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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是西周時期在楚國形成的，以長江中游流域為代表的歷史文化。楚國被認爲蠻夷，但吸收華夏文化，以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結合蠻夷與中原文化而發展。現今的湖北為楚文化發源地和湖南北部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湖南大部和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後楚文化的發展地區；江蘇、浙江和安徽北部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另外廣西、貴州、雲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和韓國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與楚文化相對應的有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齊魯文化等，這些地域文化，包括楚文化在內共同組成了後世中國文化的主體——漢文化。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6年12月24日) |
楚文化發源地說法不一，有多種說法，但楚文化來源於中原西周文明是一定的。周成王封鬻熊的曾孫熊繹為子爵，建都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春秋時期，遷都至郢，改國號為楚。戰國末期因為郢都被秦國攻破，遷都於陳，後又遷都壽春。
另外新華網報道，根據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湖北鄖縣遼瓦店子遺址或是楚文化的發源地，2009年，中國考古學會與國家文物局聯合舉辦的"南水北調中線文物考古發現學術討論會",與會的100多名專家經過反覆比較和相關實物資料，認為鄖縣遼瓦店子遺址或許正是學術界尋找多年的楚文化源頭。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漢江中游早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成為南北文化交流的"孔道"，各種不同的地方文化在這裡交會融合，特別是進入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和宋金對峙等歷史後期，這一地區作為南北政權的政治分界線和南北文化交鋒面就顯得更加活躍。公元前20世紀至公元10世紀，中國政治中心一直位於以西安、洛陽為中心的關中和伊洛地區，這一地區與華東、華南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漢水和丹江進行，而位於漢江中游丹江口庫區的鄖縣正處於東西、南北文化交流的中間地帶。直至東晉及南北朝時期，因為中原政權偏安江南，而江南之地大部分均是戰國時期原楚國的領土，楚文化日益受到重視。通過地層學和類型學這兩種主要的考古認定方法，遼瓦店子遺址是楚文化源頭的最重要的證據，就是在鄖縣遼瓦店子遺址發現的從夏朝一直到戰國時期的諸多生活器具等實物資料。在出土器物的形制與紋飾上，與在漢江中下游荊州等地出土的楚國中期文物一脈相承，而又明顯早於中期，如鬲、盂、罐、豆等為代表的多種器物。其中，在遼瓦店子出土的鬲，有著翻口、卷沿、繩紋、尖錐狀足等特點，為早期楚文化的典型器物。而此前在荊州出土的戰國楚式鬲，完全與其一脈相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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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建國丹陽至周平王31年（公元前740年）。在這一時期，楚國完成了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在吸取中原文化之長的基礎上，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崇火崇鳳好巫、開拓進取、不拘禮法、愛標新立異等特點為後來楚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
戰國時期，楚國銅器生產爐火純青，鐵器普遍得到推廣，絲織刺繡興旺發達，漆器木器應運而生，物質文化達到了頂點。鼎盛期的楚國精神文化大放異彩，從哲學到文學，從字畫到樂舞，無不獨領風騷，同時，楚人的政治社會體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趨於成熟定型。[2]
秦漢時期，秦國滅楚，排斥楚文化，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根深蒂固，秦末，楚人劉邦、項羽大興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復甦之勢，但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自成體系的楚文化不復存在，而楚文化的某些元素卻與傳統中原文化在後來形成了新的漢文化。[2]
