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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學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又稱北京人、北京直立人、中國猿人北京種（Sinanthropus pekinensis），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一個亞種，生活在現代中國北方的周口店洞穴遺址，屬於更新世時期。
北京猿人的化石遺存於1921年在中華民國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龍骨山發現。此後，周口店洞穴成為世界上出土直立人化石最多的遺址。北京猿人對中國人類學的發展至關重要，並在幾十年間促進了東西方科學之間的重要對話。這些化石成為人類學討論的中心，被歸類為直接的人類祖先，支持了「走出亞洲」理論，即人類在亞洲進化的觀點。
關於北京猿人的年代存在較大爭議，一般認為約在距今50萬年前。[1][2]2009年，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的沈冠軍教授與普渡大學的Darryl E. Granger聯合在《自然》期刊上發表的研究結果，應用鋁鈹同位素比值（26Al/10Be）埋藏測年法，將這一年代推至77萬年前。[3]
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奧托·師丹斯基（Otto Zdansky）以及美國考古學家沃爾特·格蘭傑（Walter W. Granger）在位於北京西南47公里的房山區周口店遺址開展考古挖掘。在雞骨山遺址，他們受當地採石工人的建議，前往附近的龍骨山進行挖掘。師丹斯基在該遺址發現了第一顆人類牙齒，標本編號為PMU M3550，但他直到1926年才報告這一發現。
1927年10月16日，瑞典考古學學生安德斯·比爾格·博林（Anders Birger Bohlin）提取了另一顆牙齒，標本編號K11337: 3，加拿大古人類學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將其命名為新分類單元中國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的模式標本。同年，中國地質學家翁文灝與當時所有在周口店工作的科學家起草了一項協議，決定將周口店的遺骸保留在中國境內。
1928年，中國政府也開始限制將中國文物及其他考古相關材料出口到西方進行研究，因為這被視為一種帝國主義的行為；相反，外國科學家被鼓勵在中國境內研究這些材料。
1929年，步達生說服了他的雇主——北京協和醫學院、中國地質調查局（由翁文灝領導）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共同創辦並資助新生代地質與環境研究室（Cenozoic Research Laboratory），並繼續進行挖掘工作。
1929年12月2日，中國人類學家裴文中發現了第一塊完整的頭蓋骨，周口店遺址因此證明是一個重要的考古遺址，擁有大量的人類遺骸、石器以及早期使用火的潛在證據，成為全球產出最多的直立人遺址。
1934年，步達生突然去世後，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解剖學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繼續步達生對周口店的研究。
到1936年，又發現了四塊相對完整的顱頂骨，其中三塊是在1936年11月的11天內出土的，挖掘工作由中國古人類學家賈蘭坡負責監督。根據不同階段的需要，挖掘工作雇用了10到超過100名當地勞工，他們每天的工資為五到六角，而當地煤礦工人的年收入僅為40到50元。周口店還吸引了西方和中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和考古學領域的一些知名學者，促進了這兩種文明之間的重要對話與合作。
1941年，為了在抗日戰爭期間保護周口店人類化石（至少包含40個不同個體）及相關文物，這些化石和文物被放入兩個木製箱子中，準備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從北京協和醫學院運往停靠在秦皇島港（靠近美國海軍基地霍爾康姆營地[Holcomb]）的總統哈里森號（SS President Harrison），計劃送到紐約市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然而，在前往秦皇島的途中，船隻遭到日本軍艦的襲擊並擱淺。儘管為尋找這些箱子進行了多次嘗試，包括提供豐厚的現金獎勵，但它們在離開協和醫學院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仍然不明，成為歷史上的一大謎團。
關於化石命運的謠言眾說紛紜，包括它們被裝載在一艘被美軍潛艇擊沉的日本船（阿波丸）或一艘沉沒的美國船上，甚至被磨成粉用於傳統中藥。
據二戰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理察·博文（Richard Bowen）的回憶，1947年，中國內戰期間的某個晚上，他在秦皇島的霍爾康姆營地挖掩體時發現了一個裝滿頭骨的箱子。士兵們把這個木板箱當成了機槍墊，而在戰爭結束後，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可能又被埋回了原地。[5]根據曾為中國政府撰寫關於該港歷史報告的王青浦先生的說法，如果博文的故事屬實，骨頭的最可能位置是在39°55′4″N 119°34′0″E的道路、倉庫或停車場下。
最初挖掘時期發現的四顆牙齒仍保存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古生物博物館（Museum of Evolution of Uppsala University）中。
據說現存唯一真實化石是一顆1966年在頭頂堆積層發現的北京猿人頭蓋骨，但只展出過模型，並在文革後再次消失於文獻之中。後來又發現了石製品和骨角製品。
