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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又稱流賊，是指流動的土匪、強盜，尤指明朝末年的流寇。
流寇發展的歷史相當久遠，組成份子相當複雜，有逃丁、邊兵、驛卒、礦徒、饑民等，一般流民即可發展成流寇，唐末的王仙芝、黃巢之亂即可視為流寇。流民聚結成寇，首領多是出自於邊軍，或分或合，到處搶糧，使官兵東西奔擊，窮於應付。閻爾梅說過，「寇起山陝之初，各攜其妻孥、親戚置營中」。[1]歷史上最長的流寇流動是黃巢，曾兩次攻陷長安。一旦流寇停止流動，便失去流寇的特性，兵科張縉彥曾奏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黃巢與李自成皆因攻陷首都後失去戰力。
明朝政府制定有魚鱗冊，不允許人口隨便流動，謹防流賊。然而明朝末年的流寇蔚為奇觀，有山西人曾記錄流寇首領名單：「紫金梁其首也，餘八大王（張獻忠）、掃地王（張一川）、邢紅狼、黑煞神、曹操（羅汝才）、亂世王、闖將（李自成）、撞塌天（當即闖塌天劉國能）、滿天星、老回回（馬守應）、李晉王、党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蠍子塊、闖王（高迎祥）、點燈子（趙四兒趙勝）[2]、不沾泥（張存孟）、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夭王，九條龍、四天王、上天猴（劉九思）、丫頭子、齊夭王、映山紅、催山虎、沖天柱、油里滑、屹烈眼（當即革里眼賀一龍）。」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還列出唐賽兒、劉千斤、李鬍子、葉宗留、鄧茂七、李添保、黃蕭養、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曾一本、徐鴻儒、劉香等人，其中劉香是海盜出身。
崇禎二年（1629年），後金入塞，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山西兵馬趕赴京師勤王，因糧餉不足，兵部令守通州，又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部隊發生譁變，紛紛逃回山西。[3]崇禎二年「議裁驛站冗卒」，被裁失業的驛卒與流寇合流，流賊遍及山西、陝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李自成本人就是這次事件中的要角。流賊所到之處，饑民爭附之。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帝令陝西巡撫劉廣生留雜項遼餉銀1萬4千兩，就地賑濟。
崇禎三年（1630年）三、四月間，老回回馬守應、八金剛、王子順、上天猴等部渡黃河，分兵兩路進入山西西北部。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李自成等，亦先後率部進入山西。
崇禎四年（1631年），職方郎中李繼貞上疏說：「皇上以數萬金錢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常供，所獲不止數十萬也，利益莫大焉！」[4]幾天後，李繼貞再次疏陳賑濟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安、西安、平陽、汾州百萬錢糧盡成烏有，雖增兵增餉何救於事。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孰失？當有不待臣言而洞然於心者矣。」崇禎四年（1631年），崇禎帝以內庫銀10萬兩，令陝西巡撫御史吳甡赴陝西延長賑濟。點燈子與滿天星受撫後，上天龍、王老虎、獨行狼、郝臨庵、劉六等部一度受撫。但吳甡齎來的賑銀十萬兩，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萬兩和糧食二萬石，僅是杯水車薪，「所救不及十一」。[5]楊鶴的撫局沒有推行多久，就以失敗告終。[6]
崇禎八年正月（1635年），有滎陽大會，吳偉業《綏寇紀略》：「賊偵知，合七十二營頭目老回回、闖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擇、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會滎陽，議逆官軍。……壬子（初一日），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鋪，部署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婁曾泉於《明朝史略》稱「在這次會議上，李自成初露鋒芒，表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胡允恭亦言，「滎陽大會堪稱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明末農民起義將由困難走向勝利，農民軍由分散的武裝鬥爭趨向聯合作戰」，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滎陽大會」。[7]
