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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蘇關係（俄語：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是指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華民國和蘇聯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之間的外交關係，大致以1949年界分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兩個階段。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蘇關係由中俄關係所代替。
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中國陷入地方割據和軍閥混戰。當時北洋政府為國際承認，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與俄國簽訂《中俄聲明》。自此，俄人勢力入侵外蒙古。
1919年7月25日，蘇維埃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簽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稱《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宣言》寫道：「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以後，立即建議中國政府就廢除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議及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定進行談判。」1920年9月27日，蘇維埃政府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參見蘇俄對華宣言）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資助下在上海成立，在蘇聯指示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簽訂軍事協議，合作對抗外敵，中國國民黨也從而得到蘇聯提供的軍事援助。 [1]
1922年，共產國際認定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核心，制定藉助中國國民黨以發展之策略，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8月中國共產黨放棄排斥中國國民黨之態度，同意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惟中國國民黨必須依民主原則改組[2]:28。孫中山為領導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北伐，1923年與蘇俄建立良好關係，簽訂《孫文越飛宣言》，確立聯俄容共政策，但同時確定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
外蒙古原是中國領土，1911年在俄國策劃下，外蒙古宣布獨立為蒙古國。蘇聯成立後，繼續支持外蒙古獨立。1918年7月，蘇聯外交委員翟趣林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聲明，放棄沙俄在滿洲搶奪之一切物資，重新恢復中國在滿洲之主權[2]:32。7月4日，蘇俄政府宣稱將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駐在國領事館所設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俄國賠款交還中國。
1919年7月，蘇聯副外交委員加拉罕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願意廢除一切秘密條約，無條件交還中東鐵路，放棄庚子賠款及廢除一切特權，文書至1920年3月遞至北京，立即引起輿論熱烈歡迎[2]:32。1920年9月，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前次宣言之原則，但已非無條件放棄在華權益[2]:32。
蘇聯並於日本訂立秘密協議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蘇聯亦承認滿洲獨立。1946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1953年又因蘇聯違約，於聯合國提出控蘇案以25票同意，24票棄權，9票反對，2國未出席，通過提案並且不承認外蒙古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6日宣布與外蒙古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1年，在中華民國棄權下，聯合國接納外蒙古為成員國。
1917年3月15日，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3月30日，中華民國駐俄全權公使劉鏡人約見俄國臨時政府外交部副部長，宣布承認該政府。11月7日，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即共產黨）在列寧領導下舉行革命，推翻俄國政府，成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2]:32。
1918年8月22日，中國作為協約國成員發表《海參崴宣言》，拒絕承認蘇維埃俄國，隨後出兵西伯利亞，不久又撤出。1919年3月，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成立於莫斯科，是世界各地共產黨之聯合組織，宣傳馬克思主義及策動世界革命[2]:32。1921年夏，蘇俄在新疆伊犁、迪化、塔城、喀什等處派駐領事館[3]:54。1920年春，共產國際派維丁斯基（又稱吳廷康，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之代表[2]:33）等人到中國，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鼓吹組黨[2]:27。1921年，共產國際派代表馬林（1923年返回莫斯科[2]:323）到中國指導組黨事宜[2]:28。1922年8月，蘇聯政府派遣特使越飛到中國，一面公開與北京政府開展外交活動[2]:33。越飛為駐華全權代表，與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談判，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蘇俄先從外蒙撤走紅軍，談判未果。然後越飛致函在洛陽軍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希望建立合作關係，吳佩孚拒絕。1923年1月，越飛到上海與孫中山會談，到了月底，發表《孫文越飛宣言》（簡稱「孫越宣言」）[2]:33。
