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沙 (教育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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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沙（1927年1月8日—2013年9月20日），原名胡云章。曾長期供職於高等教育行政部門，也曾從事外交和新聞工作，退休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早年參加抗日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中國人民大學秘書科長、教務科長、俄文系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綜合大學司副司長、高教二司司長，國務院科教組辦公室負責人、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小組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常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大使銜代表，《光明日報》副總編輯，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生平

1927年1月8日生於河北省遵化縣興旺寨鄉胡家青村。

工作經歷

1941年秋於冀東入伍參加八路軍，為冀東軍區十三團戰士。後被調到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見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交通科作交通員（武裝便衣護送文件）。抗戰勝利後到晉察冀公安管理處工作。於1947年調入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外語學院俄文班學習。畢業後即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

1954年11月調至高等教育部工作，先後任綜合大學教育司副司長、高教二司司長。此後至「文革」前一直從事高等教育行政工作。在此期間做過的許多工作中對他的思想認識發生較大影響的一件，是參與籌劃管理於六十年代初開始的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統一編寫工作^[1]。在負責文科教材辦公室工作期間，痛感知識不足，繼而發奮讀書。公餘開卷，圍繞文史哲門類，古今中外，一時讀了很多。此前也曾努力向學，從參軍前上過兩季「冬學」的文化基礎進步到大學程度，自此而求知境界又上一步。「文革」中被批鬥時，有人揭發他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說過自己參加文科教材辦公室工作是「忝入儒林」，以此恭維「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云云。多年後，張厚感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已故）^[2]仍津津於此，並書贈一聯供他懸於書房壁上，其下聯就是「儒林明晦有知音」。

在「文革」前從事高校教育行政工作期間，還曾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和彭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主編，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大陸為1919-1949年撰史之唯一專著）最終成書盡過微力。^[3]

「文革」中，經過被批鬥、赴「五七幹校」勞動以及「解放」之後，於1972年早春到國務院科教組工作。先任辦公室負責人，後專門領導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4]。經過對UNESCO的接觸了解，他對上建言：在外交部指導配合之下由科教組（組長劉西堯）承擔具體工作，參加UNESCO的大會及其他活動，使中國成為這個國際組織的積極成員。經過三年多大量艱巨的開創工作之後，他於1976年4月由教育部（部長周榮鑫）派出常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組織的首任代表。行前周榮鑫先生曾相約：「你先出去駐一期，回來以後咱們還是好好干教育。」不幸周榮鑫竟於當月去世。

1978年12月任《光明日報》副總編輯。與時任總編輯楊西光及報社同仁默契配合，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而進，助使《光明日報》成為破除「文革」政治禁錮和解放思想的重要輿論陣地。^[5]三年多如一日，作為夜班副總編負責日常出報，其能力與工作精神得到社內部主任以上幹部以投票方式表示的認可和讚許。

1983年5月調到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工作，任副館長。到任之初即多方吸收有關圖書館工作的知識。當日北京圖書館所具備的國家圖書館的地位與職能尚不突出，他發現後即力主正視這個問題，並主動做起，在外訪中修正對外介紹本館時原來一向唯重「中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之提法，點出其首先是國家圖書館的身份^[6]。在當時新館建設到開館過程中，經過調查、學習、研究、討論，提出重要意見，取得館領導的一致同意，使北圖（國圖）在保存發揚服務公眾的老傳統的基礎之上，意識明確地轉變為現代社會文化設施，不但做好為公眾和學者的服務，更力求成為全社會轉入現代文明進程中的領先之翼。

退休之後

退休之際，他對家人表示：「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後也還是要用這一條要求自己，總要不斷求知。」

時逢改革，各界開放，有人慾借重其多年從事高校教育行政又極力提倡學習現代文明事物的經驗名聲，來邀他擔任一家新創辦的私立學校的校長（或名譽校長）。在弄清對方的辦學目的之後，他直爽謝絕，並表示：「我只聽說過古今中外有百萬富翁辦教育的，從沒聽說過誰靠辦教育而成為百萬富翁。」基於同樣的認識——即教育是現代社會的生命機能；教育事業應當是由全社會戮力維持的公器；並且，學界永遠屬於知識界和思想界，必當是一塊容許學者思想獨立、維護個人精神自由、從而適合百家共存的淨土；所以，既不應令學府變成次級衙門，也不可使之淪為弄錢工具——在看到「教育產業化」居然成為官定發展目標時，當即指出：「如果讓教育產業化，那就沒有教育了！」他堅持這一立場始終不渝，並曾盡力發聲呼籲，但無力改變。