當年參與挖掘的中方人員中包括後來的院士賈蘭坡先生，隨著他的去世，許多當年挖掘的照片無人整理與保管。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挖掘在1941年暫停，直到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恢復。[6] 現場挖掘工作分別於1949年、1951年、1958年至1960年、1966年以及1978年至1981年進行。[7] 考慮到挖掘隊對於細節的專注、小心與精確，甚至對只有 1 厘米（0.39 英寸）長的無法識別的小碎片進行篩選，周口店的挖掘通常被認為是基本完成的。[8]
每一塊骨頭、骨頭碎片或牙齒，無論多小，都會被撿起來放在一個籃子裡，每個技術人員都為此準備好了。一群技術人員始終齊心協力，幾乎每一塊泥土都會被仔細檢查。儘管如此，鬆散的泥土也會隨後被運送到一個特殊的地方並通過細篩。 — 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解剖學及體質人類學學者，中國地質調查局新生代地質與環境研究室榮譽主任），1941年[8]
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 1950 年和 1951 年，北京猿人在新政府領導下的中國民族認同重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特別是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人類演化聯繫起來。北京猿人在各級教育機構教材、流行科學雜誌和文章、博物館以及在工作場所（包括工廠）中進行的講座中教授。這場運動主要是為了向大眾（包括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並推翻普遍存在的迷信、傳統和創世神話。[9] 儘管如此，由於科學家被迫適應共產主義框架，研究內的新發現受到了限制。[10] 1960年，該實驗室改制為中國科學院下屬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由楊鍾健等共同領導。[6]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包括科學家在內的所有知識分子都受到了大量整肅，其中包括被徵召從事體力勞動，作為「知識分子變成勞動者，勞動者變成知識分子」運動的一部分，這阻礙了研究。[11] 儘管古人類學相關活動仍然能夠繼續下去，但隨著中國政府決心實現經濟獨立，該領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科普主題從人類進化轉向了與生產相關的問題。[12] 隨著 1970 年後「革命」政策的放鬆，古人類學和學術界重新興起[13]，特別是隨著 1978 年鄧小平的崛起（被譽為「科學的春天」）。周口店曾多次受到附近採礦作業或空氣污染酸雨的威脅，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見證了環保行動的萌芽。為此，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 1987 年宣布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為世界遺產。2002 年，該遺址的管理權被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移交給北京市人民政府（後者擁有更多資源）。[14]
周口店的考古成果在中國引起了強烈的古人類學興趣，截至 2016 年，中國全境已發現其他 14 個化石遺址：元謀、田東（位在田東縣）、建始（位在建始縣）、鄖縣、藍田、洛南、沂源、南召（位在南召縣）、南京、和縣（位在和縣），以及東至縣的華龍洞穴等。[15]
北京猿人四肢骨的大小、形狀、比例和肌肉附著點（特別是上肢骨）基本上具有現代人的形式。北京猿人男性高約156厘米，女性約144厘米。
有些學者認為，當時已會製造骨角器。除狩獵外，可食的野果、嫩葉、塊根，以及昆蟲、鳥、蛙、蛇等小動物也是日常的食物來源。
在北京猿人住過的山洞裡有很厚的灰燼層，表明北京猿人已經會使用火和保存火種。但用火遺蹟是原地形成還是從他處搬運而來，還存在爭議[16]。
在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廣大民眾中的傳播勢在必行。著名的共產主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在 1876 年提出的「勞動創造人類」的前景成為（當時）中國人類學界的核心，幾乎所有關於人類演化的討論都被包括在內—包括針對一般民眾的教育素材。恩格斯認為，直立行走而不是像其他猿類那樣四肢著地行走，解放了勞動的雙手，促進了所有人類特徵的進化，例如語言、合作，最重要的是促進了人類大腦容量的「完美」發展，說明「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也是勞動的產物」。因此，勞動可以激發智力，這在考古記錄中是用石器發現的。[17]
對於包括北京猿人在內的這些古代人類的社會，恩格爾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他的原始共產主義概念成為主流。恩格斯主要基於美國民族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會》一書，詳細介紹了摩根對「原始」狩獵採集社會，即易洛魁人的研究。在毛澤東時代，北京猿人因此經常被描繪成在與自然的鬥爭中過著危險的生活，組織成簡單、和平的部落，以合作和友善的群體來覓食、狩獵和製造石器；一個無階級、無國籍和強大的社會，所有成員都為共同利益而努力。[18] 至於性別角色，北京猿人社會最常被描述為「男性狩獵女性採集」（參看狩獵採集）。[19]
石器，以及後來的弓箭，排除了人類單獨對抗自然力量和猛獸的可能性。為了採集森林的果實、捕魚、建造某種棲息地，如果人們不想死於飢餓、或成為猛獸或鄰近社會的犧牲品，他們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共同勞動導致了生產資料和生產成果的共同所有。這裡還不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概念……這裡沒有剝削，沒有階級 —— 約瑟夫·史達林，1976年[20][21]
