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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小喬治·史密斯·巴頓（英語：George Smith Patton, Jr.，1885年11月11日—1945年12月21日）是美國陸軍四星上將，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先後指揮美國陸軍第7軍團和第3軍團而聞名。
| 喬治·S·巴頓 George S. Patton | |
|---|---|
 攝於1945年 | |
| 本名 | 小喬治·史密斯·巴頓 George Smith Patton, Jr. |
| 暱稱 | "Bandito" 「血膽將軍」 "Old Blood and Guts" 「老傢伙」 |
| 出生 | 1885年11月11日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瑪利諾市 |
| 逝世 | 1945年12月21日（60歲） 盟軍占領下的德國海德堡 |
| 下葬地點 | 盧森堡美軍公墓和紀念館 （49°36′42″N 06°11′08″E） |
| 效命 |  美國 |
| 軍種 |  美國陸軍 |
| 服役年份 | 1909年－1945年 |
| 軍階 |  上將 |
| 統率 | |
| 參與戰爭 | |
| 獲得勳章 | 傑出服役十字勳章（2次） 陸軍傑出服役勳章（20次） 銀星勳章（2次） 銅星勳章 紫心勳章 巴斯勳章 大英帝國騎士勳章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白獅勳章 比利時利奧波德大綬章勳章 大十字阿道夫拿索勳章 一級庫圖佐夫勳章 美國軍功勳章 |
| 親屬 | 喬治·史密斯·巴頓少將（子） 約翰·K·沃特斯將軍（女婿） |
| 簽名 |  |
巴頓於1885年出生在一個優越的家庭，家中有悠久的軍事背景。他先進入維吉尼亞軍校學習，之後入讀西點軍校。他曾參加1912年斯德哥爾摩夏季奧運會，也是M1913型軍刀（又稱「巴頓軍刀」）的設計者。巴頓在潘喬維拉遠征期間首次參與戰鬥，這一戰也是最早的機械化作戰實例之一。之後他加入了美國遠征軍新成立的戰車軍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頓在戰爭期間首度統領位於法國的美國戰車學校，不過在戰爭快要結束時因負傷離職。在戰間期，巴頓一直是美國陸軍裝甲戰學說發展的一個核心人物，在全國各地出任過眾多職位。他的軍階不斷得到提升，並在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成為第2裝甲師的指揮官。
1942年，巴頓帶領美軍官兵在火炬行動通過入侵卡薩布蘭卡進入地中海戰場，並在這裡迅速恢復了第2軍受挫的士氣，從而建立了身為一位有效率指揮官的名聲。隨後進攻法西斯義大利，西西里島戰役期間他指揮第7軍團，搶在英國將軍伯納德·蒙哥馬利之前攻下墨西拿，但也在這裡因打了兩名士兵耳光而捲入爭議，並被暫時解除指揮權。1944年，巴頓回到戰場，在諾曼第戰役中指揮第3軍團成功地實施了一場快速穿越法國的行動。突出部之役期間，他帶領第3軍團解救了被圍困在巴斯通的美軍，並在戰爭結束前率先帶領自己的部隊進入德國本土。
戰爭結束後，巴頓成為巴伐利亞的軍政府首長，但不久因其在去納粹化問題上的不當言論而被解職。後來他還有兩個多月時間擔任了第15軍團的指揮官。1945年12月21日，巴頓在歐洲因車禍逝世，享年60歲。
巴頓多姿多彩的形象、難以駕馭的個性和身為指揮官的成功有時會被報刊上有關他在政治上不稱職的陳述所掩蓋，但他在戰場上身先士卒的領導風範，以及利用對第3軍團所做的這類粗俗演講來激勵部下的能力，已經成為美國軍官隊伍中新的領導哲學。他高度重視快速和咄咄逼人的攻勢催生了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新戰略。盟國領袖對巴頓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他在德意志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對手卻都給予他高度評價。1970年上映的美國傳記電影《巴頓將軍》獲得了很大成功，在第43屆奧斯卡金像獎角逐中奪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7項大獎，將巴頓轉變為一位美國的民族英雄並帶入流行文化中。
