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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理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楊振寧(英語:Chen-Ning Franklin Yang,1922年10月1日—[註 1]),男,安徽合肥人,中國理論物理學家,研究領域有統計力學、粒子物理學[17][7]。他曾於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合大學念本科、碩士,後赴美念博士。他與同是華裔物理學家的李政道於1956年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因而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最早華人諾獎得主之一,他也是目前兩位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國公民之一。
楊振寧 Chen-Ning Franklin Ya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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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8] 中華民國安徽省合肥縣[9] | 1922年10月1日
居住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國籍 | 中華民國(1922—2015年)[10][11] 美國(1964—2015年)[12][13]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5年—) |
母校 | 合肥一中(高中)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士、碩士) 芝加哥大學(博士) |
知名於 | 楊-米爾斯理論 楊-巴克斯特方程 宇稱不守恆 拜爾斯-楊定理 李-楊單位圓定理[14] 朗道-楊定理 |
配偶 | 杜致禮 (1950年結婚—2003年喪偶) 翁帆(2004年結婚) |
兒女 | 2子1女 |
父母 | 父:楊武之 母:羅孟華[15] |
親屬 | 弟:楊振復 |
獎項 | 諾貝爾物理學獎(1957年)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數理科學組,1958年第2屆) 拉姆福德獎(1980年) 美國國家科學獎章(1986年) 班傑明·富蘭克林獎章(1993年) 中國科學院院士 (外籍院士,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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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生涯 | |
研究領域 | 理論物理學多領域 (包括統計力學、粒子物理學) |
機構 | 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香港中文大學 清華大學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
博士導師 | 愛德華·泰勒 |
其他指導者 | 恩里科·費米[1][2] 王竹溪 吳大猷 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 [3] |
博士生 | 比爾·薩瑟蘭 Alexander Wu Chao(趙午) C. K. Lai(黎振球) Ed Yen(閻愛德) Ben Fan |
其他著名學生 | 張首晟[4][5] |
受影響自 | 詹姆斯·金斯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沃爾夫岡·泡利 赫爾曼·外爾 |
施影響於 | 朱棣文 [6] 朱經武[7] |
簽名 | |
1954年,楊振寧同米爾斯創立了「楊-米爾斯規範場論」,是研究凝聚原子核的力的精深理論。楊振寧和米爾斯把電磁作用是由定域規範不變性所決定的觀念推廣到對易性的定域對稱群,提出具有定域同位旋不變性的理論,發現必須引進3種矢量規範場,它們形成同位旋轉動群SU(2)的伴隨表示。揭示出規範不變性可能是電磁作用和其它作用的共同本質,從而開闢了用此規範原理來統一各種相互作用的新途徑。自從楊振寧、羅德尼·巴克斯特分別於1967年與1972年創建了量子楊-巴克斯特方程(簡稱QYBE)以來,量子可積模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弗拉基米爾·德林費爾德所建立的楊代數和量子群理論對物理中的量子完全可積模型的對稱性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數學工具。經過系統的發展,已經證明楊-巴克斯特方程在統計模型、量子多體問題、量子可積模型、紐結理論等領域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2022年,楊振寧入選感動中國2021年度人物名單[18]。
