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英語：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是經濟學家達龍·阿傑姆奧盧和詹姆士·A·羅賓遜編寫的專著，2012年首次出版。該書對大量歷史案例進行研究，以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史角度解釋各國發展情況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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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述
本書綜合了多年來達龍·阿傑姆奧盧對經濟增長的研究、詹姆士·A·羅賓遜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情況的研究，以及其他作者的部分研究，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解釋各國歷史，包括已消亡國家和現存國家。對於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的眾多研究，其中心思想可概括為制度對國家實現高水平福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兩位作者早年的著作《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也是論述同一主題，但內容是研究諸多歷史案例[1][2][3]。
在書中，兩位作者就其他學者提出的全球不平等解釋理論進行間接辯論，包括傑佛瑞·薩克斯[4]和賈德·戴蒙[5]提出的地理角度論點、阿巴希·巴納吉和艾絲特·杜芙洛提出的精英無知論[6]、西摩·馬丁·利普塞特的現代化理論[7]，以及眾多文化角度的理論，如大衛·蘭德斯關於北歐居民特殊文化結構的理論[8]、大衛·哈克特·費雪關於英國文化正面影響的理論[9]、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理論[10][11]。兩位作者強烈批評地理理論「無法從總體層面解釋全球不平等現象」，也無法說明某些國家長時間內處於停止狀態，之後在某一些時間迅速發展，而地理位置不曾改變[12]。
過去與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合著過許多論文的西蒙·詹森沒有參與本書寫作[12]。在20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三人藉助統計數據分析，證明在決定不同國家的人均GDP方面，制度因素比文化和地理因素更占主導地位[13]。另一篇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中，三人證明歐洲國家殖民地中，歐洲定居者的死亡率影響當地制度設立和未來發展[14]。
內容
作者從美國亞利桑那州諾加利斯和墨西哥索諾拉州諾加萊斯的案例引入，對美墨邊境兩個城市發展情況的巨大差異提出疑問[15]。該書認為，某些國家想方設法實現高度繁榮的時候，其他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失敗了。而想盡辦法實現高福利的國家能長期保持穩定的高經濟增長率，這些國家的經濟被稱為「永續發展」。伴隨著這種現象的是不斷的改革和技術的發展，此過程被稱為「科技進步」。作者探尋為什麼能在某些國家看到這種現象，其他國家看起來似乎被凍結了時間的原因時，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結論，認為要先實現科技進步，必須保護社會各階層的所有權，讓民眾能從他們的企業和創新（包括發明專利）中獲得收入[16]。民眾一但獲得專利，就會竭力保證其他人不能提出比他的專利更完美的版本，這樣就可以永遠靠專利賺錢。因此，要實現永續發展，就必須實施一種阻止民眾永遠靠專利吃飯的機制，否則民眾就可以用專利攫取大量財富。對於這樣的機制，作者的結論是，多元政治制度能讓社會各階層都能參與國家治理[17]。在這個例子中，前一個專利的發明者失敗了，但其他人都贏了。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下，做出的決定對大多數人有利，這意味著前一個發明者將無法阻止新發明的專利，因此技術將不斷改進[18][19]。將經濟發展歸功於商品及技術的不斷發展的觀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稱這個過程為「創造性破壞」[11][20][21]。而將這個概念經濟模型化的，是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根據他們提出的模型，新產品開發的激勵是生產商的獨占利潤，一旦更好產品被發明，這種利潤就會不復存在[22]。只有實施多元的政治制度，才能夠保證現有壟斷企業的所有者不能藉助手上的經濟權利，來阻止新技術的出現，這在作者看來是國家向永續發展過渡的必要條件。另一個實現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國家權力適度集中化，如果不適度集中，多元政治就會走向混亂。對於這個觀點，兩位作者在與西蒙·詹森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中進行深入闡述[23]。兩位作者認為道格拉斯·諾斯的研究[24][25][26]對他們的觀點產生巨大影響[11]。