1924年5月31日，曹錕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不辱使命，與蘇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簽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但是此協定並沒有落實。 1926年，中蘇雙方舉行會談，商議重新劃界，談判無果而終。
1924年9月20日，蘇聯為落實《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簡稱《中蘇協定》）和《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與奉天的張作霖地方政府簽訂協議。北京中央政府照會俄國代表加拉罕，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省政府與蘇維亞社會聯邦政府之協定六條》（簡稱《奉俄協定》）。但是最終在1925年3月18日表示承認。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因廣州事變發布對蘇聯斷絕邦交令。此時北洋政府還存在，該斷交令無效。
1929年7月17日，因中東鐵路事件，蘇聯政府宣布與南京國民政府絕交，撤回蘇聯駐中國使館及僑務代表。
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後，蘇聯實際上對其予以承認。11月20日，國民政府出席軍縮會議首席代表顏惠慶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在日內瓦秘密商定中蘇復交。12月12日，兩國代表在日內瓦交換中蘇復交照會,中蘇恢復外交關係。
1937年8月21日，中蘇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對華軍援重型武器曾超德國，並先後分別對華貸款3筆，共計2.5億美元。[4]先後共多蘇聯空軍志願人員來華，其中200多人在華犧牲；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毀日機1,049架。[4]1940年11月，新疆省軍閥盛世才與蘇聯秘密簽訂《新蘇租借條約》。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聯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全面停止援助中國，直到1945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才出兵中國東北地區[4]。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政府同意外蒙古公投獨立、允許蘇聯在東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權益，蘇軍洗劫整個東北工業設備和財富，中國損失20億美元。[4]
1945年美國為了盡快結束太平洋地區對日戰爭，降低美國的損失，於是於1945年在雅爾達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三國領袖達成《雅爾達協議》，要求蘇聯進軍中國東北，蘇聯於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對日本宣戰，進軍東北，佔領城市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蘇聯紅軍對戰敗的日本人進行搶掠施暴，蘇聯屠殺日本戰俘和日本僑民，許多來不及撤回日本的僑民被蘇軍屠殺。[5]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廟屠殺。此外還有來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虜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亞集中營強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毆打、強姦、處死、酷刑)據說這些日本俘虜在西伯利亞集中營裡，每年死亡人數大約5萬左右，紅軍高層軍官默許對俘虜的虐待，蘇聯因為戰後男女人口嚴重失調，蘇聯女兵和蘇聯男兵將目光注視到俘虜，進行強姦或輪姦的行為，據說蘇聯俘虜日本兵的總數是60萬，從西伯利亞送回日本的俘虜在20萬左右，外加幾船的骨灰。
同時，蘇聯亦對中國東北的平民進行騷擾。當時，蘇聯佔領軍統帥部是設在長春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內，其首領為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而瀋陽市的防衛，則是由俄國城防司令卡爾可夫少將負責的。然而，蘇聯軍隊軍紀敗壞，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來往行人，在市內，一入黃昏，便人人自危。因為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老百姓的東西，再怎麼喊叫、呼救都沒有用，反而會被一腳踢倒在地上，撞得頭破血流。年輕的婦女們，早把頭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緊束起來，穿上男人裝，以求自保。蘇聯士兵甚至使用機關槍射殺，對孩童施暴。[6]龍應台對此評論道，在紀念碑落成、要求「長春各界人士」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在大街上對婦女施行強暴，[7]；連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松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也因制止蘇聯紅軍搶劫而遭槍擊致死[8][9]。而蘇聯軍隊任意進入住宅，以刀槍威嚇強奪物品與姦殺婦女[10]，[11]蘇聯當地進行的搶劫和強姦婦女的行為引起了當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當時東北人均抱怨：｢走了個小鼻子，來了個大鼻子。｣當地人對蘇聯紅軍的厭惡遠超過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間蘇軍的行為甚至影響了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12]