1922年楊振寧生於中國安徽合肥[9],父親楊武之獲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主任多年。楊振寧出生時他父親正在懷寧一所中學教書,故給長子取名「振寧」[19]。楊振寧10個月大時,楊武之考取安徽公費留學,前往史丹佛大學學習[19]。楊武之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數學系師從名家倫納德·尤金·迪克森,成為中國第一位數論方向的博士[19]。楊武之回國後長期擔任清華大學算學系(即後來的數學系)主任[19]。楊振寧的家裡後來又多了4個弟弟妹妹[20]。
楊振寧4歲認字3,000多個,5歲會背《龍文鞭影》[21]。楊振寧回憶自己小時候愛看《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但那時對《紅樓夢》沒有興趣[22]。他少年時代先後就讀於廈門市演武小學,北京教會學校崇德中學,昆明一中等。楊振寧從小興趣廣泛[23],尤其是中學時候讀到的詹姆斯·金斯的《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對其影響很大[22]。他讀中學時就對父親說過:「我長大了要爭取得諾貝爾獎!」[23]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楊振寧同家人先回到安徽合肥老家。再後到漢口,坐輪渡到武昌。[25]後又隨任西南聯大數學系教授的父親楊武之輾轉至昆明。1938年夏,因學生輾轉之原因,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所有學生可按同等學歷報考大學,且不需文憑。得此消息,楊振寧便以高二學歷報名參加西南聯大的統一招生考試,幾天之後,便以出色的成績被錄取。[26]
楊振寧報考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因為對化學很感興趣,且在高中時只讀過化學而沒有讀過物理,於是報考了化學系。他後來才發覺自己更喜歡物理,便轉到了物理系。[27]
1942年,楊振寧畢業於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導師為國立北京大學吳大猷),1944年在西南聯大研究所畢業(其導師:國立清華大學王竹溪)。在西南聯合大學就讀期間,他與同學黃昆、張守廉合稱「三劍客」[22]。
1945年,楊振寧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國,就讀於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期間,楊本來想進阿里森教授的實驗室進行實驗研究,但是因自己笨手笨腳而放棄這一打算[22]。他後來選擇跟愛德華·泰勒做理論研究,但做了一些泰勒建議的研究課題後,二人發現彼此的研究興趣方向並不相同[22]。隨後,他只好同導師泰勒協商,自己決定畢業論文的研究內容,但仍與導師維持好的關係[22]。他的博士論文主要考慮過4個選題方向,都是別人不做的題目,其中有3個他都沒有做出進展,這使得他情緒比較低落[22]。他後來才找到1個有研究靈感的選題,並完成其博士論文[22]。1948年,他取得博士學位。
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並開始同李政道進行了一段長達十多年富有成果的合作。楊振寧回憶1949年自己剛開始進行獨立研究還不久的時候非常難熬,當時還沒有找到機會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價值,感覺比較鬱悶,但也承認這個痛苦的時期是每個初出茅廬的研究者都會經歷的[28]。當時的院長奧本海默說,他最喜歡看到的景象,就是楊、李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地上。1957年夏天,李、楊剛獲愛因斯坦獎章時,楊振寧因要到瑞士日內瓦工作,經過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與留在中國的父親楊武之在日內瓦小聚[29]。1956年10月,30歲的李政道和34歲的楊振寧在美國《物理評論》發表文章,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並因此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29]。