兩位作者通過分析已消亡及現存國家及社會的經濟發展來支撐觀點，包括美國、中世紀英格蘭及後來的大英帝國、法國、威尼斯共和國、羅馬共和國及後來的羅馬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與後來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西班牙及其曾有的殖民地，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瓜地馬拉、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巴西、西印度群島殖民時期、瑪雅文明、納圖夫文化、鄂圖曼帝國及現在的土耳其、日本、北韓和韓國、明朝、清朝及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蘇丹國蒂多雷、特爾納特和巴坎、安汶島及其他現印度尼西亞領土的社區，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它們的影響、澳洲、索馬利亞和阿富汗、阿克蘇姆王國、現代衣索比亞、南非、辛巴威、波札那、剛果王國、庫巴和現剛果民主共和國、奧約帝國、達荷美王國和阿散蒂帝國、現代加納、獅子山、現代埃及和烏茲別克。書評人都不約而同指出該書歷史案例豐富[2][27][28][29]。
兩位作者認為制度對各國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當中包括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以及強制個人遵守社會規則的機制[30]。他們將制度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政治制度，一類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規定了各國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以及這些部門的形成過程；經濟制度規定了公民的財產關係。他們的觀點由兩種對立的經濟政治制度原型組成，一種是「榨取式」[31]（或稱榨取性，英語：extractive，包括提取和壓榨）[32]，一種是「廣納式」[31]（或稱廣納性，英語：inclusive，包括包含和聯合）[33]，兩者都是互相加強和支持[27][34][35][36]。
「廣納式經濟制度」保護社會大部分人的財產權（不僅僅是精英），不允許不合理轉讓財產，允許所有民眾參與經濟關係，以獲取利潤。在這種制度的條件下，工人自願提高勞動生產率。針對這種模式，作者首先提出的例子是威尼斯共和國的「康孟達」及專利發明。作者認為，沒有「廣納式政治制度」，允許社會大部分人參與國家治理，作出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決定，這兩者不可能長期存在[36]。廣納式政治制度是現代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基石。沒有這樣的制度，政治權力就會被社會的一小部分人篡奪，這些人遲早會利用權力來獲取經濟權力，侵犯其他人的財產權，繼而摧毀包容的經濟制度[27][34][35]。
「榨取式經濟制度」將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他們自身活動的收入分配中。在這種模式下，除精英階級，其他人都不能從參與經濟關係中獲益。相反，他們可以轉讓那些不屬於精英階層的財產[37]。相關例子包括奴隸制度、農奴制和監護征賦制。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工人沒有動力去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所有或幾乎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會被精英階層拿走[36]。伴隨著這種經濟制度的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絕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國家治理之外，政治權力都集中在社會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如貴族。例子包括絕對君主制和各種獨裁政體、極權政體，以及具有民主外部因素（憲法和選舉）威權政體，其中威權政體在現代世界中十分廣泛，權利由軍隊、警察和附屬法院組成。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實：一個國家擁有選舉，並不意味著它的制度不是榨取式，因為競爭也可以是不公正的、候選人的機會，以及他們在大眾媒體的曝光程度可以是不對等的，投票也是可以出現諸多違規行為的，這樣的選舉只是一場表演，結果可以提前預知[8][34][35]。
在書中，兩位作者分析了導致國家成功或失敗的因素。他們認為，地理、氣候、文化、宗教、種族或政治領導人無知等常見解釋是不足夠的。為了支持他們的論點，兩人對比研究了不同國家，其中特別強調了北韓和韓國的例子，證明相似因素導致不同經濟結果。他們還研究一些邊境城市，以分析制度環境對繁榮的影響。
兩人的主要論點是，廣納式經濟政治制度對經濟繁榮起著關鍵作用，包容性制度允許民眾廣泛參與政策制度，提供人才及創造動力。另一方面，榨取式制度只會讓一小部分精英得益，阻礙經濟發展。兩人引用歷史案例，例如英國光榮革命，以說明民主多元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們還討論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並將其歸因於該國日益包容的經濟政策。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催使政治制度變革，並警告中國，如果不改善政治平衡，很可能會崩潰，類似於1990年代蘇聯解體。
理論
全書探討兩大理論，第一個理論探討了推動民主政體和獨裁政體發展的因素，第二個理論則深入探討了民主政體如何促進經濟增長，而獨裁政體如何阻礙經濟增長。
