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學派(英語:New Qing History),是1990年代發源於美國漢學及歷史學學界的鬆散學派。
有代表性的新清史學者包括羅友枝(Evelyn Rawski)、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濮德培(Peter C. Perdue)、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和傅雷(Philippe Forêt)等。
從1980至1990年代,美國學者通過對滿語文獻檔案的研究,從非中原觀點評估清朝,翻轉對清朝的負面評價[1]。
1990年代中葉的何炳棣-羅友枝論爭,成為新清史學派誕生的標誌性事件。[2] 論爭中,何認為滿人漢化,是滿人能成功統治中國的主要原因,而羅則加以反駁,認為滿人的成功來自能交替運用中華儒家文明及中亞游牧文明等不同統治模式精明地操縱他們的臣民。[2][3]
新清史學者提出兩個主要問題:
- 少數的滿人如何能統治廣大且複雜的中國?
- 由滿族所建立的王朝對於中國歷史論述的影響為何?
由於新清史嘗試以少數民族的觀點出發,特別強調運用滿文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檔案的重要性[4]。
受「新清史」的影響,亦出現了「新明史」一詞,主要內容為從少數民族或內亞的視角來研究明朝的歷史。[5]
新清史學派,試圖從「中華」和「中亞」兩種不同帝國的視角來研究清史,對傳統清史研究作出「新修正」,將其視角從傳統中國歷史書寫範式對「漢化」和「朝貢體系」的專注中轉移至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中,反對「漢族中心主義」對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影響。新清史比起一般中國史觀更重視滿文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史料的解讀與應用,強調對清朝治下漢族以外的中亞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及回族等)歷史作研究,以及強調滿族統治者與這些民族、地區的互動的歷史[6]。
清朝皇帝具備漢人天子、蒙古人的可汗及藏人的文殊菩薩、轉輪王等多重面貌,呈現出清帝國的「內亞性」[3][7]。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信奉藏傳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此前同樣視明朝皇帝(可汗)為文殊菩薩、轉輪王化身,直到清初以後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皇帝成為文殊菩薩聖主、轉輪聖王[8]。與此同時,除蒙古人、藏人對清朝皇帝的博格達汗、文殊皇帝稱呼外,藏人等族群亦稱呼清朝皇帝為中國皇帝,如1856年的《藏尼條約》中的序言中藏人和尼泊爾人均表示「按歷來所載,禮敬中國皇帝,如前無異」[9][10][11][12]。中亞穆斯林族群(如新疆維吾爾人及浩罕汗國等)也將清朝皇帝稱為「中國皇帝」(Khāqān-i Chīn,又譯「中國可汗」)[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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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國學者如李治亭對新清史作出批評,李治亭甚至稱新清史為旨在分裂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史學」[15] 。
然而,相關新清史學者近年來多次前往中國進行交流演講,或在網絡或報刊雜誌上撰文,說明新清史內部主張的差異,並澄清新清史實為學術理論並無政治陰謀,不同與二戰前日本學者主張的滿蒙非中國論,從未主張清朝非中國王朝[16]。歐立德也對李治亭的一篇點名針對他的文章作出回應,批評一些中國學者反應過度、將史學直接簡單地等同於政治以及斷章取義[17]。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副教授劉文鵬說:「(新清史派)將清代歷史僅僅歸於滿族的歷史,忽視漢族的思想、文化在整個中國中的主體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於中國的極端上去,顯然也有違於歷史的真實。」
歐立德對此作出回應:「據我所知,無論是我,柯嬌燕、羅友枝還是濮德培,沒有人這麼說,恐怕這是一種誤解。」他亦曾經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個成就是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18]。
歐立德在演講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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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強調的一點是,確實在很多地方現在流行的一個看法是,新清史是把清朝和中國分得很開,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新清史對於清朝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也就是在問,清朝和"中國"—"中國"這個詞要加括號,因為"中國"這個概念一直在變,這個黃興濤自己也承認"中國"是一個很會變的符號,不是固定的東西,如果我們以我們今天的中國概念去想清朝時的中國概念的話,那我們就違背了歷史學的一個很基本的原則。我們不要把我們以為今天的「中國」是什麼來想清朝的時候的那個「中國」是什麼,因為那個絕對不會附和他們當時的人的那個想像、那個構想。不會的。所以新清史只不過是想要提倡、想要了解清代時候的與「中國」這個概念,或國家這個概念也好,我們要很踏實地去看檔案資料,也不要光依賴《實錄》,清朝《實錄》也是編寫的,也不是原始的資料,還是看檔案好,看這些概念、這些詞彙當時是怎麼用的。我們會發現,有的時候「中國」這個字眼的意思跟我們今天用它的意思差不太多了,但同時也會發現有的時候用「中國」這個字眼跟我們今天用「中國」這個字眼很不一樣。就是這樣的,我們看待它的時候就會很明顯了。那我們怎麼樣去處理對中國這個概念的問題呢?那是再來的問題,怎麼去想它,怎麼去理解它,清代的時候的人、清代皇帝、清代官員他們怎麼去理解他們那個時候的作為中國,這個我覺得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不是說清朝不是中國。話也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說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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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立德亦指出,正是清朝將「中國」的定義從「中原地區」轉變成「國家主權」的概念,並且認同歷史學博士黃興濤所說的「康雍乾之後的中國,是被清帝、滿人、漢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認同並加以再造過的中國」[20][21]。
