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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濟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廣東防城人（現屬廣西防城港），漢族[1]，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前廣東省政府主席、海南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總統府資政，曾長期主政廣東，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頗有建樹，有「南天王」之稱。主政廣東時，廣州工商業和市政建設成績卓著，為廣州打下現代化基礎[2]。
| 陳濟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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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 |
| 任期 1949年3月1日—1950年5月1日 | |
| 繼任 | 末任 |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1任農林部部長 | |
| 任期 1940年3月15日—1941年12月27日 | |
| 行政院院長 | 蔣中正 |
| 繼任 | 沈鴻烈 |
| 第4任廣東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1年5月12日—1932年5月3日 | |
| 前任 | 陳銘樞 |
| 繼任 | 林翼中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90年2月12日 大清廣東省廉欽道廉州府防城縣 |
| 逝世 | 1954年11月3日（64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台北中心診所 |
| 墓地 | 臺灣北投陳濟棠墓園（1992年8月28日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湛江市湛江湖陳濟棠夫婦合葬墓（1993年4月後） 臺灣新北市汐止區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特勳區（衣冠塚）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 軍階 |  一級上將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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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陳謙世代務農，耕讀傳家。其五兄是曾任國民政府廣州鹽運高官及禁菸局局長陳維周[3]:29。其長兄濟華早年曾在防城東興幹過星相業，陳六歲時入其叔金湘所設村塾啟蒙，十七歲隨五兄維周入防城小學攻讀[3]:29。
1890年，陳濟棠出生於廣東省防城縣[3]:29。自六歲起，陳濟棠便入讀村塾，接受了完整的傳統儒家教育。光緒三十四年（1907），陳濟棠17歲時考入廣東省陸軍小學堂，接受現代軍事教育。在學期間，由該校教官鄧仲元介紹與同班同學鄧演達等秘密加入同盟會，並參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陳濟棠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次年畢業。畢業後曾在瓊崖督辦轄下蘇汝森團任機關槍連排長，在二次革命廣東省反袁世凱代理人龍濟光的戰役期間因廣東地方部隊戰敗遭到解體，脫隊的陳濟棠投靠在肇慶舉兵的護國軍，成為護國軍林虎統率之廣東陸軍第二軍第二團連長，後升任營長。
民國九年（1920），擔任粵軍參謀長的鄧鏗授命編成一支新部隊，為粵軍第一師，陳濟棠受鄧鏗招攬脫離林虎部隊，轉入粵軍第一師，擔任下轄之第二旅第四團第一營營長，在民國十一年（1922）陳炯明與孫中山決裂後，陳濟棠的直屬上司，第四團團長陳銘樞因不願配合陳炯明，決定辭職到南京學佛，第四團團長一職在此時由陳濟棠所接掌。
在親孫中山的廣東實力派軍閥的調度下，陳炯明部隊遭到親孫系廣東部隊與護國滇軍、舊桂系等外省籍部隊夾擊戰敗，陳炯明被迫讓步與孫中山和解。陳濟棠在該段時間得到古應芬的推薦，於民國十二年（1923）春晉升粵軍第一師所屬第二旅旅長。
