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是一部以清朝光緒年間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為內容的中國黑白電影。1948年中國電影製片廠開拍，後改由崑崙影業公司購買攝製權，編劇李士釗，導演孫瑜，主演趙丹[1]。由於其宣傳封建王朝的宿命論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核心的政治路線相左，全國開始掀起政治批判運動。「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2]。該片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公認的第一部「禁片」[3] 。
劇情
武訓五歲喪父，隨母親行乞度日。七歲時求私塾教師收留讀書，遭富家子弟驅趕。十七歲在張舉人家做長工，結識車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訓聽說小桃因不識字被賣到張家，武訓也因不識字，不僅未領到工錢，反遭管家趙熊毒打。周大見武訓被欺，義憤不平，痛毆趙熊後，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於再被賣身，飲恨自盡。
武訓因此痛感窮人不識字的不幸，決心興修義學，讓窮孩子讀書識字，免再受人欺騙。他開始唱歌賣藝、裝瘋賣傻、積錢修學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獄後，勸武訓投奔農民義軍，武訓拒絕。10年後，武訓積聚的120吊銅錢，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興學。20年後，武訓購置了一些學田，並積存六千多串銅錢。他去楊進士家門前跪求三日，當地士紳為其精神所動，義學遂辦成。
但是郭知縣和張撫台藉以邀功，奏報朝廷，清廷因此為武訓建牌坊，賜黃馬褂。然而武訓卻在盛典中悲憤地叮囑孩子們「你們記牢了，將來長大，千萬別忘了咱莊稼人」，丟棄了黃馬褂離去。最後，周大率起義軍火燒張舉人家，縱馬疾馳，隱沒於黃塵中。[2]
演職員
以下為本片片頭放映的演職員表。
（出場為序） [5]
拍攝過程
1944年夏秋之交，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約見電影編導孫瑜，提議將武訓辦義學的事跡拍成電影。陶行知特別地強調：[6]
乞丐的形象雖然不美，但是那顆比金子還寶貴的心靈，應該在全社會熠熠閃光。
此後，孫瑜開始收集有關武訓的資料，但因考慮到製片困難而對投拍該片舉棋不定。1946年，孫瑜從美國訪問歸來，在南京玄武湖邊見到了一群被警察稱作「小流氓」的流浪兒。他們中的一個領頭者被警察用警棍打得頭破血流，逃跑時還撿起了一本《三毛流浪記》。孫瑜給了他兩塊錢，但這孩子不肯收錢，卻跪在他面前哭著說：[6]
好心的先生，只求你幫助出口氣。我們只是家裡窮得上不了學，不是壞孩子啊！
十幾個流浪兒，也隨著一同跪下。孫瑜遂決定像張樂平畫《三毛流浪記》那樣，為窮孩子編一部電影，以勸導人們扶貧助學。[6]
此後，孫瑜一到上海，便去崑崙影業公司找到趙丹。趙丹是江蘇南通人，祖籍山東肥城縣，常聽說蘇北高沙土一帶有許多失學兒童，有的地方甚至方圓數十里內都無學校，所以和孫瑜一拍即合，很快完成了劇本初稿。陶行知閱讀了初稿後加以稱讚，並提議該片定名《武訓傳》，而不用忌諱武訓是不是乞丐。[6]
1948年3月，南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開拍《武訓傳》。由於媒體炒作，該片開拍的消息傳遍中國。就連美國華人協會主辦的《唐人博覽報》也刊登評論指出：「這是提倡識字運動，普及鄉村教育的推動力。」 [6]
但是，該片只拍攝了三分之一，便因經費緊張而被迫於1948年11月停機。1948年11月，孫瑜向宋慶齡匯報情況後，經中國福利會支持，私營的崑崙影業公司於1949年2月購買了該片的拍攝權和已拍攝完成的4本拷貝。[6][7]此後，崑崙影業公司請孫瑜重新加工劇本，將若干鬧劇情節改為悲劇情節。鄭君里、陳白塵、蔡楚生等人又對劇本進行討論修改，認為應突出武訓所處時代辦教育的艱巨性，以引起人們重視興辦教育。 [6]
1949年7月，孫瑜在北京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屆文代會）期間，向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作匯報，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周恩來指出：在演活武訓這個人物的同時，一定要演活他的精神，千萬不能簡單化，搞形上學主義。[8]同時對內容提出了三點要求：
(一)站穩階級立場(二)武訓成名後，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三)武訓最後對興學的懷疑
為貫徹該指示，孫瑜率劇組到武訓的家鄉山東省聊城（原堂邑縣）參觀訪問，並聽武氏後人以及當地群眾介紹情況。從崑崙影業公司接手，到拍攝完成，劇本共經過三次修改。1950年12月，《武訓傳》封鏡。 [7][6]
1951年2月，孫瑜攜本片拷貝到北京請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審看。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朱德、胡喬木等百餘位中共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本片，「大廳里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 朱德與孫瑜握手，稱讚道「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胡喬木沒提多少意見，周恩來只是希望將管家趙熊毒打武訓的鏡頭剪短，孫瑜馬上照辦。[10][6]
評論
公映後受到全國各界廣泛好評，各地報刊紛紛刊文給予肯定，幾個月內發表讚揚文章200餘篇，在全國文藝界形成一股武訓熱。特別是廣大教師看過電影後，紛紛表示要熱愛本職工作，關懷下一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11]。周恩來、朱德曾對武訓持肯定意見[12]。
同時也有批評文章出現，如《文藝報》發表署名賈霽的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指出宣揚「乞討興學」的武訓精神沒有現實意義；《光明日報》發表《我對〈武訓傳〉的意見》、《新民報》發表《〈武訓傳〉能體現我們祖先的精神嗎》、《進步日報》發表《不能接受武訓的傳統》等。
除過刊物發表的評論外，當時文藝界頗具份量的夏衍也曾說「武訓不足為訓」。[13]董渭川的文章認為《武訓傳》描寫了很多無關武訓的內容。使重心轉移，教育意義大打折扣。[14]