中國歷史學者袁劍認為,「新清史」在中國國內形成巨大影響的主要有三個原因[22]:
- 中國學界主流往往將基於中華中心主義的傳統歷史王朝譜系論述視為理所當然,在面對「新清史」的區域化和解構式研究時十分不適應。國內對於清史及近代史的元命題與新清史學派的元命題彼此不合拍。中國的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敘述隱含著現代性敘述和「民族復興」的號召在裡面,語境往往位於革命包裝之下,而「新清史」不會有這個問題。二者的元命題出現一種對抗;
- 中國對「新清史」著作的引介並不完整全面,導致「新清史」往往會被設想為僅僅跟歷史和當下的中國邊疆問題相關,進而引起強烈的回應。在這種語境下,「新清史」往往被等同於「分裂史」,袁劍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引介不完整所導致。中國學術界介紹的新清史都是關於民族的和邊疆的問題,而忽略掉其中研究環境問題、外交等問題的著作,給一些人造成了錯誤的印象,導致將「新清史」等同於「民族分裂史」或「邊疆解構史」;
- 中國學界在對「新清史」進行更具學理性的回應之前,未對美國「新清史」產生的語境與學科互滲特徵有深入的認知,因此往往未能在同一個層面上形成有力回應。不了解前因後果,僅就「新清史」本身做一個批判。
- 柯嬌燕,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中文版:《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型態下的歷史與認同》(臺灣遠足文化2024)
- 歐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中文版:《圖解承德:清代的景觀營建》(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
- Jonathan S.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版:《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臺灣石頭出版社2008)
-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米華健、Ruth W. Dunnell、歐立德、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 米華健,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文版:《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文版:《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灣衛城出版2021)
- 羅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文版:《清代宮廷社會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路康樂,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中文版:《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Waley-Cohen, Joh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04, 88 (1): 193–206. Taken together, th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new Qing history is that in many different spheres, we should think not so much in terms of binary opposites as in terms of a progressive erasure of clear demarcations in favor of a process of continuum and of simultaneity—both in those areas in which the Qing played a direct or deliberate part and in those beyond their immediate control.
Waley-Cohen, Joh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04, 88 (1): 193–206.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particular was famously skilled at presenting a different face to different subjects. While to his Chinese subjects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thoroughly Confucian ruler, to others he offered a different image.
陳永明. 滿清皇帝的多重身分:滿洲人的汗;漢人的「聖天子」;蒙古及西藏人的護法神. 清初君主集權與民族政策 ──從「新清史學派」的觀點考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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