關於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問題，他一直堅信：無論是談開放、「搞活」，還是說「接軌」、「融入」，都不可能只圖資本技術的引進使用而避開文化制度諸方面的學習改造。即使被譏為主張「西化」，他的這一信念也從未改變。

《現代公民知識讀本》

胡沙感於世事人心，並受到李慎之（曾言如有來世願當一輩子公民教員）意見的啟發，邀約三五同志，著手籌劃編輯《現代公民知識讀本》。為編成此書而徵詢于光遠先生的意見，並請於老擔任總主編，于光遠先生完全贊同（見附錄^[7]）。2006年，由眾多新進社會科學學者撰寫合編而成，《現代公民知識讀本》由山西希望出版社賠錢出版。書出之後，其命運果如編書者和一些朋友如于光遠、陳樂民先生（與資中筠先生聯名為書文提過建議，並於出書之際寫過介紹文章。^[8]）等當初之預見，教育機關漠視，學校不予採用。

注釋及參考文獻

1. 斯為「文革」前(或曰「舊十七年」)高教事業中文科教材建設的一件大事。當時在上主持其事者是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因此，這個由黨的宣傳部和政府高教部的人員組成、設立在高教部二司的文科教材辦公室時被稱為「周辦」。
2. 张厚感. [2016-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2-13）.
3. 因與李新先生（生前任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識見高遠才華弘富交遊廣闊著作等身）有多年交誼，他理解這項重要工作的意義（囿於時局不得徑修民國史，又必須盡力負起填補書史空白之責），並知道當時編書者最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學者，最頭痛的則是疲於應付斯時政治氣候下頻繁的「學習」、「討論」一類活動對編書寫史在思想認識與時間占用上的雙重干擾。他在兼任編書組臨時黨支部書記時，除了幫助編書組從高校調集學者學生之外，也盡力配合以保護編書工作能在學術研究的氛圍下順利進行。
4.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恢復後，外交部曾因傾力於對聯合國大會的工作（同時亦顧慮與UNESCO接觸交流可能觸犯「文革」意識形態禁區）而一時無意派員參加這個聯合國屬下最大組織的活動，而教科文組織UNESCO一方則積極發展對華關係，於1971年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後第三天便通過決議、恢復中國在該組織的席位。翌年其總幹事特地訪華，亟欲說服中國參加該組織的活動。（參見凌青著《從延安到聯合國——凌青外交生涯》一書的有關章節。）
5. 凤凰-历史: 杨西光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2016-05-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02）.
6. 嗣後經內部反覆討論，最終促使北京圖書館正式改稱中國國家圖書館。
7. 于光遠：《現代公民知識讀本》總序（2006年）：

   胡沙同志主持下編寫的《現代公民知識讀本》第一、二、三卷已經完成，即將由山西希望出版社審定出版。醞釀發起編寫這樣一本書的情況，原先我不知道。數年前有一天，曾經擔任過新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大使)的老友胡沙來我家，告訴我他產生了一個念頭，想編寫供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學習的《現代公民知識讀本》各一冊，要我支持這件事情。聽了他講的這番話，我就立刻表示茲事體大，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社會的未來的大事，應該努力做好。我對這一套書的內容發表了一些意見，贊成對小學生進行品格與人生的教育，對初中生進行生活與法律的教育。為高中生編寫的那一冊要「以民主與科學為主題」，這一點上，我幫助胡沙同志下了決心。於是這一整套書的格局就成了現在的模樣。

   不過一開始我就有一種懷疑，我覺得儘管公民知識讀本的內容很重要，但是它的內容畢竟枯燥了一點，如果沒有列入正式課程，學生們未必會去重視它。而且學生們要學的東西很多，學校也會考慮結合語文、歷史和政治課講授部分公民知識。我認為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但我還是肯定寫作編輯出版這一套書的重要意義。它們在學生和學生家長那裡，總可以起到好的作用。我建議，即使學校不增加公民教育這門課程，也應指定某些教師負責特別關心這方面的教育，請他們仔細閱讀和研究這套《現代公民知識讀本》，在實踐中予以運用。我冒昧地提出這樣的建議，不知是否得當。

   是為序。

8. 《博覽群書》雜誌2006年第7期刊登陳樂民文章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介紹《現代公民知識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