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篇小说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碧廬冤孽》（英語：The Turn of the Screw）是亨利·詹姆斯於1898年創作的中篇哥德式恐怖小說，首次於1898年1月27日-4月16日期間以連載的形式在《科利爾周刊》（Collier’s Weekly）上發表。1898年10月7日，該小說被收錄於《兩個魔法》（The Two Magics）一書，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在紐約出版，同時由海涅曼（Heinemann）出版社在倫敦發行。這部小說講述了一位年輕的女家庭教師受聘到一個偏僻的鄉村莊園中照顧兩名孤兒的故事，隨著故事線推進，她越來越相信孩子們被鬼魂附體了。《碧廬冤孽》被視為哥德式小說和恐怖小說的經典之作。
在小說發表後的一個世紀裡，關於這部小說的分析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轉變。最初的評論普遍將其視為一部簡單的鬼故事。然而，到了1930年代，一些人提出，小說中的超自然現象可能只是女教師的幻想。到了1970年代，結構主義引發了新的討論，人們開始認為小說中的模糊性是其核心特徵。隨著時間推移，文本的解讀又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然而，這些後期的解讀方法仍存在爭議。
這部小說曾多次被改編，包括1950年的百老匯舞台劇、1954年的歌劇、1961年和2020年的兩部電影，以及2020年的一部迷你劇。
在聖誕節前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敘述者與他的幾位朋友圍坐在火邊。其中一位名叫道格拉斯（Douglas）的人開始朗讀他妹妹的女家教在生前留下的手稿。手稿中講述了這位女家庭教師受僱於一名男子的故事。該男子在其兄弟去世後，負責照顧他年幼的侄女和侄子。他主要居住在倫敦，此外在埃塞克斯的布萊（Bly）擁有一座鄉間別墅。
男孩邁爾斯（Miles）在寄宿學校就讀，而他年幼的妹妹弗洛拉（Flora）則住在布萊，由管家格羅斯太太（Mrs. Grose）照顧。弗洛拉的伯父，即女家庭教師的雇主，對養孩子不感興趣，於是將全部撫養責任交給了她，明確表示她不得以任何形式打擾他。女家庭教師前往布萊，開始履行她的職責。
邁爾斯在校長的信件到達後不久從學校回來過暑假。信中通知監護人邁爾斯已被學校開除，但返回的邁爾斯卻對此隻字不提，而女家庭教師也猶豫著是否該詢問這件事。她擔心開除的背後藏著某個可怕的秘密，不過，由於她對這個男孩太過喜愛，便不想追問下去。
不久之後，女家庭教師在莊園的周圍開始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身影，她並不認識他們。這些身影隨意出現和消失，家中的其他人都沒有看到或質疑過他們。在女家庭教師看來，這些身影似乎是超自然的存在。她從格羅斯太太那裡得知，前任女家庭教師傑賽爾小姐（Miss Jessel）和另一名貼身男僕彼得·昆特（Peter Quint）關係親密。在他們去世前，傑賽爾和昆特經常和弗洛拉及邁爾斯待在一起。女家庭教師逐漸相信，這兩個孩子知道幽靈的存在，並受到了它們的影響。
弗洛拉未經允許離開了房子，當時邁爾斯正為女家庭教師演奏音樂。女家庭教師注意到弗洛拉不見了，便與格羅斯太太一起去尋找她。她們在附近湖邊找到弗洛拉，女家庭教師確信弗洛拉一直在與傑賽爾小姐的鬼魂交談。女家庭教師看到了傑賽爾小姐，並認為弗洛拉也能看到她，但格羅斯太太卻看不到。弗洛拉否認自己看到了傑賽爾小姐，並堅決表示她再也不願見到新的女家庭教師。
女家庭教師決定讓格羅斯太太帶弗洛拉去找她的伯父，以擺脫傑賽爾小姐的影響。留下她獨自與邁爾斯在一起時，邁爾斯終於承認自己是因為某句話被開除的，但他記不清自己說了什麼，也不記得是對誰說的。昆特的鬼魂出現在窗邊，女家庭教師擋住了試圖去看鬼魂的邁爾斯。女家庭教師堅稱邁爾斯已經擺脫了鬼魂的控制，但她發現邁爾斯已經在她懷中死去。
作為一部哥德式小說，人們強調了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對這篇小說的影響。《碧廬冤孽》借鑑了《簡·愛》中的階級和性別主題[5]，以及十九世紀中葉的背景[6]。這部小說影射了《簡·愛》，同時明確提及了安·拉德克利夫的哥德式小說《烏多爾福的奧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其中女家庭教師懷疑布萊莊園的閣樓里可能隱藏著一位秘密的親屬[7]。一位評論家寫道，小說中唯一一個不屬於哥特幻想的確切事件是邁爾斯被學校開除[8]。