1966年以後,他長期執教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創立並主持該校的理論物理研究所(於1999年更名為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他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58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1965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17年當選,1994年當選外籍院士);並且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博文講座教授。1977年楊振寧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頓創辦了「全美華人協會」,促進中美關係。
楊振寧於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國國籍[30][31],他認為父母親是不贊成他加入美籍的,所以直到來美19年以後的1964年,他才下決心加入了美國籍。對於這件頗有爭議的事,楊在一次訪談中解釋說:換美國護照是因為學術和工作的關係,要去各個地方旅行。而拿中華民國護照旅行當時非常不方便[32]。
中美關係因1971年3月乒乓外交解凍,同年7月19日至8月17日楊振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探親。[33]除探望病重的父親楊武之,他向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開列要見面的親友名單的第一名是舊同學、中國原子彈科學家鄧稼先,此舉無意中解救了身陷青海文革批鬥的鄧稼先。[34]自此紅衛兵再沒有把青海221廠的科學家打死,于敏、陳能寬、胡思得也因而得救。[34]
楊振寧曾與陳省身、丘成桐等一起參與「保釣」運動[35]。他頻繁前往中國引起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對他盤問[36]。
此後,楊振寧為提高中國的物理研究水平作了許多工作[37],多次回到中國大陸講學,為被政治運動所破壞的中國大陸物理學界帶來了當時國際物理研究的前沿知識。1986年,楊振寧推動在南開大學陳省身數學研究所內建立了理論物理研究室[38]。他還促成了億利達青少年發明獎等獎項的設立以促進中國在更廣泛的科教領域的發展。1997年楊振寧推動創辦了北京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吸引高水平的中青年學者從事前沿研究,聘請圖靈獎獲得者姚期智到清華工作。
2001年11月,楊振寧獲得在華永久居留資格[39]。自2003年起,楊振寧開始在清華大學長期定居[40]。2004年11月,楊振寧正式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證[41]。
2015年2月,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13],於4月1日[12]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同年,他由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10]。這次由中科院外籍院士轉為中科院院士在歷史上尚屬首次[42]。因無先例和程序可循,中科院學部專門制定了《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12][43]。
2021年5月14日,楊振寧將自己辦公室和資料室內的圖書、文章手稿、來往書信、影像資料,以及字畫和雕像等藝術品(共計2,000餘件/冊)無償捐贈給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為此設立「楊振寧資料室」[44]。同年9月22日,中國教育部負責人員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委託,到清華大學看望楊振寧,為其祝壽,當時正值楊振寧虛歲100歲生日[45]。當天下午,楊振寧在清華大學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為題發表了講話[46]。
楊振寧的物理學研究領域廣泛,他在統計力學、粒子物理學理論和量子場理論等方面都取得了傑出成就,特別是他和李政道合作期間成果豐碩[47]。其中,他最重要的貢獻有3項,分別是1954年與學生羅伯特·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定律(或曰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恆定律和1967年的楊-巴克斯特方程[48]。楊振寧90歲壽辰時,清華大學模仿「朗道十誡」,送給他一塊4個側面刻滿其13項主要物理學貢獻的黑色大理石立方體作為壽禮[48]。不過與朗道獲得的大石板不同,楊振寧的大理石只有手掌大小[7]。
楊振寧是受沃爾夫岡·泡利1941年發表的《基本粒子的相對性場理論》之啟發而思考是否能發展出更廣泛的規範不變性,這花費了他數年時間。楊的規範場理論剛提出時還有好幾個大的瑕疵,比如無法解釋多數類型粒子質量的來源以及找不到使規範場重正化的辦法,甚至他1954年2月在作報告時還曾被泡利不斷追問和刁難[7]。楊無法回答泡利,只好承認自己考慮得還不夠清楚然後演講作罷[54]。這種尷尬局面使得規範場理論起先未能引起同行們的足夠認可[54]。關於泡利為什麼沒有優先發表有關規範場論的研究,楊振寧在《六十八年心路》一書中有詳細分析,並將其歸結為「價值判斷非常不同」[55][56]。
