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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山西省的地方國家政權機關。於1967年3月成立，前身是山西省人民委員會。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79年12月25日，山西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宣布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撤銷山西省革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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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領導 | |
|---|---|
| 主任 | 王謙（末任） |
| 機構概況 | |
| 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
| 機構類型 | 省級革命委員會 |
| 行政級別 | 正省級 |
| 聯絡方式 | |
| 總部 | |
| 實際地址 | 太原市北城區府東街101號 |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央文革小組為了打倒劉少奇，同年10月，授意南開大學學生來太原找到劉格平了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情況。劉格平談了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情況和他本人堅持鬥爭，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發表聲明叛黨出獄的問題。11月23日，劉格平向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寫信，表示「他們是領導者集體變節行為。」[1]12月初，康生電請劉格平到北京陳述詳情。根據劉格平等人的證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專案組起草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的報告。此案沉重打擊了劉少奇等人，劉格平卻因此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視[1]。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公開稱中共山西省委與「彭真、薄一波黑線」關係密切，並將矛頭直指山西省各級黨政機關。1966年12月下旬，江青授意王力、關鋒把劉格平請到北京面談，授權其聯合文革團體、領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運動[2]。1967年1月6日，劉格平返回山西後，召集張日清、袁振、劉貫一、陳守忠，組建了以劉格平為組長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開始策劃奪山西省的黨政領導權[3]。
1967年1月12日晚上，劉格平召集核心小組成員（劉格平、張日清、袁振、劉貫一、陳守忠）和「造反派」頭頭開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會後數百人衝進省委、省人委、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大樓，抓人抄家、搶奪印章、查封辦公室。隨即發出《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宣布「奪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山西省省長衛恆被單獨關押並在獄中自殺身亡[4]。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五一廣場召開了10萬人參加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3]。同年2月10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發出通知，宣布「成立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由9人組成（劉格平、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陳守忠、徐志遠、陳永貴、劉志蘭、胡煒[5]）」，「在過渡時期作為全省工作的黨的領導核心」。同時決定，健全「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過渡時期行使原省人委的職權」[6]。2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名單和分工，但名單中沒有出現21軍軍長胡煒。3月6日，部隊換防，21軍調離山西，69軍進駐，增補69軍政委曹中南為小組成員[5]。
1967年3月12日至18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聯合籌備召開了「山西革命組織代表會議」[7]。會議指出「對專、市、縣權力仍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竊取的，力爭在3月底以前奪回來」，並於3月18日通過《關於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草案的報告》[8]，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撤銷山西省人民委員會[9]。同年2月至4月，經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批准，各地、縣相繼建立了取代各級黨委的中共核心小組，當時昔陽縣大寨公社的陳永貴，也奪了中共昔陽縣委和縣人民政府的權，成為當時中國第一位扛旗造反的勞動模範[10]。陳永貴很快進入的山西省核心領導小組，不久成為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剛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內部，就何人主持籌備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發生分裂並形成劉格平、張日清兩派。劉主張由受原山西省委、地委「迫害」的地方幹部籌辦並出任革委主任；張則主張由各地、縣軍分區、人武部幹部承擔。「總站派」一派支持劉格平、陳永貴，而以山西省軍區為主的「兵團派」則支持張日清[11]。派性鬥爭在山西全境不斷升級為武鬥，社會秩序極為混亂[12]。
1967年4月至1969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京連續五次召開會議解決山西問題，鬥爭兩派雙方簽署了《太原地區大聯合的協議》[13]。1967年7月會議後，省核心小組三名成員劉格平、張日清、袁振被中央點名批判，並被批鬥關押，之後對省核心小組成員順序重新進行排列。1967年8月4日，晉中地區兩大派在平遙開會，並最終升級為武鬥。8月6日，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陳永貴抵達平遙，遭到反對者圍攻。周恩來得知消息後，電令山西支左領導小組組長謝振華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九軍進駐平遙，並成功解救出陳永貴[14]。1969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解決山西問題會議，於7月23日發布了關於制止武鬥的《七·二三布告》：在組織上調整、增補省核心小組成員，由省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謝振華主持工作（1971年4月出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其他省核心小組成員劉格平、張日清、袁振等人留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後移至石家莊）、檢討錯誤[15]；又增補省核心小組成員韓英、王體、李順達、肖選進、徐守恆、汪治平、羅國斌[16]。1970年3月，又增補3名成員，並相繼進入省革委會，以平息之前的派系鬥爭[6]。
1974年，山西地方戲《三上桃峰》被選調北京匯演，在江青的授意下[17]，山西的兩派造反派開始攻擊謝振華，認為《三上桃峰》是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18]。因此謝振華被捕入獄、被免職務；之後由王謙兼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恰逢當時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日常工作，並在1975年5月，由鐵道部長萬里、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王謙、太原市委書記黃志剛主持解決太原鐵路局問題，進而舒緩當時全國能源緊張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長，同年11月，中共中央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下台，江青同時授意張鐵生抵達山西執行文革政策、煽動造反派，使山西政局受到衝擊[19]。1976年「八·二三打砸搶事件」爆發，王謙遭到拘禁，山西政局再次陷入混亂[20]。
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後的一段時間內，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仍作為山西省省級政權機關。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共中央對山西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作出調整，調回部分在山西省革委會擔任領導工作的軍隊幹部，任命一批恢復工作的老幹部接替其職務[21]。1979年12月25日，山西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宣布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撤銷山西省革命委員會[22]。然而，山西派系問題一直持續到1980年，在鄧小平親自斡旋下，中共中央調霍士廉入主山西，以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並解決山西極左的思潮與派系干擾[23]。1980年10月至1983年3月，霍士廉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任內在政治上平反了謝振華冤案、解放基層幹部；在經濟上推廣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山西徹底拋棄了此前的學大寨思路，平息了十餘年的派系鬥爭[24]。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初設內部機構：辦公廳、政治部、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人民武裝動員部、民政辦公室、外事辦公室、人事管理辦公室、文教委員會、工業交通委員會、農林水利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財政貿易委員會、計劃委員會、基本建設委員會、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25]。
1969年7月，改設黨政合一的4大組[25]：
- 辦事組（內設秘書、政工、行政、民政、外事辦公室）
- 政工組（內設辦公室，以及宣傳、組織、幹部、文教衛生、直政、工青婦辦公室）
- 生產組（內設財貿、交通、基建、煤電化、農林水、工業、計劃、綜合、糧食辦公室）
- 保衛組（內設政工、政保、治保、審判、勞改、清檔、行政、一打三反辦公室）。
1971年5月，生產組改為業務組。1972年8月，政工組改為政治部，保衛組改為保衛部；與此同時，成立文教部，各組下設的辦公室陸續相繼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機構設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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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6年10月-1979年1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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