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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家、翻译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薛範（1934年9月21日—2022年9月2日），本名聞聲遠，另有筆名嵇志默，中國大陸音樂學家，翻譯家。薛範從事外國歌曲的翻譯與研究工作逾七十年，翻譯了包括一千餘首蘇俄歌曲在內的兩千餘首中國大陸外的歌曲，編譯出版了三十餘種外國歌曲集。[3][4][5]薛範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中俄友好協會全國理事，上海師範大學客座教授，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屆榮譽委員。[6][7]
薛範兩歲時因小兒麻痹症而下肢癱瘓，學生時代愛好文學與音樂，並嘗試創作與投稿。1952年高中畢業後，薛範考入上海俄語專科學校，因殘疾被拒絕入學，後通過收聽廣播節目陸續掌握俄語、英語、日語、法語等語言，並自學了大學中文系課程。[8][9]青年時代，薛範即積極投身外國歌曲的譯配工作，同時進行詩歌翻譯、劇本創作與文藝批評，1957年因發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譯詞而知名。[3][6]中蘇交惡後，薛範的創作逐漸中斷，中蘇關係緩和後，薛範放棄文學寫作，重新從事外國歌曲的翻譯與研究。薛範一生未擁有正式職業，亦無子嗣，在被授予友誼勳章前曾長期依靠稿費與父母收入維生。[10]
作為中國大陸較少見的外國歌曲翻譯與研究者，薛範較為全面地完善了歌曲翻譯理論，詳細提出了歌曲譯配的方法與要求；[11]薛範也在促進中俄民間交往、在中國大陸傳播以蘇俄歌曲為主的外國歌曲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晚年在中國大陸舉辦超過五百場外國歌曲音樂會，被稱為蘇俄歌曲的「布道者」。[12][13][14]薛範曾六度獲俄羅斯聯邦政府授予榮譽，1997年因「對俄中友誼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績」獲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鮑里斯·葉爾辛授予友誼勳章。[15][16]
1934年9月21日，薛範生於上海市，本名聞聲遠，「薛範」一名是其自1950年代起發表作品最常用的筆名。[5][17]薛範是家中的大兒子，父母是工廠的高級職員，有七個兄弟姐妹。[18]:132[19]兩歲患小兒麻痹症，其外婆遍請名醫治療兩月無果，從此與拐杖、輪椅為伍。[8][18]:132虛歲八歲時入小學，由家人持續接送至高中畢業。[18]:132小學時，薛範閱讀過葉聖陶的童話和《愛的教育》，遂燃起對文學的熱愛；初中時，薛範通讀過部分中外小說與詩歌，包括《說岳全傳》《家·春·秋》與戈寶權翻譯的《普希金文集》等，並嘗試寫作與投稿。[20]小學與初中時，薛範曾在父母的要求下學習過鋼琴，但因腿疾而無法使用踏板，且只「勉強能彈一些鋼琴小品」，後停止學琴。[21][22]:313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薛範接觸到第一首蘇聯歌曲《祖國進行曲》，而其少年時印象最深的蘇聯歌曲是謝文錦和蕭三等人為《同志們勇敢地前進》填詞所作的《光明贊》。[23]薛範自述少年時代亦曾熱愛無線電、半導體，能獨自裝配五燈礦石收音機。[18]:133[24]
1949年，薛範畢業於上海市敬業中學初中部。[25]同年10月，薛範被同學背去上海文化廣場，聆聽了「星海之夜」音樂會，因現場演唱的《怒吼吧，黃河》一歌而對音樂重燃興趣，後自學音樂理論、作曲法等知識。[21]高中二年級時，薛範成為班級牆報的主編。1951年，薛範創作的廣播劇《祖國，我為了你》在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青年節目」中播出。[20]高中期間，薛範進一步接觸了蘇俄文學、歐美文學、阿拉伯文學、印度文學等不同風格的文學流派。[26]1952年，薛範畢業於震旦大學附屬中學，自小學開始學習的外語是英語，[18]:133[27]計劃報考無線電工程系，但因殘疾與彼時中蘇關係尚處高位，班主任張啟坤勸說其改報文科並改學俄語，「像保爾·柯察金那樣用筆作為人生戰鬥的武器」，最終填報的第一志願是中文系，第二志願是俄語系。[21][28]:258[22]:314同年秋，薛範考入上海俄語專科學校，但因其下肢嚴重癱瘓的殘疾狀況未被負責入學體檢的醫生註明，被校方在報道當日拒絕其入學。[19][20]