儘管哥特元素對這部小說的影響顯而易見，但它不能僅僅被歸類為哥特小說。詹姆斯筆下的幽靈與傳統哥特故事中的幽靈有所不同，那些幽靈往往令人恐懼，通常被鎖鏈束縛，而詹姆斯的幽靈則以他們生前的樣子出現[9]。同樣，這部小說放棄了哥特小說的主要寫作手法——離題，例如《科學怪人》和《德拉庫拉》中的插敘，而是採用了一個完整且連續的敘事[10]。
受合同約束，詹姆斯必須在《科利爾周刊》上寫一篇靈異故事[11]。因此，一些人認為這部作品屬於傳統的鬼故事類型。 L. 安德魯·庫珀（L. Andrew Cooper）指出，《碧廬冤孽》可能是通過第一人稱敘述來製造模糊性的著名鬼故事之一[12]。唐納德·P·科斯特洛（Donald P. Costello）引用了詹姆斯稱自己作品為「精心設計的恐怖」（designed horror）的說法，並指出特定場景的效果取決於誰在敘述情節。當女家庭教師直接描述她所見到的情景時，效果是恐怖的；而當她只是發表評論時，效果則變成了「令人迷惑的」[13]。在1983年對恐怖題材的非虛構調查中，作家史蒂芬·金將《碧廬冤孽》和1959年的《鬼入侵》稱為一個世紀以來僅有的兩部偉大的超自然恐怖作品。他認為，這兩部作品都包含了「最好永遠不被揭露的秘密和最好永遠不被說出口的事情」，並指出這正是恐怖的核心[14]。吉莉安·弗琳稱該小說是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之一[15]。
幾位傳記作者指出，詹姆斯對唯靈論很熟悉，至少將其視為一種娛樂。他的哥哥威廉·詹姆士則是超自然現象的積極研究者[16]。當時的科學探索對鬼魂的存在充滿好奇，當時的科學研究對鬼魂的存在非常感興趣，而詹姆斯對彼得·昆特和傑賽爾小姐的描寫——黑衣肅穆，更符合科學文獻中的鬼魂形象，而非虛構故事中的典型幽靈[17]。道格拉斯這個角色自稱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學生，並且，詹姆斯當時知道該學院有人在研究超自然現象。目前，詹姆斯是否相信鬼魂的存在尚無定論[18][註 1]。
到1890年代，詹姆斯的讀者數量自《黛西·米勒》取得成功後逐漸減少，財務方面也遇到了困難。此外，他的健康狀況也日益惡化，痛風愈發嚴重[19]。而且他的幾位密友也相繼去世，包括他的妹妹、日記作家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康斯坦斯·費尼莫爾·伍爾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20]。 在1895年10月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寫道：「我到處都能看到鬼魂。」 [21] 在1895年1月12日的日記中，詹姆斯講述了兩天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愛德華·懷特·本森（Edward White Benson）在他家中招待詹姆斯喝茶時講述的一個鬼故事。這個故事與後來的《碧廬冤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情節中墮落的僕人在生前和去世後都對兒童造成了負面的影響[22]。
1897年末，詹姆斯受聘為插圖雜誌《科利爾周刊》撰寫一部分為十二期連載的鬼故事。剛剛在東薩塞克斯郡的拉伊租下一處房子，簽了21年的租約的詹姆斯，欣然接受了這份帶來額外收入的工作 [23][24]。《科利爾周刊》向詹姆斯支付了900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27,659美元）作為連載版權費[25]。1897年早些時，《小冊子》（The Chap-Book）曾支付給詹姆斯150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4,610美元），用於連載和出版《梅奇知道什麼》（What Maisie Knew）的版權[26]。
詹姆斯覺得手寫很吃力[27] ，所以只將其用於寫日記。 而他則通過口述的方式來創作《碧廬冤孽》：他的秘書威廉·麥克阿爾卑斯（William MacAlpine）會用速記的方式記錄下詹姆斯所說，並在第二天給他帶來列印好的稿件。然而，這種延遲讓詹姆斯感到沮喪，他最終決定購買一台雷明頓打字機，並直接向麥克阿爾卑斯口述內容[28][29]。1897年12月，詹姆斯寫信給他的嫂子說：「我終於完成了我的小書[30]。」