大約在1967年,打算繼續推廣規範場理論的楊振寧在一次廣義相對論會議上偶然注意到規範場論中的場強度公式與黎曼幾何中的曲率張量公式非常相似。1967年,楊振寧向幾何學家詹姆斯·西蒙斯請教規範場和纖維叢之間的聯繫。西蒙斯肯定楊振寧的規範場理論與微分幾何中的纖維叢理論一定有密切聯繫,並給他一本美國拓撲學家諾曼·斯廷羅德寫的《纖維叢的拓撲學》(The Topology of Fibre Bundles)看。楊振寧當時沒看懂,就先放到一邊去了,並擱置數年。後來楊總是回憶說:「我看不懂。這種抽象的數學語言對物理學家來說,實在沒法讀下去……世上有2類數學著作:第1類是我看了第1頁就不想看了;第2類是看了頭一句話就不想看了。」與此同時,波蘭數學家特勞特曼(Andzej Trautman)和美國物理學家盧斯(H. G. Loos)也都察覺到了纖維叢和規範場理論之間的聯繫,但他們的研究沒有引起同行重視。到70年代時,隨著1954年那篇規範場論文被越來越多的同行引用,楊振寧也開始逐漸重視規範場理論的價值。最後楊振寧在1975年親自邀請西蒙斯為自己和同事辦了一系列介紹微分形式和纖維叢的專場講座報告。[57]
1975年,吳大峻和楊振寧在名刊《物理評論》上發表論文《不可積相因子和規範場整體表示》,完全闡明規範場和纖維叢之間的對應關係,這才引起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們的集中關注[57]。這也標誌著物理學再一次趕上了數學的發展前沿。
楊振寧想從發展規範場理論這條思路入手,設法逐步將電磁力以外的其它基本力也用規範不變性統一描述,建立起能統一更多基本力的大統一理論,從而邁向萬有理論。不過他後來在相關研究中進展不大,研究興趣也慢慢轉向凝聚態物理學方向的理論研究了。在規範場論的後續發展之路上,先是出現了由謝爾登·格拉肖提出的用規範場思想統一電磁相互作用與弱相互作用的弱電統一理論,雖然不夠完善,但這是第1個比較有潛力的大統一理論。與此同時,為解決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問題,理察·費曼和默里·蓋爾曼修正了恩里科·費米的弱相互作用理論,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普適費米型弱相互作用理論」,也稱作「普適性V-A理論」,弱力的表述得到了完善。此外,南部陽一郎從列夫·朗道解釋超導現象的自發對稱破缺觀點得靈感,通過類比,嘗試將自發對稱破缺機制也套用到規範場的研究中。彼得·希格斯等人在南部和傑弗里·戈德斯通的工作基礎之上,發現存在一種類似的自發對稱破缺機理可以導致規範場中出現不為零的質量,這就是解釋粒子質量由來的希格斯機制。規範場重整化的方法則由初出茅廬的傑拉德·特·胡夫特搞定。史蒂文·溫伯格和阿卜杜勒·薩拉姆設法將這些來源於不同岔路的研究成果融合到一起,提出了完善化的電弱理論。希格斯機制中自發對稱破缺的恰當引入成為這一步能夠邁出的關鍵。弱電統一理論與70年代初描述強相互作用的量子色動力學結合到一起,就構成準確預測了許多新粒子並經受住了反覆檢驗的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到目前為止,由於所研究的空間尺度極小,標準模型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已有實驗證實有效的最精密、最準確的科學理論,也揭示出規範不變性是貫徹在自然界眾多物理現象背後的最本質規律之一。量子物理領域的第2個大發現時代到此告一段落。溫伯格也以3卷大作《量子場論》總結了量子場論(也即高能粒子物理學)方面的研究歷史和主要成果。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18年4月29日) |
楊振寧自20世紀70年代起致力於中美科技、教育交流,並經常對中國時事發表評論。[58]
楊振寧認為傳統中國教育不重視動手能力的培養,但中國的發展非常需要動手能力強的人才[59]。他也認為喜愛將計算機技術應用於科技研究(如利用統計分析知識進行數學建模,從而改善生物分類學中系統發生樹的結構合理性)、喜愛整理知識、喜愛解決問題都是值得培養的興趣[59]。現代科技發展迅速,楊振寧相信博覽群書的人更容易在研究工作中發現屬於自己的機遇[59]。他指出擴大知識面的廣度和深度可以彌補研究人員在智力方面的不足[59]。他還將《科學美國人》作為優秀科普雜誌的一個代表推薦給學生[59]。《科學美國人》最早正是由楊振寧向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引進的;後來在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的關心下,此刊正式被引進並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本版權合作的期刊[60]。他也將自己小時候讀過的科學啟蒙書《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 詹姆斯·金斯所著)繼續推薦給新一代的學生。
