的小說中塑造了新的武俠形象,打破了主人公必英俊瀟灑,聰明正直的傳統模式,亦展現出他對種族仇殺的負面態度。因此,金庸被一些評論者稱為“俠之大者”。
簡單來說,金庸武俠小說經歷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稱為舊版,主要刊在報刊;其後由「三育圖書文具公司」(簡稱「三育版」)及「鄺拾記報局」(簡稱「鄺拾記版」)作單行本出版發行,也有不少沒有版權的單行本,現在多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冠名《金庸作品集》,由「明河社」出版。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開始修訂工作,為新修版(或世紀新修版),至今所有新版本均已完成[59]。
金庸每十年一次的修訂,情節都有所改動。新修版的故事細節和結局也略有變動,引來不少迴響。陳墨認為,新修版雖然改善舊作中的錯漏之處,卻又產生新的問題。倪匡在《四看金庸小說》中,形容看到新版《射鵰英雄傳》後,“懷疑自己得失憶症,因為改動得實在太多了。”倪匡早前也表示:“小說文字的激情比合文法重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和筆下的人物、故事在感情上融為一體,是一種直接的感情上的結合。”“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內,喜歡舊版多於新版[60]。”目前兩岸三地的出版分別授權於臺灣的遠流出版社、廣州的廣州出版社(2005年底開始出版,代替原來的三聯書店)、香港的明河社。
金庸曾與梁羽生、百劍堂主在《大公報》的專欄上写随笔。另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著名的政论包括上文所提及的“裤核论”、与《大公报》的笔战以及文革时期的诸多时政评论。
由於金庸小說深受歡迎,不少文字工作者都提筆撰寫感想、書評,而真正「研究」金庸小說,倪匡乃第一人。倪匡提出了「金學」一詞。不過金庸本身對這名稱有點抗拒,認為有高攀專研《紅樓夢》的紅學之嫌[61]。現在大多統稱「金庸小說研究」。
當台灣遠流出版社取得金庸小說版權後,随着台湾解严,一直被认定为禁书的金庸小说随之出版。在1980年,远流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編的「金學研究叢書」[62]。
「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談金庸的叢書,當時任職《明報》督印人、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亦寫了《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女子》及《金庸小說的情》,楊興安的《金庸筆下世界》。
當金庸小說在中國大陸正式授權出版後,「金庸小說研究」更為熱鬧,除小說內容、人物、歷史背景之外以至武功招式及飲食菜譜等不一而足。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別更是研究的重點。現時陳墨和潘國森依然經常評論金庸小說。
倪匡在1980年出版的《我看金庸小說》,是第一本金庸小說專論,「金學」一詞晚後才形成。倪匡總評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顯然難以證實,但正如倪匡在書中自序所言,他品評金庸小說,本著的並非文學批評家看小說的觀點,而是小說讀者看小說的觀點。但觀乎金學至今方興未艾,說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系列是金學濫觴,亦不為過。
臺灣遠景、遠流、香港明窗、明報等出版社曾出版名家的金學評論集(多有再版或港臺/繁簡版本,括號中為已知最早出版資料):
金庸的作品广为传播,不僅改編成影视、廣播劇、舞台劇、漫畫、動畫、電腦遊戲等,還衍生出多種文化產品和活動,對華人文化影響深遠。
第一部搬上銀幕的金庸小說是《射鵰英雄傳》,为2集的粵語電影,由香港峨嵋電影公司於1958年拍摄。
部份改編版本雖然和原著有顯著的不同,甚至只是借用其形式,如香港電影《東邪西毒》,但仍可見金庸小說啟發了其他作品的創作。對於各電視和電影版本的金庸小說故事,可參閱上列小說條目。
2003年10月8日,陕西电视台主辦「华山论剑」活动,邀请金庸上华山[86],主会场设在华山的北峰,海拔高度1561米,除了金庸、主持人和嘉宾外,还有十几位网友。
1998年,中環鏞記酒家受金庸和美食家蔡瀾所託,赴台炮製「射鵰英雄宴」,按照小說內容做出10款菜式,主要為仿製黃蓉為洪七公烹調的菜式,在台北西華飯店宴請出席「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的200位與會者,包括當時參選台北市長的3名候選人馬英九、陳水扁和王建煊,雖獲好評,因材料及製法刁鑽未能成為日常供應的餐單。另外,中華廚藝學院(CCI)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邀請,分別於2017年10月19日及24日於法國及比利時兩國主理「射鵰英雄宴」。同年8月,台北花園大酒店「翠庭」也推出「金庸美食季」,復刻《射雕英雄傳》中的美食等等。[87]
1980年代時,曾有人以“鏞公”為筆名著書《射鵰前傳》、《神鵰前傳》之類的作品,無論包裝和印制都與金庸的作品集極之相似,撰寫故事以外的情節。在香港部份租售舊小說的書店仍然存在。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抄襲的作品,不但书名类似,而且署名作者也和金庸很类似,如“金童”、“全庸”、“金康”、“金庸新”、“金庸巨”等。
1948年與杜冶芬結婚,後於1953年離婚。1956年與從事記者的次任妻子朱玫結婚,婚後她以其新聞從業經驗協助金庸創辦《明報》,並與其育有二子二女[88]。
金庸於七十年代下葉開始與年輕二十九年,時年十六歳的咖啡室女侍應林樂怡發展婚外情,並於跑馬地金屋藏嬌,之後更於1976年主動與朱玫離婚以娶其為妻[89]。同年10月,在美國讀書的長子查傳俠與女友吵架後輕生,此事亦有傳與父母離婚引致的精神困擾有關。[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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