兩位作者對民主背後驅動力的理論源於此前對博弈論的研究[38]。在這篇研究論文中，兩人研究了西歐與拉丁美洲歷史上的民主化進程，強調革命的威脅和精英對經濟再分配的渴望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
在他們的博弈論模型中，兩人做了諸多假設。他們假設一個社會被分成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政權被分為民主或非民主，民眾的優先權完全由貨幣再分配決定。他們也考慮民眾對未來再分配，以及國家經濟產出波動的擔憂。此外，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這個模型中，假設的國家從非民主社會起步，一小群富人控制著財富，統治著貧窮的大多數。富人決定稅率，窮人要麼接受富人提供的再分配，要麼選擇反抗，但反抗需要付出代價。遊戲的結果取決於富人的徵稅提議，以及窮人是否反抗。當富人自願增加貨幣再分配，同時給予窮人特權，以避免革命時，民主化就發生了。
| 變量 | 正常情況 | 回報受壓迫者
沒有發生革命 |
回報受壓迫者
有發生革命 |
回報壓迫者
沒有發生革命 |
回報壓迫者
有發生革命 |
更有可能實現民主化？ | 原因 |
|---|---|---|---|---|---|---|---|
| 每年經濟產出 | 減少 | 減少 | 不變 | 減少 | 不變 | 是 | 經濟低迷時期，經濟產出減少，窮人更願意發動革命；為了彌補這一點，富人會加大再分配和選舉力度，防止窮人反抗 |
| 被壓迫者試圖革命的代價 | 減少 | 不變 | 增加 | 不變 | 不變 | 是 | 由於革命的成本較低（例如，如果一個人失業而不是就業，失業時的革命成本要低得多），窮人更傾向於訴諸革命；因此，富人會給窮人更多的好處，以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
| 壓迫者為成功革命付出的代價 | 增加 | 不變 | 不變 | 不變 | 增加 | 是 | 懲罰力度加大後，富人將更願意增加對窮人的再分配，以避免更嚴厲的懲罰 |
| 革命成功給被壓迫者帶來的好處 | 增加 | 不變 | 增加 | 不變 | 不變 | 是 | 如果革命的收益更高，革命對窮人的吸引力就更大，因此富人又有更多的動機去重新分配，以避免革命 |
上述分析證明不斷出現的革命威脅促使富人推行民主化。該理論與克拉克、戈爾德和戈爾德的論文相一致，他們的論文討論了政府如何根據利益決定是否剝削或保護公民，而公民可以選擇離開、保持忠誠或通過抗議表達他們的擔憂[39][來源可靠？]。類似地，這場博弈還提供了退出收益、發聲成本及忠誠度價值等變量如何改變國家是否進行掠奪的行為的見解。
該書第二個觀點探討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兩位作者之前在《制度是長期增長的根本原因》（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Long-Run Growth）一文中討論過這個觀點[40]。兩人的理論使用單一框架，解釋了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政治制度就像憲法，決定著政治權力的紙面分配，而經濟資源的分配則是實實在在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紙面分配和實際分配都影響經濟制度，以及生產行為範式，也塑造著未來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也決定資源在未來的分配。這個框架與時間息息相關，因為今天的制度決定明天的經濟增長和制度。例如，光榮革命發生前，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政治權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然而，國際貿易利潤的不斷增長，導致經商貴族和商人階層崛起。如此一來，政治和經濟制度開始有利於商人階級，最終導致英國君主制度垮台，高效經濟制度建立。
在與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西蒙·詹森合著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一項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中，兩人利用歷史上的一項自然實驗證明不同制度導致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文章分析了殖民時期不同國家的制度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對眼下經濟發展的影響[41]。他們發現，在疾病叢生的環境中，殖民者很難存活（死亡率高），於是建立壓榨政權，導致這些地方今日的經濟發展慘澹。相反，在殖民者死亡率低的地方，殖民者定居下來，照搬母國的制度，取得了成功，例子包括澳洲和美國。因此，100年前殖民者的致死率決定這些殖民國家現今的經濟發展水平，導致各國走上了不同的制度道路。
在《歐洲的崛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變革和經濟增長》（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這篇論文中，兩位作者與詹森提出的政治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理論進一步加強[23]。這篇論文提到了1500年後歐洲經濟崛起：1500年後，跨大西洋貿易開展，貿易利潤不斷增加，從而催生商人階級這個挑戰君主權威的角色。通過回歸分析，作者還揭示了大西洋貿易與政治制度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互作用。具體而言，專制君主的存在阻礙了大西洋貿易對經濟的影響，這解釋了為什麼西班牙儘管可以進行同樣的貿易，但在經濟發展上卻落後於英國。