滎陽大會僅出自於《綏寇紀略》一書，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張岱《石匱書後集》、計六奇《明季北略》、彭孫貽《平寇志》和談遷《國榷》均無記載。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稱：「所謂滎陽大會召開的起因和議題，同基本的歷史事實鑿枘不相容，顯然出於好事之徒的附會」，結論是「滎陽大會是一個虛構事件」。
崇禎八年，洪承疇督剿西北的李自成，盧象升督剿東南的高迎祥。崇禎九年張獻忠部一度圍攻滁州，逼近南京，又轉而圍攻鳳陽，不克，輾轉進入廬州、安慶府境。同時，高迎祥部則由密縣、登封至嵩縣，又回到陝、豫交界之山區。是年，高迎祥被俘犧牲，李自成繼任闖王。事實上，明代萬曆年間，流寇已成大患，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奏疏：「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已未（萬曆四十七年），遼東四路進軍，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鱗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荐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崇禎十年盧象升奏言: 「寇每股雖號數萬，婦女老弱半焉。」崇禎十年三月，楊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網之策，加強了對農民軍的圍追堵截。
崇禎十年的陝西大旱，李自成部轉移到鞏昌府南部。孫傳庭奏稱:「臣維闖、過等賊，與大兵相持於階、成山中者七、八月，氣焰風聲，益非昔比。」
崇禎十一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及南直隸的沿海地區皆旱。華北一帶「旱，蝗，赤地千里」。[8]
崇禎十三年，災害擴大，北方全部淪為旱災災區。《豫變紀略》卷三：「是時大旱、蝗，川澤皆竭，濠隍之徑揚塵。自是而後，土寇大起如蝟毛。」崇禎十三年秋天，張獻忠部進抵綿陽、漢州、金堂、簡州、資陽、瀘州。崇禎十三年冬，李自成出商洛山，進軍河南府境。此時的河南府已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餓殍遍地。李自成進軍河南府時，「賊既入豫，饑民從者日眾」。北方大旱摧毀了明朝財政，義軍則休養生息，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崇禎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攻開封，有騎兵三百人，步兵三千人，「合諸脅從之徒約三萬人」。崇禎十四年以後農民軍已擺脫不利的局面，寇強官弱，千里縱橫。
崇禎十五年八月，明督師侯恂在《論中原流賊形勢疏》中說到，「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併之心，陰相猜貳。」崇禎十六年以後，李自成的大順部隊已不可擋，陣中發展出強大的進攻能力，每三萬騎兵，分作三個行列，「前者返顧，後者殺之」，如同三堵牆一般，時人呼之三堵牆。饑民往往充當農民軍的炮灰。[9]。崇禎十六年秋，孫傳庭部在豫西與李自成郭決戰，官軍敗，孫傳庭戰死。明亡矣。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國。接著，李自成部進軍山西，在平陽分兵，一路北上太原、大同、宣撫至北京，另一路經澤州、懷慶、衛輝、大名、河間至北京。兩軍皆勢如破竹，明朝滅亡。
明朝並非不能抗擊流寇，然剿不勝剿，又陷於東北清兵堀起，苦於兩面作戰。終至亡國。[10]明王瓊《雙溪雜記》即說明：「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
流寇並非明朝所特有，清之白蓮教、捻亂也屬流寇性質，嘉慶二年（1797年），明亮、德楞泰總結白蓮教「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羽不待徵調，蹂躪於數千里」「東奔西竄，無久占之地，無一定之所，以劫掠為生」的流動作戰方式，進呈《籌令民築堡禦賊疏》一文。
石達開從太平天國政權出走之後。曾國藩稱石達開說「既鈍於浙、鈍於閩，入湘後又鈍於永祁，鈍於寶慶，裹助之人願從者漸少。且無老巢以為糧台，糧、米須擄，子、葯須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間。」[11]，最後「糧盡，食及草根，草盡，食及戰馬，兼之瘧疾流行，死亡枕藉」[12]
「捻」者，捻香也，流動於黃河流域，捻亂持續時間比太平天國更長，也更難平定。1865年，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殲之後，清朝傾全力對付捻軍，動用湘軍、淮軍及數省兵力，利用地形，「畫河圈地」，後分為東、西二捻，西捻為左宗棠所平定，東捻被李鴻章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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