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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应寺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原名“顺天保明寺”。明朝嘉靖四年(1525年)《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记载:“阜成门外香山乡西黄村有寺名曰‘顺天保明’,盖自正统年间女僧吕氏所创造。”孙承泽所著《天府广记》记载:“顺天保明寺,天顺中建,俗称皇姑寺。正统八年征也先,陕西吕尼叩马谏而死。及复辟,乃为建寺,肉身尚在寺中。”可见女尼吕氏在正统八年叩马谏明英宗不要出征也先,遂死,顺天保明寺是明英宗复辟之后为吕氏女尼敕建的寺院。[2]
对于该寺的建立,有许多传说。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骑兵进攻大同,明朝时有宦官王振把持朝政,经王振劝说,明英宗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传说,他们行至居庸关,女尼吕氏化作疯婆拦驾,劝谏明英宗,称此次出师会不利。明英宗不听,随后遭土木堡之变,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又传说,明英宗被关押期间,女尼吕氏多次出现,为明英宗送水送饭。明英宗被俘后,景泰帝继位为明朝皇帝,瓦剌见明英宗已无利用价值,便将其放回。景泰八年,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传说,明英宗感念吕氏的救命之恩,封吕氏为御妹,并于天顺元年(1457年)为其建寺,赐额“敕赐保明寺”,民间俗称“皇姑寺”。[2]
明朝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记载:“自平坡东转,望都城,平沙数十里。中经黄村,有保明寺,是女道尼修道处……凡贵家女缁髡皆居其中,人不易入。”这是说,当时保明寺是贵家妇女才能进入,普通人无法随意进入。[2]
明朝弘治年间,保明寺的开山祖师女尼吕氏已故,第二代住持是吕氏的弟子杨氏。据说,杨氏善于搞人际关系,在担任住持期间,保明寺和明朝朝廷关系更加密切,弘治年间成为皇家香火院。明孝宗为保明寺下了一道敕令,免除了保明寺六顷七十六亩田的粮税,且规定禁止任何人侵占该寺田土,不得毁坏垣宇,敢有不遵此命者,以法论之。[2]
明世宗时,保明寺为自身发展,不仅接待内宫嫔妃宫娥及贵族,也开始接待普通民众。此时,虽然仍是分别接待这两方面人员,但避免不了两方面人员的混杂,这引来了流言蜚语。实际上,自嘉靖六年起,便一直有大臣接连上奏皇帝,要求拆毁保明寺,最终获明世宗允许。但皇太后们当即反对,最终皇太后一方占上风,保明寺获保留,但建寺之初的敕额要交回,这便否定了保明寺的皇家寺院地位。为防止毁寺之事再发生,慈寿皇太后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将天顺六年(1462年)所铸的铜钟重新翻铸,作为保明寺的“擎天柱”(这口“保明寺钟”后来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此后,保明寺又经历了多次被拆而复建的过程。[2]
明末清初,保明寺毁于火灾。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帝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重修该寺,康熙五十八年正月(1719年)落成。因为“保明”一名有保卫明朝之嫌,所以康熙帝赐名“显应寺”。此后,显应寺自皇家寺院逐步变为民间寺院。[2]
旧时,农历每年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显应寺举办庙会。四月初一日开山门,四月初八日为“佛诞日”。从四月初一至初八,京城各处的香客云集显应寺礼拜,庆祝佛诞。在此期间,显应寺举办热闹的庙会,每天庙会上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参加。四月初九以后,庙会参加者逐渐减少,四月十五日显应寺关山门。[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显应寺的女尼还俗,庙会停办。显应寺逐步挪作他用,用作学校教室、民居,受到很多拆改,破坏严重。[2]2007年8月16日,皇姑寺(显应寺)修缮工程开工仪式举行。此次修缮是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及文物部门投入修缮资金进行保护修缮,这是皇姑寺百余年来最大一次修缮,是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目。为了确保此次修缮工程的开工,石景山区人民政府投资600多万元人民币,搬迁了寺内居民。北京市文物局安排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项修缮经费400万元人民币,用于皇姑寺内的天王殿、普贤真人楼、观音殿、吕祖圣母殿西配殿、东藏经楼、西方接引楼、药师阁以及东西耳房等建筑遗址的清理、整体围墙修复、院内地面铺装等工程。修缮后的该寺将作为博物馆对社会开放。[3]
该寺坐北朝南,初建时有四进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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