楚文化的精神體現為，「篳路藍縷」的開拓創業精神，「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4]
- 開拓進取：不滿足於已得和已知，努力開拓未知領域。楚人立國之初，偏僻狹小，但它們不滿足於偏安一隅，通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歷程擴大疆域。楚人之所以能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於其開拓進取的精神。
- 開放融合：楚人建國後，民族政策為：「撫有蠻夷，……以屬華夏」，表現了開放融合的思想，比當時管子「戎狄豺狼，……諸夏親昵」和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思想進步。在發展過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長，並積極開展文化交流。
- 至死不屈：楚人經過的歷程既不服周、也不服秦。楚受封於周，理應為周服務，在楚立足既穩後，楚人就開始「包茅之不貢」，就敢於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後來還有奪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無可奈何。秦國強盛後，楚敢與之爭鬥，以致於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
崇火尚鳳、親鬼好巫、天人合一、浪漫，與中原文化尚土崇龍、敬鬼遠神、天人相分、現實主義形成強烈對比。
尚赤，建築服飾器物均以赤為貴；尚東，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東為榮。
楚文化偏重於情感，而不是禮法，在念祖、忠君、愛國上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表現得要更為強烈 [5]。比如楚國的都城丹陽、郢遷移多次但名字不變，就是為了緬懷祖先。
物質方面主要表現為漆器、木器及青銅器，絲織、刺繡及工藝品，郢都、宮殿及台榭建築，帛畫、壁畫及屈騷莊文，編鐘、琴弦及輕歌曼舞，祭祀膜拜等。
由於楚國山高林密，湖泊眾多，河流蜿蜒，造就了獨特的楚文化。與北方的政治色彩濃厚的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更顯神奇，浪漫和華麗，對後來兩千年的詩、詞、曲的創作風格影響極大。
紅銅文化又稱"金石並用",與青銅文明的區別是：紅銅文化有豐富的大型青銅禮器，造型別致極具感官藝術，而日常生產工具和武器卻還是以石器為主。中國青銅禮器是構成楚文化的主體的支柱之一，「鼎」和「編鐘」是楚國青銅器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鼎居楚地的青銅禮器之首。在古史記載的春秋時代，《左傳·宣公三年》記載了「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的經典段子（見九鼎），說明了楚王對「鼎」的崇拜和嚮往聞達於諸侯，也令得周天子不滿。不過根據考古發現，楚國的出土青銅鼎數量很多，並且與其他各個區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於個性的形態特徵，稱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於鼎，這兩種鼎從春秋中晚期開始到戰國晚期在楚國一直都很流行。看來楚王的「問鼎」的願望最終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鍾是楚國青銅樂器最具代表性。在以禮樂文化為主體文化的社會中，禮器與樂器同是為禮樂文化服務的。青銅鐘分為甬鍾、鈕鍾、鎛鍾三種，按一定的先後次序組合起來，稱為編鐘。戰國時代，隨著鐵器的長足發展以及社會的大變革，青銅禮樂器逐漸衰落，青銅的運用開始由禮樂文化轉向世俗生活。楚人開始大量使用青銅製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製造的最成功的銅器日常生活用品當數銅鏡和帶鉤。
在長期的青銅器製造過程中，楚人不斷提高青銅器的水平，製作工藝也日趨精湛。楚人最常使用的青銅器製造工藝有陶范法、失蠟法、鑄鑲法。這些方法最適合製作大型的青銅器，其優點是製成品硬度高而韌性低，缺點是脆、容易折斷，另外一點是錫比例較高，需要更多的錫礦石。
楚地並不盛產銅和錫，按照楚地如此大規模的制銅，估計礦產消耗量不小，一般推斷是楚王通過貿易或者接受進貢得到的。
在地質學上，離楚地最近的銅錫礦帶是滇西—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錫礦帶,在中國境內最著名的古錫礦有雲南高黎貢山礦，其以出錫礦為主，銅為次。[6]
關於金屬礦的貿易，根據《詩經·魯頌》說：「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可能淮夷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楚人生活在一個漆的王國中，生離不開漆，死也離不開漆。其生時使用的日常生活實用器具和娛樂用品是漆品，死後喪葬用品也多用漆品。楚國漆器的胎體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木胎。此外，還有皮胎、竹胎、金屬胎、陶胎以及絲麻織品髹漆物等。楚國的竹胎漆器以竹編織物最為精緻。楚國的竹編織物在許多楚墓中都有出土，是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
