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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广西武斗问题的一个布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七·三布告》,是指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就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武鬥問題發布的布告。布告本身旨在制止當時廣西兩派文革組織的武鬥事件,但最終作為「聯指」攻擊「四·二二」等組織的依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七·三布告》被原則性否定。
1967年1月24日,廣西軍區遵照《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介入地方三支兩軍工作。3月6日,廣西「造反大軍臨時服務委員會」、解放軍駐桂幹部、「革命幹部」三方共同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主任委員為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副主任委員為賀希明等8人。3月18日,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率工作組到廣西軍區為韋國清做工作。一部分幹部群眾表示支持韋國清,一部分幹部群眾表示反對,從而區黨委領導內部出現分歧,並逐步形成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1]。
4月22日,支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的群眾集會,成立「廣西『四·二二』行動指揮部」,支持原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安平生。5月25日,支持原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群眾形成「五·二五革命行動指揮部」,之後改名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兩派鬥爭日趨激烈,並不斷發生武鬥。中共中央居中調停,要求雙方檢討。並於1967年11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廣西地區兩派派代表赴北京簽訂《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和《關於全面上繳槍枝彈藥的七點協議》(但協議均未能實現)。並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孫鳳章、焦洪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其他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2]。
1968年4月,桂林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由於職能權力分配不均衡,兩派力量鬥爭再次加劇,並發生大規模武鬥[3]。1968年五六月期間,武鬥地區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開始不斷擴大,兩派組織製造了一系列鐵路交通破壞事端。5月3日,廣西「四·二二」所屬團體組織搶奪了駐地6936部隊二營的武器。6936部隊一營奉命前去制止這一行動,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得知「四·二二」組織搶槍的事件後,立即沿途設伏,襲擊解放軍奪取槍枝彈藥[4]。5月5日晚12時至次日凌晨4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了3800多人,出動45輛汽車、一列火車客車,搶奪位於南寧市長崗嶺的武器裝備,共搶走各種槍枝7044支,其中輕機槍479挺、高射機槍48挺、炮彈60發、子彈120萬發、望遠鏡50個。自治區革委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匯報此事。5月6日,周恩來以中央軍委名義命令,搶走武器彈藥限24小時內交回。7日、8日,周恩來再次發電要限期搶回[5]。
然而,5月10日,柳州聯指又搶走駐軍部隊各種槍枝316支,子彈1萬多發,六零式迫擊炮2門,四〇二火箭筒2具,並打傷幹部戰士47人[6]。21日,柳州市另一派組織「四二二」以對付柳州「聯指」武裝圍剿為名,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走援越彈藥11888箱[7],共計子彈1700萬發,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留下了「收條」[8]。6月4日,廣西「聯指」所屬組織3500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枝1859支,六零炮8門,子彈約100多萬發[9]。
與此同時,1968年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根據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內定「4·22」是反動組織,將對立的兩派設立據點、武鬥、殺人、搶奪武器、阻斷鐵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頭上。恰逢當時3月16日,廣州軍區空軍在廣西打下一架美軍U-2偵察機。林彪要接見有功人員,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焦紅光帶隊赴京,事先區革籌小組負責人韋國清親自授意整理了的「4·22」的材料,報給林彪[10]。之後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聯名於7月3日發布布告[11]。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聯,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
《七·三布告》,對於緩解混亂局勢有所好轉[16]。但貫徹過程中,受到了派性的嚴重擾亂,中共中央在7月24日又發布《七·二四布告》。7月30日,廣州地區30萬人舉行貫徹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誓師大會[17]。7月28日至8月14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深入開展對敵鬥爭的決議》[18]。
在廣西當地,《七·三布告》頒布後,由「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主導勢力的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南寧市革委會,在7月8日在南寧市舉行上千人大會,強調《七·三布告》是解決廣西問題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並呼籲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19]。7月9日,廣西軍區、自治區革籌小組又召開10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捍衛《七·三布告》大會」,號召廣大群眾立即行動起來,嚴懲一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掃清道路」[20]。《廣西日報》連續發表9篇社論,宣傳貫徹《七·三布告》[20]。7月31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出動部隊和「聯指」武裝及一些縣的民兵,攻打「四·二二」組織設在廣西自治區展覽館的據點。8月2目,包圍和進攻「四·二二」組織在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等據點,至8月8日戰鬥結束,造成嚴重傷亡,期間全市被打死群眾827人[21][22]。解放路及其附近街巷有33條被燒;11744戶職工和居民共40113人無家可歸;5家國有工廠、45家手工業社、165間商店門市部、134間中小學教室、166艘船被燒毀[23]。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南寧成立,大規模武鬥得以制止,但有的基層地方仍存在並爆發濫殺無辜的事件[22]。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量廣西幹部由於文革期間起家、上台,對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有很強牴觸,有些人以《七·三布告》作為廣西文革錯誤的擋箭牌[24]。1983年1月,中共中央批覆自治區黨委《關於進一步處理好廣西「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請示報告》,要求廣西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思想。1983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對自治區黨委的領導班子作了重大調整,並要求廣西把「處遺」工作放在首位,限期完成任務。4月11日,中共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派出由周一峰任組長,毛鐸、王浩任副組長的工作組40人到廣西指導處理遺留問題和調整各級領導班子[25]。1983年5月13日,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關於對「七三」布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包括「當時中央發布布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布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主要是把當時群眾組織的一些嚴重錯誤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調動了軍隊和武裝民兵,鎮壓一部分群眾,並導致大量亂殺人的後果[26]。」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批覆,原則上同意自治區黨委的意見,從而使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得以順利進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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