陳濟棠所屬粵軍曾三次率部入廣西省，協助新桂系對抗舊桂系勢力，爭取新桂系與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之間的互信與合作。在肇慶兼任西江督辦公署參謀長[3]:30。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粵軍第一師於此時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升為軍長，陳濟棠部隊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11師，陳濟棠續任該師師長之職。陳濟棠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11師在同年年初因支援新桂系，因此未參加第一階段東征戰役，僅投入第二次東征和南征戰役，頗著戰功[3]:29。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陳濟棠配合第四軍留守廣東，11師部隊分駐高州、雷州、欽州、廉州。陳一面收編在欽縣的鄧本殷殘部張瑞貴部成立補充團，一面對徐聞、合浦、茂名、陽江各屬土匪進行清剿。陳濟棠駐紮北海期間，對當地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均不予支持；同時，又使其兄陳維周去承辦各項捐務謀取厚利。陳濟棠和他的親信師參謀長李揚敬及師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辦法，決定請求赴蘇聯考察。1927年春，陳濟棠終請得以國府名義到蘇聯洽商購買軍火及訓練飛行員事宜，率林翼中暨空軍及其他技術人員二十多人前往蘇聯考察[3]:29。
1927年4月，清黨後不久，兩廣當局便將第十一師從欽、廉、高、雷調回廣州擔任警衛工作，陳濟棠在蘇聯得知這個消息，便於是年6月由蘇聯回國。抵粵後，初時託病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留醫，以觀風色[3]:29。一面使他的親信李揚敬、林翼中、林時清等四出活動，向各方疏通；一面請托當時廣東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古應芬向李濟深進言，給他復任第十一師師長職務[3]:29。由於古之力薦，陳順利復職[3]:30。此時廣東正在擴編軍隊，第三十三團團長黃鎮球升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副師長，遺缺由葉肇升任，與陳有矛盾之第十一師副師長鄧世增調任第八路軍參謀長，其副師長職務由11師31團團長余漢謀繼任[3]:30。
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南昌武裝兵變。9月，共軍南下入廣東。李濟深命陳濟棠、薛岳、徐景唐分率國民革命軍第11師、新編第4師、第13師共1.6萬人組成「東路軍」由河源東進、尋找共軍主力決戰。東路軍官兵多為廣東人，遂奮勇應敵。28日，雙方首次交火，共軍主力6,500餘人在揭陽縣山湖擊潰東路軍一部，隨後進攻至汾水村，與東路軍主力展開鏖戰。至30日，共軍主力傷亡近半，無力再戰，乃向揭陽方向逃亡。四日後，他們又在普寧新安的蓮花山遭東路軍截擊，大部潰散。10月，陳曾率部參加阻擊南昌南下至潮梅由葉挺、賀龍所率領之軍隊，兩軍在豐順相遇，當時戰況極為激烈，葉、賀軍因彈盡敗退海陸豐，是即「湯坑之役」[3]:30。
不久，由前線回師的前方第四軍首領張發奎、黃琪翔又和汪精衛聯合起來，打著「護黨救國」旗號，驅逐李濟深，獨佔廣東，一般人稱為「張黃事變」[3]:30。陳濟棠擁護李濟深，率部在東江上游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3]:30。陳濟棠、錢大鈞分別指揮駐閩粵籍將領陳銘樞指揮的第十一軍共兩個師，作為東路軍。1928年1月1日，東路軍進抵增城、花縣，在東江上游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3]:30。張發奎部隊被驅逐出粵境後，李濟深由南京回到廣東，復任中央政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等職務[3]:30。陳在潮梅取得財政收入和擴編軍隊[3]:30。其後陳升任第四軍軍長，又兼任西區善後委員，統轄余漢謀第十一師、香翰屏第十二師、陳章甫第二十五師，駐紮廣州[3]:30。陳修築公路、發展珠三角洲航運業及改良各城鎮、興辦學校、裝設全區電話網等[3]:30。同時陳又在防地內徵收煙、賭保護費；此外，他密結財政廳長馮祝萬，與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緊密聯繫，互通聲氣[3]:30。並通過古取得胡漢民好感[3]:30。因此，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得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3]:30。
