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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德(臺灣話:Ông Io̍k-tek,1924年1月30日—1985年9月9日),臺灣作家、語言學家、政治運動者。臺北高校第十六期畢業,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明治大學講師、助理教授、教授;埼玉大學講師;東京都立大學講師,被認為是國際台語研究權威。他亦為戰後第一代台灣獨立運動代表性人物之一,為日本台灣青年社及其機關刊物《台灣青年》之創辦者。
王育德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1月30日出生於臺南州臺南市本町2-65,王育德出身富庶家庭。父親王汝禎(1880-1953)是海陸物產罐頭的批發商,早年曾在雜貨店當學徒。王汝禎13歲時其父去世,留下債務及25歲的後母。15歲時《馬關條約》割臺,王汝禎負起照顧後母及妹妹的責任,在日治時期累積財富,經營金義興商行。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上,王汝禎被選為臺灣民間人士代表。[1]:17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景氣好,王汝禎的生意急速發展。王汝禎曾於東門町大人廟借店鋪、或買下高砂町員外境「和源」的舊店鋪,但都馬上不夠用。大正七年(1918年)在本町草花街(現民權路)蓋了兩百多坪的住宅,包括王育德在內多名子女都住在這。[1]:30
王汝禎22歲時與元配洪銓結婚,然而元配不能生育。最後王汝禎娶妾毛新春,即王育霖與王育德的生母。然而毛新春婚後首先生下的女兒王錦香,隨後王汝禎再納蘇揚為妾。王育德雖為毛新春所生,然而必須叫洪銓為「阿母」(a-bú),生母只能叫她「阿江」(a-e),「阿江」是種暱稱,王育德也不清楚出處。據王育德回憶,「阿江」是在「阿母」與另位小妾「阿揚」(a-iâng)的聯手下,飽受欺凌。在昭和九年(1934年)病逝,當時王育德才十歲。[1]:11
由於王汝禎仍充滿清朝時代的觀念,王汝禎雖然對子女接受日式教育表示理解,但他認為只有孔孟之教才是真正的學問。因此王育德從五六歲就被強迫學習漢文,當時用臺語學漢文。有時到私塾受教。[1]:17王育德曾受教於趙雲石教漢文。昭和五年(1930年)4月,王育德進入末廣町的末廣公學校(今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當時臺南市有兩所小學校及五所公學校。二年級升三年級時,王育德曾轉考南門小學校未果。[1]:95-96
公學校時,發生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學校也灌輸「日本是正義之國、支那是不義之國;日本軍強大、支那軍弱小」的觀念,當時小孩子與朋友對罵時,脫口而出的便是「蔣介石、宋美齡、傳染病、傷寒、霍亂、死了沒關係」。有次王育德回家時仍一個人喃喃念著,被愛戲弄人的掌櫃阿郭聽到,就打岔說「蔣介石很了不起喔,死了可不行。」引起王育德生氣,差一點出拳揍他。直到看到上海攻防戰中,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才恍然大悟阿郭的話。這時轉換過來的價值觀持續到1945年,之後又重回以前的「蔣介石、宋美齡、傳染病、傷寒、霍亂、死了沒關係」,不過這一次的轉換已經是真心的。[1]:119
小學畢業後,王育德將升學目標設定在王育霖考取的臺北高等學校,然而在國語(日語)科失敗。[1]:123-124昭和十一年(1936年),王育德考入第二志願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今臺南二中),以近乎滿分考上。[1]:125同學中包括葉盛吉。
在學校裡,王育德曾受到內地人(日本人)的針對與欺負。尤其在1937年「支那事變」(即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皇軍連戰連勝的氣勢感染到了內地人態度。[1]:133當時學生必須撰寫「支那事變日誌」,每星期交給學年主任檢閱。一提及南京陷落,就得稱譽皇軍勇猛;一談到蔣介石逃到重慶,就得嘲笑支那軟弱;一知道開始徵用臺籍軍伕,就不得不寫:這是臺灣人的神聖義務。有時王育德試著寫出真正的心情,就被用紅筆寫不夠深入。[1]:142
昭和十五年(1940年)4月,在臺南一中四年修了後。王育德通過臺北高等學校文科甲組考試,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同班40人中有7名本島人,包括王育德和邱炳南。[1]:179-181
昭和十七年(1942年),王育德提早自臺北高等學校畢業。也循當時一般富家子弟的腳步,遠赴日本就讀。秋天,王育德報考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落榜,[1]:222最後於昭和十八年(1943年)進入第二志願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科就讀。[1]:228他的求學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昭和十九年(1944年),隨著日軍節節敗退,王育德拜訪王育霖下,認為日本會輸掉戰爭,到時美國空軍將對日本內地展開全面襲擊,如此內地將陷入混亂。遠離故鄉的留學生即使要買黑市也沒有門路。當時其父催促回故鄉的訊息抵達,因此兩兄弟決定分開危險,一人回臺、一人留在內地。由於王育霖已在京都地檢處工作,因此是王育德回臺。[1]:236