被上海俄專拒絕錄取後，薛範專注於文學研究，根據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資料自學文學和戲劇知識，並報名參加上海俄語廣播學校，通過電台廣播自學俄語。這一時期，薛範通讀了大量俄語翻譯作品，並以草嬰翻譯彼得·巴甫連珂小說《幸福》（俄語：Счастье）的兩種譯本為教材自學翻譯。[20][21][29]因常給電台「聽眾之友」欄目寫信，薛範曾多次受邀參觀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30]1953年，薛範在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樂團指揮朱崇懋的鼓勵下，於《上海廣播》（後易名《廣播歌選》）署本名聞聲遠發表翻譯的第一首外國歌曲《和平戰士之歌》（俄語：Песня борцов за мир），並用稿費購買了外語詞典。[5][6][20]1955年，薛範接受脊椎手術，[31]同年薛範翻譯的《蘇聯歌曲選》《西方古典歌曲集》《西洋古典歌曲集》和三集《蘇聯歌曲彙編》相繼出版。[19]1958年，薛範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進修班。[2]除翻譯歌曲外，薛範也翻譯了蘇聯、南斯拉夫等多國作家的詩歌，部分譯文稿件在《譯文》《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刊登，並接受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約稿，與他人結集出版六冊外國詩選。[20]大躍進期間，薛範受上海音樂學院學生蕭白等人創作的康塔塔式歌曲《幸福河大合唱》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大型作品一等獎事跡的鼓舞，創作了音樂故事片劇本《沒有唱完的歌》並被上海電影製片廠採用，但受制於三年困難時期，拍攝工作被擱置。[6]
1957年7月，薛範從《蘇維埃文化報》上刊登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獲獎歌曲名單上看到獲得金獎的五首歌曲，手頭又恰好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三首獲獎歌曲的樂譜，決定翻譯歌曲，然最初譯詞不理想。[30][32]同年9月，薛範在一次觀摩演出回家的路上於淮海西路聽到蕭邦的《降E大調夜曲》，受到啟發，回家後用一個小時重寫了譯文，不久刊登在上海的《廣播歌選》雜誌和北京的《歌曲》雜誌上，中文演唱版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每周一歌》節目播出。[33][34][35]隨後，各省市的音樂刊物相繼轉載，引起全國轟動。[29]在翻譯期間，薛範曾經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曲作者瓦西里·索洛維約夫-謝多伊和紅旗歌舞團寫信，並收到了對方的回信、樂譜和書稿。[13]1960年，薛範又對此歌譯詞重新加以修訂，修訂後的版本收錄於上海文藝出版社同年出版的《蘇聯歌曲彙編》第三集，但不如先前發表的版本流傳廣泛。[21][36]
中蘇關係惡化後，薛範轉而通過俄語或英語譯本翻譯蘇聯之外的外國歌曲，以亞非拉地區為主。[21]薛範自學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與政治經濟學，手抄了16本中外詩歌，研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戲劇家的理論著作，並以古巴革命、岳飛事跡與帕特里斯·盧蒙巴遇害為題材完成話劇《紅石竹花》《滿江紅》《怒吼吧，剛果》，同時歷時兩年完成電影劇本《滿江紅》，其中電影劇本《滿江紅》獲《電影文學》雜誌採用，但因文化大革命使雜誌停刊而無法刊登；話劇劇本《怒吼吧，剛果》部分內容被海政話劇團採用於同題材話劇《椰林怒火》中。[20]薛範同時撰寫了《喜劇的布景·布景的喜劇》等一系列文藝評論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等報刊上，在從事翻譯工作的同時期望未來能以文學與戲劇研究評論為主業。[6][20]由於翻譯歌曲的稿費微薄，薛範無力購買錄音機和一些外國樂譜，對於樂譜難尋的第三世界歌曲只能通過在電影院中聽譯等方式翻譯。[10]1965年，《人民日報》文化副刊編輯部要求薛範提供其投遞的一首詩歌作者之政治面貌與對華態度，否則不予發表。由於信息缺失，薛範最終未提供所需信息。此事使薛範停止翻譯外國詩歌。[20]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薛範父母的工資被剋扣一半，薛本人生活愈發困難，並被迫發誓不再翻譯蘇聯歌曲。