這些概念大多與毛主義意識形態兼容，但對科學家尤其是在解釋新發現時具有限制性。一個知名案例是一位師承解剖學家和人類學家阿瑟·基思的劉姓人類學家（姓名拼音作 Liú Xián），在 1950 年出版專著時稱人類祖先自樹上來到地面生活，是出於純粹的勇敢，而非為了學習勞動（唯意志論與唯物主義的立場對比），因此無法將其論述觀點與主流之「勞動創造人性」調和，也因而被許多同儕嘲弄。1956 年至 1957 年，更多科學界與主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府立場）不同的觀點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下被鼓勵提出。[22]
在歐美等地區學界，重點通常放在智力而不是勞動上，尤其是在英國靈長類動物學家珍·古德 (Jane Goodall) 在 1960 年發現黑猩猩可以製造工具之後（即工具製造的勞動並非人類獨有）。[23] 儘管如此，當時西方和東方對古代人類的流行解釋大相徑庭。[24] 在中國，隨著西方研究和與毛澤東思想相矛盾的理論在中國各地的傳播，特別是在 1985 年之後，「勞動創造了人類」以及恩格爾修辭的影響在鄧小平崛起後減弱，儘管勞動仍被視為一種重要的適應。 這時，勞動的概念已經從單純的體力勞動擴展到腦力勞動；相反，美感被認為是一種獨特的人類特徵。[25]
與其他史前人類種群一致，北京猿人的平均壽命相當短。在 38 人的樣本中，15 人在 14 歲以下（39.5%）死亡，3 人在 30 歲左右（7%）死亡，3 人在 40 至 50 歲之間（7%）死亡，1 人在 50 至 60 歲之間死亡(2.6%)。其餘 16 個人 (43%) 的年齡無法確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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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之所以接受古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說法，是因為人們在那裡發現了400多萬年前以及150萬年到300萬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類化石。50多年來，中國考古學家先後在雲南元謀、陝西藍田、安徽和縣等地發現了60多處古人類化石地點以及千餘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中國考古學家認為，從以北京人為代表的直立人到現代中國人，中間沒有間斷，是河網狀不斷推進附帶少量雜交而來的。因此中國的現代人類起源於本土的早期智人。[來源請求][27]中科院院士吳新智之說。
近年興起的分子人類學對此提出了挑戰。根據1980年代出現的「單一地區起源說」，現代人約於20-10萬年前在非洲東部出現，並至少於6萬年前進入東亞。這一理論主要基於對現代人群粒線體DNA和Y染色體的分析。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人類遺傳學中心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博士與中國一些科研單位合作研究後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證據並不支持現代中國人有獨立起源的說法。他們認為，在10萬年前至4萬年前之間的東亞地區，事實上存在一個化石「斷檔」期，即這一階段的人類遺址非常少見。6萬到4萬年前源於非洲的現代人到達現在中國南部，並逐漸取代了亞洲大地上的古人，比如北京猿人的後代。[28]儘管關於現代人進入東亞的路徑尚有較大爭議，大部分遺傳學家已經接受這一觀點。[29][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家王巍在2019年發表論文《新中國考古學70年發展與成就》，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七十年的考古學發展，認為由這些考古學證據，證明了北京猿人確是中國人的祖先，中國人是在中國本地演化出來的[31]。元謀人，藍田人與北京人等古人類皆為中國人先祖，證明中國人是在中國本地連續進化而來[32]。
然而在考古學界，仍不乏持反對意見者。其論爭主要集中在少量遺傳物質的可靠性、中國化石遺存的延續性以及兩種異源人類之間混合的可能性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研究員表示，與基因證明相比化石證據更重要，因為它們更直接。法國古生物學家伊夫·科龐也認為，現階段化石比基因證據更能說明問題。他認為亞洲的現代人與亞洲的古人類之間確實存在連續演化關係，在中國看到的各時期亞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徵。「很難相信我們現代人都是起源於非洲的」。[來源請求][33]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戰爭爆發。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到1941年日美關係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占領的北平，日軍開始占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猿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34]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準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國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此次託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裡。弗利等待著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占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占，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猿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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