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改革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約翰·杜威（英語：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是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與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威廉·詹姆士一起被認為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視為是現代教育學的創始人之一、機能主義心理學派的創始人之一。[2][3]
杜威在學術生涯中，曾先後於美國密西根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長期任教，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退休。[4]杜威一生極力推崇民主制度，強調科學和民主的互補性，民主思想是他眾多著作的主題。[5][6][7]與此同時，他也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3]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期間，於1896年他創立了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作為他教育理論的實驗基地，其太太擔任學校校長。[8][9][10]
杜威的思想曾對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培養了包括胡適、馮友蘭、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等一批國學大師和學者。[11][12] 他也曾到訪中國，兩年間在全國各地舉辦了數百場講座，見證了五四運動，並與孫中山會面，促進了民主、科學的思想在中國傳播。[11][12][13] 杜威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最著名的學者之一，2006年12月，美國知名雜誌《大西洋月刊》將杜威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100位人物（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40名。[10][14][15]
約翰·杜威1859年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的普通家庭裡。1879年畢業於佛蒙特大學，1884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884-1888年、1890-1894年，杜威在美國密西根大學任哲學教授，1889年曾短期在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哲學。[16]
1894-1904年，杜威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哲學系、心理學系和教育系主任，1902-1904年還兼任該校教育學院院長。[17]1896年，他創立了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作為他教育理論的實驗基地，他的太太愛麗絲·杜威（Alice Chipman Dewey）擔任學校校長。[8][9][10]他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的教育方法，主張從實踐中學習。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口號。其教育理論強調個人的發展、對外界事物的理解以及通過實驗獲得知識，影響很大。
杜威曾經到世界許多地方演講，宣揚他的想法，他曾經到過中國、印度訪問，因此他的思想也影響著美國以外的地區。
杜威的哲學思想，經由北京大學胡適教授傳入中國。1919年，杜威至日本講學，接到胡適的邀請信。北京大學蔣夢麟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人隨後登門拜訪，正式邀請杜威至中國。4月30日，杜威由日本抵達中國上海，展開為期15個月的巡迴演講，遍及北京和華北、華東、華中11省。杜威在講學途中，見證了五四運動的爆發，也曾會晤孫文。[13]因為這次巡迴演講，使他的實用哲學在當時中國形成風潮，而他也被有識之士視為「民主」和「科學」的象徵。1921年6月30日，杜威及家人啟程離開中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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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最重要的兩個教育思想：連續性以及實踐中學習（或譯從做中學），許多人稱他為「現代教育之父」。
教育的連續性是指，一個人如果念完一個教育階段，或是他唸完了數學第一冊，卻不想再繼續唸下去，這代表教育是失敗的、沒有連續性。成功的教育是一直延續下去的，就是現在所謂的終身教育。做中學是經驗主義、行為主義、進步論的產物。
杜威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民主主義與教育》中明確表示「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個人能夠繼續他的教育……不是要在教育歷程以外，去尋覓別的目的，把教育做這個別的目的的附屬物。」這種「無目的論」的確使人不敢輕易接受。必須記緊的是他在這兒說的教育是跟他心目中追求的民主社會不能分割的，對他而言，特別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反映的可說是一種美國精神----個體的發展本身已是最終的目的。
他說：「教育的自身並沒有什麼目的。只有人，父母，教師才有目的。」如果我們把他的話理解為教育是漫無目的的，顯然是一種誤解，他「只是要人不因養成社會效率而抹殺兒童青年的天性和當前生活」他不甘心教育淪為「別的目的的附屬物」，所以他把教育中的目的這樣詮釋：「一個人放槍，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槍對著放的鵠的。但這個對象不過是一個記號，（使我們對）所欲進行的活動有所專注。」放槍的最終目的並非鵠的本身，而是這記號使瞄準這動作變得具體和有意義，同樣，教育歷程的本身已具發展個體稟賦的圓滿的意義，教育的目標只是作為導向和指引。
事實上，他並不否定教育須有「良好的教育目的」，這些目的的特性如下：
基於對受教育者本身的重視，杜威反對傳統的灌輸式教育方法，他指出「有人把感官視為一種神秘的筒子，以為我們能使知識經過這筒子，由外界把知識輸入心裏去……以為只要使眼睛常常望著書本，使兒童常常聽著教師的話，就是求得完善知識的秘訣。」他認為灌輸式教育方法不是真正的教育，因為「教育即成長」:「成長的第一條件，是未成長的狀態……『未』字卻有一種積極的意思，並不是僅僅虛無或缺乏的意思。」他肯定這種未長成的狀態是充滿能動性和潛能的，不是一味灌輸能使之充分發展的。
對杜威來說，創造充分的條件讓學習者去「經驗」是教育的關鍵：「所謂經驗，本來是一件『主動而又被動的』（active-passive）事情，本來不是『認識的』（cognitive）事情」，杜威「把經驗當作主體和對象、有機體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他主張以這種進步的（progressive）教育方法使學習者從活動中學習，經驗本身就是指學習主體與被認識的客體間互動的過程。但他又說：「經驗的價值怎樣，全視我們能否知覺經驗所引出的關係，或前因後果的關聯。」並不是每一種經驗都是有教育的價值的，對經驗過程逐漸形成的主體的詮釋是關鍵所在。正因如此，杜威亦指出培養出學習者自習能力是教育的功用，他說：「教育功用的經驗的另一方面，即是能增加指揮後來經驗的能力。」他把這種能力的培養稱為「改造」，所以他說「教育即改造」。
從以上可知，杜威主張教學方法的實施應緊扣學習者為中心的前提，特別是在兒童的早期階段的教育「更多地是社會學和心理學意義上的工作」，後期再慢慢再轉向「系統的、技術的知識」。正如伯內特（Joe R. Burnett）在1979年論及美國教育實踐時說：「杜威的教育學在當時或現在，不可能在學校中得到廣泛地應用。因為從來就沒有培訓過進行這種教育的教師，學校也沒有這方面的人力物力，家長和政客們也不支持杜威的教育學。」 我們也不能否認，馬利坦對杜威式的教育的批評是值得注意的：他認為「當人們忘記了傳授客體（the object to be taught）以及客體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object）時，當手段崇拜（不是有目的、而是無目的的手段崇拜）僅以對主體的心理膜拜而告終時，錯誤便產生了。」
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乃至東亞教育界、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民國時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適、馮友蘭、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及台灣林茂生等均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曾是杜威的學生。
理察·羅蒂與Hassan都曾提及在後現代的方向上，必須注意杜威的見解。杜威對於回到「日常經驗」（common experience）的想法、「教育即經驗」及其所帶來的藝術傾向和「教育無目的論」亦應許人「自我完成」，而此「無用之用」亦有呈現後現代性格。
杜威《思維術》的本質在於，大膽地假設，小心地限定並求證。（Hu Shih,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living philosoph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1, p.255.)
美國保守派的《人事》雜誌，將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列入「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10本書」第五名，僅次於《共產黨宣言》、《我的奮鬥》、《毛澤東語錄》、《金賽性學報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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