1928年3月1日，李濟深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改稱為廣東編遣區主任辦事處，各軍改稱為師，各師改稱為旅，以陳為第一師師長，徐景唐為第二師師長，蔣光鼐為第三師師長、蔡廷鍇為獨立第一旅旅長、鄧世增為第二獨立旅旅長[3]:30。
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以廣西同鄉關係聯合以武漢為對抗蔣介石的根據地。[3]:30蔣一面集結兵力向武漢進迫；同時派吳稚暉來廣東，請李濟深到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並商談和平解決各軍編遣問題。[3]:30
在蔣、桂關係惡化時，蔣中正便已派遣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赴粵，以考察為名策動粵籍幹部反桂。古應棻在廣州與廣東省主席陳銘樞、江防司令陳策及陳濟棠三人頻頻接觸，政界一時流傳起「三陳倒李」的說法。當時陳銘樞從北伐後升任第十一軍軍長。[3]:30李濟深於上一年8月把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位讓給陳銘樞。[3]:30
古應芬向蔣推薦陳濟棠代李濟深掌握軍權[3]:30。李濟深幕內馮祝萬，也向蔣作同樣之條陳[3]:30。陳濟棠接到古應芬秘密傳來訊息後，便故作鎮靜[3]:30。
1929年蔣桂戰爭起，李濟深被蔣介石扣押在南京湯山。李濟深被囚後，粵籍諸將陷入一片驚愕，有人主張聯桂討蔣。在此關鍵時刻，陳濟棠於3月30日在白鵝潭的軍艦上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自己遵從蔣中正的命令，正式出任「廣東編遣區特派員」，同時要求駐廣州的三個桂軍團立即撤走。桂軍不敢強抗，撤走。次日，陳濟棠離艦上岸，在廣州城內設特派員辦公室。之後，陳升任第四軍軍長兼廣東綏靖委員，駐扎廣州，然後再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3]:31。至此，陳濟棠表示支持蔣介石，兵不血刃地結束了新桂系對廣東的主宰，成為執掌廣東軍權的人物。
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於湯山，胡親信古應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動陳濟棠反蔣；陳一面以巨款接濟古應芬去聯絡各方反蔣，一面派香翰屏為代表與李宗仁、白崇禧講和，重修舊好。4月下旬，古應芬和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等，公開聯名打電報給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彈劾案；陳濟棠跟著將在廣西軍隊撤返廣東肇慶、韶關，由兩廣將領聯名通電擁護彈劾案。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藉出巡為名，離職往上海，然後轉到廬山去投蔣；陳濟棠指定民政廳長許崇清暫行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職，面派兵收繳陳銘樞駐紮黃埔之翁照垣、黃固兩個保安團槍械。5月中旬以後，汪精衛、孫科、李宗仁以及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鄒魯等陸續來到廣州，於6月初舉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並另成立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出現寧粵分裂；陳濟棠乘機將第八路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自任總司令，以繆培南為參謀長，以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分任第一、二、三軍軍長，各轄2個師，另編教導師1個、獨立師2個、獨立旅2個、獨立團8個和砲兵團、戰車營等，很快擴充到15萬人以上。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南京釋放胡漢民（於10月初恢復自由），蔣介石下野為先決條件，11月初寧粵互派代表到上海議和，通過談判協議寧粵復合。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接受胡漢民建議，決定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於1932年初成立，陳濟棠和李宗仁均任常務委員[3]:32。
陳濟棠、唐紹儀等在廣州通電反蔣。在陳濟棠統治廣東5年間，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始終以陳濟棠親信林翼中、黃麟書分任主任，把持一切[3]:32。陳濟棠兩度派廣東財政廳長區芳蒲偕廣東合作事業局長溫晉韓（溫仲琦）北上與中央政府協商，1936年兩方同意內定蔣介石為總統、陳濟棠為副總統，但蔣介石因個人因素而拒絕與陳濟棠合作[來源請求]。