[32]破四舊時，紅衛兵抄走並損毀了他搜集積累的中外圖書、期刊、樂譜等音樂資料和筆記卡片、未完成的《〈國際歌〉史話》一書與其餘翻譯文稿，只留下四卷本《毛澤東選集》，薛範遂通過閱讀外文《毛選》、譯配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插曲等方式保持翻譯家思維，1972年後通過收聽電台節目學習掌握了英語、日語、法語。[9][32]除因收聽「敵台」莫斯科廣播電台而遭到批判外，薛本人並未如其他藝術家般遭到大規模批鬥。[14]文革結束後，造反派歸還了瓦西里·索洛維約夫-謝多伊贈給薛範的手稿。[19]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薛範意識到思想文化領域管控的鬆動，自費赴上海圖書館查閱文革期間蘇聯報刊以了解蘇聯音樂界的發展，但仍無法公開發表蘇聯歌曲作品。[29][32]薛範完成了劇本《辛棄疾》，但因「寫法落伍」未被上影採用而放棄戲劇創作；受退稿觸動，薛範以江淹《恨賦》中的句子「齎志以歿」諧音自取筆名「嵇志默」，完成歷史小說《浪拍采石磯》《憑誰問》，分別刊登在《大江》與《小說天地》上。[20]在歌曲譯配方面，中國電影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了薛範的《外國電影歌曲選集》，收錄了文革時期薛範譯配的《賣花姑娘》插曲等歌曲。[37]薛範也翻譯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流行音樂，知名的有《天下一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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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爾辛（左）和薛範（中），1997年11月10日 |
1985年後，中蘇關係趨向緩和，薛範重新開始外國歌曲的譯配與研究工作，放棄文學創作，並在十月革命70周年之際編譯出版了《1917－1987蘇聯歌曲佳作選》（下文簡稱《佳作選》）等書籍。[21]1986年1月28日，在時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蘇揚的介紹下，薛範被批准加入中國音樂家協會，1988年被吸收入中國作家協會，後又加入中國翻譯協會。[22]:3201987年，薛範曾赴北京圖書館耗時兩周整理複印1960年代的蘇聯報刊。[22]:319-3201988年3月27日，薛範在上海組織了《佳作選》一書發布會暨蘇聯歌曲專場音樂會，蘇聯駐滬總領事館總領事等人員及家屬自發購票聆聽並接見薛範。[13][39]:46
1994年8月，薛範策劃了「莫斯科之夜」音樂會，邀請上海愛樂樂團和上海愛樂合唱團演奏演唱，其中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受到一定歡迎，前場演出成為蘇聯解體後中國大陸第一場蘇俄歌曲音樂會，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外經貿部部長吳儀等人觀賞了後場演出；11月，薛範與中央樂團合唱團策劃了「伏爾加之夜」巡迴音樂會，演出一百餘場。[13][29][39]:481995年11月，薛範獲俄羅斯聯邦政府授予榮譽證書，表彰其「在中國推廣和傳播俄蘇歌曲的巨大貢獻」。[10]1997年11月10日，薛範因「對俄中友誼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績」於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獲訪華的時任俄羅斯總統葉爾辛授予友誼勳章，其後於1999年10月5日獲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授予中俄兩國政府頒授的「中俄友誼獎章」和「俄中友誼獎章」。[13][40][15]
2002年，薛範的著作《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中國大陸第一本有關歌曲翻譯的理論著作。[11]2007年6月，薛範受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和中俄友協之邀赴俄羅斯訪問，與巴赫慕托娃等音樂家會面，被授予俄羅斯聯邦「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獎章。[41][42]同年11月，薛範將其《俄蘇名歌經典》等三部著作寄贈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並收到溫家寶的回信。