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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心理和社會學背景下的代際公平指的是幾代人之間的公平或正義。這個概念除了可以描述兒童、青少年、成人和老年人之間的動態公平之外，也可以描述當前一代與未來幾代人之間的公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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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輩和孫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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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債經常作為代際不平等的例子被人引用；後代不得不肩負償還前幾代所欠的債的任務。美國國債在過去幾十年中大幅增長，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債務負擔在過去幾年中也大幅加重。

代際公平在多個領域都有討論[2]，其中以公共經濟學尤其頻繁，特別是在轉型經濟學、 [3]社會政策和政府預算三個方面。 [4]許多人將不斷增長的美國國債作為代際不平等的一個典型案例，因為後代將因這筆巨額債務而承擔巨大。代際公平也在環境問題中進行了探討[5]，其中包括可持續發展[6]和氣候變化兩方面——上個世紀發生的自然資源持續枯竭也可能會成為子孫後代的重大負擔。除此之外，代際公平也涉及生活水平方面，特別是不同年齡段的幾代人所經歷的生活水平的不平等問題。 [7] [8][9]代際公平問題在養老和社會正義領域也受人關注。

公共經濟學方面的使用

歷史

公元前1796年蘇馬利亞首次有記錄的債務發行以來，[10]未能償還貸款的處罰之一就是債役。在某些情況下，債務人的子女也需要以勞力償還金融債務，因此這種處罰方式實質上就是讓債務人的家庭永遠淪為奴隸。在書面債務合同創建大約一千年後，債務免除的概念出現在舊約中，在《利未記》中被稱為禧年。同時，梭倫時期的希臘法律對此也有涉及。這兩個債務免除的歷史例子都成功讓孩子從父母債務造成的奴役之苦中解放出來。

雖然奴隸制在當今所有國家都是非法的，但朝鮮有一項被稱為「三代懲罰」[11]的政策，申東赫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了這一政策，並以此作為讓孩子受苦作為對父母的懲罰的例子。斯坦利·德拉肯彌勒和高弗雷·加拿大將這一概念稱為「世代盜竊」[12]，並將此用以描述嬰兒潮一代留給他們的孩子的大幅增加的政府債務。

投資管理

在機構投資管理方面，只有在捐贈機構的支出率不得超過其通貨膨脹後的複合回報率時才可認定達到了代際公平；這種公平可以使投資收益平等地用於捐贈資產的當前和未來組成部分。這一概念最初由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於 1974 年提出，他曾寫道：「捐贈機構的受託人是未來的守護者，反對現在的主張。他們管理捐贈基金的任務是維護代際公平。」 [13]

在經濟方面，代際公平是指家庭與其所屬資源之間的公平。比如，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森林居民世代居住在森林之中，因此這些森林可以視作他們的土地。如果現一代人通過出售樹木換取棕櫚油來賺錢，而且他們不能在管理資源方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話，那麼他們的下一代或後代將失去這種資源。

環境方面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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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是代際不平等的一個典型案例（見氣候正義）

代際公平通常在環境背景下被提及，因為年輕的群體將不成比例地經歷環境破壞的負面後果。例如，估計 2020 年出生的孩子（例如根據當前的氣候政策承諾，與 1960 年出生的人相比，「阿爾法一代」在其一生中將經歷2-7次極端天氣事件，尤其是熱浪。[14] [15]

關於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改善環境代際公平，可以採取兩種觀點：「弱可持續性」觀點和「強可持續性」觀點。從「弱」的角度來看，如果子孫後代面臨的環境損失被經濟進步的收益所抵消，則可以實現代際公平。從「強」的角度來看，再多的經濟進步也不能證明給後代留下退化的環境是合理的。根據沙龍·貝德爾 (Sharon Beder) 的說法，「弱可持續性」本身是對未來的了解的缺乏所造成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哪些具有內在價值的資源將無法被技術取代——我們也不知道環境破壞在多大程度上才可以認定為不可逆轉。[16]此外，對許多動植物物種的更多傷害亦不可避免。[16]其他學者則對貝德的觀點提出質疑；威爾弗雷德·貝克曼 (Wilfred Beckerman) 堅持認為，「強大的可持續性」是「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尤其是當它凌駕於對當今活著的人的其他道德擔憂之上時。 [17]其堅持認為，社會的最佳選擇是讓當代人的福祉凌駕於後代之上，並建議在衡量代際平等度時為後代的產出情況設一個折扣比例。[17] 這一觀點後來受到了布理安·巴里[18]和尼古拉斯·福羅薩利斯的廣泛批評。 [19]