楊振寧關心中國的應用科學發展。例如他從1997年5月開始,先後8次寫信呼籲中國政府儘快開展X射線自由電子雷射(XFEL)的預研究。[61]
1978年3月,在李政道等人的倡導下,中國科技大學創建少年班[62]。1983年12月28日,楊振寧向中顧委主任鄧小平表示「國外認為,搞軟體15—18歲較有利。」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由此設立了計算機軟體專業[62]。1984年2月16日,鄧小平參觀上海展覽館時指出「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抓起」,由此中國的中小學開始大力推廣計算機教育[63]。對於中美教育差距,楊振寧在2017年5月11日的網絡直播中提到國內好多小學、中學的學生都被送到美國去,但是他不覺得中國的本土教育一定不如美國,表示「美國的教育絕對不是比中國的中學、小學、大學的教育好」[64]。
楊振寧以曾經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為自傲。在接受諾貝爾獎獎金的時候,由他代表致辭:「我深深察覺到一樁事實:在廣義上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我願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傳統為驕傲,同樣的,我又專心致於現代科學。」[72]
楊振寧經常談及科學、哲學、宗教和傳統文化的話題。量子力學近來經常捲入與哲學和宗教有關的話題,實驗物理學者潘建偉就此呼籲:別老是把量子力學跟其他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他轉述楊振寧的觀點:科學往前進一步,宗教往後退一步,科學再進一步,神學又往後退一步,但是科學解決了有限問題,宗教最後總是無限[73]。楊振寧也曾稱批評《易經》中廣泛流傳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推演法的欠缺阻礙了中國科學誕生,但對「天人和諧」這一概念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還提出《易經》影響了漢語成為單音節語言[74]。他認為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有5個,其中《易經》占2個[58]。
網上曾有一篇題為《楊振寧:佛教與科學是徹底相容的》的文章流傳[75]。此事系一篇作者署名為楊振華的文章《佛教與科學精神》在經轉發時,原作者名字被網友及自媒體有意或無意弄錯一個字而產生的烏龍事件[75]。楊振寧曾因此接連收到各種與佛教相關的研討和交流活動的邀請[76]。因不堪其擾,楊振寧後來只得登報發文澄清[76]。
楊振寧不看好難以找到實驗證據支持的弦理論[77],認為「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還表示「在研究題目方面,我喜歡搞新的東西。但並非一味求新……目前看起來,弦理論對物理學的意義尚不及對數學的意義[78]。」
楊振寧表示科學能體現出一種客觀存在的美,因為「科學裡終極的美是客觀的,沒有人類的時候就已經有這些美了」。他借用王國維的術語說「科學中的美是『無我』的美,藝術中的美是『有我』的美」。他還認為中國古代重視寫意之美,西方古代則重視寫實之美。西方藝術家們19世紀才開始認識到寫意美的重要意義,這是很好的新嘗試。但是他又認為藝術如果過於追求抽象和寫意而脫離現實世界,「向完全背離造化的方向發展,將會與美漸行漸遠」。[79]
楊振寧發現成功的歐美物理學家絕大多數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愛搞一人獨霸(one-upmanship),如羅伯特·歐本海默、愛德華·泰勒、理察·費曼等。他更喜歡恩里科·費米、周光召、羅伯特·米爾斯、施溫格[80]這類具有君子風度的物理學家。楊提出:歐美科學取得的很大成就是否與大多數歐美科學家這種咄咄逼人的個性有聯繫?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可稱之為「楊振寧猜想」。2015年在紀念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60周年時,楊振寧回顧了1960年代初他和費曼等人關於物理學發展前景的爭論,他認為現在來看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81]
楊振寧曾經概括20世紀理論物理學史的三大主旋律為:量子化、對稱性和相位因子。在世界物理年(2005年)紀念愛因斯坦的時候,楊把愛因斯坦的成功歸結為眼光和機遇。楊認為愛因斯坦不同於區別於洛侖茲和彭加勒,愛因斯坦在科研中既能眺望遠處,也能看到近景,這才導致狹義相對論的提出;他又認為愛因斯坦創造出廣義相對論所用到的廣義協變性和等價原理率先體現出近代理論物理的基礎——對稱性。楊特別欣賞愛因斯坦的孤持(apartness)、追求和深邃的眼光,認為其改變了基礎物理的發展進程。[81]
