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表效應是通訊理論的假設，通訊理論認為拼音書寫（特別是字母文字）能夠鼓勵並促進認知在抽象、分析、編碼、解碼和分類上的技巧。字母表效應的提倡與多倫多傳播學派有關 ，學者有馬素·麥克魯漢 、哈洛德·英尼斯、沃爾特·翁（Walter J. Ong）以及近期的羅伯特·洛根 。「字母表效應」這一術語即源自洛根於1986年的著作。[1]
概觀
該理論認為，由於字母系統中的符號大幅精簡，因此需要更高等的抽象化處理。而這種抽象化和解釋音素符號所需的分析技巧又促進了使用者的認知發展。這一理論的支持者認為，拼音書寫的發展對西方思想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字母表的發展，與其它類型的書寫系統截然不同），而箇中原由正是因為字母表將抽象、分析、編碼、解碼及分類等方面的認知技巧引入了一個新的層次。麥克盧漢和洛根[2]雖然沒有提出直接的因果關係，但他們認為，這些技巧使得字母表的使用創造了一個有利於法典化、一神論 、抽象科學、演繹邏輯、客觀歷史和個人主義的環境。根據洛根的說法，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極短時間在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系統和愛琴海之間的狹窄區域內，誕生了包含字母表在內的這些創新[1]。以漢謨拉比法典為例，蘇美爾法典的出現時間實際上剛好與阿卡德音節文字系統的改革相一致，只不過蘇美爾法典並非直接受到字母表本身的影響，而是受到由60個符號組成的拼音書寫系統的影響。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有強大的科學傳統，但中國古代所實踐的科學並不具抽象性，而是具體和實用的。事實上，促進構想字母表效應的原因是為了解釋「雖然李約瑟在《大滴定》[3]中記載了一系列早在中國出現的發明和技術，但為何抽象科學仍然始於西方而非中國？」字母表效應為所謂的李約瑟大問題（即為什麼中國在早期先取得了成功，仍在科學技術上被西方超越？）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字母書寫的另一個影響是，它導致了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數學家在2000年前發明零、進位制、負數和代數[1]。而這些概念被阿拉伯數學家和科學家改進，並最終在1400年後傳入歐洲。
在字母書寫產生以前，知識是由祭司所壟斷。[4]這是因為讀寫能力的培養十分耗時。因此，只有祭司才有讀寫能力。由於祭司壟斷了宗教經文的內容，公眾對此幾乎沒有異議。因此，引入字母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祭司的權力，使宗教文本也對社會大眾開放並接受質疑。
對民族中心主義理論的批判
Grosswiler指出[5]，許多學者（包括Goody等理論的前追隨者）指出，該理論對於科學，是基於一種希臘文化為中心的特定解釋，這種解釋忽略了「採其它書寫系統的不同文化」過去是如何在科學上擁有霸權。
對中國文字理論解釋的批判
一些學者指出，漢字是意音文字（logographic）的解釋過時且不正確。約翰·德范克建議採用「音符文字」（semasiographic）一詞，而非意音文字，這是因為漢字實際只有部分是形象化的。
Dominic Yu的解釋：
- 以字符「他」為例，代表第三人稱單數代詞「tā」。左側部分是「人」偏旁的部首，表示這個字符模糊地與某個人或某些人有關。我說「模糊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常見的偏旁部首，其它字符還有像是「份」、「假」、「做」，意思代表「部分」、「假的」和「去做」。字符「他」的右側是語音成分（在某些中國的早期階段），押韻為「也」，現在則發音「yě」。這個字符沒有表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概念。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漢字主要代表聲音，而只以一種相當不重要的方式來表達想法。因此，洛根認為漢字代表「單詞的思想」是毫無根據的。
從替代途徑到字母文字的理論批判
有人建議[5]，施曼特·貝瑟拉（Schmandt-Besserat）從書寫形式起源來自於三維符記的研究，為字母表效應理論提供了另一種進步主義的解釋。 Grosswiler認為，字母表效應理論有記錄記憶的潛力，但並非特定一種系統才能夠推動科學思想文化。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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