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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簡稱西路軍，指1936年10月由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主力組成的部隊。人數2.18萬人，占當時紅軍總數的五分之二。西路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決議，西渡黃河欲占領甘肅和寧夏，但是因為中共中央戰略意圖在隨後屢屢變更，使西路軍進退失據。加之指揮失誤，裝備落後，沒有群眾基礎等原因，5個月後西路軍大部分被在祁連山附近遭馬家軍擊潰。
西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陝甘寧同河西走廊連結蘇聯的陸地生命線，打通蘇聯軍援的西北通道，但因西路軍孤軍作戰，沒有後援而以失敗告終。[1]西路軍的失敗在中共黨內有重大影響，張國燾及其支持者的勢力受到重創，張國燾也完全被排擠出領導核心，次年即從延安出走，與中共決裂。
1935年8月4日，長征途中的中共在四川松潘縣毛兒蓋以南的沙窩寨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2]，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肅省迭部縣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他認為應該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發展。11月，由莫斯科回到陝北的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向中共轉達了史達林的指示：不反對中國紅軍主力從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蘇聯。
1936年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剛剛到達陝北不久，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與中共代表李克農在洛川秘密會談，毛澤東電告李克農：「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4月9日晚，周恩來秘密潛入延安（當時由東北軍控制），與張學良會談。4月下旬，張學良對中共聯絡員劉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蘇聯方面能接納他抗日的主張，願意援助，而蔣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蔣翻臉。5月-6月，中共對未來西北戰略作了計劃：打通蘇聯，從而獲得援助，聯合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組成「西北國防政府」，大本營設於蘭州，張學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聯軍總司令。
按照計劃，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占寧夏（當時寧夏包括今天的阿拉善盟，北接蒙古國）；紅四方面軍進青海，西拒馬步芳，配合西北軍占河西走廊；紅二方面軍居中策應東北軍控制甘肅。7月24日，張學良與潘漢年談判，要求紅軍開始實施打通蘇聯。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爆發兩廣事變，蔣中正調鎮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致電共產國際，希望迅速獲得蘇聯武器裝備，以實施西渡黃河計劃。共產國際電報回復，同意紅軍占領寧夏、甘西[3]，但不同意其進入新疆[4]，援助先經由外蒙、寧夏提供。
8月，紅二、紅四方面軍抵達甘南。8月底，蔣中正和平解決兩廣事變。胡宗南部隊再次北上，組織通渭會戰。10月上旬末，張學良將會戰計劃密告中共，並提議紅軍及早進行寧夏戰役，控制河西，從而打通蘇聯。於是毛澤東提前實施寧夏作戰計劃，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陝甘，與紅一方面軍先取寧夏，後取甘西，[3]後來的三大主力會寧會師目的即是實現此計劃。
10月11日，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5]。三個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依照中共中央與軍委的決定統一指揮。李先念領導的紅30軍接受了造船渡河的任務。