1947年1月11日，國民政府與蘇聯在南京談判中長鐵路業務問題，中國方面主張以前中東鐵路產權為限，蘇聯方面則要求應包括南滿鐵路之產權[13]:8264。1月12日，外交部長王世杰照會英、美、法、蘇四國外長，聲明：一、將來和會必須由五國外長（即中、美、英、法、蘇外長）召集；二、莫斯科外長會議，在未經中國外長同意前不得討論德、奧和約以外之問題[13]:8264。3月1日，蘇聯駐漢口領事館是日起暫行裁撤[13]:8301。
3月，蘇聯答覆美國，準備交還大連，中國外長王世杰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具體商洽接收大連問題，蘇聯同意中國組團考察[14]:50。4月1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要求接收旅順、大連[13]:8336。5月4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覆中國外交部，重申拒絕中國派軍接收旅順、大連[13]:8348。5月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再接見蘇聯駐華大使，駁斥有關大連受軍管等問題[13]:8348。5月7日，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談判中國軍警能否隨同接收人員進入旅順、大連[13]:8350。5月18日，駐蘇聯大使傅秉常呈外交部，報告與蘇聯外交部次長瑪利克商談中國軍警自由進入大連問題[13]:8356。6月2日，董彥平、張劍非率領之接收旅大視察團自瀋陽赴大連調查[13]:8366。6月4日，接收旅大視察團乘「長治號」炮艦抵旅順[13]:8367。6月，國民政府派員至大連視察，市內軍、警、行政，皆由解放軍把持，無法接收[14]:51。6月12日，旅大視察團結束視察，離開旅順回瀋陽[13]:8370。
6月22日，孫科就接收旅大問題對《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為國際問題，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13]:8373。6月25日，中國外交部根據旅大視察團報告發表聲明，說明旅順、大連接收交涉經過及「種種障礙」，宣布暫停開放大連港，並提請蘇聯政府遵守條約，中國政府派遣軍警接收旅順、大連行政之權，既無條件限制，中國政府自得隨時決定行使全權；外交部向蘇聯政府提交照會一件[13]:8375。7月11日，塔斯社發表公報，聲言蘇聯政府從未反對在旅順、大連設立中國行政機構[13]:8382。8月4日，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費德林照會中國外交部，申辯未協助旅大視察團事，稱查與事實不符[13]:8393。8月28日，塔斯社聲明蘇聯船隻有進入大連港權利。[13]:8402
6月3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訪外交部長王世杰，就在華白俄團體之反蘇活動提出抗議；王世杰亦抗議蘇聯報紙及通訊社之反華言論[13]:8367。6月20日，蘇聯塔斯社聲明否認美國及中國通迅社所刊蘇聯指揮中共軍隊在滿洲之攻勢[13]:8373。8月28日，孫科在廣州發表談話，稱日本對中國威脅已消失，代之而起者為蘇聯[13]:8402。
6月5日，中國與蒙古在中蒙邊境新疆北塔山地區武裝衝擊，中國外交部於6月11日稱「此事並非尋常邊界衝突事件，我政府極為重視」，中央社電訊稱蘇聯亦捲入其中；中方向蘇聯、蒙古兩國抗議，蘇聯、蒙古兩國聲明否認中方指責[13]:8368。蒙古騎兵入侵中國新疆北塔山，中國向蘇聯及外蒙古提出嚴重抗議[14]:51。6月21日，蘇聯答覆中國外交部抗議，否認蘇聯飛機參加北塔山戰事[13]:8373。7月8日，中國外交部就外蒙軍隊入侵新疆製造北塔山事，致蘇聯駐華使館照會，提出抗議；中國外交部電令駐蘇聯大使傅秉常照會外蒙駐蘇聯大使，要求外蒙軍隊迅速從中國境內撤退[13]:8380。
9月5日，外交部駐滬辦事處主任陳國廉稱，蘇聯輪船「伊里奇號」由大連載運客貨至滬，「未經特許擅入暫停開放之港口，並侵犯沿海貿易權」，外交部向蘇聯大使館提出抗議[13]:8406。11月28日，蘇聯答覆中國政府提出召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之建議，並通知美、英政府，建議明年1月在華舉行四國外長特別會議，討論對日和約籌備事項[13]:8462。
中華民國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與蘇聯斷絕邦交之聲明》，稱《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中國政府一向恪守該條約產生之一切義務。但是蘇聯卻支持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為顧慮美國關係，遲未採取行動」，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對國會正式否認雅爾達秘密協定的存在，國府才於1953年2月23日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從而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1953年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1949年10月2日，蘇聯政府照會，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當毛澤東從機要秘書手裡接過蘇聯照會看過以後，同機要秘書握手[15]:34。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北上專列，前往莫斯科，是毛澤東第一次出國訪問，陳伯達、師哲、葉子龍、汪東興等隨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在華蘇聯經濟專家組組長柯瓦廖夫陪同[15]:37。12月16日，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第一次同史達林見面[15]:38。劉少奇接到毛澤東來電，12月20日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次日劉少奇起草以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名義給毛澤東電報：「大家贊成如果蘇聯同意現在簽訂關於旅順、借款、航空及通商諸協定，恩來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15]:4312月21日，毛澤東應邀出席莫斯科慶祝史達林七十壽辰大會[15]:44。12月24日，毛澤東與史達林第二次會談[15]:44。
