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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是指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在“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之间所发生的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1][2]，动用各种棍棒、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燃烧瓶、土坦克等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占与争夺。此次武斗共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2][3]。
1966年12月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由于对于“文革”的一些观点看法不同而于四个月后分裂为团派与四派（或“四一四派”）。
1967年间，清华红卫兵“团派”和“四一四派”出现部分冲突，但由于大多数人忙于社会上的“全面内战”活动，无暇顾及校内。1967年冬，中共中央为结束全国范围混乱局面，要求所有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返回学校，进行“復课闹革命”，于是两派矛盾开始突出。但当时中央要求“大办学习班”、“消除派性”，因此矛盾没有过度激化。[1]
1968年3月下旬，“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文革鼓动全国再次开展“反叫屈”、“反右倾”斗争，提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从而使校园内派性间矛盾开始膨胀。[1]
最开始，“团派”和“414派”还只是相互辩论，逐渐升级为语言冲突、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初期蒯大富约束手下要“讲理”、“忍让”，但听到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要用“文”的方法，去和修正主义斗争，如果对方不服，要用武力自卫。）后，开始意识到对立派系对自己造成的威胁，从而决定开展武斗。[4]
4月14日、4月15日，团派蒯大富等人策划绑架了4名与罗征启一起支持414派的清华中层领导干部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并严刑逼供、栽赃罪名，制造了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4月20日，414派作为报复，也抓了支持团派的领导干部、电机系代书记陶森。团派对414派发出最后通牒，414派意识到可能发生武斗，开始在科学馆等处进行设防。4月22日晚，414派宣布次日要在大礼堂批斗支持团派的那位干部。团派立马表示反对，扬言要冲击会场。驻清华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双方进行疏导，但没有起到任何效果。[4]
4月22日午夜，100多名团派学生抢占大礼堂，缴获414派的400支长矛，并于次日（4月23日）凌晨通过广播通告。414派闻听消息，立刻前往抢占大礼堂东侧的旧电机馆，团派也前去抢占，双方产生摩擦和打斗，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去调解无效。双方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到上午10时，参与人数达1000余人，争夺范围扩展到11号楼、12号楼。下午4时，团派占据旧电机楼和11号楼，414派占据12号楼，武斗短暂结束。驻校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4人轻伤，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亲自到场协商无果。这是“百日大武斗”的第一场武斗。[1]
4月29日又发生“抢米武斗事件”，414派截获运送来的两卡车大米，准备运送到科学馆，团派派人去抢，但半路遭到414派伏击。卡车为躲避石块攻击导致翻车，压死一名学生。5月2日，团派向414派控制的土建馆发起袭击并获得成功，馆内贵重电器、仪表遭到严重破坏。[1]
5月2日武斗之后，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调解下，双方公开进行谈判、商讨停止武斗、交换“战俘”，但私下都在积极备战。5月底，团派蒯大富组织建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开展武斗，414派也成立相应“文攻武卫”组织。[1][4]
5月29日，两派学生组织又发生冲突，团派立即全员出动，拿着木棍、铁棍和其他劳动工具包围、殴打四派数百人，不一会儿，四派组织一千多人反扑。蒯大富指挥埋伏在楼房高处的人员狠砸石块、砖头，将四派众多人员打成重伤。战斗以团派全胜结束。[4]
5月29日，团派在旧电机馆召开会议，决定对414派发动全面攻击，商定了攻打414派控制东区浴室楼的详细计划，采用“袭点打援”的方法，先偷袭浴室楼，偷袭失败即强攻，同时埋伏歼灭414增援队伍。会议确定以鲍XX（具体名失考）为总指挥。[1]
5月30日凌晨3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攻击信号。由于偷袭被发现，因此变成对414派的强攻。团派攻击人员在浴室楼下架起梯子、挥动长矛攻击浴室楼顶，414派守卫人员用长矛守住楼通道，用砖头、石块砸向团派攻击人员。团派攻击人员又使用弓箭、自行车内胎制成的石块投掷器向楼顶守卫人员发动攻击。同时，414派支援人员与团派伏击人员也打得激烈，414派动用拖拉机改造的“土坦克”突围失败。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虽然有人死亡，但总指挥鲍XX主张坚持，指挥团派向浴室楼投掷汽油燃烧瓶，将整个浴室楼点燃。414派守卫人员被迫投降，3人严重烧伤。[1][4]
此时，两派开始抢夺学校大楼用于训练民兵的武器库（一说利用教学实验工厂设备制造）武器，并派人外出收集枪支弹药。当时414派占据校园东南部，团派占据西北部，但414派控制的科学馆却位于团派半包围之中，因此成为主战场。由于形势紧张，5月30日起，陆续有大批学生、教职工开始搬离。[1]
7月，团派蒯大富召开会议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7月4日、7月5日，科学馆守卫学生朱育生、杨志军被射杀。科学馆被严密封锁，失去给养，楼内414派学生只能用馒头、盐水充饥。[1]
虽然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公布了《“七·三”布告》要求停止武斗，但清华两派毫不理会。7月9日上午，团派用燃烧弹点燃科学馆屋顶，烧毁科学馆三层，414派退守一层、二层。414派开始挖地道突围，但团派动用地震仪监测，并于7月16日将地道炸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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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事领导小组，意图停止高校武斗。
同日，毛泽东派一支三万多人（一说十万人，8月初减少至5147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军宣队）进驻清华，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率领。414派因困境而当即宣布接受工、军宣队领导，到下午4时，交出了一卡车武斗武器，并开始拆除武斗工事。[1]
当时团派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听蒯司令的！”，团派蒯大富公然与工、军宣队对抗，用长矛、手榴弹、步枪等袭击无武器的工宣队工人，导致王松林、张晓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5名工人被杀害，731位工人受伤。史称“七·二七事件”。[1][5][6]
“七·二七事件”表明“文革”中全国群众武斗已经远远超出中央的预料，完全可能失控于“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7月28日凌晨3点半到上午8点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严厉批评他们的行为。会见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与会中央领导将清华大武斗与广西文革联系起来，几乎将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当作广西“4·22”造反派的后台一同斥责，周恩来批评韩爱晶“广西佬躲在你北航”，毛泽东接着说“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而康生认为“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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