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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詩歌（漢朝詩）指發展和興盛於中國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包括期間的王莽政權（公元9年—23年））的詩歌。漢末以年號建安命名的年代196年—220年，常收到特殊目的的文學分析，此外，這一時期的詩文不及漢朝典型，有自身重要的特質，和隨後的三國時期有共同的文學面貌。這一詩風反映了詩歌界更重要的成熟期，也是舊體詩的一個特殊時期，尤其是在半詩歌的賦的發展上；[1]樂府的活動與民謠集和因而產生的後來的樂府詩的發展相聯繫；[2]漢朝末年，一種新的詩風發展起來，[3]即後來的樂府詩，漸漸流行，限定詩句長度使它難以與詩韻相區分，當時特殊的詩一定程度上被隨意區分。漢朝另一重要的詩貢獻是《楚辭》選集，收了一些古中國最古老和最重要的詩韻，也傳播了《詩經》選集。
漢朝的統治家族是劉氏家族。漢朝建立者劉邦本是秦末亂世之際的亭長，犯法後躲在山中，後為瓜分秦朝的楚國十八諸侯之一。他死後被追尊為漢太祖高皇帝，或稱漢高祖。雖然本人因出身民間、缺乏文化，被認為粗俗，但劉邦很重視文學和學習。他對文學和藝術的保護和自身與獨特的楚文化的關聯為他創下的王朝開了先例，這一點也幫助劉氏家族掌控多數政治權力：他允許劉氏諸侯王在封地自治，鼓勵這些在主要朝廷之外的次要王廷發展，也對這一點構成補充；有時，這也鼓勵了諸侯王對文化和藝術的保護，在文化種類和風格上有更大的差異和交流。漢朝的其他重要特徵包括：西漢定都長安，東漢遷都洛陽；漢帝國延伸到新的地區與新的人群和文化產生聯絡，這是一項由2世紀走絲綢之路到達大夏和大宛（費爾干納，在今東烏茲別克斯坦）的張騫等探險者和其他所延伸的發展，將苜蓿和葡萄帶到中國。詩等記錄文字的方法在漢朝歷史上也重要。考古學上已經證明用墨水刷字是漢朝年間的，包括在絲綢、麻紙、簡牘上。簡牘被用精緻的弦索仔細束在一起。當弦索腐爛斷裂，簡牘即混在一起，其上的文字也常混亂。在黏土上標記或刻石等方法也被使用；相對持久性要求詳盡的生產技術。漢朝的詩歌很少保存下最初記錄或發行的版本，現存的漢朝詩多流傳到六朝詩選集中。
漢朝詩人的詩歌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詩經》的古典四字韻格。漢朝年間《詩經》韻的影響被導向舊體詩的重要特點，如直接反映當時的呼聲和經驗，旨在表達人的靈魂之音。[4]漢朝詩人的另一重要遺產是發展出一些自身韻律的《楚辭》，如句長變化，作為一種材料主體，在漢朝詩人的發展下得到延拓，在編輯的詩集中得以出版。此外，還有口頭傳播民歌民謠的傳統。前代的秦朝朝廷不以詩歌聞名；相反，它焚書坑儒，在秦末，朝廷圖書館也被付之一炬。秦朝幾乎沒有造成直接的詩歌影響。漢文化延伸到新地區所引入的新的異域的概念和物質材料，有時即成為賦作的主題。漢朝年間，關於與儒學相關的哲學對話的國家政策集中了一定量的公眾關注和支持從那時起被認為是極少數經典古典作品之一的《詩經》的公共資金。
漢朝有一些已知的著名詩人；但很多詩人佚名，如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的樂府詩選集的詩作者，這些詩也體現了詩出自民謠的傳統。重要的漢朝詩作者包括張衡、劉向。很多用本名或筆名用本人的個人聲音寫作的漢朝詩人用賦寫作或用騷（《楚辭》）風格，或兩者都用。在其他情況下，詩被記在漢朝的特殊人物名下，或從對方的角度寫就但真正的作者不詳。如一些記在蘇武、班婕妤名下的詩就不能確定作者。其他漢朝詩人包括司馬相如、班固和祢衡。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7年）是漢朝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兼用楚辭和賦寫作。
蘇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60年）被扣押19年，在公元前81年回到中國，僅存4首收錄在《文選》的詩。[5]但當時，以某人角度寫的詩常與此人親自所作的詩相混淆。有一個關於蘇武的故事是中國詩歌的常用典故。在被匈奴扣押初期，蘇武受到苛待，以至於不得不吃毛氈、飲化了的雪。後來蘇武待遇被改善，甚至得到妻子生了孩子。漢朝皇帝派師團問蘇武被扣押於何處時，匈奴單于想隱瞞以免外交複雜化；但蘇武得知後，對單于詐稱曾寫了一封信系在大雁腿上送給皇帝，故他的所在已被漢朝使團得知，隱瞞是沒有必要的了。這就是「鴻雁傳書」意象的典出，指大雁為信使，帶著系在腳上（象徵性地）的信或南或北按季節在遙遙分隔的兩人之間傳信。遷徙中的大雁被認為可以用作通信。