10月16日，蔣中正下達進剿令。10月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10月19日，中共軍委電令：「三十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10月2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離會寧赴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線作戰事宜由徐向前和陳昌浩負責。10月22日，蔣中正坐鎮西安督戰[6]:508，徐向前率方面軍總部離會寧抵甘溝驛指揮作戰。同日，國軍占領會寧[6]:509。10月23日晚，30軍在從紅咀子渡口初渡黃河失敗。10月24日晚，30軍於靖遠以南40里處的河抱口成功渡河，並突破馬家軍的河防陣地[6]:510。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在打拉池得知渡河成功後，即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和徐向前、陳昌浩：「鉗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闢了執行之(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根據中央軍委前次關於戰略方針指示，我三個方面軍在這一期間以占領寧夏地區，擴大甘北地區和盡力鞏固陝甘寧赤區，以及維持和擴大西蘭大道以北廣大活動地區，吸引胡、毛、王、關諸敵於西蘭大路一帶，接通遠方，爭取抗日統一戰線的公開形成為戰鬥目的。」
10月26日凌晨，中共中央軍委同意9軍渡河，電文稱：「三十軍、九軍過河後，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27日晨，9軍及紅四方面軍總部渡河完成。10月29日，中央軍委同意31軍渡河，但因彭德懷建議，30 日軍委又改變命令，令31軍掉頭赴麻春堡。而負責警戒的紅一方面軍紅5軍，由於關麟征師向靖遠進發，於是朱德、張國燾令其渡河。由此，紅四方面軍的30軍、9軍、紅一方面軍的5軍一共2.18萬人在河西，與河東的紅軍分割開來，而渡河的這些部隊僅帶三四天的乾糧。河西走廊人煙稀少，且缺乏飲用水源。渡江紅軍在無援的情況下只能北進一條山，開始孤軍征程[6]:512-513[7]:407。
陳昌浩和徐向前作部署，計劃以30軍為前鋒，占一條山、五佛寺地區，控五佛寺渡口；以9軍占鎖罕堡、打拉牌等地，阻西南援敵；以5軍居後，駐三角城警戒蘭州來敵；總指揮部居中，位於趙家水。 30軍很快占據了一條山村寨，李先念和程世才將軍部設於雙龍寺，然後程世才率88師兩個團攻占五佛寺，並控制了渡口。而9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則指揮部隊消滅了打拉牌等地的守軍，並圍困鎖罕堡的600多守軍。10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九軍、三十軍暫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驛、五佛寺，休息待機。」11月1日，朱德、張國燾在關橋堡會見林育英，而後致電陳昌浩、徐向前，稱蘇聯援助的軍用物資已準備好，何時到達定遠營尚待通知；河西的部隊要準備單獨出寧夏。陳昌浩和徐向前致電中央軍委要求西進平大古涼。
11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紅軍西進，但要求河西紅軍一部留守一條山、五佛寺地區。同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決定不採用從外蒙援助的辦法，改成從新疆援助。紅軍與馬步芳部全線激戰。11月6日，陳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決定西進，於平大古涼占據立足點。同日，陳昌浩、徐向前決定放棄一條山、五佛寺地區。11月7日，陳昌浩、徐向前致電中央要求組織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11月8日，中央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作戰新計劃」。以一方面軍，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出陝南，四方面軍河東2個軍組成北路軍，待機入晉，河西紅軍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打通去蘇聯路線，西路軍因此正式成立。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8]。
西路軍下轄三個軍：
- 第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
- 第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
- 第三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
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