楊振寧儘管在物理學界享有盛名[82],但也是在公眾輿論中爭議最大的華人科學家[83][84]。網上對他的爭議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內容主要集中在他的私生活、他的國籍變更、他與李政道的分道揚鑣、他對中國科學發展方向的觀點等與其具體研究工作沒有直接聯繫的話題上。他主要從事的量子場論本身是一個艱深的研究領域,針對該領域的大眾普及讀物也相當少,即使是專業教材也常常出現因新知識太多而越寫越厚的問題[85]。普通公眾對他的研究貢獻的具體內容與重要性程度一般所知甚少。
《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認為,楊振寧被抹黑是中國網絡言論暴力的一個縮影,攻擊他的網民幾乎見到他的新聞就噴[86],將對他言論攻擊作為一種發洩和娛樂。無數道德家們對楊進行了長年累月的批判和攻擊,網絡上充斥著各種對於他的調侃、譏諷、低俗笑話和子虛烏有的傳聞[82]。此外,錢永健、吳健雄等在中國國外做出貢獻的科學家也曾成為中國網民的出氣筒[87]。
楊振寧從1949年與李政道初次合作,到1957年因「宇稱不守恆」理論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6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決裂,科學上不再合作,友誼也一筆勾銷,學術界也充滿了傳言;包括諾貝爾名聲到太太的因素[88]。關於他們個人關係分裂的原因,楊李雙方偶有公開敘述,然而各有說辭,令外界對真實原因依然不得而知[89]。楊振寧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與李政道的決裂是他今生最大遺憾[90]。李政道也表示李楊的交惡是中國科學界的一大悲劇[40]。
決裂之後兩人就一直努力避免可能會碰面的機會,直到2006年,在美國物理學會舉辦的宇稱不守恆發現50周年學術會議上,李、楊二人還在為半個世紀前的小事引發爭執。主辦方先前已故意錯開二人的演講場次,但兩人還是撞上了。李政道有意打斷楊振寧的報告,楊振寧一開始沒有理會,但後來則拿出另外準備好的資料和李政道翻舊帳,使會議的現場氣氛非常緊張[91]。
楊振寧一直建議中國應該先大力發展應用物理學而非基礎物理學(如高能物理),這也與李政道的主張完全相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就是經李政道提議後建立的[40][17]。
2016年底,楊振寧在網上發文反對中國政府籌備建設會花費巨資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即定名為「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92]和「超級質子-質子對撞機」(SppC)[93],合稱「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超級質子質子對撞機」(CEPC-SPPC)[94]。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隨後發文反對楊振寧的這一主張。2017年5月11日上午,楊振寧在清華大學科學館的辦公室通過網絡直播,向超過100萬中國觀眾就中國該不該建大型對撞機之爭再次表達了自己鮮明的反對觀點[95]。為澄清誤解,楊振寧後來還特別強調他反對的不是中國高能物理今後的發展,反對的只是中國馬上開始建造超大對撞機[95]。
中國是否要建造超大對撞機的爭論源於2012年或更早[96],爭論的雙方都不乏國際泰斗級科學家。此前支持方主要有從事弦理論研究的丘成桐和愛德華·威滕等著名科學家;反對方也有重量級的菲利普·安德森和影響力比較一般的阿諾·彭齊亞斯等科學家[96]。到2016年,王貽芳等人也加入論戰。競爭萬有理論頭銜的弦理論長期遭受難以獲得高能物理實驗驗證的詬病,因此弦理論的研究者尤其支持大型對撞機的建設[97][98]。超級質子-質子對撞機的能量將會達到目前世界最大的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的7倍[93]。
楊振寧在20世紀70年代初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對他進行了接待和宴請。中方詢問楊振寧訪華期間有何心願,他提出想見到毛澤東,後者便邀請楊振寧會面,兩人進行了約一個半小時的談話,話題包括哲學和物理學[99]。回到美國後,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記者提問敏感的政治問題,但他的家人尚留在中國,所以作了圓滑的回答[2]。他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對文革給了一些積極的評價,包括認同道聽途說來的「文革沒有死很多人」之說法、相信中國領導人有明智的治國方案、大鍋飯的口味還不錯等,他事後辯稱是被假象蒙蔽了[100]。不過同為知名數理學者的錢學森和陳省身在文革期間也都說過恭維中國政府的話。另外,他曾向周恩來質疑義大利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拍攝的紀錄片《中國》,結果他說的話被四人幫的耳目打聽到並加以利用,導致此片在中國被禁,並由此引發了一些中意外交問題[101][102]。據稱,楊振寧並未看過該電影,他對這部電影的質疑也只是源於道聽途說[101][102]。