之後數年，陳集廣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人稱「南天王」[3]:33。
陳濟棠主政期間（1929年-1936年），對廣東發展有建樹，制訂《廣東三年施政計劃》，描繪了廣東1932～1935年的發展大綱。先後興建各類工廠、港口、公路、大學/中學/小學等。廣州百業繁榮，市政建設成績顯著，海珠橋、中山紀念堂、中山大學、德明中學五山新校舍（陳亦曾任省立中山中學校長）、愛群大廈等等，以及30多條馬路，皆是陳濟棠主政廣東時興建，被稱為廣州的黃金時代[4][3]:34。廣州更一躍而成為南中國的「首善之區」和繁華大都市（人口達112萬）。那時，市郊農民常將農產品「拿到香港市場去賣，賣了錢，一頭洋麵粉，一頭洋餅乾，挑回家吃」；「茶樓二分之一以下的廳堂生意最熱鬧，可見平民和勞動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廣州遊覽，常嘆廣州近年物質之進步。蓋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頗足眩人耳目。」[2]
陳濟棠主粵，由1932年到1935年內，開闢市內和郊區路線近30條，拓闊內街1300餘條[5]，完成粵漢鐵路建設，在廣州珠江沿岸建碼頭數十座，建成天河機場[2]。
1933年建成廣東第一條公路幹線廣汕公路，公路通車里程躍居全國第一。與廣西合辦西南航空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全華資航空公司，除多條國內航線外，還開通了從廣州到越南河內的國際航線。設長途電話管理處，統一辦理全省電話業務。到1935年，全省100個縣、市中，除海南樂東等三縣外，均有電話設置，「其規模之大，是以比擬先進之邦而無愧」[6]。
陳濟棠通過時廣州市長林雲陔與其子林崇真，羅致大批留美學生與專業人士，幫助廣東建立大批現代化工業，建起西村工業區、河南紡織區（現大元帥府紀念館一帶）、蔗糖工業等，經濟效益十分顯著，同時擴大了就業[6]。規劃了市中心商業區，將惠愛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業區規劃為廣州的中心商業區，建成中山戲院、新華戲院、新華酒店、新亞酒店等。據描述，當時「廣州的大街小巷布滿商店」，平均約50人就有一間商舖[2]。
1929年10月至次年6月，貧民教養院新院舍在石牌相繼落成，老人陸續遷入。原東較場老人院改興辦平民居留所，解決市民特別是貧民的住屋困難，亦以輔助貧民教養院開銷。1930年9月5日，平民居留所正式對外營業，時人叫它做「平民宮」。住屋占地面積32井（1井即2500平方米），四周園林景色，道路樹木婆娑，住室平排，全部單人式，可住290人。室內有床帳、枕蓆、家私用具、電燈水池、浴室廁所等，還設有書報室、收音機等。截至1931年9月，平民居留所累計收留過過千小販、工人等勞苦人士[7]。
1929年陳濟棠將所截獲桂系軍閥走私罰款6萬銀元，給予廣州市政府，劃撥位於大南路與高第街之間的原廣東省軍事廳舊址，用於建設平民宮。1931年8月竣工，占地約1600平方米，分為前後兩座，前座四層，設禮堂、會客廳與辦公室；後座三層，除可容納400多人的平民宿舍外，另設有夜校和圖書室。平民宮投入使用後，配套設施不斷完善，1934年底至1935年，這裡增設了貿易部，還特意設立了小販貸款處。平民宮每月開支約為900銀元，由市政府核准劃撥。[8]
1932年起，市工務局開始籌劃興建勞工安集所，建築費用除市政府下撥之外，還向社會各界募捐。相繼建成供來省城務工鄉友的工人宿舍，有珠江鐵橋（今海珠橋）南便橋腳與北便橋腳各一勞工安集所，法政南路八旗會館舊址第一號與第二號勞工住宅，河南同慶路義居里第一號與第二號勞工住宅等[7]。
這段時間，陳濟棠增設大批職業學校，擴充平民學校、補習學校，創辦省立國醫學院、廣東陸軍軍醫學校等，培養大批軍醫人才。國立中山大學在石牌建設新校，在建設資金無以為繼時，陳濟棠多方設法，除要求全省黨政軍官員「捐薪」，還多次向蔣介石及中央政府要求撥款。石牌新校建成後，中山大學獲「世界第一大學校」美譽（梁漱溟語）。在廣州國民黨 「四大」上，陳濟棠倡議設立省立勷勤大學，以紀念國民黨元老古應芬（字勷勤）歷年關照提攜之恩，由時省政府主席林雲陔親任校長，分設師範學院、工學院、商學院三所學院[9]。
陳濟棠主張復興中國的「固有道德」，要求中小學以讀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為主要科目，每週至少授課6小時，中等以上學校必修《孝經》；他重修孔廟，恢復了孔子、關羽、岳飛的官方祀典（清亡後停止）；並在姨太莫秀英影響下，參拜南海神廟等廣州著名廟宇。這些舉動被胡適等人視為復古倒退，遭到各階層人士的激烈批判。[10]
當時廣東初小使用的政治教科書《新公民讀本》，第一課便是「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培養個人崇拜。[11][10][2]
