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 (Wei Stele) 是指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現存的魏碑書體都是楷書，因此有時也把這些楷書碑刻作品稱為「魏楷」。魏碑原本也稱北碑，在北朝相繼的各個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國時間最長，後來就用「魏碑」來指稱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銘」、「摩崖」和「造像記」的形式存在的。
代表作
現存魏碑作品的數量巨大，僅僅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這些作品良莠不齊，經過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從中脫穎而出，被視為魏碑的代表作。
- 龍門二十品和龍門四品
「龍門二十品」是指在龍門石窟中發現的北魏時期二十方造像記，這些作品被認為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首先提出了龍門二十品的篇目：
- 《比丘慧成爲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
- 《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
- 《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
- 《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像題記》
-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造像題記》
- 《一弗爲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
- 《北海王元祥造像題記》
- 《司馬解伯達造像題記》
- 《北海王國太妃高爲孫保造像題記》
- 《雲陽伯鄭長猷爲亡父母等造像題記》
- 《高樹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題記》
- 《比丘惠感爲亡父母造像題記》
-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爲亡夫賀蘭汗造像題記》
- 《馬振拜等卅四人爲皇帝造像題記》
-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題記》
- 《比丘法生爲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像題記》
- 《安定王元燮爲亡祖等造像題記》
- 《齊郡王元祐造像題記》
-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題記》
- 《比丘道匠造像題記》
龍門石窟造像記數量多達數千方，其中最傑出的作品流傳還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說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記《比丘慧成爲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和《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像題記》也合稱「龍門四品」。
- 《鄭文公碑》
這件摩崖是北魏書法家鄭道昭的作品，歷來為書家所重。清朝學者葉昌熾認為：「其筆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
- 《張猛龍碑》
這件石碑也是備受書法家們的推崇。清朝學者楊守敬評論說：「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認為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於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據學者趙函則指出：「正書虬健，已開歐、虞之門戶。」認為唐朝書法家歐陽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響。
特點
魏碑是楷書的一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體。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蘊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一樣。鍾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溫雅，北書雄健」；與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一，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讚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1]
影響
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唐朝的書法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一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一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
唐楷達到的高度及其法度嚴謹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後人對楷書的修習變得程式化，楷書的面貌變得標準化，從而喪失創造力。結果，宋朝四位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都沒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書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行書和草書的創作。到了明朝，由於科舉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現了一種稱為「台閣體」的書風。「台閣體」楷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官方字體，追求美觀、大方，同時也要求標準、規範。這種要求抑制了書法家的創作個性。清朝則進一步演變為「館閣體」，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評。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裡面明確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
新魏體由書法家陳祿淵於20世紀40年代末在北魏碑刻書法的基礎上創造，這種字體因首次出現於上海北站而被稱為「鐵路體」、「火車體」[2]，1953年進入上海站（老北站）的周華金在陳祿淵的影響下也開始研究北魏碑刻，後來陳祿淵被迫於1957年離開上海，周華金開始在車站書寫各類標語、告示，使這種源於魏碑的字體廣為人知。1964年，上海出版社提出把周華金的字體做成字帖出版，編輯曾與周華金討論該字體是否可稱為「新魏碑體」，但周以他的字不是碑刻為由沒有同意「新魏碑體」的稱呼，編輯最終以「根基來自魏碑卻有創新」之意將這種字體稱為「新魏體」[2]。
1973年，上海字模一廠開始開發印刷新魏體，在數名擅長新魏體書寫的人中投票選擇了韓飛青，韓遂被調到字模廠書寫新魏體字模，1974年完成合計4050個字的字稿，而當時周華金已被邀請到文字六〇五廠書寫另一套字模，但最終六〇五廠的字模未能推向社會[2]，韓飛青書寫的新魏體經過標準化後成為現在常用的漢字印刷字體。[3][4]計算機字體產品包括華文新魏、方正魏碑[5]等。
上世紀的香港招牌多延請歐建公等書法家書寫，稱之為「北魏真書」。以此種書體的招牌在香港舊區隨處可見，近年本土文化復興思潮中又興起了一番熱潮。例如專著《霓虹黯色》及《香港北魏真書》等書出版，或爆北魏體及北魏真書體等電腦字體創設。
參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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