1988年9月1日,楊振寧發表演講,談及了當時在追求西方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普通民眾中反響熱烈的紀錄片《河殤》。楊振寧對此片題材的大膽和對於社會發展方向的積極思考給與了肯定,但認為此片過多地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以前的政治思潮,認為其結論是偏頗和不可取的[103]。他對於蘇聯極權主義對於科學發展的利弊和不久後發生在中國的八九民運的觀點也比較傾向保守,此舉迎合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心意。亦有聲音認為楊振寧在這方面的一些觀點值得商榷,如《今日話題》的一期專題評論指出蘇聯雖然非常重視科技與人才並產生了不少領先的科技,但也有特羅菲姆·李森科這樣學閥級別的偽科學家大行其道,幾十年如一日地禍害蘇聯的生物學發展[104]。
2004年,時年82歲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結婚,這是他引起中國網民關注和爭議的起點[105][86]。從那時起,每隔一段時間,楊和他年輕妻子的特寫照片就會登上娛樂傳媒的頭條並成為眾矢之的[82]。隨後出現了廣為流傳的《清華學生怒批楊振寧:不忠不孝不仁不義》[106]一文,使得楊振寧的形象雪上加霜。隨後公眾對楊振寧的爭議持續不斷。公眾關於與日常生活不相干的科學家的爭議往往是一時的,像楊振寧這樣持續被辱罵的例子並不尋常[86][40][82]。攻擊他的人群此後又罵他不愛國[83],從政治角度對他予以上綱上線的批判,無視他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經常回中國大陸的事實,甚至嚴重貶低他的學術成就[86]。楊的成就被說成是碰運氣沾到合作者的光,甚至說是剽竊[106]。他晚年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後,又被部分中國大陸網友罵「回國太遲」[86]、「是回家養老」[81][83]、「在國外混不下去了」和「騙取名譽和待遇」。事實上,楊振寧分文未取由中國清華大學開出的100萬人民幣年薪,還為清華大學捐款超過百萬美元[52]。 楊振寧表示,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多數中國人覺得變更國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但如今大家會逐漸覺得移民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隨著中國國力繼續增強,移民現象會有更多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回國」[107]。另外,楊振寧雖年事已高,但仍能依靠其人脈和影響力,不斷邀請到諸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來中國任職[52]。 網際網路上還有謠言稱翁帆之父娶了楊振寧的孫女[62]。這一謠言出現時,楊振寧的孫女才7歲[7]。楊振寧也深受謠言所困擾,甚至有西方媒體曾將一則謠言內容當真,向他發去祝賀[108]。楊振寧說:「我知道網上對我有種種奇怪的非議,我想其中有非常複雜的成分,我的態度只好是不去管它了[64]。」
2021年3月下旬,網上出現楊振寧近日逝世的傳言,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於3月20日上午向媒體闢謠,楊振寧仍在世,且身體健康。新浪微博於3月24日宣布,帳號「跑者子牛」最早發布此謠言且影響惡劣,對該帳號處以禁言90天。[109][110]
楊振寧認為對自己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父親[22]。楊振寧小時候看科幻小說,但成為科學家以後,就對科幻小說逐漸失去興趣了[22]。以前看過的武俠小說、偵探小說,他也都看不進去[22]。他覺得張愛玲的小說不錯,而且又意外發現自己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同窗好友張守廉和張愛玲是親戚[22]。
楊振寧從小就認識後來的合作者陳省身。陳省身在清華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時經常去楊振寧家串門,那時楊振寧只有8歲。楊振寧後來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也上過陳省身的「微分幾何」課。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也是陳省身的媒人和證婚人之一。陳省身曾在文章中寫道:「感謝楊武之先生,成就了一段美滿的婚姻。」[111]
楊振寧說自己喜歡與簡單的人和事打交道,自己也努力成為這樣的人[22]。
楊振寧談及長壽秘訣時笑稱「沒有任何養生方法,可能是基因好,也很幸運」。他認為首先自己一生還算順利,平穩的心境對健康大有幫助;其次也得益於現代醫學的進步。75歲時,他曾患輕度心肌梗塞,但心臟搭橋手術很成功。他還說「準備活到一百歲」。[107]