小喬治·史密斯·巴頓於1885年11月11日在他家人位於今天聖瑪利諾附近的一個農場出生[1]:29[2]:17，父親是老喬治·史密斯·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 Sr.），母親叫魯斯·巴頓（Ruth Patton），母親的娘家姓叫威爾森（Wilson），巴頓還有個妹妹安妮（Anne），一家人擁有蘇格蘭—愛爾蘭和英格蘭血統[3]:13。巴頓的家庭有著歷史悠久的軍事背景，於美國獨立戰爭普林斯頓戰役中遇難的休·默瑟（Hugh Mercer）與巴頓家族有血緣關係，巴頓的祖父老喬治·S·巴頓（George S. Patton, Sr.）上校曾在南北戰爭期間統領維吉尼亞第22步兵團並最終戰死沙場，他的叔祖沃勒·T·巴頓（Waller T. Patton）也在蓋茨堡之役的皮克特衝鋒行動中喪生。不過，巴頓的父親從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後並沒有走上軍事生涯的道路，而是成為了一名律師，之後還當選洛杉磯縣地區檢察官。巴頓母親一方的親戚包括班傑明·戴維斯·威爾森（Benjamin Davis Wilson），他曾擔任洛杉磯市長，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3]:9-10。巴頓家世顯赫，從小就生活在約810公頃大的莊園中[4]:6。
巴頓小時候在讀和寫上表現不佳，但最終克服了這些困難，成年後也是一位眾所周知的書迷[注 1]。他在家中學習到11歲後進入史蒂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的男生學校學習了六年，該校位於帕薩迪納，是一所私立學校。根據他人的形容，巴頓是個天資聰穎的男孩，閱讀了廣泛的經典軍事史書籍，特別是尤利烏斯·凱撒、聖女貞德、拿破崙一世和大西庇阿的勳績，還對家族友人約翰·辛格頓·莫斯比（John Singleton Mosby）（南北戰爭的邦聯軍軍官，以機動戰術聞名）感興趣[3]:11-12，巴頓還努力學習馬術[3]:13。1902年隨家人到聖卡塔利娜島旅遊期間，巴頓結識了比翠絲·巴寧·艾爾（Beatrice Banning Ayer），她是波士頓實業家弗雷德里克·艾爾（Frederick Ayer）的女兒[3]:14-15，兩人於1910年5月26日在麻薩諸塞州結婚，共育有3名子女，長女比翠絲·史密斯於1911年3月誕生[3]:28-29、長子魯斯·艾倫（Ruth Ellen）於1915年2月出生[3]:35、么子喬治·史密斯·巴頓於1923年12月出生[3]:65-66[注 2]。
巴頓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以軍事外的任何行業為生[3]:13。1902年，他寫了一封信給聯邦參議員托馬斯·R·巴德（Thomas R. Bard），希望可以進入西點軍校。巴德要求巴頓必須先通過入學考試。由於擔心自己考試失利，巴頓和父親向多所擁有預備役軍官訓練團課程的大學提交了入學申請。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了巴頓，但後者最終決定選擇就讀維吉尼亞軍校[3]:14-15。1903至1904年在該校就讀期間，他在讀和寫上努力掙扎，但在外表和閱兵方面表現上特別優異，贏得了同級學員的敬佩和高年級學生的尊重。1904年3月3日，由於巴頓繼續向參議員寫信，並且在入學考試中表現優秀，巴德推薦他進入西點軍校[3]:18-19。
進入西點後，巴頓很輕鬆地適應了日常的學習和訓練[3]:20。但由於學術方面成績實在太差，數學都沒能及格，以致第一年就不得不留級[4]:7。巴頓利用整個暑假進行學習，返校後學術成績表現出了明顯的改善。在他之後的學院生活中，巴頓在軍事訓練上較為擅長，學術成績則保持在平均水平。大三時他成為學員士官長，大四則成為學員附屬官。他還加入了美式足球隊，但由於手臂反覆受傷而多次退出，於是他開始朝擊劍和田徑項目努力[3]:21-23，並很快成為校內最優秀的劍手之一[2]:19。巴頓在103名學員中以第46名的成績畢業[3]:24，他於1909年6月11日被授予美國騎兵隊少尉軍階[1]:58, 131。