11月11日，中央兩次去電詢問西路軍是否有把握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與盛世才部會合[7]:415，有意讓西路軍東返。11月12日，西路軍領導回復「二馬主力約全數三分之二已受我打擊」，「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9]徐向前在會上表示西路軍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費兵力時間，應極力進攻新疆，並帶部隊先向涼州進攻[6]:522。
11月13日，紅九軍攻打古浪，吸引馬家軍主力，但是損失慘重[6]:524[7]:417-418。而紅三十軍則圍困涼州，並繼續西進攻占永昌、山丹[6]:524。
11月14日，朱德、張國燾電西路軍鼓勁「對你們之敵現馬步芳、青兩部，又分散，又（便）於你們各個擊破，後東追之敵並不多，守甘、涼、肅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們各個擊破敵人，奪得甘、涼、肅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任務，這是你們獨立可能完成的。」[10]同一天河東的彭德懷卻對中央軍毛炳文可能渡河追擊西路軍的前景表示憂慮，提出河東紅軍主力派出一部「向靖遠、中衛、中寧、會寧、靜寧活動調毛敵，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於孤立」。[11]而毛澤東則認為還有更好的辦法「聲援西路軍」，即在河東打一仗，打擊胡宗南：「據彭電，胡敵續向豫旺進攻，不消滅其一部不能南進。似此有打胡敵之機會，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軍在數日內打一仗再南進為有利。」[12]
11月16日，中央軍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果然開始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河東朱、張一改兩天前的信心滿滿，變成了憂心忡忡：「毛炳文部可於巧日（十八日）渡河完畢，對西路軍判斷，認為我西路軍已無再東渡可能」，「我們須急設法幫助和策應他們，因他們太孤立，並須急打通遠方，得到接濟至關重要」。[13]緊接著，西路軍首長也一改幾天前的信心滿滿，11月17日提出了「任務次序之詢」：「是否我們控制肅州、甘州在手，由遠方（即新疆盛世才當局）負責與我們打通，還是我們主力進行玉門、安西或到新疆才有辦法。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別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14]在這個很關鍵的時刻，11月18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15]
11月18日，河東的紅四、紅三十一軍先在甜水堡重創中央軍精銳主力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旅；11月21日，河東紅軍的三個方面軍主力取得山城堡戰役勝利，殲中央軍精銳主力胡宗南部丁德隆第七十八師。11月22日，蔣中正急電在蘭州的甘肅省主席兼駐甘綏靖主任兼任西北剿共軍第1路總指揮朱紹良：「朱主任逸民兄：河西之匪既向西遠竄，則以後追擊部隊應另定部署，此時應即抽調毛軍（即第37軍）速迴轉河東岸，協同第一軍（即胡宗南部）先肅清河東毛、徐主力為要。毛軍最快何時可以調回河東之何地，希詳復。中正」[16]河東主力紅軍主力也一戰改變了被動戰局，在陝甘寧地區站住了腳，原擬南進乃至「再來一次長征」的籌劃隨之擱置；還增加了張學良、楊虎城與共產黨紅軍合作逼蔣抗日的信心。張在山城堡戰役之後，態度從低調秘密聯共開始轉向高調公開聯共。
此時中央軍委來電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而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6]:525。徐向前主張部隊應抓緊時間西進，而陳昌浩則主張停下、建立根據地為上策。雙方爭吵激烈，但因陳昌浩是政委，徐向前無法自行從事[6]:525-526[7]:419，於是雙方致電中央，而中央復電仍要西路軍就地作戰[6]:527[7]:420。此時馬家軍調整部隊開始強攻，雙方在四十里舖、東南八壩、水磨關、永昌、山丹發生戰役，馬家軍與紅軍各損失六千人，西路軍只有一萬五千人[6]:530-531[7]:423。
11月18日，西路軍進駐永昌縣城，直至12月28日主動撤離，共駐守40餘天，期間在永昌縣創建了「中華蘇維埃永昌區政府」和13個區鄉村蘇維埃，負責人為「黃部長」，蘇維埃政府主席張仲科，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兼青年大隊長王思福。[17]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馬家軍因此忽然停止對西路軍進攻[6]:532[7]:424。此時西路軍內部仍然就東進和西進方針而爭執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軍將領主張繼續西進[6]:535。24日，中央致電要求東進，以減輕陝北紅軍壓力[6]:535[7]:425-426。而此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27日，中央致電西路軍繼續此前西進計劃[6]:537。12月底，西路軍開始西進，並迅速攻占高台、臨澤[6]:537。此時，中央軍委卻忽然電告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6]:538。西路軍走走停停的戰略，使得馬家軍有足夠準備進行追擊和圍攻[6]:538。