中央政治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武訓傳》被批判為改良主義，提到了政治的高度[15]。毛主席認為該片「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同日，該報還在《黨的生活》專欄上發表專論《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新華社全文播發。同月，中宣部、教育部、華東局先後發出指示和通知，指出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乃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性的思想運動」；說「武訓精神」已經「成為人民教育事業前進的嚴重的思想障礙」，要求要把對電影的批評普及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並要聯繫實際檢查自己[16]。接著，《人民日報》接連七天在顯著位置上報道上海等地文化界開展批判活動的動態新聞，還專門刊登一批贊成批判的「讀者來信」。《人民日報》又和文化部聯合發起13人「武訓歷史調查團」，開始前往武訓生活過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進行調查[17]。至七月底，《人民日報》發表有關文章、動態消息達100多篇。《光明日報》30多篇，上海《文匯報》發表了100多篇，這些文章都是一個腔調[18]。批判後期，周揚撰寫總結性質的長篇文章：《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19]。與此同時，7月27日至28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登了署名「武訓歷史調查團」的長達4.5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調查結論給出如此定性：「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20]。此後，導演孫瑜、演員趙丹都為這部電影寫出了自我批評的文章，還有相關的數十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評[21]。
平反與重新公映
1983年萬里、1985年胡喬木分別都表示對於《武訓傳》的評價有失公允[20]，當時中共已經處在對文革撥亂反正的政治工作中；對於《武訓傳》的平反，也劃歸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得到平反[22]。2005年11月中旬，在上海影城舉辦的紀念趙丹誕辰90周年電影回顧展上，《武訓傳》以「內部上映影片」名義公開放映，媒體稱這是《武訓傳》被雪藏55年來首見天日[23]。
2012年3月15日，《武訓傳》由廣東大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首度發行音像製品（正版雙碟DVD-Video）公開售賣，但在盒套封面上特意標明「供研究所用」以儘可能規避殘留的政治風險。[24]
「批判《武訓傳》」運動的影響
《武訓傳》的影響在後來已經超出了影片本身。一部普通的影片在當時掀起巨大政治波瀾，興起一場文藝領域意識形態運動，成為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批判。值得說明的是，雖然孫瑜和趙丹在運動中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並未對其做出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事後也沒有停止他們的工作，這和後期文藝批評運動，尤其是文革中有著相當大的區別[16]。
黨中央和左派媒體批判電影《武訓傳》確立了一個模式：以階級鬥爭囊括一切社會現象，事先選靶子、定調子，通過組織發動，用政治批判代替學術討論，以主觀結論定於一尊。其後對紅樓夢研究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思想的批判，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大體都是沿襲這個模式[25]。
《人民日報》「5.20」社論經毛澤東本人親自修改定稿，《武訓歷史調查記》則是江青參與的手筆[20]。甚至有觀點認為，如果沒有江青，忙於公務的毛澤東未必會發起電影《武訓傳》的批判[21]。後來整個批判運動則成為毛澤東「開展黨內思想鬥爭」的部署[26]。
在批判初始時，毛澤東責成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做實地調查，形成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進一步推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27]。江青在武訓調查團赴山東調查前傳達毛澤東本人的指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樣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28]
對於該影片，毛澤東的批評，與馬克思、恩格斯批評拉薩爾劇本《弗蘭茨·濟金根》有相似的理論依據，理論上主要涉及兩方面問題：一是對「歷史」不同闡釋的合法性，二是文學創作的「修辭」性質和作家的「虛構的權利」[26]。
「批判《武訓傳》」運動的評價
有觀點認為：對武訓傳的批判運動，開創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藝批判、學術的批判[21]，形成了此後一系列思想與政治批判的模式。[20]同時繼續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地位，損害了黨內民主，加深了毛澤東對國統區知識分子的偏見。為隨後開展的對陶行知的重新評價鋪平了道路，同時也是對共同綱領規定的公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的一次嚴重踐踏[29]。
有觀點認為：毛澤東對於武訓傳的批判是正確並且必要的，認為武訓傳是教育的外衣下為奴才精神招魂的本質；[30]雖然使用了大量革命詞彙，但是作者對革命陌生；影片是在舊故事中加工的，潛意識流露的仍然是教育救國的改良思想；同時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模糊了中國人民的解放道路，弄巧成拙。[2]而文學和史學界則更多的從歷史角度分析武訓傳掀起政治波瀾的原因。[來源請求]
拓展閱讀
- 袁晞，《武訓傳批判紀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11月版，ISBN 978-7-5354-1965-1
- 袁鷹，《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ISBN 7801667506；明報出版社2007年6月增訂本，ISBN 978-962-8959-07-5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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