兩位作者對上述理論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受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和美國政治學家巴里·R·溫加斯特影響。在1989年出版的論文《憲法與承諾：十七世紀英國公共治理制度的演變》（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中[42]，諾斯與溫加斯特得出的結論是，歷史上的勝利者塑造制度，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在光榮革命的案例中，獲勝的商人階級建立財產保護法，限制君主權利，在根本上推動經濟發展。後來在2009年論文《暴力與開放獲取秩序的興起》（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Open-Access Orders）中，兩人將這種法治稱為「開放獲取」[43]。有了開放獲取、平等和思想的多樣性，社會就更能夠繁榮昌盛。
學界點評
以下評論是針對本書、作者或書中論點的直接或間接回應，按點評人英文名字母順序排列。
印度經濟學家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在《美國利益》一書中提到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理論潛在的內生性問題[44]。他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假設政治制度影響經濟表現，但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現代化也能導致政治制度的改善，《失敗》沒有解釋後者觀點為什麼沒用。事實上，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2001年出版論文利用兩階段回歸測試，嘗試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回歸測試在《失敗》一書中有提及。
蘇布拉馬尼安也認為《失敗》沒有解釋中國與印度近期的經濟發展。在威權政體下，中國取得快速的經濟增長，而奉行民主制度的印度遠遠落後，這個案例挑戰了《失敗》一書的廣納式與榨取式政治制度的觀點。蘇布拉馬尼安不太滿意的是，上述理論無法世界人口眾多的情況，而且根據《失敗》的預測，中國或印度在近期不會出現重大變化。
對此，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反駁稱[45]，他們的理論將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區分開，沒有講政治制度直接促進發展，而是說經濟制度由政治制度塑造。對於中國，自1978年鄧小平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這項政治制度對推動經濟改革起關鍵作用，而這個案例恰好支持了政治制度轉變能塑造經濟制度，影響經濟表現的看法。他們推測中國經濟發展會在未來影響其政治制度。然而，如果中國維持威權政體，就算變得像美國或德國一樣富裕，也不屬於這個理論的範疇。至於印度，兩人認為廣納式政治制度與選舉民主之間存在區別。印度的政治體制一直被國大黨主導，存在腐敗、議員面臨刑事指控、種姓不平等等問題。印度民主質量低下、政治制度不完善，導致經濟制度不完善，阻礙了經濟增長。
在《規定》的文章中，大衛·R·亨德森給出了正面評價[27]，但批評作者對中央政府在促進發展方面的作用的論述不一致。作者認為，在阿富汗、海地、尼泊爾等失敗國家，強勢中央政府缺位，但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只能擁抱弱勢政府，索馬利亞就是這樣的例子。亨德森也指出《失敗》作者在提到美國時的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他們指控約翰·D·洛克菲勒等「壟斷者」是掠奪者，而事實上，洛克菲勒是通過降低石油價格來獲得市場份額；第二個錯誤，他們忽略了美國經濟學家對美國內戰及美國民權運動之間經濟歷史的主流研究，未能認識到南方實際上正在與北方融合[27]。
在《美國利益》的文章中[46]，法蘭西斯·福山批評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的理論很像2009年諾斯、沃利斯和溫加斯特出版的一本書[47]。福山同意《失敗》的一個結論，即經濟失敗往往歸因於有利於精英階層的制度。但他指出，這種歸因方法將問題簡單化了，因為它將不同制度歸為一類，並對不同社會進行了有缺陷比較。福山也不同意支持該論點的歷史證據，特別提到該論點並不適用於現代中國。
針對福山的評論，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稱他們的研究是在諾斯三人的基礎上進行建立和補充[48]。其次，他們對過度簡單化方式分析複雜政治制度持保留意見。他們還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歸因於一定程度的包容性，但預測在目前的壓榨式制度下，中國的人均收入不會達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水平。
在《紐約書評》的文章中，賈德·戴蒙[37]指出，《失敗》理論只關注制度，而忽略了地理等其他因素。《失敗》作者論點的其中一大問題是內生性：如果良好的政治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原因，那麼如何解釋它們呢？戴蒙比較熱帶和溫帶地區，提出一種導致各國發展差異的地理原因。他認為財富差異是由氣候條件造成的，例如熱帶地區的疾病率較高、農業生產力較低。他還批評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只關注光榮革命等小歷史事件，忽視了西歐的繁榮。