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李富春、葉季壯、伍修權、呂東、張化東、歐陽欽等一行離開北京赴莫斯科，1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同史達林等會談[15]:50。2月6日，中華民國空軍轟炸上海（二六轟炸），中共要求蘇方提供空軍保護，史達林同意，但提出蘇中簽訂一個秘密協定，規定蘇聯遠東邊疆和中亞地區、中國東北和新疆，「不向外國人提供租讓權，不許第三國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參與投資的工業、金融、商業和其他企業、機關、公司和組織從事活動」，毛澤東不肯簽訂此文件，但同意把它作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15]:54。《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廢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重要外交活動，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前往莫斯科訪問兩個月。主要目的是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並爭取蘇聯經濟援助，雙方同意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重新簽訂新的中蘇條約。中蘇同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上依賴蘇聯。
可是，中蘇條約談判的反覆使史達林和毛澤東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個月後韓戰爆發，中國在蘇聯最需要援手時出兵朝鮮，蘇聯履行各項經濟協定程度不一、中蘇經濟關係發展難以預料。
而韓戰期間，蘇方向中國提供不少軍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飛機，以及對東北和中國運輸系統軍事工業援助，由蘇方援助中國現代化和機械化武裝部隊，一直在朝鮮停留到停戰之後，中國生產出模仿和複製的蘇式重型大炮和坦克，在蘇聯許可下開始自行生產米格飛機，同時中國海軍配備由蘇聯提供後由中國仿製潛艇。但是由於關係不穩，這一時期蘇聯大量向中國提供較先進軍事技術及中國仿製蘇式武器，很大程度是因為蘇聯高層爭奪史達林繼承所致，蘇聯對中國援助僅主要集中在建國初期。
1950年2月14日蘇聯政府向中國提供12億盧布（合4億美元）貸款協定，年息1%，期限5年，規定用於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蘇聯交付給中國的機器設備與器材的支付。1950年全年這筆貸款支付2.4億盧布。在三年恢復時期中國中央政府總投資62.99億元中，這項蘇聯貸款所占比例14.3%。
1951年2月1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蘇聯向中國貸款12.35億盧布，用以購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所需要的軍事裝備彈藥和鐵路器材。規定1950年10月19日志願軍入朝作戰以前的以全價付款，以後的軍事裝備和彈藥以半價付款，鐵路器材以75折付款。1951年4月10日、9月12日毛澤東與史達林在電報中商定兩筆用於抗美援朝的追加軍事貸款約10億盧布。1952年11月9日，中國向蘇聯簽訂10.36億盧布貸款協議，購買60個師裝備。
另外，蘇聯政府幫助援建恢復經濟急需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化工、機械和軍工部門50個重點項目。在執行過程中，因情況變化，撤消1個項目，合併2個項目，實際建設項目為47個。涵蓋以下行業：一、能源工業，二、原材料工業，三、民用機械加工，四、國防軍工，五、造紙工業，按國家統計局1953年3月11日統計報告，3年累計實際進口46974萬盧布，完成合同68.7%。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9月赫魯雪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急需得到中國共產黨支持。據俄羅斯解密檔案記載，1954年9月赫魯雪夫首次來華前主持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對華大幅增加援助作為禮物。果然，在這次來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慶典期間，赫魯雪夫改變史達林過去大國沙文主義做法，廢除中蘇關係中一些不平等約定，議定從旅順撤軍和交還基地，在談及撤軍時毛曾說「我認為蘇聯軍隊此時撤出旅順和大連是不合適的」（當時的考慮是因為怕美國可能會再開戰），但因赫態度堅決而作罷[16]。對於提供常規武器，蘇聯也改變史達林時期主要提供已淘汰舊品的做法，改為提供現役新裝備樣品和生產技術。
在中國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援華重點是稱為「156項」基礎工業設施建設。這些項目機器設備，主要是以貨物貿易而不是以貸款交付，而提供技術是免費的。1952年中國制定「一五」計劃時，史達林同意幫助建設141項重點工程，1954年赫魯雪夫又追加15項並提升質量，成為奠定中國工業化基礎的著名「156項」。後來落實工程共150項，其中44項是軍工企業，包括陸海空三軍各種主戰裝備製造廠。赫魯雪夫時代對中國提供最重要援助，是幫助建造核彈、飛彈生產企業並提供相應技術。