班婕妤是漢成帝（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的妃嬪，也是詩人、史學家、作家班固的姑祖母。《文選》有一首著名的詩在她名下。因甚至沒有被侄孫班固收錄在《漢書·班婕妤傳》中，這首詩很可能並非她所作，[5]但顯然寫得如同她或相同地位者所作。這是被隔絕的宮廷女子的詩風的一個重要的早期例子。
班固是一位1世紀中國史學家和詩人，以參與編纂《漢書》聞名。班固也寫了很多賦，被收錄在《文選》。
漢朝最重要的詩歌貢獻之一是《楚辭》的彙編，保存了戰國時期（公元前221年終結）屈原、宋玉名下的多首詩，儘管大約半數以上似乎其實是漢朝年間所作。[6]《楚辭》字面意思即古代楚國的辭句。傳統的《楚辭》版本含17個主要片段，被2世紀文學家漢順帝侍中王逸收錄在《楚辭章句》下。王逸在該詩集末尾加上了自己的題為《九歌》的楚辭或「騷」韻律的衍生詩歌。這些《楚辭章句》的詩歌和《楚辭》片段在詩風形式上各異，包括句韻、嘆詞使用、一節中單個片段是否用標題、跋詩的表現。除文學家王逸外，已知或被認為的收集《楚辭》中詩歌的漢朝詩人包括詩人王褒和學者劉向。淮南王劉安及其文學圈參與了《楚辭》，但不能確定具體的詩作者。
漢朝文學的一大形式是賦，一種詩歌和散文的折衷，在英語中難以分類為詩歌或散文。在漢語中，賦更被視為文而非詩，但不和英語的詩歌和散文相對應（在傳統漢語中，詩和賦一個區別是，詩是被吟唱的，而至少根據《漢書》，賦不是），這一點也因《漢書》作者為賦作家班固而得到確證。[1]漢賦源自《楚辭》，[7]即傳統上被認為在被從朝中放逐後流浪楚國鄉村的屈原的作品。其中《離騷》尤其與之相關。漢賦在公元前2世紀、公元前1世紀與皇帝和諸王的朝廷緊密相聯。[7]換言之，它們是精煉的文學產品，絢麗、優雅、用精煉的詞彙；其主題常包括漢朝都城宮廷生活等話題。漢朝文學的賦形式的發展表現出一種導向後來更個人的詩風和以六朝詩人陶淵明作品為典型的隱逸詩的動向。[8]著名的漢朝天文學家、數學家、發明家、地理學家、繪圖師、畫家、詩人、政治家、文學學者張衡（78年—139年）作了一篇關於自身經歷（真實或想像）的關於出城、政治和回歸鄉村自然的賦。[9]漢朝消亡後，賦形式繼續流行了幾個世紀。
漢朝詩的一個重要部分包括傳統民謠的影響，可從詩集《古詩十九首》和樂府詩中看見。
漢代詩歌的風格的一個最重要的發展能在《古詩十九首》中發現。儘管現存版本只存在於後來的詩集尤其是《文選》，但這19首詩自身表現出是漢朝的。它們對古詩詩風有「沉思憂鬱的語氣……匿名的聲音們從一個陰暗的過去對我們說話，他們聽到一個主導後來幾個世紀的詩的悲傷的音節。」的影響。[10]這19首詩的很多版本在漢朝後的時期里繼續被重新改造，包括唐詩時期的一次重大的復興。因《古詩十九首》字面意思為「19首古詩」，這樣的詩風被認為是古詩風格，或簡單被標籤為古詩。
漢朝詩的另一個重要面貌是和樂府相關的，與字面意義的「樂府」即在樂府寫就的樂府詩集或源自由此產生的特殊詩歌片段形成對比。樂府是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在歷史上和考古學上都有存在證據的中國政府部門，在秦朝即有前身。漢朝很大程度用自身的組織結構接納了秦朝機構，尤其是漢武帝，他與樂府地位的復興和提升相關，依靠它實施主政期間的精心壯觀的典禮表演。樂府的傳統功能包括從帝國周邊收集音樂和詩的歌詞，為皇帝及其朝廷實施和設計表演。樂府發行的詩歌被稱為樂府詩，後來這類風格的作品就被稱為樂府；一些這樣的樂府詩和新樂府詩被隨後最好的詩人所寫。漢朝樂府詩片段在未來被主要是六朝時期的選集如《文選》《玉台新詠》收集和傳播。
漢朝廷最後的年號是建安。這時漢朝廷的政治結構已崩塌，詩的新發展趨勢崛起。因生於漢朝的曹操等詩作者活到建安末，這樣的建安樂府詩風在三國和六朝時期繼續。漢朝樂府詩發展自樂府詩的架構，這是建安風骨和隨後的六朝詩的一個尤其重要的特徵：詩歌的演化軌跡是趨向規律性且固定的句長，在唐朝實現，得到稱讚。從漢朝保存下來的詩歌不僅作為當時詩人成果與技巧的紀念碑存在，也是與唐朝時期（其間傳統上由這種風格發展來的詩被評論家稱為「新樂府」）被明確估價的詩歌遺產的連接，在隨後的舊體詩中繼續被珍視直至今天的詩；相應地，在詩歌領域長期發展鏈的另一個環節，已知或匿名的詩人都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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