針對戴蒙的批評[49]，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表示，《失敗》的論點確實考慮了地理因素，但地理並不能解釋不同的發展水平。地理對國家而言是初始因素，對發展的影響是由制度決定。他們提出「命運逆轉」理論，解釋為什麼美國、澳洲、加拿大等曾經貧窮的國家，即便自然資源有限，也變得富裕。他們也批駁了「資源詛咒」理論，強調縱觀歷史，制度對塑造國家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起到重要作用。
戴蒙並不同意[49]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的回應，重申了《失敗》存在謬誤的觀點。他強調，地理因素深入決定了國家是富是窮。例如，熱帶疾病在尚比亞流行，導致男性工人長期患病，生產力大大降低。戴蒙還強調地理因素如何影響各地種植園的建立，以及古代農業實踐在各地的發展，認為這些實踐反過來又塑造了各地定居生活方式和社會互動，最終導致各國形成獨特的社會制度和不同的經濟成果。
美國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認為[50]，《失敗》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狹隘地將關注度集中在國家政治制度上，忽視了其他因素，包括技術發展及地緣政治。例如，地理對制度塑造起到關鍵作用，西非諸國的弱勢可能是當地河流無法通航造成的。薩克斯還對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關於威權政體無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假設提出質疑。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例子能輕易反駁兩人說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先決條件的例子。此外，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忽視了技術進步（例如工業化和信息技術）等宏觀經濟因素。
對於薩克斯的批評，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在《失敗》的博客中提到了12個具體觀點。第一，對於地理的作用，兩人認同地理對制度塑造起關鍵作用，但不認為地理對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第二，對於威權政府對經濟發展起正面作用，尤其是中國的觀點，經濟快速增長可能是這種趨同效應的一部分。但是，僅憑中國的例子還不能得出決定性理論。最後，對於工業化，他們認為工業化取決於制度。根據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的回應，薩克斯在個人網站上寫了一篇反駁文章[51]。
牛津大學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在的《衛報》書評[52]中歸納了《失敗》的發展的兩個關鍵元素：第一，中央集權國家；第二，包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中國為例，中央集權國家可以帶領國家擺脫貧困，但如果沒有包容的制度，這種增長就不可持續，正如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所言。但這個過程不是自然發生的，只有當精英階層願意在特定情況下將權力移交給多數人時才會發生。
彼得·富比士（Peter Forbes）在英國《獨立報》的書評中寫道：「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寫的這本書受到其先驅者的一致好評，包括賈德·戴蒙、伊恩·莫里斯、尼爾·弗格森、查爾斯·曼恩，成功地闡釋了從大航海時代到現代的歷史[53]。」盛讚之餘，富比士將《失敗》傳遞的信息與美國和英國等已開發國家的當代政治聯繫起來。儘管這英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經濟體之一，但它們的一些部分從本質上看是掠奪性，例如，影子銀行體系和綜合企業製造商等的存在。他警告，不要打著包容性經濟的幌子進行掠奪性實踐。
沃倫·巴斯（Warren Bass）在《華盛頓郵報》的書評中寫道：「這本書振奮人心、滔滔不絕、雄心勃勃，最終充滿希望。事實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傑作[34]。」表揚之餘，巴斯也指出《失敗》的幾個缺陷。首先，榨取式和廣納式制度的定義過於模糊，無法用於政策制定。其次，儘管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雄心勃勃地涵蓋了歷史上所有國家的案例，但這種嘗試受到了地區專家和歷史學家的審查。例如，他們對鄂圖曼帝國「高度專制」的指責可能並不準確，因為與歐洲同行相比，鄂圖曼帝國內部的寬容和多樣性程度較高。
威廉·伊斯特利在《華爾街日報》的書評中總體上支持《失敗》論點有合理性，但批評《失敗》未能引用現有統計證據，來支持歷史案例研究的有效性[54]。例如剛果的例子，《失敗》認為，剛果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剛果靠近奴隸貿易裝運點，這種歷史案例研究方法只提供了一個數據點。此外，伊斯特利還指出了事後合理化的危險，認為《失敗》將不同的發展水平歸因於制度，這種方法未免太過簡潔。例如，在解釋威尼斯共和國解體的時候，其陷落可能是當時掠奪制度造成，也可能是從地中海貿易轉向大西洋貿易引發的。歷史案例研究方法可能有失偏頗。
榮譽
相關著作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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