陳濟棠響應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中關於反對「奇裝異服」的主張，認為短袖等女裝「奇裝異服」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表現，以「改良社會風化，挽救世道人心」為由，提議廣東政治研究會制定服裝標準。
此標準經議會通過，省政府得以執行，命省會公安局與廣州市社會局協同辦理。兩局發出佈告、傳單，組織女子宣傳隊到公共場所演講，十幾天後未見收效，乃於1935年9月1日開始強制取締「奇裝異服」。
9月1日，省會公安局派大批休班武警分赴市內各裁縫店，發現奇裝異服一律沒收、焚毀，使得短袖等女裝立時絕跡。但仍有些具備勢力之人表示反對，不肯切實執行。
1936年初夏，廣東當局公佈婦女標準，規定衫腰之闊窄、衫裙之長短及衣袖是否過肘等方面。5月5日，省公安局派出三十多個「維持風紀隊」，遇有衣著違反標準之婦女，即拘捕上車回局，在其袖上蓋「違反標準服裝」字樣之印記；路人見狀，往往趁機嘲弄這些婦女。[12]
陳濟棠允許在廣東公開設立煙館；情況如下[13]：
陳濟棠統治時期，廣東賭風之盛，殊為驚人[14]：當時，賭博的種類很多，最普遍的有麻雀、番攤、牌九、山鋪票、鋪票、花會、骰寶等等；不但在城市中盛行，在鄉村里也非常流行。
1935年冬至1936年4月，莫秀英曾在廣州荔灣沖西岸辦了一家非公開的俱樂部，人們稱之為「文武賭場」[15]：內分「文德」、「武功」、「內教」三部分，名義上為清淡遊樂的地方，實際上是供官僚賭博以及賣官、行賄論價的場所。
陳濟棠統治時代，嫖妓風氣，極其廣泛[16]：政府當局設有「花捐」，以人為貨；花捐還附加「國防」或「浚河」等費。這實際只是把賣淫通過「花捐」之徵收而承認其「合法地位」。花捐招商投承，由廣州市財政局定出每年花捐收入底額，定期公開招商投承水陸花捐，以價高者得。投得者由財政局發給一紙「公文」，承商便可掛出「承辦廣州市水陸花捐××公司」的招牌來收花捐，這個公司稱為「總商」。「總商」又劃分水陸或不同地段另行招商投承，這些人叫做「分商」。在「分商」投得後，按投額及利潤分配於妓女身上，妓女實是最大的花捐承擔者和受害者。
陳濟棠還暗中收購中共蘇區鎢礦砂，在香港轉手倒賣，幫助了紅軍度過經濟封鎖難關。1935年，陳晉任為一級上將 [17]。
到了1936年秋天，陳維周也破例被任命為警衞軍軍長。[3]:381936年6月，陳與新桂系聯合，以「抗日救國軍」名義反蔣（兩廣事變[18]）。但陳手下空軍大隊為蔣介石重金收買，司令黃光銳於7月帶領48架飛機飛往南昌投奔南京。陳手下其他大將，如余漢謀等，亦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陳濟棠被迫出走香港，廣東多年經營成果拱手讓給蔣中正。[3]:41
陳濟棠到香港後，蔣介石派黃鎮球去安慰他，說將來借重他的地方還多。此後陳濟棠即出洋考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陳濟棠由歐洲回國，任國民政府委員及最高國防委員和戰略委員會委員。1940年春，更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
1949年，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9月14日，海南特區軍政聯席會議開幕[19]:9009。1950年到台灣，被蔣介石聘為總統府資政。1954年11月3日卒於台北，獲厚葬於新北投。
陳濟棠將軍墓園原址為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05號，墓園完成之初相當雄偉壯麗，然而在1992年，陳濟棠將軍的後代將其骨骸揀拾遷葬到廣東湛江湖光岩，原址因長年缺乏維護目前已呈現頹傾荒廢狀。
家中一共有18個兒女。三子陳樹桓是1950年代香港政界人物，1959年至1967年任香港市政局議員；十子陳樹柏在1994年9月在美國矽谷成功創辦了國際科技大學；十二子陳樹傑則現為香港利苑飲食集團主席；女兒陳寶馨則在台灣創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陳濟棠在廣州東山梅花村興建陳濟棠公館，作為個人府邸。[20]
1980年9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從美國回國參觀的陳濟棠第十子陳樹柏教授時，曾說了一段頗令陳樹柏意外的話：「令尊治粵8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21]鄧小平還親筆書寫魯迅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贈與陳樹柏。[22]
陳濟棠於1937年抗戰期間，以私產700萬捐助政府抗戰，此事刊於《良友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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