1956年10月21日，蘇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說波蘭情況極為嚴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商談；當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波蘭問題，由於情況緊急，討論結束時毛澤東立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澤東答覆尤金同意派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議決定由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於10月23日赴莫斯科[17]:138-139。10月22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波蘭問題，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一次約見尤金說：看來波蘭還不像馬上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加入西方集團；他們要改組政治局似乎是堅決的；對於這種情況，蘇聯方面到底採取甚麼方針？無非一種是軟的辦法，一種是硬的辦法；所謂硬的辦法就是派軍隊，把他壓下來，比如武裝干涉；軟的辦法是勸告他；勸他，他不聽，剩下一個就是讓步；他要改組政治局，就讓他改組，承認哥穆爾卡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礎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獨立要平等嗎？就讓他獨立，跟他講平等；這樣，就可以爭取到波蘭留在社會主義陣營裡面，留在華沙條約裡面[17]:139。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爆發20萬人參加之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代表團在住處同赫魯曉夫交談，赫魯曉夫稱了解到中國方面之意見，所以改變方針，準備承認波蘭新領導；波蘭問題在中共中央之積極推動下，比較穩妥解決[17]:140。同時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納吉進入中央政治局，並擔任部長會議主席，10月25日政治局會議又選舉卡達爾擔任中央第一書記；10月23日晚中共代表團得到匈牙利發生暴亂之消息，劉少奇立即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從10月24日到10月31日，毛澤東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並與劉少奇保持直接之電話聯繫[17]:141。10月29日，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布林加寧3人來到中共代表團住處，再次就波匈事件與中共代表團會商；談話中間，毛澤東與劉少奇通電話，要他跟蘇方商量：蘇聯是不是可以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經濟上放手，放開，讓這些國家獨立；劉少奇在向蘇方轉達上述意見時還說：「我聽毛澤東同志說過，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可以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7]:14110月30日，在中蘇方會談基礎上，蘇聯發表《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採納中共關於社會主義之間也應該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意見，蘇聯自我批評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上之錯誤，中國政府立刻在11月1日聲明支持蘇聯政府之宣言[17]:141。10月30日，中共代表團從米高揚來自匈牙利之報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納吉政府已經宣佈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實行多黨制，並解散保安隊和保安機關，暴亂分子燒死、絞死、活埋保安隊人員和共產黨人，全國處於無政府狀態[17]:141。中共代表團經過討論認為，一個是進攻之方針，即用蘇聯之軍隊壓下反革命；一個是退讓之方針，即蘇聯從匈牙利撤軍；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我們是不是把這兩個意見都提出來同蘇方商量？」[17]:141-142毛澤東同意，同時提出暫時不忙作決定，看多少天以後再說；如果採取進攻政策，要等更多反革命暴露、人民看清楚之時，比較適當；中共代表團向蘇方提出意見：在還可以挽救的時候，是不是盡最後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問題同波蘭問題性質不同，應該採取兩種不同的方針；蘇聯領導對匈牙利已經完全絕望，一致認為匈牙利政變已經完成，沒有採納中方之意見[17]:142。10月31日晚，赫魯曉夫等人到機場為中共代表團送行，說蘇共主席團已經決定，準備在匈牙利採取進攻之方針；11月4日，以卡達爾為總理之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應卡達爾請求，蘇軍重新回到布達佩斯[17]:142。11月1日劉少奇、鄧小平一行回到北京，當晚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彙報；11月2日和11月4日，毛澤東分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17]:142。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是毛澤東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17]:255。11月6日，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紀念俄國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午赫魯曉夫作長篇報告，下午毛澤東第一個講話[17]:260。11月1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在赫魯曉夫宣佈開會後第一個講話；11月16日會議結束，通過會議宣言（又稱《莫斯科宣言》）；11月19日，除南斯拉夫以外，12個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在宣言上簽字[17]:272-273。11月16日，召開六十四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9日結束[17]:275-278。11月21日，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乘專機回到北京[17]:290。