《碧廬冤孽》首次發表在《科利爾周刊》上，連載了12期（1898年1月27日至4月16日）。標題插圖由約翰·拉·法爾熱創作，描繪了女家庭教師摟著邁爾斯的場景。每集的插圖則由埃里克·佩普（Eric Pape）繪製[31]。
1898年10月，這部小說與短篇故事《被掩蓋的真相》（Covering End）一起，以《兩個魔法》為書名出版，由紐約的麥克米倫出版社和倫敦的海涅曼出版社發行[32]。
出版十年後，詹姆斯對紐約版《碧廬冤孽》進行了修訂[33]，詹姆斯進行了許多修改，但大多數都是細節，比如將「說明」（utter）改為「表達」（express）；敘事本身沒有發生改變。紐約版最重要的貢獻是詹姆斯在前言中對該小說的創作過程及影響進行了回顧性闡述。詹姆斯在其中提到，他知曉超自然現象方面的研究[34]。在前言中，詹姆斯僅簡要提到了故事最初以雜誌連載的形式發表。2016年，克里斯汀·麥克勞德（Kirsten MacLeod）引用詹姆斯的私人通信，指出他對連載形式抱有強烈的反感[35]。
早期的評價強調了這部小說的驚悚，且大多數人認為這只是一個簡潔卻精彩的靈異故事[36]。根據學者特里·海勒（Terry Heller）的說法，大多數早期評論家將這部小說視為一部卓越的哥特小說[37]。
《碧廬冤孽》的早期評論之一發表在《紐約時報》周六書評與藝術專刊上，稱其堪比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評論者認為這部作品成功地探討了邪惡，尤其是作品中指出了鬼魂對兒童和女家庭教師的影響[38]。學者特里·海勒指出，孩子們在早期評論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因為這部小說打破了維多利亞時期對孩童純真無邪的觀念[39]。
認為小說中的鬼魂是真實存在的觀點通常被稱為「幽靈派詮釋」（apparitionist interpretation） [40] ；相反的觀點則被稱為「非幽靈派詮釋」（non-apparitionist）[41]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維吉尼亞·吳爾夫寫道，傑賽爾小姐和彼得·昆特「既沒有鬼魂實體，也沒有獨立存在[註 2]」 [42]。吳爾夫並未暗示這些鬼魂是幻覺，而是和其他早期評論家一樣，認為它們象徵著女家庭教師對世界上邪惡日益增長的意識。她指出，故事的力量在於使讀者意識到，小說能夠將他們的思維引向黑暗的深處[43]。
在1934年，文學評論家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提出，鬼魂只是女家庭教師的幻覺，而她可能患有性壓抑。威爾遜以她作為鄉村牧師女兒的背景為證據，暗示她對雇主產生了迷戀[44]。在威爾遜的文章之前，另一位評論家埃德娜·肯頓（Edna Kenton）也有過類似的觀點，但威爾遜作為文學評論家的聲望徹底改變了有關這部小說的分析[45][46][註 3]。威爾遜大量借鑑了肯頓的觀點，但明確地使用了弗洛伊德術語 [47]。例如，他指出，女家庭教師第一次看到昆特是在一座象徵著男性生殖器的塔樓上[48]。1965年出版了一部對小說進行深入閱讀的書籍，該書以威爾遜的弗洛伊德分析為基礎，描繪了女家庭教師日益瘋狂和歇斯底里的形象[49]。詹姆斯傳記的作者萊昂·埃德爾（Leon Edel）寫道，困擾孩子們的不是鬼魂，而是女家庭教師[50]。
雖然許多人支持威爾遜的理論，但這並不是權威的觀點[51]。羅伯特·B·海爾曼（Robert B. Heilman）是「幽靈派詮釋」的重要倡導者，他認為這個故事是一部關於善與惡的霍桑式寓言 [52]。批評威爾遜文章的學者也指出，道格拉斯在序言中對女家庭教師性格的正面描述發生在她去世後。最關鍵的是，他們指出女家庭教師對鬼魂的描述使得格羅斯夫人能夠在女家庭教師知道彼得·昆特存在之前就認出是他[52]。第二個觀點使威爾遜「暫時撤回了他的論點」[51]。在威爾遜後來的修訂中，他認為女家庭教師已經通過格羅斯太太得知了布萊莊園中有另一個男性存在過[53]。
20世紀70年代，人們開始將結構主義者茨維坦·托多洛夫關於「奇幻文學」的概念應用於這部小說中[54][55]。托多洛夫強調了在具有超自然元素的故事中「猶豫」的重要性，人們在詹姆斯的這篇小說中發現了大量這樣的例子。例如，讀者的同情心可能在孩子與女家庭教師之間搖擺不定[56]，而小說則在鬼魂是否存在之間猶豫不決[57]。克里斯汀·布魯克-羅斯（Christine Brooke-Rose）在一篇分為三部分的文章中提出，長期以來備受爭議的模糊性其實是這篇文章的核心，但這一點卻一直被忽視[58]。從20世紀80年代起，人們逐漸停止對文章的敘事元素提出具體質疑，轉而承認其中許多元素根本無法明確解釋[59]。
