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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璐爵士,KCMG,KBE(英語:Sir William Peel,1875年2月27日—1945年2月24日),英國殖民地官員,長年在馬來亞任公職,1930年至1935年出任香港總督。
貝璐在1875年2月27日生於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郡的赫克瑟姆(Hexham),父親名叫W·E·貝璐,曾在約克郡波士頓溫泉(Boston Spa)任職牧師。貝璐早年入讀位於韋克菲爾德(Wakefield)的錫爾科茨公學(Silcoates School),後來於1893年升讀劍橋大學皇后學院,其中在1896年的數學優等考試中名列第11名(11th Wrangler),同年亦以文學士資格畢業。在1931年,貝璐再獲皇后學院頒授文學碩士學位。
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貝璐在1897年前往馬來亞,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任職官學生,未幾先後在1898年和1899年於高淵和大山腳擔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另在1901年以前,他亦一直在威省內任同職。
在1902年,貝璐被改調到星加坡出任署理助理輔政司。但不久以後,他在1905年派回檳城改任署理助理裁判司兼法醫官。至1908年,貝璐改任審計官,到1909年轉到馬來聯邦管轄下的雪蘭莪出任署理參政司秘書,1910年改於下霹靂州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在1911年,貝璐調回檳城,擢升為檳城市議會專員署主席,期間曾在1917年2月至10月署任檳城參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
在1918年,貝璐累遷為星加坡市議會專員署主席,到1919年轉任馬來聯邦食物管制官(Food Controller),至1920年擢升到海峽殖民地(三洲府)任勞工署署長(Controller of Labour),其中又曾於1921年在當地政府兼任歐籍人士失業委員會主席。在1922年,貝璐出任英國駐吉打地方政府顧問,期間曾在1925年5月至7月同時署任檳城參政司之職。未幾在1926年,貝璐終獲擢升為馬來聯邦布政司,當中在1927年5月至6月,他更署任了馬來聯邦護督兼高級專員之職。
貝璐在1930年卸任馬來聯邦布政司,被改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爵士,升任第18任總督。貝璐隨後在1930年5月9日抵達香港的皇后碼頭,正式履新。其實,他早在1927年任馬來亞護督的時候,英政府就曾詢問貝璐,問他是否願意擔任一個重要性較低的總督級職位;當時貝璐表示同意,結果就在1930年,他就獲委任當港督。
相較於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貝璐為人較為隨和,作風沉穩,對英政府持合作的態度,並不會像金文泰爵士時常與英政府持相左意見,甚而反對英政府的政策。在當時,由於英政府財政緊絀,所以對殖民地政府的事務,不論大小都愛一一過問,故此,貝璐就成了英政府眼中理想的港督人選。
貝璐十分關注香港的社會建設,在醫療方面,他任內落實興建長洲醫院(1933年動土,1934年建成),又在港島興建遠東規模最大的瑪麗醫院。在食水方面,貝璐在1931年建成九龍副水塘與香港仔水塘,又於1935年展開城門水塘第三期工程。城門水塘第二期工程展開時,時值英皇喬治五世登基25週年,貝璐便將城門水塘更名「銀禧水塘」。貝璐任內亦見證香港電話線路轉駁全面自動化。
香港的交通在貝璐任內亦有很大發展,在1933年,他批准油蔴地小輪引入汽車渡輪服務,從此汽車可以在港、九兩地行駛;同年6月11日,他分別向九巴和中巴兩所巴士公司發放為期15年專營權,准許九巴專營九龍、新界和離島公共巴士服務,中巴專營於香港島地區。發放專營權結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競爭的局面;貝璐又借機會引入新條款,加強監管公共巴士服務。港府規定兩所巴士公司要把收益某個百份比撥歸政府,更對巴士車資作出監管。巴士公司須由英籍人士組成,巴士也要購自英國。在航空交通方面,貝璐上任不久以後,粵、港兩地機場開始互航,啟德機場的指揮塔和飛機庫亦在其任內落成。
在市政服務方面,香港家居排污引起社會關注,立法局在1935年3月通過《1935年市政局條例》,改組原潔淨局為市政局。新的市政局要到貝璐卸任後,至1936年1月才正式成立。市政局大致擁有潔淨局的權力外,更加入民選議員席位。
自國際聯盟在1919年成立以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問題開始備受聯盟的關注,而且還成為了國際議題。國際聯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絕境內的賣淫活動;可是,歷任的港督均認為港府已訂立了相當的法例,對黃色事業作十分有效的規管,而且秦樓楚館一類煙花之地在中國古已有之,所以不便禁絕香港傳統的賣淫活動。在這種背景之下,港督的意見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默認,所以終1921年代,有關禁絕賣淫的提議始終沒有在香港落實。