1937年1月12日，馬家軍攻占高台，紅五軍全軍覆沒[6]:539[18]:630[7]:430。16日，中央電報要求西路軍東進[6]:539[7]:433；23日，馬家軍組織七萬兵力開始圍剿東進的西路軍[6]: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電西路軍放棄東進計劃，而改為西進[6]:541-542，並反對西路軍東出青海大通[6]:544。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東進[7]:434，並在西洞堡殲滅尾隨而至的馬家軍憲兵團，繳獲頗豐。而此時徐向前與陳昌浩再次就行軍方向產生分歧[6]:545：陳昌浩主張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並指責徐向前是「右傾逃跑主義」[6]:545。重返倪家營子後的西路軍面臨的是馬家軍的重新圍攻[7]:440，在經過七晝夜的戰鬥後，西路軍再次突圍，此時已剩三千餘人[6]:548[7]:444-446。
3月14日，部隊在石窩山開會[7]:451，軍政委員會決定陳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現有部隊分散打游擊[6]:549。剩下部隊兵分三路，由王樹聲、畢占雲、李先念分別帶隊[7]:45-451，以紅三十軍剩下的五個營組成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領向南，深入祁連山區游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成員隨部行動；以紅九軍剩下的五千餘人及百餘騎兵組成右支隊，由副總指揮王樹聲率領向北，依託祁連山北麓展開游擊；以總直特務團兩個連和傷病組成中支隊，由紅五軍參謀長畢占雲率領就地堅持游擊[19]。其中最後只有李先念帶領的一支七百餘人部隊經過祁連山、抵達新疆[6]:550[18]:630[7]:453；其餘河西西路軍全軍覆沒[18]:630。
兵敗抒懷
壯志匡神州，拔劍掃妖氛；
勇士戰場死，祁連葬英魂。
全軍沉血海，敢顧家與身？
痛悼諸戰友，長風萬里行。
耿耿懷大義，凜凜報國心；
不求垂青史，願作鋪路塵。
悲憤碎肝膽，革命倍艱辛；
抬頭望宇宙，歌罷淚紛紛。
徐向前、陳昌浩返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陳昌浩更聲稱要回陝北跟中央鬥爭[20]。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晝夜兼程，在平涼，徐向前遇到了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的前哨——耿飆的部隊，順利地回到了延安[6]:551-552。在保存下來的紅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後，徐向前擔任了副師長，成為八路軍中的一員重要將領。而陳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輾轉來到武漢，抗戰全面爆發後才回到延安。
西路軍餘部分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其中兩個支隊大部分損失。
楊秀坤（紅八十九師副師長兼二六八團團長）、劉慶南（二六八團政委）、饒子健（二六八團參謀長）先期到達星星峽。1937年4月29日，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領西路軍左支隊經歷了49個日夜的艱苦征程，抵達新疆東大門星星峽，受到邊防站負責人王效典等有關人員的熱情接待。在星星峽期間，西路軍餘部配合盛世才消滅了哈密的姚爾博斯部。西路軍餘部437人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馮鉉等五人帶著一個由40多輛汽車組成的車隊駛抵星星峽，受到正在參加慶祝「五一」大會的左支隊人員的熱烈歡迎。陳雲代表黨中央和向經歷了千辛萬險，終於回到黨的懷抱的左支隊指戰員表示慰問，他說：「革命鬥爭中有勝利也有失敗、只要我們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們就會發展壯大起來。你們現在的幾十幾百人，將來就可以擴充到幾千幾萬人，爭取革命更大的勝利。」陳雲講完話後，便命令將隨車帶來的給養物資分發給大家，每人一套袷衣、一套襯衣、一個碗、一雙筷子，還有大批哈密瓜。陳雲對西路軍李先念、程世才等領導一再表示慰問和鼓勵，說：黨中央一直非常關心你們，你們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戰鬥，頑強不屈，把剩下的這部分人帶到星星峽，是好樣的！