關注的重點從鬼魂是否真實轉移到了詹姆斯創造並保持文本的模糊性。一項研究分析了詹姆斯在這部小說中對兩個段落所做的修訂，並得出了以下結論：詹姆斯並不是追求清晰，而是創造了一個以任何角度都無法明確解釋的作品[60]。
這一觀點至今仍被許多評論家所支持，例如喬瓦尼·博蒂羅利（Giovanni Bottiroli） ，他認為文本模糊性有意存在的證據可以在小說開頭找到。當時，道格拉斯告訴聽眾，女家庭教師只向他提及了在布萊發生的事件，而聽眾會「很容易判斷」原因。博蒂羅利認為，道格拉斯對聽眾的這番話也是在對讀者講話，暗示他們會「輕鬆判斷」鬼魂是否真實存在[61]。
當關於鬼魂是否真實存在的爭論在文學評論中逐漸平息後，人們開始將其它的理論框架應用於這部小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學者對詹姆斯語言的關注轉移了對文章中階級問題的探討[62]。在精神分析方面的解讀中，孩子們的伯父通常作為女家庭教師的執念出現，而有些評論家則認為他象徵著自私的上層階級。希思·穆恩（Heath Moon）指出，這位伯父拋棄了他失去雙親的侄女和侄子，轉而選擇在倫敦獨自過單身生活[63]。還有評論指出，格羅斯太太對昆特和傑賽爾小姐關係的反感，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跨越社會階層關係的不滿[64]。由於詹姆斯生活的時期，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邁爾斯和弗洛拉的父母在印度去世的情節，成為後殖民主義解讀這部小說的一個固定主題[65]。
對女家庭教師的研究已成為女性主義分析這篇小說的重要部分。普莉希拉·沃爾頓（Priscilla Walton）指出，詹姆斯在故事的開端貶低了女性講述故事的能力，並將《碧廬冤孽》視為詹姆斯為女性代言的作品[66]。其他人對詹姆斯的看法則更為積極。保拉·馬蘭茲·科恩（Paula Marantz Cohen）將詹姆斯對女家庭教師的描寫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一位名叫朵拉（Dora）的年輕女性的描寫進行了比較。科恩指出，弗洛伊德把朵拉的問題僅僅歸納為其症狀的方式，與愛德蒙·威爾遜等人將女家庭教師歸納為性壓抑的做法類似[67]。
《碧廬冤孽》被以多種形式改編與重新演繹。許多的改編作品也在關於亨利·詹姆斯和新維多利亞文化的學術文獻中得到了分析[68]。
這部小說被班傑明·布里頓改編成了歌劇，於1954年首演[68]，並且該歌劇多次被拍攝成電影 [69]。此外，小說還被路易吉·扎尼內利（Luigi Zaninelli）改編成1980年的芭蕾舞樂曲[70]，且1999年，威爾·塔基特（Will Tucket）又將其改編為皇家芭蕾舞團的芭蕾舞劇[71]。
1950年，哈羅德·品特執導了改編自《碧廬冤孽》的百老匯話劇《無辜者》（The Innocents）[72]。傑弗里·哈徹（Jeffrey Hatcher）以《碧廬冤孽》為名的改編版本於1996年在緬因州波特蘭首演，並於1999年在外百老匯上演[73]。另一部同名改編作品由麗貝卡·倫基維奇（Rebecca Lenkiewicz）和哈默（Hammer）聯合製作，於2013年1月在倫敦阿爾梅達劇院（Almeida Theatre）上演[74]。
這部小說還有許多電影改編作品[70]。其中，傑克·克萊頓（Jack Clayton）執導的《無辜者》（The Innocents，1961）和麥可·溫納的《夜行者》（The Nightcomers，1972）就是兩個著名的例子[68]。其他的電影改編包括：拉斯蒂·萊莫蘭德（Rusty Lemorande）於1992年製作的同名改編（故事設定在1960年代）[75]、 埃洛伊·德·拉·伊格萊西亞（Eloy de la Iglesia）執導的西班牙語作品《另一種選擇》（Otra vuelta de tuerca，1985）[70]、安東尼·阿洛伊（Atoni Aloy）執導的《意識的存在》（Presence of Mind，1999），以及多納托·羅圖諾（Donato Rotunno）執導的《黑暗中的地方》（In a Dark Place，2006）[69]。雖然《小島驚魂》並非改編，但還是與詹姆斯的這篇小說有一些共同主題[69][76]。2018年，導演弗洛里亞·西吉斯蒙迪（Floria Sigismondi）在愛爾蘭的基爾魯德里莊園（Kilruddery Estate）拍攝了一部名為《轉動》（The Turning）的改編版[77]。
