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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鄭孝胥（1860年5月2日—1938年3月28日），字太夷，號蘇龕、蘇戡、海藏，福建省福州府閩縣（今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人，出生於蘇州，曾任溥儀帝師。他是清朝的改革派政治家，中華民國時期著名遺老，也是滿洲國建國的參與者之一，後出任滿洲國國務總理，同時也是一位書法家。
鄭孝胥為翰林鄭守廉之子。光緒八年（1882年）中福建鄉試第一名（解元）。甲午戰前任清廷駐日本大使館書記官，因戰歸國。後歷任廣西邊防大臣，安徽、廣東按察使，在赴湖南布政使任上遇辛亥革命，失官不仕。鄭孝胥曾參與戊戌變法，與唐才常有過交往；立憲運動時期，鄭孝胥也曾經參加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儲蓄銀行的創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動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鄭孝胥受岑春煊派遣，出任預備立憲公會會長，要求清廷儘速召開國會。
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以遺老自居，後擔任溥儀的內務大臣與顧問，並介紹其好友佟濟煦[1]擔任內務府堂郎中，共同整頓內廷的腐敗。鄭孝胥早年在清廷駐日本大使館做書記官，由此與日本人關係密切，在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後，他一手安排溥儀住進日本使館。民國十四年（1925年）隨溥儀從北京潛逃至天津日租界。與日本方面也多有接觸，致力於溥儀的復辟。他提出，先通過日本建立一個政權，然後積極推動國際列強共管。他曾在日記中寫到：
| “ | 自古中興之主，必借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必有人人欲以為君之日。 | ” |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鄭孝胥勸說溥儀前往東北，招致朱益藩等人的怒斥，並且與日本方面達成建立滿洲國的協議，並負責起草《滿洲國國歌》與《建國宣言》。滿洲國的成立對於清遺民而言，實具有「中興清室」與「防共」的雙重作用。然而，滿洲國的「王道」與傳統中國的文化理念有所不同，其中甚至摻揉了法西斯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思想。質言之，鄭孝胥透過「再造」中國的傳統，為滿洲國與溥儀尋找合理性基礎，但這些舉動不僅為國民政府所不齒，也未必引起多數清遺民的共鳴[2]。
1932年3月8日，鄭孝胥隨溥儀登上前往長春的列車。3月9日，溥儀舉行了就職典禮。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文教部長，並且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定《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此內閣雖然各部總長都是中國人，但實權卻掌握在日方，面對此現實，鄭不得不感慨：「何事與人說時命，殘年由遣待蒼茫。」
鄭孝胥後來反對日本方面對滿洲國的壓制；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里向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此言論引起了關東軍的不滿，鄭孝胥看到日軍真面目後自知理虧，被迫下遂離開政治，後來連存在銀行里的「建國功勞金」也取不出來，想遷離長春也不許，在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在家裡寫字，做詩[3]。1938年於新京（今長春）病逝，予諡襄勤。7月，滿洲國予以國葬，墓址在東郊天柱山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福陵附近的七間房村，墓碑上有「大勛位鄭公孝胥、誥封一品夫人吳夫人之墓」等字。後在文革期間，墓碑被推倒，墓穴被破壞，鄭的屍骨被挖出焚毀，墓碑曾一度在七間房村某個大院的柴垛里，後被找出，至遲在2006年左右轉到瀋陽九一八事變紀念館內陳列[4]。
鄭孝胥在1920年代初曾有如下預言：「大清亡於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5]。
此外鄭孝胥在日記中還曾有過其他預言，例如他在1919年6月23日的日記曰：「近日舉國亂世潛伏，亂黨將陰結日本亂黨推倒政府及軍閥；然此輩惟知作亂，無立國之略，其必終成專制政府。余語鄒紫東、王聘三：『使我執政，先行三事：禁結黨，封報館，停學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過一年，天下朝覲，謳歌皆集於我矣。』」[6]。
鄭孝胥書法卓然，每書必有人重金求字。他卻不獨關心價錢，還要註意對方來信的留款。若是末尾日期有了民國XX年的字樣，則堅決不予。直到滿洲國建國前，一直自用「大清宣統XX年」，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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