[30]2009年被授予俄羅斯聯邦「為發展俄中關係功勳章」。[3]2015年，薛範登記註冊了「薛範音樂工作室」，該工作室負責翻譯和製作蘇俄電影與歌曲錄影，並定期赴社區作講座，除網友外，薛本人為唯一的工作人員。[8][43]同年，薛範在上海八個社區文化中心舉行「前蘇聯『二戰』題材故事片鑑賞」主題講座，放映其工作室譯製的影片，後又在上海20個社區和單位開展二戰歌曲鑑賞講座，受到時任俄羅斯聯邦駐滬總領事安德烈·斯莫羅金（俄語：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ородин）的接見，[44][45]並因此於2016年3月獲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授予上海市「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宣講特別貢獻獎。[46]2017年，薛範出版《白俄羅斯歌曲選集》，獲白俄羅斯共和國文化部表彰狀，以感謝其「為中白兩國文化合作做出的傑出貢獻」。[47][48]同年，薛範罹患前列腺癌，接受手術後健康每況愈下。[49]2019年1月，薛範獲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聘為市文聯第八屆榮譽委員。[6]同年3月3日，有網民在新浪微博質疑歌手花粥2012年發布到網上且標註作詞者為其個人的《媽媽要我出嫁》一歌歌詞與薛範譯配的同名白俄羅斯民歌《媽媽要我出嫁》（俄語：Как хотела меня мать）一致，[50][51]3月5日，花粥在微博上承認「疏漏」，表示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其經紀公司亦致歉，表示在事件發生後聯繫到了薛範表達歉意，獲得對方發布聲明諒解，並得到授權以享有該譯詞的版權。[51][52]
2020年8月16日，薛範出席上海書展，並在上海圖書館報告廳舉行《薛範60年音樂文論選》分享會。[53]同年10月15日出席慶祝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70周年座談會。[54]2022年4月1日，薛範在中國翻譯協會第八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獲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並在8月2日於家中領獎。[16][55]8月11日獲授「上海音樂出版社終身成就翻譯家」稱號，數小時後病重入院。[5]2022年9月2日21時31分（UTC+8），薛範因病於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逝世，享耆壽88歲。[56]
薛範累計譯配有中國大陸以外的歌曲兩千餘首，其中蘇俄歌曲一千餘首，包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唱動盪的青春》《草原啊草原》《華沙曲》《紅莓花兒開》《蘇麗珂》《最美好的前途》《勝利日》《海港之夜》《窯洞裡》《從哪裡認識祖國》《德涅泊爾河掀起了怒濤》等，[4][27][57][58][59]其餘國家的歌曲有《草帽歌》《天下一家》《玫瑰人生》《莉莉·瑪連》《鴿子》《沒人要的孩子》《雪絨花》《紅河谷》《賣花姑娘》等。[8][38]1980年代前，薛範的歌曲譯配對象主要聚焦於俄語抒情歌曲。[60]1980年代起，薛範開始大量譯配英語歌曲等非俄語歌曲，並增譯當代俄語流行音樂。[60]自1991年發表《回憶》以來，薛範在《英語世界》一刊上累計譯配發表150餘首英語歌曲。[38][61]除通俗歌曲外，薛範還譯配了動畫片《變形金剛》《花仙子》《哆啦A夢》等的主題歌。[38]在音樂劇方面，薛範介紹、譯配了《歌劇魅影》的部分唱段，2012年擔任《貓》中文譯配工作「歌詞翻譯高級顧問」，並譯配了中文劇本。[38][62]薛範逝世前作有一部以不同時期俄羅斯音樂與經典歌曲為線索的、未及排演的音樂劇《在歌聲中走向未來》，是其創作的唯一一部音樂劇。[61][63]此外，薛範曾在1950年代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之約翻譯詩稿，與他人結集出版六冊詩集。[20]