陳雲向李先念等人介紹了國際國內形勢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要求大家樹立信心，帶好隊伍，準備迎接新的戰鬥。5月4日，陳雲率領全體人員來到九十里外的苦水。休息時，他又向大家講話，他說：「同志們，不要為暫時的失敗灰心喪氣。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價。不要難過，不怪同志們，西路軍是英勇頑強的。革命鬥爭有勝利也有失敗，不要光看到失敗，更要看到未來的勝利前景，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必定將屬於我們！」他要求大家一要吃好、二要睡好，到達駐地時要嚴守秘密，遵守紀律，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好好學習。5月7日到達迪化，進駐西大橋附近的卑民紗廠，在這裡檢查身體，治療傷痛，伙每天有大米、白面、豬肉、牛羊肉吃。5月8日，陳雲召集團以上幹部會議，指出，突圍出來的左支隊到迪化，是通過蘇聯斡旋建立的統戰關係的結果。盛世才同意左支隊進迪化是有條件的。為了適應形勢，左支隊在迪化不能穿紅軍服裝，需換穿盛世才部隊的服裝來掩護身份。後陳雲在寫給王明並轉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信中，又專門提到此事，其中講到，「雖然我們隊伍也一樣穿著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戴著青天白日徽章，但是我一眼就可以認出誰是我們的人，誰是他們的人。」先借住在西大橋一家紡紗廠的宿舍，接著又搬到東門外一處營房。西路軍餘部的駐地，是4個相連的院落，改稱「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盛世才的「新兵營」。西路軍總支隊下轄4個隊。每個隊下轄3個排，每個排轄3個班，每班10個人左右。另有60多名連、營、團職幹部，被編為幹部隊，由中央代表陳雲直接領導。「新兵營」中，紅三十軍的指戰員占多數。為了搞好同四方面軍總部、紅五軍、紅九軍同志的團結，身為紅三十軍政委的李先念特別要求「紅三十軍的同志嚴格要求自己，珍視和兄弟部隊的團結，絕不能搞山頭主義，搞小圈子」。根據學員的不同程度，總支隊部將學員編為甲乙丙三個班級，甲班學習初中課程，乙班學習小學課程，丙班以識字和掃盲為主。教員主要從「新兵營」中挑選。總支隊擬定培訓技術人才的方案後，首先得到盛世才的蘇聯總顧問巴寧中將的支持，隨後與盛世才交流協商。在蘇聯總顧問的促進下，當時對中國共產黨親善的盛世才對此表示同意。1937年12月，盛世才當著「新兵營」饒子健營長的面指示負責裝甲車教學的李國卿「教好教通，不能含糊。」1938年初，從延安來了幾十名青年學生到新兵營，其中有6名女同志和天寶等3名男同志任我們的文化教員，幫助、輔導學習文化，19人去學飛機。另外，中共方面設法從蘇軍駐哈密的紅八團調來幾名蘇聯教官加強教學。新兵營營區在迪化東門外現五星路一帶，北面即為裝甲車部隊駐地，作為指揮機關的工委會和總隊部住在路南即裝甲車駐地對面。1938年1月，文化基礎課學習結束，開始轉入軍事技術學習和訓練。一、二隊學習汽車；三、四隊學習炮（後改為特科大隊）；警衛排學習裝甲車（在盛世才的裝甲車隊學習，每天回新兵營吃飯，每星期六過組織生活）；幹部隊變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調入盛世才部任職，餘下的分別學習軍醫、獸醫和無線電；從中選出25名同志學習飛機。警衛排編為一大隊的四排。後來，一、二、三大隊合成一個大隊二百多人學駕駛汽車，第四隊一百多人學炮為特科大隊。開學時，陳雲代表中共中央作動員報告。新兵營：
- 總支隊長楊秀坤、政委劉慶南、參謀長饒子健、政治處主任姚運良，總支書記喻同金。軍、師級幹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特、曾傳六、黃火青、黃超、郭天民、李天煥等沒有分配職務，暫在總支隊部學習休息；聽候黨中央安排。秘書馮鉉、段子俊和李春田等。還設有參謀、警衛員、油印員、管理員。警衛排後編為第一隊第四排。軍事顧問是蘇聯人安德烈，技術人員也是蘇聯人。
- 第1隊，編有4個排，總共67人在新疆汽車局和修配廠學習駕駛和修理技術。第4排（原左路軍總隊部警衛排）在學習汽車技術的基礎上，到盛世才的裝甲車隊學習裝甲車駕駛和實彈射擊，稱為裝甲排。該排有三五十人，由趙敏喜、傅得昌任正、副排長，內容主要有機械原理、駕駛、槍炮射擊（包括兩三次實彈）、戰術等，直接在盛世才部裝備的16輛蘇制輪式裝甲車上實習，有「發依拉/發依坎」（二軸四輪的FAI）輕型裝甲偵察車、「布瓦25/26」（二軸六輪的BA-27）輕型裝甲車和「布瓦26/27」（三軸十輪的BA-6）重型裝甲車。1938年2月1日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關於新兵營學習情況等給張聞天轉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學鋼甲車的，理論快上完，現開始學開車，車上武器已開始學。學習常努力。不過前十天曾翻了一個車，未傷人，其餘未發生什麼問題。」把曾在蘇聯學習過駕駛坦克的吉合等調來當教員，提高了學員積極性和學習質量。1939年6月，這些學員學完了裝甲車，準備學習新式坦克，但一直沒等到。