漆器是雕塑和漆繪高度結合的產物。胎體的造型和漆繪的圖案與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審美觀念和藝術品味。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對象為自然與神怪。楚漆器上漆繪內容客觀反映當時楚國的宗教生活與社會生活。
楚國絲織品品種十分齊全，幾乎包括了先秦絲織品的全部品種。楚國絲織品質地輕薄、經緯密度大。楚國絲織品的色彩，以紅色、棕色為主，這與楚人崇火尚赤的風俗相一致。從色譜上進行分析，有黃、紅、紫、藍、綠、褐、黑等色，可見其色譜已經相當完整。
楚國絲織品上的紋飾，從施紋的技巧而言，可分為編織和刺繡兩種。編織紋飾是以絲織工藝中的提花技術的發展為基礎的。由於受到施紋技術的限制，編織紋飾的題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幾何紋為主，人物和動物題材只占少量。刺繡是用多種彩色絲線在絲織品上鎖繡紋飾一種工藝。刺繡題材以動物、植物為主，而動物中又以龍、鳳為主。
楚國科技發達的領域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技術、青銅冶鑄技術和天文學等方面。
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面。楚人已超越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的生產方式，而採用新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火耕」即用火燒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後下水播種，這樣既可增加水田肥力，又可用草灰作肥料；「水耨」 是將稻田中的雜草灌水漚腐，化作肥料。實際上，到了春秋時期，楚國的農業生產技術義進了一步，越過了「火耕水褥」水平，而開始使用青銅與鐵製農具，並采陂灌與井灌技術。春秋中晚期和戰國時期，鐵器的生產工具已在楚國廣泛使用。鐵器工具的廣泛使用，大土地開墾與農業精耕細作創造了良好條件，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與此同時，楚國的農業在春秋時期還開始使用了銅或鐵犁，代替了過去的石犁。
楚國的青銅冶鑄技術起步較晚，但後來居上。楚成王征服江漢後，青銅冶鑄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大冶銅綠山古銅礦的開採不晚於西周，到楚莊王以後，楚國銅礦的採掘、冶煉，青銅鑄造等都已超越中原與吳越，在春秋中晚期位列諸國之首。
楚國是當時天文學最發達的諸侯國之一，楚國的職官中專設有大史和卜尹，負責觀察星象、研究天文。《史記·天官書》列舉了自遠古高辛氏至戰國時期的天文學家共十四人，其中有兩位是楚國人，他們是甘德和唐昧。甘德長期觀察研究天象，曾系統地觀測了金、木、水、火、土五個行星的運行規律，精密記錄了恆星的位置，編成恆星表，他還著有《歲星經》與《天文星占》兩部著作，後人將《天文星占》與魏人石申所著《天文》兩書合成一書，名為《甘石星經》，這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一份恆星表，僅次於巴比倫星表。
楚人在數學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4年在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中出土的《算數書》是中國數學史上也是世界數學史上驚人的發現，它把中國數學的成書年代提前了300多年。該書由兩百餘支竹簡組成，全書內容分為計算方法數學應用兩部分。據考證，此墓主人是楚國人。《算數書》成書不會遲於戰國晚期，其內容和書寫體例，都與遲於它約三個世紀的中國古代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相近。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術》的母體。《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傳統數學的代表，其思想方法是著重應用與計算。[7]
- 湖北：楚文化發源地，稱作荊楚文化，楚的本意就是荊木，生長在長江中游江漢平原地區的荊木，荊就是楚，楚就是荊的意思
- 湖南：多稱為湖湘文化。
- 韓國：有學者稱楚文化是韓國文化之源[8][9]，現今，韓國的很多城市地名與楚國一樣,如襄陽，部分城市在韓國漢江的分布位置甚至和楚國相同地名的城市在楚國漢江的分布位置都一樣，如韓國的丹陽（楚國的始都也叫丹陽，位於今天的湖北省保康縣）、陰城郡（今天中國的老河口市的古地名也為陰城）、韓國光州市（今天中國的潢川縣古地名也為光州）、韓國首都首爾古稱漢陽（今湖北省也有漢陽）、江陵市（今湖北省荊州市有江陵縣）、還有洞庭湖，同時韓國的母親河韓國漢江與楚國的母親河中國漢江的上游都有一個名字一樣的山太白山。[10]更有甚者，根據《日本書紀》,朝鮮歷史上迦椰時代，分為三區作慶南地方、慶北地方、湖南地方，根據《山海經·海內北經》、《後漢書》、《三國志》均記載其地為辰國，在《詩經》中辰也是指殷。
後迦椰被新羅消滅，新羅將整個朝鮮半島稱為九州。中南民族大學的楊萬娟教授認為，朝鮮的開國神話檀君朝鮮中的天神桓雄的原型可能是楚國的韓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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