薛範一生編譯出版了三十餘種外國歌曲集，[3]專著有《蘇聯歌曲史話》《搖滾樂史話》《二戰期間歐美反法西斯歌曲一覽》《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等，編譯出版的外國歌曲集有《蘇聯歌曲集》《蘇聯歌曲彙編》《杜納耶夫斯基歌曲選》《俄蘇名歌經典1917-1991》等。[27]薛範編譯的第一部作品是1955年音樂出版社出版、與他人合譯的《蘇聯歌曲選》第一、第三集，第一部獨立編譯的歌曲集書稿是1957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蘇聯歌曲彙編》，後續編二、三集；隨後，薛範幾乎每年都有外國歌曲集在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如《拉丁美洲歌曲集》《世界歌曲》（三輯）等。[64]20世紀80年代中期，薛範編譯了《1917－1987蘇聯歌曲佳作選》；配合此書的出版，1987年，薛範在上海音樂出版社的刊物《音樂愛好者》上分六期發表了《蘇聯歌曲史話》，1989年又在此刊上發表了連載七期的《搖滾樂史話》及介紹蘇聯搖滾樂的文章。[65]2002年，獨著《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中國大陸第一本有關歌曲翻譯的理論著作。[11]2007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了薛範結集出版的《俄蘇名歌經典》《俄蘇歌曲珍品選集》兩冊歌曲原譜。[65]2010年，薛範主編的《烏克蘭歌曲選集》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是中國大陸第一本烏克蘭歌曲選集。[66]2017年，其譯配的《白俄羅斯歌曲選集》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白俄羅斯歌曲集，薛範因此書獲白俄羅斯文化部表彰狀。[47]
2013年與2020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分別出版薛範的作品選集《薛範60年翻譯歌曲選》與《薛範60年音樂文論選》，分別收錄了其歌曲譯配歷程中有代表性的歌曲與其發表的部分理論文章。[67][68]中國現代文學館亦藏有薛範的部分翻譯手稿與出版的歌曲集。[10]
作為長期促進中俄民間交往與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物之一，薛範的創作成果獲得中俄兩國官方、學界與民間的正向評價。[8]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薛範「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為我國的音樂藝術事業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並讚揚了薛範「身殘志堅、不懈奮鬥」與「無私奉獻」的精神。[30]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錢仁康稱薛範「畢生對翻譯歌曲的理論和實踐雙管齊下，兼容並包，雙方多有豐厚的建樹」。[69]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秘書長沈文忠認為薛範境界高，稱讚其「雖行動不便，但足跡遍布社區」，「真正做到了『傾情為民』」。[31]原蘇聯作曲家協會音樂學與音樂評論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查克稱薛範「對於歌詞有著卓越的審美感，把握住詞的歌唱性，從而使您的譯詞化為了音樂」，「正是您，在中國大地上賦予這些歌曲以生命」。[19]紅旗歌舞團前團長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索莫夫上校稱薛範「使俄蘇歌曲在中國獲得第二次生命」。[10]俄中友好協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勳章獲得者加林娜·庫利科娃稱薛範「是中國的英雄，是中國的奧斯特洛夫斯基」。[42]音樂劇《貓》中文首版導演喬·安·羅賓遜稱薛範等譯者「盡一切可能原汁原味地還原了《貓》的精髓」。[61]
1995年11月，薛範獲俄羅斯聯邦政府授予榮譽證書，以表彰其「在中國推廣和傳播俄蘇歌曲的巨大貢獻」。[3]1997年11月3日，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辛簽發第1147號總統令，決定因「對俄中友誼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績」授予高莽、李德倫、薛範、吳祖強四人友誼勳章，薛範於同月10日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獲葉爾辛親自授予友誼勳章，[3][15][70]成為首批獲得該勳章的中國大陸文化界人士之一。[71]2007年獲俄羅斯聯邦「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金質獎章，2009年獲俄羅斯聯邦「為發展俄中關係功勳章」，[72]2017年獲白俄羅斯文化部表彰狀，[47][48]2019年在光明日報社與塔斯社舉辦的「中俄互評人文交流領域十大傑出人物」活動中，被俄方評委會評選為中俄人文交流領域作出貢獻的中方十大傑出人物之一，[73][74][75]並收到俄羅斯駐華大使安德烈·傑尼索夫的賀信。[75][76]2022年4月11日，俄籍華裔作曲家左貞觀與俄中友好協會等在莫斯科舉辦「薛範創作晚會」，俄羅斯愛樂樂團等樂團與部分在俄中國大陸聲樂留學生共同演唱其譯配的歌曲。[57][77]