電視電影方面，涵蓋了：1959年，由約翰·弗蘭肯海默執導、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美國改編作品《福特時光》（Ford Startime）[69][78]； 1962年的西德電影《罪惡天使》（Die sündigen Engel）[79]；1974年由丹·卡特斯（Dan Curtis）執導，由威廉·F·諾蘭（William F. Nolan）改編的改編版[69]；1974年的法國改編作品《碧廬冤孽》（Le Tour d’écrou）；1982年由彼得·維格爾（Petr Weigl）執導的改編版（主要由捷克演員對口型演出） [80]；1990年由格雷厄姆·克利福德（Graeme Clifford）執導的改編版；1995年由湯姆·麥克勞林（Tom McLoughlin）執導的《海倫·沃克的幽靈》（The Haunting of Helen Walker）；1999年由本·博爾特（Ben Bolt）執導的改編版本[69]；2003年由尼克·米拉德（Nick Millard）編劇並執導的低成本版本；2009年的義大利語電影《湖的秘密》（Il mistero del lago）；以及2009年由桑迪·威爾奇（Sandy Welch）改編的《碧蘆冤孽》，由米歇爾·道克瑞、丹·史蒂文斯和蘇·約翰斯頓（Sue Johnston）主演[79]。2015年，一部名為《通過陰影》（Através da Sombra）的巴西電影，只將書中角色名字和故事地點進行了更改，以便讓其更符合巴西的背景[81]。
詹姆斯學者阿黛琳·R·廷特（Adeline R. Tintner）指出，《碧廬冤孽》對許多文學作品產生了影響，包括：
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的《秘密花園》、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可憐的女孩》（Poor Gir, 1951）、魯默·戈登（Rumer Godden）的《孔雀之春》（The Peacock Spring, 1975）、彼得·施特勞布的《鬼故事》（Ghost Story, 1975）、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布萊莊園被詛咒的居民》（The Accursed Inhabitants of House Bl, 1994），以及希拉蕊·貝利（Hilary Bailey）的《邁爾斯與弗洛拉》（Miles and Flora, 1997）[82]。
其他作者改編的小說還包括薩拉·沃特斯的《親密》（Affinity, 1999）、A·N·威爾遜（A. N. Wilson）的《嫉妒的鬼魂》（A Jealous Ghost, 2005）、約翰·哈丁（John Harding）的《弗洛倫斯與吉爾斯》（Florence & Giles, 2010）[68][83]，以及詹妮弗·克魯西（Jennifer Crusie）的《也許這次》（Maybe This Time, 2010）[84]。
受到《碧廬冤孽》啟發的青年文學包括：弗朗辛·普羅斯（Francine Prose）的《轉動》（The Turning, 2012）[85] 和阿黛爾·格里芬（Adele Griffin）的《更緊》（Tighter, 2011）[86]。2019年，露絲·韋爾的小說《鑰匙在轉動》（The Turn of the Key）將故事的背景設定在了21世紀[87]。
《碧廬冤孽》還對電視節目產生了影響[88]：
1968年12月，ABC日間劇《黑暗陰影》（Dark Shadows）中有一個基於《碧廬冤孽》的故事情節。在這個故事裡，昆廷·柯林斯（Quentin Collins）和貝斯·查韋斯（Beth Chavez）的鬼魂在柯林伍德（Collinwood）的西翼徘徊，附身於住在大宅中的兩個孩子身上。 巴納巴斯·柯林斯（Barnabas Collins）穿越回過去，試圖阻止昆廷的死亡並終止這種附身行為[88]。
在《星際迷航：重返地球》 的早期劇集《引導》（Cathexis）、《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和《視線持久》（Persistence of Vision）中， 凱薩琳·珍妮薇艦長在全息甲板上的表演，似乎是改編自《碧廬冤孽》的全息小說《珍尼威·蘭姆達一號》（Janeway Lambda one）[89]。
這部小說在1981年被改編為了墨西哥迷你劇《碧廬冤孽》（Otra vuelta de tuerca）[79]。2020 年， Netflix將這篇小說改編為《鬼莊園》 ，作為邁克·弗拉納根恐怖系列《鬼入侵》的第二季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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