據前些年已經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記載，赫魯雪夫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決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生產技術，幫助建立核工廠。從1957年末起，蘇聯開始履行協議，對華提供P-2飛彈作為中國飛彈事業起步最早樣品。翌年，蘇聯又向中國提供所需核工業設備，並派出近千名專家，建成湖南和江西鈾礦、包頭核燃料棒工廠及酒泉研製基地、新疆核實驗場，中國進入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新階段。
1953年至1957年，赫氏上台之初，中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工業化初步基礎重要時期。在遭受全球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禁運的艱難環境下，中國通過等價交換的外貿方式，接受蘇聯和東歐國家資金、技術和設備援助。建設以「156項」為核心的近千個工業項目，使中國以能源、機械、原材料為主要內容的重工業在現代化道路上邁進一大步。以「156項」為核心、以900餘個大中型項目（限額以上項目）為重點工業建設，中國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雛形。從1950年第一個項目開始建設，到1969年「156項」實際實施150項全部建成，歷時19年。其中建設高潮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至1957年底，「156項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項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產，在社會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要求中蘇共同在中國南部沿海建設一座大功率之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信之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即長波電台），以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之潛艇；蘇方提出建設費用由中蘇分擔，中方出資30%，蘇方出資70%[18]。6月12日，彭德懷覆函馬利諾夫斯基，表示中方同意建台，但全部費用應由中方負擔，所有權屬於中國，技術方面可請蘇聯專家協助，建成後可由中蘇共同使用[18]。7月11日，蘇方對中方要擁有電台之全部所有權這一原則性立場不予重視，於中方提出之協議草案中仍堅持由中蘇雙方共建和管理；對此，中方提出修改意見[18]。毛澤東強調說明：在軍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適當的[18]。7月2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提出蘇聯要求在中國沿海建立「長波電台」和中蘇兩國建立「共同核潛艦隊」，毛澤東當即拒絕；毛澤東看作是蘇聯企圖控制中國之嚴重步驟；7月22日毛澤東約見尤金，歷數蘇聯對待中國之老子黨作風和大國作風[17]:381。毛澤東之態度使赫魯曉夫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動身，秘密來華向毛解釋[17]:381。7月31日赫魯曉夫抵達北京向毛澤東解釋共同艦隊問題時，曾就長波電台問題向中方表示，電台最好由中方自己搞，所有權是中國的，蘇聯可以提供貸款和技術[18]。毛澤東在和赫魯曉夫會談期間，隻字未提計劃炮擊金門；不過，赫魯曉夫秘密訪華，引起美國種種猜測；8月3日《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雙方就目前國際形勢下兩國所面臨的在亞洲方面和歐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充分地交換意見，並且對於反對侵略和維護和平所應採取的措施達成完全一致的協議。」[17]:381-3828月3日，兩國國防部長在北京簽訂相應之協定和有關訂購設備和聘請專家之合同[18]。
1959年6月，赫魯雪夫通知中國「暫緩兩年」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製造技術。1960年7月16日，蘇聯照會中國，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專家。至1960年9月1日全部召回1390名蘇聯專家。蘇聯援建中國的304個項目，到1960年蘇聯撤離專家前，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項，尚未完成的有155項。
蘇聯技術援助還是大大加快中國「兩彈」事業進程。在不到10年時間內，中國以幾十億元人民幣費用就建立起配套國防工業基礎，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創造成本最低和規模速度空前紀錄。
1950年代，蘇聯對中國貸款共13筆，總計56.76億盧布。[19][20]
至1960年，中國已經向蘇聯出口72億盧布的貨物用於償還貸款與延期付款的蘇聯援建中國重點工程項目的費用，還需要繼續出口79億盧布的貨物以全部還清（其中貿易欠款20億盧布，其它為貸款本息）。1961年3月蘇聯對中國的50萬噸古巴蔗糖貿易貸款3.296億1961版新盧布（1新盧布等於4.45舊盧布）。1961年4月，中蘇雙方達成協議：1960年中方貿易欠款可在5年期間分期歸還，中方借用的50萬噸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歸還，均不計利息。[21]中國在1965年主動提前還完所欠蘇聯債務。蘇聯對中國的貸款總計約為80億舊盧布，加上利息，自1950年以來，中國對蘇聯的債務86億人民幣。
1960年代，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蘇聯政府於1960年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22]:199-200。當時蘇聯專家共1,300多名，分佈在200多個經濟、國防、文教、科研企業和部門；專家全部撤走，使中國設計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建設項目停工，試驗生產不能按期投產，對中國經濟困境雪上加霜[22]:200-201。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22]:201。八十一黨代表會議順利結束，中蘇兩黨關係改善，也使毛澤東能集中精力抓國內問題[22]:210