在氣候相關訴訟中的使用

2015年9月，一群青年環保活動家因美國聯邦政府對氣候變化的保護不足對其提起訴訟；他們強調了年輕一代將承擔的與氣候相關的損害的不成比例的代價。[20] 「原告代表最年輕的一代，是公眾信任的受益者。青年在未來對大氣和其他重要自然資源的保護、生活質量、財產利益和自由這幾個方面將受到最直接的影響。他們也有強烈意願確保氣候系統保持足夠穩定，以確保他們在憲法上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這些權利無不建立在宜居的未來的基礎之上。」 [21]2016年11月，在美國地方法院法官安艾肯駁回聯邦政府駁回此案的動議後，該案獲准開庭審理。在她的意見和秩序中，她說：「根據我的理智判斷，我堅信，擁有能夠維持人類生命的氣候系統的權利對任何自由有序的文明都至關重要。」 [22]2017年4月，該審訊中止，並被擱置至今。

生活水平方面的使用

代際公平也可以用來描述不同年齡或不同世代的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異。賴斯、坦普爾和麥克唐納對生活水平的代際公平提出了兩種觀點。第一個觀點是「橫截面」觀點，側重於不同年齡的人在特定時間點的生活水平變化。相關問題是在特定時間點，不同年齡的人享有平等生活水平的程度。第二種觀點是「隊列」觀點，著眼於不同世代的人一生中的生活水平變化。代際公平此時即代表不同代人在其一生中生活水平的平等程度。[9][23]達彼思、巴基、厄爾·梅卡維與納沃四人提出了經濟流動中代際公平的三個指標，其中第一個指標源自橫截面的觀點，描述了一個年齡組（退休人員）相對於另一個年齡組（年輕人）的情況，第二個指標來自一個群體的觀點，比較了同一年齡的後代的生活水平，第三個指標是前兩個標準的組合，既可以作為跨年齡指標，也可以作為跨代指標。 [8][24]

在澳大利亞，有數據表明20至75歲人群的生活水平已經實現平等。然而，不同世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問題，老一代在特定年齡的實際生活水平低於年輕一代。體現這種不平等的一種方法是查看不同代人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達到每年 30,000 美元的消費水平。在一種極端情況下，1935年出生的人平均在大約50歲時才可達到這一消費水準；另一種極端情況是，1995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在10歲左右時即可達到。[9][23]

諸如此類的考慮導致一些學者認為，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會讓大多數國家的生活水平隨時間而提高。考慮到這一點，年輕一代可能對老一代擁有更多的特權，因此也會與財富側向老一代的重新分配帶來的影響相抵消。 [25]

老人贍養放面的使用

一些學者認為，成年子女照顧年邁父母的文化衰退也是一個代際公平問題。老一代要照顧父母，也要照顧自己的孩子，而年輕一代只能照顧自己的孩子。在社會保障體系薄弱的國家尤其如此。 Sang-Hyop Lee描述了韓國的這一現象，並解釋說目前韓國老年人的貧困率是所有已開發國家中最高的。他認為這一結果令人沮喪，因為老年人通常會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現在他們被背叛了。[26]

其他學者對哪一代人在養老方面處於不利地位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史蒂芬·威森塞爾認為，基於發達經濟體當前工作年齡成年人的負擔，他們必須在更長的時間內照顧更多年邁的父母和親屬。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勞動力市場進一步使生育率下降，這也讓照顧長輩的負擔落在了數量更少的孩子身上，從而讓這個問題日益凸顯。 [27]

社會正義方面的使用

關於代際公平的對話也與社會正義領域相關，在這些領域，醫療保健[28]等問題與青年權利同等重要，而青年的聲音也很緊迫。法律界對代際公平在法律中的應用有著濃厚的興趣。[29]

倡導團體

「代際擠壓」是一家加拿大的非營利組織，在倡導代際公平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

參考內容

參考書籍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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