1999年10月5日，薛範獲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授予中俄兩國政府頒授的「中俄友誼獎章」和「俄中友誼獎章」，[13]2005年獲中國翻譯協會授予「中國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9][78]2003年、2004年與2013年，北京、天津與上海三地先後舉辦紀念薛範譯配生涯50周年、60周年音樂會。[10][79][80]2016年3月獲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授予上海市「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宣講特別貢獻獎，[46]2017年獲上海翻譯家協會授予「特別貢獻獎」，[16]2019年1月獲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聘為市文聯第八屆榮譽委員，[6]2022年4月獲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16][55]同年8月11日獲授「上海音樂出版社終身成就翻譯家」稱號。[5]
薛範逝世後，中國翻譯協會於2022年9月3日發表聲明，向上海翻譯家協會及家屬發去唁電，悼念薛範並慰問家屬。[81]塔斯社、《俄羅斯報》報道了薛範的逝世，塔斯社引述的觀點認為「他的譯作曾經並繼續為兩國人文交流發揮著重要作用」。[61][82]同年9月29日、30日，北京卡林卡合唱團與部分蘇俄歌曲愛好者自發在京舉辦紀念薛範先生音樂會。[83]薛範的遺稿也正由其家屬整理中。[49]
在外國歌曲的翻譯與配歌研究上，薛範認同並運用功能翻譯理論，主張譯詞的整體原則是忠於音樂，即以「音樂性」為翻譯對象。[84][85]薛範說：「不是譯詞有多『忠實』，而是譯語的聽眾通過譯歌能夠理解原詞的意，欣賞、感受到原歌曲的美。」他認為歌曲譯詞需要抓住原文歌詞的節奏感、語調感，應以避免倒字（中文詞句聲調與旋律走向「不熨帖」）與破句（中文譯詞錯誤斷句）為兩大注意點，[86]做到同時具文學屬性與音樂屬性，以「可頌、可唱、可聽」；相對地，「歌詞翻譯」只要通過對原歌詞的立意、形象、語言、結構的粗淺理解即可完成。[87]:56-57;73-76薛範反對「外國歌曲不可譯」論調，認為這是否定歌曲音樂性的行為。[88]他認為非親屬語言之間的翻譯固然存在情感、語言的偏差，但聲樂作品與器樂作品不同，前者在音樂形象之餘需兼顧歌詞的社會形象與文學形象。歌曲譯配工作能使受眾產生戲劇性的情感共鳴，使得外國歌曲的詩意與樂感能對中文受眾形成互補的「雙重美學價值」。[88]
薛範認為，處理歌曲譯詞中的文化差異時應從原詞象徵意義出發，運用類比補償，適當替換俚語、成語，泛化處理生疏的花卉等名稱，並對部分與中國傳統倫理相悖的詞句進行變通處理。[88]例如，其在譯配一首《音樂之聲》插曲時，以「活寶」代替「clown」；又如《雪球花》中文譯詞中，將俄語中形成對仗的雪球花與「馬林花」（俄語：Малинка）兩者統一，以保全中文的連貫性。[88]薛範主張讓中文譯詞與外國歌曲原詞在口語上貼近，並適當替換多段式歌詞中非結尾的重複，為此，他在譯配《什錦菜》時將英語詞「Jambalaya」音譯為「真不賴呀」，譯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時則用不同句式處理歌詞中部的「... и не ...」重複句。他主張除為重複、排比外替換外國歌曲中各段歌詞「同字（詞）相犯」現象，運用融合補償，以意群為單位，綜合各特徵進行句子重組，通過調整語序與重音位置、增刪襯詞等方式達到情感表達的最大化。[85][87]:169-186針對英語「形合而多長句」的特點，薛範使用分解補償，注重譯文線性的流動，將原文長句的主旨情感併入譯文的短句中。[85]吳鈞陶等一些翻譯家認為這種文化處理方法「隨意性比較大」、創作的成分比較多，薛範則解釋稱此舉是「為了『唱』」。[5]