1961年10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中蘇兩國正式決裂。蘇共二十二大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後一次出席的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中蘇決裂後，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大大減少直至終止。而1970年代後期起中國與日本走得很近，因此中國官方媒體支持日本要求北方四島的運動。蘇聯逼債也成為在中國民間家喻戶曉的事件。蘇聯於1972年對其遠東地區地名進行變更。同年，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關係改善，中國開始從之前的同時反蘇反美的立場轉為聯合美國反對蘇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但中蘇關係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改善。新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依舊將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並稱「 蘇聯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到處侵略擴張，使蘇聯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我們同它的原則爭論要長期進行下去。我們堅持同它的霸權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23]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取代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中國也開啟了改革開放，但中蘇關係依舊處於低谷。1979年2月，中國和蘇聯的盟友越南爆發了戰爭。5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在1980年4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24]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對此表示譴責並派出軍事顧問到阿富汗，協助訓練與蘇聯對抗的聖戰者，同時也在本國國內開設訓練營，大批的中國產武器被轉交給聖戰組織[25]。中國也因此同美國等國一起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
1982年3月24日，布里茲涅夫在緊臨中國的蘇聯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塔什干講話」，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被認為是布里茲涅夫政府的對外政策變動的訊號。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此後中國政府停止使用蘇修一詞來指代蘇聯。但之後由於布里茲涅夫去世以及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也在短暫執政後相繼去世，中蘇關係並沒有顯著改善。
1985年3月11日，戈巴契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此後蘇聯政府大幅度地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拋棄了布里茲涅夫主義，不再干涉東歐國家的事務。1986年7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了長篇講話，表示蘇聯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同中國領導人十分認真地討論建立睦鄰關係的「進一步措施」。他宣布當年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出蘇聯6個團，還表示願同中國討論削減中蘇邊境地區的陸軍。同時他也談到了柬埔寨問題，聲稱越柬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越關係正常化，是中越雙方的事，蘇聯希望中越恢復對話，言歸於好。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採訪的時候說如果戈巴契夫，在消除中蘇間的「三大障礙」，即「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26]
1989年2月15日，蘇聯軍隊全部撤出阿富汗。1989年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領導人，是自中蘇交惡三十年來兩國領導人首次正式會談，中蘇關係在此次訪問後全面正常化。這時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大批群眾，接待儀式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改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戈巴契夫在停機坪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27]。在戈巴契夫訪華之後的1989年9月27日，越南宣布從柬埔寨撤軍，並在1990年8月將在柬埔寨的越南軍隊全部撤出。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莫斯科，此次訪問也成為中國領導人最後一次對蘇聯進行訪問[28]。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後中蘇關係由中俄關係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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