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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同治維新，是清朝後期時，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礎，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口號和目標先後分別是「師夷長技以自強」和「師夷長技以求富」。此運動自1861年—1894年，持續30餘年，歷經同治光緒二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所主導推動，在皇權之背景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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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戊戌百日維新。
自強運動是近代中國首次全國規模之西方工業運動；自強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一批留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則帶來大批工業及化學企業，有助中國走上工業發展和科技發展之路。儘管該運動在清軍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中徹底失敗，事實上洋務運動受到了不少保守派的阻力以至於淪為形式，但是對清朝乃至整個中國的思想與科學近代化，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1]
第一次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令清朝統治者驚惶失措。清朝在《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條約中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滿足了歐洲列強之要求，同時太平天國民變掀起，動搖朝廷統治根基。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執掌大權的兩宮太后、奕訢等人，認為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世派」提出之「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主張摹習列強之工業技術和商業模式，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得強大之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廷統治，此等人因此被稱為「洋務派」。
清咸豐十一年1月11日，咸豐帝批准了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洋務運動從此開始。
在1861年3月11日設置中國首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負責掌管對外事務，後來成為推動自強運動的主要機構。另為了應對外通商事務，於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將1844年在廣州設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門（1866年改為南洋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遷至上海，掌管當地的對洋通商事務。1870年李鴻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後，總理衙門的作用漸減，幾乎所有外交事務都由在天津的李鴻章處理。
在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以「自強」為口號，通過引進大機器生產技術，在各省成立了新的軍事工業，以加強軍事力量。如安慶內軍械所（安徽安慶，曾國藩）、天津機器製造局（天津，崇厚）、江南製造總局（上海，李鴻章）、漢陽兵工廠（湖北漢陽，張之洞）、金陵機器製造局（南京，李鴻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楨）和西安機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於生產管理方式是官僚主義舊式管理，加上產品僅供政府使用，不計成本，使得這些軍事工業的產品大多沒有利潤，因而少有繼續投資擴大生產的。
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完全屬於官辦性質，其經費主要來源是海關關稅、軍餉和厘金。所生產的產品不經過市場流通領域而直接調撥給湘軍，淮軍與沿海各省軍用。19世紀80年代後因為各局廠經費短缺，以往那種不計價格的調撥方式有所改變。例如南洋和廣東先後向福州船政局訂造兵船，均以協款名義先行預付船價半數左右。此後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籌款。並按照福州船政局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辦理。江南製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的每年歲入中都有各省解還的軍火費用。同時，各軍火工廠的生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際軍火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果所產某種武器成本和售價過多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就會停止生產。這說明雖然是官辦的和不為交換而進行的軍火生產，也無法完全規避價值規律的制約。因此，這些軍事工業逐漸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
如果說總理衙門成立，是洋務運動興起標誌，那麼堅船利炮的訴求成為清中央政府的方針，也是洋務運動興起的重要記號。因為洋務運動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中心內容，就是從堅船利炮引發出來的。[3]
洋槍洋炮和輪船的使用與購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認可和成為它的方針政策，卻是這一年開始的。是年奕訢明確奏請購外國船炮，以期早平內患；清廷復諭說：「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內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於大局有益。」並著赫德代為購辦。[4]
在東南前線鎮壓太平軍的曾國藩根據切身體會，也說出了「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的話，於是購買外洋船炮全面展開。無數歷史事實表明，生產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前進的跳躍，常常是從先進的軍事技術發其端。兩軍對陣的主要目的是戰勝敵人。為此，指揮員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尋求新式有效的武器，[5]
中國近代史上有頗為典型的事例鴉片戰爭，在戰爭中有些人對於英國的堅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對優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6]很能正視現實的思想開明的林則徐，除向洋人購買新式船炮外，還打算自己設廠製造。這雖因頑固派的反對而未能實行，但研製新型武器，幾乎成為關心國家大事的先進士子們的主要話題和行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於1843年仿造美國水雷成功，梁章鉅稱「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製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7]