王育德仍然擁有詩詞、語言研究方面的才華,詩、戲劇及語言學,才是他主要興趣的所在。戰後國民黨政權初期,王育德受廖繼春邀請,任教於台南一中,推行台語話劇,並自行以台語撰寫劇本演出,他的第一個劇本是「新生之朝」。
二二八事件後,其兄王育霖無故被殺,王育德先是逃到香港去,並於1949年再由香港轉往日本,並重回東京大學繼續其未完成的學位。
他先是加入廖文毅所主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兩個人的個性完全不同,對台灣之歷史、獨立運動、以及台灣獨立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意見,看法南轅北轍,難以合作超過兩年以上。特別是他們對二二八的見解有相當的差異,王育德並不同意廖文毅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是一種「革命」的看法。基本上,他對廖文毅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持保留態度,雖然認同在當時那種背景下,廖文毅仍然有值得讚揚的「貢獻」,他本人卻寧可以學術界為其利器,口誅筆伐,從事各色各樣的台灣研究工作。
1961年6月,時任農復會官僚的李登輝利用到日本出差的空檔,和友人密訪王育德。王育德在6月16日的日記上寫道:「晚上回到家,李東輝(「東輝」與「登輝」日語發音同音)先生來訪…確實是一位令人有好感的人物,來到日本後,第一次遇到這麼棒的臺灣人。對將來的獨立可寄予厚望。」[2]:126兩週後,王育德回訪李登輝的東京落腳處,在日記上記著「像他這樣的好男兒,臺灣只要有一百個,要建設理想國度絕非癡人說夢。期待能滿是元氣的再會。」[2]:130
1960年2月,時任明治大學講師的王育德與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堂、廖建龍等六人,共同成立另外一個鼓吹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青年社」(Taiwan Chinglian Associates),同時也開始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The Taiwan Youth)雙月刊。
創刊於同年4月10日的第1期《台灣青年》,在其發刊辭上對《台灣青年》的由來做了歷史上的溯源,說明這本刊物是繼承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等諸位先輩於1920年所創刊的同名雜誌,同時也延續其追求台灣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不久,許世楷、張國興等台灣留日學生也相繼加入這份刊物的編輯工作。
當時的《台灣青年》並不贊成廖文毅等人急於成立「臨時政府」的做法,他們希望先激發海外台灣人或留學生的台灣意識,爭取台灣人的支持。這份原本以日文發行的刊物,其所使用的文字曾經數度更換過,先是在1966年10月改為完全以中文發行,然後在1970年2月又改為隔月輪流發行日文版和中文版,最後又於1973年4月再度改回日文版。
由於《台灣青年》及相關台獨運動事務的耽誤,王育德一直到1969年才以台語的研究取得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歷任明治大學的講師、副教授、以及教授。
1975年王育德任「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2年任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委員。
王育德於1985年因心肌梗塞去世,終其一生沒有重回台灣。
2018年9月9日,臺南市政府在他位於臺南中西區民權路上的老家掛上「王育霖、王育德兄弟故居」紀念牌,此外設於吳園的王育德紀念館也正式開幕[3]。王育德妻子王雪梅、女兒王明理、外孫女近藤綾等家屬也從日本返臺參與掛牌及開幕儀式[3]。紀念館中有展示王育德的相關文物,並重現其書房[3]。
王育德著作較多,大致上涵蓋的領域包括台灣的語言、歷史、和文學。不過,他最為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卻是《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 1964年)這本書,為關於台灣歷史的通俗性著作。這本書的中譯版一直到1979年才出現,即《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 1979年),此書在台灣曾被中國國民黨政府查禁。
台灣的前衛出版社從1999年開始,以三年的時間翻譯、編輯完成達十五冊之多的《王育德全集》。被收入的重要著作除了《台灣:苦悶的歷史》(1999)一書以外,還包括《台灣海峽》(1999)、《台灣話研究卷》(2002)、《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2002)、《台灣獨立的歷史波動》(2002)、以及《王育德自傳:出世至二二八後脫出台灣》(2002)等書。
王育德於1969年以臺語系統的研究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單篇論文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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