在歌曲譯詞的押韻上，薛範認為，因大眾傳播的歌曲樂句較少、頻繁換韻破壞聽覺美以及中國古典詩詞多以一韻貫通的審美影響，主張參照外國歌曲譯者的常用做法，以通篇押韻，「一韻到底」替代外國詩歌翻譯成中文所普遍遵循的「以頓代步」，重視發揮歌詞用韻音義聯覺的作用，以彌補原詞多韻交換所帶來的表達效果。[85][89]選擇韻腳時，薛範常從原歌詞或直譯歌詞各句末端挑選，再根據歌曲的感情色彩選取「寬洪韻」或「細柔韻」，遇復沓句則循其韻腳通押全曲；具體譯配時，一般採用偶數行押韻，奇數行隨意，首句入韻（即押「起韻」）的押韻方式，但不排斥根據歌曲句逗調整押韻順序；換韻問題上，薛範主張對歌詞較長的歌曲每段換用不同韻腳，並用密集的押韻、明顯的換韻提示、增強敘事性或抒情效果。[88]為使歌曲譯詞與曲調節奏相和，達到音義聯覺效果，薛範主張歌曲譯詞的音節數、句逗、音節頓挫與原歌曲保持一致。[86]針對外語歌曲中的分行長句，薛範常用不完全句作暗示，以使中文理解更富有邏輯性。[87]:111-123為避免出現倒字，他認為應以漢語四聲的先後順序對標旋律的上揚，語言的邏輯重音同音樂重拍相吻合，並以此為依據判斷、替換譯詞中出現倒字的詞彙，但也指出倒字問題對於出現復沓句式、節奏緊湊或舒緩的歌曲可以寬容。[87]:137-146有觀點認為，薛範的換韻是譯者主體維度上對原詞、譯語創造性叛逆的體現。[90]
薛範認為，外國歌曲譯配工作因面向大眾傳播而具有跨學科特點，需要語言轉換能力和文學功底相結合，[91]譯者是一件藝術作品的「積極的、能動的參與創造者」，[87]:4應當對原歌曲音樂的靈魂「具有敏銳的感悟能力」。[91]他認為，外國作品的影響並不是通過其本身直接產生的，而是通過譯者「創造性地體現原作藝術特質」，才能延展外國作品在各語言文化中的影響力，[89]選擇歌曲譯配的特殊性在於其「可能比其他大型藝術作品更能貼近於人民的生活」。[28]:259薛範認為，由於傳播媒介受限與受眾較少，包括蘇俄歌曲在內的非歐美、東亞歌曲在中國大陸的傳播面臨曲目單一、傳播較難等問題，[8]呼籲中俄應將歌曲譯配作為文化工程以推進。[92]薛範不滿對蘇俄歌曲的當代傳播拘泥於懷舊主題，認為懷舊歌曲「只有認識價值」，而蘇俄歌曲「唱的是未來」；薛範說：「（青年在音樂欣賞方面應）有更廣闊的胸懷，更多元化」，接觸「世界各國的優秀的東西」。[91]為此，薛範在中蘇關係緩和後以出版歌曲集、成立工作室、舉辦專題講座和學術報告會、組織音樂會、翻譯製作電影與歌曲錄影等方式，致力於促進以蘇俄歌曲為代表的外國歌曲在中國大陸的傳播。[8][44][46][93]
自1988年在滬首次舉行音樂會以來，薛範已籌劃、舉辦超過500場以蘇俄歌曲或外國歌曲為專題的音樂會，[14]其中1994年「莫斯科之聲」音樂會出席者包括李嵐清、吳儀等中國大陸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中央樂團合作舉辦的「伏爾加之聲」音樂會的演出場次從原定兩場不斷擴演至一百餘場，多取得大於其意料的傳播能力。[29][14][94]薛範也常與境外機構或涉外單位合作推廣外國歌曲，如2007年俄羅斯「中國年」期間，薛範曾與北京基輔餐廳合辦「俄蘇經典歌曲文化周」，2010年在其支持下出版《烏克蘭歌曲選集》；[95][96]2017年中白建交25周年時，薛範在白俄羅斯共和國文化部、白駐上海總領事館支持與阿姆科多爾控股集團資助下出版《白俄羅斯歌曲選集》。[47][97]薛範創建了薛範音樂工作室，並於2015年獲得登記；[8]通過工作室，薛範多次與外地俄蘇文化愛好者合作製作電影字幕與歌曲錄影，並舉辦講座宣傳外國歌曲與文化，如2015年在上海多個社區舉辦紀念反法西斯主題影展與歌曲講座。[43][44]2020年接受《新民晚報》採訪時，薛範流露出成立「專門用中文演唱世界各國名曲的合唱團」的想法，以期促進外國歌曲與文化在青年群體中的發展。[8]
薛範生前長期居住在上海市黃浦區半淞園街道中山南一路上一棟低層樓房中，[26][98]房屋面積約50平方公尺。[10][99]由於身體殘疾，薛範一生沒有過正式工作，在父母去世後一人獨居，偶由親戚朋友及鐘點工幫助照顧，有報道稱其終身未婚。[19]一篇回憶文章則指出，薛範在年過半百時與上海翻譯家禾青（原名張品芹）結婚。[49]因譯配歌曲的稿費微薄，薛範曾經長期靠父母的退休金維持生活，翻譯家草嬰也曾幫其解決了一些生活困難。[26][29]薛範習慣晝夜顛倒，白天休息，[26]往往從下午三點開始工作。[99]薛範的父母文化程度均為高中，重視閱讀，使得少年時代的薛範閱讀了大量書籍，由此熱愛文學。[20]薛範的母親黃灝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去世前因為擔心兒子在自己死後要去乞討，特意為其買了一隻塑料碗，因為「不容易摔碎」。[29]薛範的生活問題一直持續至葉爾辛為薛範授勳才得以緩解，此後政府開始每月給予薛範1000元補貼，並報銷其70%的醫療費用。[29][100][101]黃灝最終於1999年去世。[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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