姚瑩向俘獲的「黑夷目」詰以造船炮之法，以為自己仿造作準備。掌雲南監察御史福隆阿主張「訊眾夷犯，令將該國製造火藥與千里鏡、西瓜炮等訣法，明白陳說。所獲夷炮，如果輕而易攜，即應募匠照制。」[8]
19世紀40年代前、中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仿製新式武器，一時成為風氣，士子群起鑽研軍事技術並著書立說者甚多，粗略統計有：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江伸洋的《鑄炮說·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圖說》，丁守存的《西洋自來火銃製法》，黃冕的《炮台旁設重險說》，陳階平的《請仿西洋製造火藥疏》，等等。這些仿造與著述，反映了人們把西洋先進船炮技藝轉為已有的迫切願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國將西洋新技藝轉為己有的願望已有了實現的可能。這正是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思想的體現。
社會往往不是按人們臆想的模式發展。中國近代史上的「師夷長技」，不是在「制夷」中興起的，而是在「制百姓」開始認真實行的。甚至某種程度還是在造反軍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實行的。事實表明，在清軍和太平軍兩大敵對陣營的戰爭中，雙方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同步實行「師夷長技」。兩軍對陣，指揮官和士兵對於敵方武器銳利程度感觸最為敏銳，追求新式而有效戰勝敵人的武器，最沒有保守觀點。太平軍為了制勝清王朝而「師夷長技」，清軍為了制勝太平軍而「師夷長技」，這是歷史的必然。 觀將這一必然的歷史作一簡單回顧。[9]
1851年太平軍在廣西金田起事時，尚不知有先進新式武器，它的購置和使用洋槍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後。其使用洋槍炮的具體思想雖無從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卻是事實。兩江總督怡良的一段話可以證明：[10]
「據吳健彰（上海道道尹）稟稱：盤獲寧波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並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吶吐致鎮江逆酋羅大綱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船戶王阿莫等供稱：系夷人雇裝兵器至鎮江賣給賊匪者。」
這段話清楚他說明，[11]太平軍於1853年已與洋人有聯繫併購求新式武器。事實上此後即不斷有太平軍使用洋槍的記載。例如：1856年曾國藩攻陷安福縣時，「奪獲洋槍炮械藤牌四百餘件」；1859年，曾國藩說太平右軍主將韋志俊向湘軍投降時所帶「器械甚精，洋槍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稱太平軍楊輔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槍子落如雨。」1860年後李秀成經營江浙時洋槍洋炮就更多了，李鴻章說李秀成部「洋槍最多」，不為虛語。這些洋槍炮均為洋人所供給無疑。 [12] [13]
據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頁上記載：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萬餘磅，子彈18000發。太平軍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購買外，從敵軍那裡繳獲的也不在少數，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圍中，殺洋兵600餘人，得洋槍2000餘條、炮10餘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戰鬥力大增，當他於1862年率13萬大軍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圍，轟擊湘軍時，「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事後曾國荃向郭嵩燾敘述太平軍洋武器的情況說：
「賊之火器精利於我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打壘年，洋槍隊多至兩萬杆。」
左宗棠於1865年對此也有概括敘述：[14]「從前賊匪打仗，並無外國槍械。數年以來，無一枝賊匪不有洋槍洋火，陳炳文赴鮑軍門（鮑超）處投誠，稟繳洋槍七千餘杆，而本部堂一軍截剿湖州逆賊於皖、浙、江三省邊境，所得洋槍亦不下萬餘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軍使用新式武器已相當普遍。這一方面固然說明時勢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種促使清軍加快洋式武器購求的壓力。清軍中追求武器裝備近代化，認真購求和使用新式武器並堅持下去加以發展擴大的，首推湘軍和淮軍。
曾國藩於1853年在湖南於湘鄉於辦團練於時，即派員赴廣州購買洋式武器，1854年湘軍水師已有夷炮六百餘尊，並說「湘潭於、 岳州於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此後，胡林翼、彭玉麟等軍將領均不時購求洋炮，[15]其中多數用於水軍。然而，曾國藩雖是較早倡導購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於他是以封建衛道者自居，他意識到過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後果將是「用夷變夏」，放進展不速，並屢戒其弟國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於太平軍的威脅和出於速勝太平軍的考慮，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給曾國荃。這種指導思想，就規定了湘軍對洋武器的購求與使用進程是緩慢的。故總的看湘軍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16]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的，當推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於1862年4月間率淮軍從安徽來到上海，一與外國軍隊接觸，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他致書曾國藩說：「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 實非中國所能及。」並推崇洋人的「戰守攻具，天下無敵」。李鴻章「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受辱」，以學習西人「秘法」。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視野，加上他所遇強敵李秀成部的洋槍洋炮最多，使李氏認識到「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始克有濟，促使他更「堅意要學洋人」。這就使李鴻章淮軍的洋槍化的速度較之湘軍要快得多。[17]
據統計淮軍1864年使用洋槍占全軍80％以上，到1865年， 據李鴻章自己記載：5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基本上做到「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反觀曾國藩的湘軍不及淮軍遠矣：湘軍「每營五百人僅用抬槍小槍一百二十餘杆」，而淮軍「每營則用洋槍四百餘，少亦三百餘杆」。淮軍於1864年且另設有洋炮隊四營。淮軍比之湘軍的武器質優而量多，與淮軍洋槍化武器相適應，練兵的方面也加以改變，這又是湘軍所不能與之比擬的。[18]