楊武之共有五名子女,楊振寧是長子[20]。二弟楊振平也喜歡理科,後來住在美國[112]。三弟楊振漢則是在上海交通大學學機械,畢業後先是在工廠工作,後來前往香港做企業管理[20]。
楊振寧的元配是原中華民國陸軍中將杜聿明的女兒杜致禮,1950年8月26日,28歲楊振寧和21歲杜致禮在美國普林斯頓結婚,婚後杜致禮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擔任中文教師。1957年12月,杜致禮隨同楊振寧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有2個兒子與1個女兒,3個子女全部定居美國,基本上都不會講漢語[113]。長子楊光諾[28]出生於1951年,為電腦工程師;次子楊光宇出生於1958年,為化學家;女兒楊又禮出生於1961年,為醫生。楊振寧和杜致禮在普林斯頓度過了大部分時光,一起攜手度過了53年。2003年10月,杜致禮因病過世。
2004年底,82歲高齡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結婚,翁帆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系碩士,曾有過一段婚姻。楊振寧是1999年在汕頭大學第一次和翁帆見面的[114]。他們目前居於北京清華大學。由於楊振寧與翁帆年齡相差54歲,引起熱議[58]。楊曾表示,與翁帆確實有代溝[115]。
有一位同行朋友曾在給楊的回信中特別舉出西班牙大提琴名家帕布羅·卡薩爾斯81歲時和他的21歲學生結婚的例子,作為對楊振寧的祝福。楊振寧說自己知道54歲的年齡差距難免要引起議論,但是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他也說將來大家會知道這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112]
其中江才健寫的《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和楊建鄴寫的《楊振寧傳》是較為權威的楊振寧傳記。江才健版採訪人數多、資料翔實,楊建鄴則具有物理學教授專業背景優勢,楊振寧本人對這2本書的看法也是如此[125]。不過注重寫實的傳記,故事性會差一些。楊建鄴寫書時曾不止一次寫信希望得到楊振寧的幫助[28],但是楊振寧以時候尚早為由回信拒絕[113][28]。楊振寧後來在書店看了楊建鄴的《楊振寧傳》之後覺得還不錯,才在這本書新版的創作中提供了幫助[113]。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18年4月29日) |
楊由於在理論物理學中弱作用力宇稱不守恆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授予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楊於2015年,應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邀請,前往該校第二學生活動中心發表演說,並獲頒該校名譽博士學位[178][179]。
楊振寧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2個中國人之一(最早獲得提名的華人是在清朝政府任職的馬來西亞醫學家伍連德),也是目前成就最高的華人物理學家。關於宇稱不守恆的研究在發表的次年就獲得諾貝爾獎,這麼快的獲獎速度在諾貝爾獎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23],而且在此後也非常少見[52][29]。楊振寧的成就已經達到即使再多獲一次諾貝爾獎也很難繼續提升其地位[182]。楊振寧的事跡鼓舞了不少後輩華人物理學家。知名實驗物理學家朱棣文[183]和朱經武[7][48]都是其中之一。
美國石溪大學由於楊的貢獻和傑出表現,特別聘請當時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教授的楊到任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所長兼任教授。楊也是石溪大學一位傑出的老師,自1966年以來對於石溪大學的學術研究發展有重要貢獻。
2005年,荷蘭物理學家傑拉德·特胡夫特主編了《楊-米爾斯理論50年》,記錄了半個世紀以來楊-米爾斯理論對粒子物理學後續發展的持續影響[50]。
1997年,中國南京市紫金山天文台將其發現的一顆國際編號為3421號的小行星命名為「楊振寧星」。2004年,三河大捷遺蹟及古民居列入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古民居項目之一,即是三河鎮的楊振寧客居。
中國清華大學蓋了3幢「大師邸」,一幢給楊振寧,一幢給姚期智,一幢給林家翹,其中姚和林都是由楊邀請回中國的。[131]
楊振寧的故事曾收錄於中國大陸的高中語文選修教材《語文選修——中外傳記作品選讀》[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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