然而,在貝璐上任後,時值英國工黨剛剛上台執政;而由於工黨政府與國際聯盟的立場一致,所以禁絕賣淫活動之聲再起。貝璐初時反對禁絕賣淫,指出港府對賣淫業的規管打理,「比起倫敦政府處理國務還要井井有條」;他又認為,華人社會中的妓女並非如西方所想的街頭孤兒,她們往往能夠成為大戶人家的妾侍,所以禁絕賣淫並不可取。儘管貝璐的努力辯解,但工黨政府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結果貝璐唯有屈從。經港府查證後,貝璐向英政府匯報,香港共有6所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內面共有17名領有牌照的歐籍妓女;此外,全港又有222所中國和日本人開辦的妓院,內面共計有2,657名領牌妓女。
資料發表後不久,國際聯盟在1931年派出一隊人口販賣調查團到香港。貝璐事後遂根據調查團的建議,在1932年6月勒令關閉所有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而歐籍妓女則被遞解離境;後到1934年6月,所有華人妓院亦遭到勒令關閉。不過,出乎西方輿論意料的是,賣淫活動被全面禁絕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反而沒有得到改善。賣淫活動轉到地下發展,在灣仔一帶更出現不少流鶯在街頭流連,此外,缺乏了以往的監察,駐港英軍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急升至24%,可見禁絕賣淫的政策並不成功。
除了賣淫活動以外,工黨政府同時聯結了英國反鴉片聯盟,向港府施壓要求禁售鴉片。在種種壓力下,貝璐遂在1931年開始立法禁菸,除吊銷公煙的專賣牌照外,又不得市民私藏與吸食鴉片。在當時,英商已不再是鴉片的主要供應商,相反,中國各地軍閥為了籌集經費而迫令農民改植鴉片,所以中國大陸成為了鴉片的主要來源地。有見及此,貝璐又特設了緝私隊追緝私菸。
總體上,禁售鴉片對香港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這除了使私菸不絕外,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煙館,不少人更因為吸食或販賣鴉片而被定罪,以致監獄出現過份擠迫的問題;而禁售鴉片以後,警察受賄的情況也有所惡化。所以貝璐曾經抱怨禁售鴉片與當年美國禁酒一樣,將不會取得成功。
此外,禁售鴉片使港府的財政構成沉重打擊。在過往,銷售合法鴉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但是在禁售鴉片以後,猖獗的私菸販賣使港府白白失去了這方面的財政收入,結果,貝璐唯有大幅增收遺產稅、成藥稅和娛樂稅,以彌補禁售鴉片所導致的財政赤字,經過一番努力,到1936年的時候,鴉片收益已大幅減至政府總收入的百分之一。在此以後,港府繼續禁售鴉片,到1945年9月20日,港府更正式宣佈禁絕鴉片貿易。不過,鴉片在那時已經式微,古柯鹼和海洛因一類的新興毒品已成地下市場的主流。
在1929年,美國華爾街爆發了全球性股災,一時間使歐洲和美國陷入了長久的大蕭條之中。身在遠東的香港最初仍能夠置身於事外,可是隨著1931年國際白銀市場崩潰,白銀的跌價立即導致奉行銀本位的港元大幅貶值;以往在1920年代,每一港元大約可兌三仙令,但是白銀跌價後,每一港元只可兌換小於一仙令,意味要多於20港元才能兌換到一鎊。港元貶值後,倫敦曾派一貨幣委員會來港,事後建議一日中國維持銀本位,香港也應當跟從。可是,在1934年,由於美國政府大舉搜購白銀,遂使中、港銀價大幅反彈,而國民政府於1935年宣佈放棄銀本位後,港府為免港元進一步升值,在同年11月宣佈放棄銀本位,但當時貝璐已經卸任。
面對經濟不景,貝璐曾在1932年設立一個節約委員會(Retrenchment Commission),以設法緊縮政府開支。該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引入更多華籍公務員,以取代薪酬相對較高的外籍公務員。港府最初在市政和衛生部門執行有關建議,當中包括開始招聘華籍護士到公立醫院工作。此外,有鑑於於公務員薪俸以英鎊結算,貝璐亦曾下調公務員薪酬,以節省政府開支。到1934年,貝璐更發行了2,000萬元公債,用於地方建設之上,以收刺激就業之效。
總括而言,儘管港元因為大蕭條而貶值,但是香港的經濟卻沒有比想像中差,因為港元貶值期間增強殖民地的競爭力,貿易額亦因而上升。在這種背景下,貝璐任內港府的財政收入一直穩步增長,而且更首次逼近3,000萬港元的水平。
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職,返回英國,展開退休生活。貝璐晚年退居於英格蘭東薩西克斯郡的貝克斯希爾(Bexhill),後於1945年2月24日,即生日的3天前卒於倫敦,享年69歲。
貝璐在1911年與維爾勒·瑪麗·德雷克(Violet Mary Drake)結婚,她的父親則名W·D·萊恩(W. D. Laing)。貝璐與貝夫人共生有兩名兒子,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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