洋務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國採購軍事裝備，並成立了四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與福建船政水師。其中北洋水師購買的「定遠」、「鎮遠」鐵甲艦號稱「遠東巨艦」是當時遠東噸位最大，火力最強的艦隻，並在旅順修建了新的軍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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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遠號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曾引起日本國民極大恐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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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師旗艦揚武 -
廣東水師旗艦廣甲
由於前期的軍事工業耗費了大量銀餉卻沒有明顯成效，並且軍事工業所需的原料也出現短缺，洋務派決定以「求富」為口號，再發展一批民用工業以籌集資金，這批民用工業的產品很多是以市場為導向，具有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特點。這些民用工業的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輸出。
洋務派在全國修建了30餘所近代新式學校，用來培養科學、軍事、翻譯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於北京的翻譯機構同文館，還有培養翻譯人才的廣方言館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間每年向美國派遣30名幼童留學，他們大多成為日後中國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國內閣總理唐紹儀與鐵路專家詹天佑。擔任副監督的容閎負責選召近代第一批中國留學生。
洋務派在1879年於天津和大沽之間鋪設中國第一條電報線路。其後於1881年開設電報總局，並鋪設由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1874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在率兵奔赴台灣參戰時感到修建現代通訊事業的急迫性，但奏報被守舊官僚否決。1874年，李鴻章在天津至大沽間修建電線，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議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經費由北洋軍餉墊付，並按照輪船招商局的體制招股集資。同年修建電報總局與電報學堂。委派盛宣懷為總辦，鄭觀應與謝家福為會辦。1881年，該線建成。
自1882年4月起，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募集股本8萬兩，當年繳還官本6萬兩，5年後分年繳還2萬兩，其餘墊款則以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省督撫及出使大臣有關公務的電報作為頭等官報，從應受電報費中陸續抵繳，抵還完畢後，頭等官報依然不收費，以盡商人報效。津滬間保護鐵路而設立的士兵和巡路費用，5年內仍然由淮軍軍餉墊付。
天津至上海的電報開通後，英國代理公使威妥瑪乘機要求建設上海至寧波，汕頭等口岸的海底電線。[19][20]電報開通後，李鴻章和總管理衙門反覆函商，決定由電報總局接辦上海至廣東各口岸的陸上電線，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經歷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後。上海至廣東的路線竣工。電報總局由天津遷往上海，仍由盛宣懷督辦。次年，至漢口的電報接通。此後電報事業逐漸擴充，幾乎遍及各個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辦的，也有的為官辦。
電報總局成立後，營業發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墊款至1884年已由頭等官報中扣抵而有餘。但中法戰爭爆發後，頭等官報日增而商報銳減，以至賠累不堪。
洋務運動給中國帶來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新式教育（新學）、新式軍隊（滿清新軍）、新思想（共和）、鐵路、重工業（礦山鐵廠）等影響後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務往來、科學技術上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洋務運動時期建立的機構和系統今天還能見到，如：郵政系統、電信系統、鐵路系統、招商局、江南造船廠、交通銀行等均由晚清延續至今。
洋務運動維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敗給日本，其重點項目北洋艦隊覆沒，洋務運動就此結束，最終失敗。李鴻章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21]
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但也有一定成就，影響日後中國的發展。洋務派抵制商品輸出，刺激了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在洋務運動其間引進西學，促進思想開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國開始近代化。洋務派官員創辦同文館，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學生在外國留學，習得技能，這些學生對西方科技有一定認識，對中國日後發展有莫大幫助。
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再加上經費受到皇室活動影響，進而導致洋務運動的失敗。例如光緒帝親政後，帝師翁同龢（守舊人士）就相當反對洋務運動，對洋務經費更是苛刻，並極力阻撓洋務運動的發展。洋務運動期間皇室活動的花費也很可觀，例如同治帝、光緒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喪；慈禧皇太后壽辰修建頤和園等。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指出，所謂「洋務」乃由於西方社會注重效率，與中國傳統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傳統文化、思想之約束，而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響。如開辦各類實業工廠，社會上需要有各類商業組織作配合，如零件、銀行、保險等等，但這些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都付之闕如；會計沒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會計帳目不能有效核實；人事管制漫無標準，蓋因傳統文化欠缺現代人事管理思維。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認為，洋務運動的失敗是註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而在當時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務運動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註定失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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