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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羅生[1]（Harold Robert Isaacs，1910年—1986年）美國紐約曼哈頓西區人。美國作家、記者、政治學家。
伊羅生生於美國曼哈頓西區的上流家庭，是立陶宛猶太人後裔、房地產大王之子。1930年，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31年來到中國，在《大美晚報》（Shanghai Post)）任職。此後又轉到《大陸報》（China Press）任職，為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董顯光工作。在此期間，伊羅生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陳翰笙、支持共產黨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等人。當伊羅生準備從《大陸報》辭職時，史沫特萊介紹他結識了來自南非的弗蘭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李福仁。李福仁是南非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後因對黨內史達林分子不滿，並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南非共產黨清除出黨。後來李福仁到中國上海，和史沫特萊成為朋友。伊羅生結識李福仁後，二人結伴乘船上溯長江直抵重慶、成都等地。此行伊羅生不僅深入中國內地考察中國社會，而且從李福仁處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教育。[2][3]
後來伊羅生在上海創辦英文《中國論壇》雜誌。1932年1月3日，伊羅生張貼出《中國論壇》創刊啟事。1932年1月13日，第一期出版。《中國論壇》的部分經費由上海的中共黨組織提供，伊羅生也拿出部分薪水作為補貼。他還兼任法國哈瓦斯通訊社駐上海通訊員。在上海期間，與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鮑威爾等人來往密切，並與魯迅、夏衍、周揚、楊潮等左翼文化人多有來往，由茅盾取中文名「伊羅生」。1932年10月，陳獨秀（中共前最高領導人）等托派分子被國民政府逮捕，並判處長期徒刑之後，中共不許伊羅生寫文章為陳獨秀辯護，卻要求伊羅生寫文章攻擊陳獨秀，伊羅生不肯寫，令中共不快。1932年12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伊羅生任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北平監獄的中共黨員薄一波、劉瀾濤、劉尊棋等人從《中國論壇》上得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中共獄中支部決定由劉尊棋執筆寫英文信給伊羅生並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揭露監獄的惡劣條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隨即派員到北平監獄進行了調查。1933年11月的《中國論壇》上，伊羅生為十月革命16周年紀念日寫的文章裡未提到史達林，導致他和尊崇史達林的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關係惡化。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停止對《中國論壇》提供經費，伊羅生乃將《中國論壇》移交給李福仁，自己攜妻子維奧拉（Viola）赴北平。[2][3][4][5]
在北平，伊羅生準備研究江西蘇區。1934年秋，在和妻子維奧拉完成中國小說集《草鞋腳》編選後，他開始研究江西蘇區，為此他需要一名翻譯，李福仁向他推薦了劉仁靜（托派分子）。劉仁靜在上海便和伊羅生認識。伊羅生夫婦在北平安頓後，劉仁靜攜妻子、兩個孩子及所有托洛茨基交給劉仁靜的材料，搬到伊羅生夫婦在大羊宜賓胡同一號的四合院。在翻譯江西蘇區資料的過程中，伊羅生和劉仁靜受到北平地下組織幫助。1935年3月，準備去南方的劉仁靜和妻子、孩子在北平火車站被捕，因為在例行行李檢查中，警察發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小冊子，這是劉仁靜粗心放在行李中的。經北平協和醫學院一位美方負責人蒲愛德疏通，劉仁靜的妻子和孩子很快獲釋。劉仁靜本人則一直被關押在南京監獄，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時才獲釋。[2]
1934年春，李福仁、伊羅生二人聯合了劉仁靜（列爾士）及與劉仁靜接近的四個年輕人，試圖重建中國托派的領導機關。他們曾和陳其昌等人商議合作，但由於政見不同（主要是對陳獨秀的態度不同。劉仁靜等人抨擊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及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看法等，陳其昌等人則認為對陳獨秀錯誤的批評早就結束了）而未能實現。1935年1月23日，劉仁靜等人在上海召開了一次會議（劉仁靜本人未列席），選舉劉仁靜、斯朝生、劉家良、扈煥之、王叔本為委員，成立新的中央委員會（此節根據伊羅生1935年8月3日在巴黎向國際書記處所作口頭報告的記錄）。該委員會開除了陳獨秀、陳其昌以及出獄不久的尹寬。同年3月，劉仁靜在北平被捕，不久，四位年輕領導人也在上海被捕。該委員會隨之瓦解。[6]
劉仁靜被捕後，伊羅生感到了危險。1935年6月，伊羅生夫婦帶著十箱檔案資料及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從上海乘郵輪去法國馬賽，從馬賽開始歐洲之行。在巴黎，伊羅生訪問法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艾伯特·特雷特（Albert Treint），並拜會了一些托派分子，還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研究中國大革命。伊羅生試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尋找共產國際《國際新聞通訊》（Inpercorr）某期刊登的史達林1927年4月5日發表的有關中國大革命的演講記錄，史達林在演講中反駁托洛茨基對史達林支持蔣介石的批評，但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政變。由於史達林事後銷毀證據，法國國家圖書館正好缺少這期《國際新聞通訊》。伊羅生隨後又到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尋找，這一期也沒有。在此期間，伊羅生夫婦從利物浦乘船到挪威看望托洛茨基，伊羅生和托洛茨基自此結下友誼並延續多年。[2][3]
後來，伊羅生夫婦回到美國，住在紐約曼哈頓東區南部的公寓。伊羅生受聘任法新社翻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伊羅生發現《國際新聞通訊》刊登的那篇史達林演講已被剪走，顯然這是遵照史達林命令，由在紐約的黨的積極分子剪走。最後，伊羅生從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處找到了這份演講，沙克曼是在紐約的托派領導人。伊羅生隨後寫成了《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其中引用了史達林的這段演講。二戰期間，伊羅生作為記者曾再度來華，到重慶採訪，但未能獲准訪問延安。1943年到1950年，伊羅生任美國《新聞周刊》副主編。1953年，伊羅生進入麻省理工學院，1953年到1965年任國際研究中心副研究員，1965年起任政治學教授。伊羅生在魯迅、茅盾幫助下編選翻譯的《草鞋腳》，1974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伊羅生當即給茅盾寄出一本《草鞋腳》，但被退回並標明地址不詳。伊羅生整理出魯迅、茅盾給他的信，由於無法與中國大陸取得聯繫，便將信捐給了美國的一家圖書館。[2][3][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慶齡曾建議邀伊羅生夫婦訪華，但未能如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長時間內，伊羅生被官方從歷史中刻意屏蔽。1933年蕭伯納訪問上海時，宋慶齡在寓所宴請蕭伯納，作陪者有魯迅、蔡元培、史沫特萊、林語堂、伊羅生，這七人在寓所陽台上留下合影。但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發表該合影時，經技術處理僅留下五人，林語堂和伊羅生都被刪除。[2]
1980年夏，兩位中國朋友來到伊羅生家，給他帶來兩本中國出版的《新華月報》，其中刊登了他捐給美國圖書館的魯迅的信。他當即致信宋慶齡，說自己將在10月訪問日本，詢問有無可能邀請他們夫婦訪華。動身赴日本前夕，中國作家協會通知伊羅生，邀請伊羅生夫婦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客人訪問中國。1980年10月13日，伊羅生夫婦從東京抵達北京，10月15日會見宋慶齡，同日會見丁玲。10月16日會見茅盾，10月17日會見劉尊棋。伊羅生夫婦還到上海訪問。回美國後，伊羅生寫下了《Re-Encounters in China》（重訪中國）一書，介紹了應邀訪問中國的過程。[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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