7月6日起，由支隊首長組織到城西5-10公里處，野營訓練連、營攻防戰術，和行軍、宿營等科目操練，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赴蘇聯途經新疆迪化時，專程到野營地看望學員，為他們介紹國內外形勢。1939年9月這些學員以參觀的名義，在裝甲車部隊中參加盛世才部為期三天的聯合兵種演習，不斷按蘇聯顧問提出的情況進行判斷和行動，見到飛機、重炮、裝甲車、騎兵和無線電通訊的實際應用。9月下旬結束野營返回迪化後，也一直沒學到新式坦克，只進行文化學習。12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幹部大隊329人乘坐30輛氈篷卡車從迪化啟程返回延安。為預防國民黨製造摩擦和阻礙，中央以華僑名義為幹部大隊辦理了通行護照，並決定其與蘇聯車隊同行。1940年1月1日出發時，陳潭秋將學裝甲車的40多名同志組成武裝護衛排，配備盛世才贈送給朱德總司令的4挺蘇制DT坦克機槍和4000發子彈，和向盛世才要來的30支三八式步槍，並再三叮囑將這些武器帶到延安送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警衛隊。這一蘇聯車隊有約30輛帶篷卡車運載T-26坦克零部件等援助物資到蘭州給國民政府，每輛車篷都蓋得嚴嚴實實，蘇聯方面每天都派飛機聯絡，到蘭州後與幹部大隊分別。幹部大隊於1月5日回到延安，1月8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舉行歡迎晚會，毛澤東主席出席並講話。1940年1月18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為新兵營回延安及安排人員留迪化學坦克等致鄧發並報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提到，「陳福海、趙丙瑣及其他會開汽車的共六人，擬與仁兄交涉留此學坦克，因仁兄處有坦克十一部。」
- 第2隊
- 第3隊
- 第4隊：
1937年12月中旬，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等高級幹部奉命乘飛機返回延安，部隊交中共中央代表鄧發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後，一度被降為營級幹部，後經毛澤東安排到新四軍開闢鄂豫邊根據地。1940年2月，新兵營大部人員返回延安[21]。
西路軍二萬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後五千六百多人被殺，回到家鄉者二千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於兵力損失慘重，1937年3月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張國燾遭到面對面的批判，張國燾被免除紅軍總政委一職，改任邊區副主席，後投靠國民政府[8]；二號人物陳昌浩被閒置，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牢固樹立。
毛澤東在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8]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1991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這樣寫道：「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４個月，殲敵2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8]」
2004年，由蘭州西路軍研究會編纂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洪學智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長時期，西路軍由於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1984年2月29日民政部、財政部、衛生部、總政治部《關於解決在鄉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稱號和生活待遇問題的通知》(民[1984]優9號)第一條規定「凡經當地政府確認為西路軍流落人員的，在沒有發現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下，一般應當給予承認，並統一稱為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第二條規定：「凡確認為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的，都發給定期補助。其標準應略低於退伍紅軍老戰士的定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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