巴頓服役的第一站是駐於伊利諾州謝里登堡（Fort Sheridan）的第15騎兵團[2]:20，他在這裡樹立起了一個強硬的領導人形象，他的奉獻精神也給上級留下了深刻印象[3]:26-27。1911年末，巴頓和家人一起搬到了維吉尼亞州的邁爾堡（Fort Myer），許多軍隊的高層將領都駐紮在這裡。巴頓在此期間結交了戰爭部長亨利·路易士·史汀生，並曾擔任後者在社交場合的助手，他的本職工作則是自己部隊的軍需官[3]:28-29。
由於在跑步和擊劍方面表現突出，巴頓獲選代表軍隊參加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191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現代五項的比賽，現代五項也是在該屆奧運中首度成為比賽項目[5][4]:8。在43名參賽者中，巴頓在擊劍項目上排名第4、騎馬障礙賽上名列第6、射擊上位居第21、4000米越野跑上名列第3，游泳第7，總體成績排名第5[3]:30。巴頓在射擊上的成績存在爭議，他使用的是一支.38口徑手槍，其他大多數運動員選用的是.22 LR的槍枝。巴頓聲稱由於自己之前在目標上打出的孔洞太大，以致之後打出的一些子彈直接穿過了那個孔，但裁判判定他有一槍完全沒有打到目標。如今這個級別的現代五項賽事經常使用移動背景，用以判斷這種多顆子彈穿過同一個孔的情況[6]:231-234[1]:132-133。如果巴頓的說法屬實，那麼他很有可能贏得一面獎牌[1]:134。裁判維持判決，巴頓對此唯一的一次評論是：
今天軍官們所表現出的這種高度的體育和慷慨精神，可以充分說明他們的人品和性格。我覺得這其中沒有任何一起違反體育精神的狡辯或爭搶分數的行為，也不會對奧運會上的其他平民比賽項目構成抵毀。每個人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後像一個真正的戰士一樣接受了命運的安排，最後我們都覺得更像是好的朋友和同志，而不是激烈競爭中的對手，而這種友誼的精神也不會因大家爭取成功的熱忱而受到損害。[6]:231-234
奧運會結束後，巴頓來到索米爾向M·克萊裡（M. Cléry）學習擊劍技巧，此人是一位法國「兵器大師」，也是當地一所騎兵學校的擊劍教練[1]:140-142。巴頓帶著學到的經驗回到邁爾堡後，為美國騎兵隊重新制定使用軍刀的教範，改採突刺而不是標準的揮砍動作，他還為此設計了一種新式軍刀，之後被臨時分配到陸軍參謀長辦公室工作。1913年，軍隊訂製了兩萬把1913型騎兵軍刀，俗稱「巴頓軍刀」。之後巴頓回到索米爾學習進階的擊劍技術，再將這些經驗傳到位於堪薩斯州賴利堡（Fort Riley）的陸軍騎兵學校，在這裡他既是學員，又是擊劍教練。巴頓是該校首位獲得「劍術大師」稱號的陸軍軍官[3]:31-32[1]:145，這一頭銜只授予學校最頂尖的劍術教練[2]:21。巴頓於1913年9月到達該校，教導其他騎兵軍官擊劍，這其中許多人的軍階都比他高[3]:33-34。1915年6月，巴頓在該校畢業，他起初打算回第15騎兵團[1]:153，但這將使他隨該團前往菲律賓服役。由於擔心這可能成為自己事業上的死胡同，巴頓休了11天假來到首都哥倫比亞特區，成功說服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將他重新分配到駐紮在德克薩斯州布利斯堡的第8騎兵團，以因應當時政局不穩定並可能爆發全面內戰的墨西哥[3]:35。與此同時，巴頓獲選參加1916年夏季奧運會，但此項賽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取消[1]:148。
1915年，巴頓獲派與第8騎兵團的一個連駐紮到德克薩斯州接近墨西哥邊境的一個小鎮，並執行邊境巡邏任務[3]:36[1]:158-159。在這個荒涼的邊陲小鎮上時，巴頓把自己的科爾特.45手槍別在皮帶上而不是裝在皮套裡，以此來效仿牛仔形象，不過有天晚上這支槍在一家沙龍走火，於是他換了支象牙手柄的科爾特單發陸軍左輪手槍，這支槍之後成為巴頓的註冊商標。不久，他被短暫調至密蘇里州的倫納德伍德堡（Fort Leonard Wood）[4]:9
1916年3月，龐丘·維拉指揮墨西哥軍隊入侵美國新墨西哥州，突襲了邊境村莊哥倫布，殺害了多位美國公民。對此美國派兵進入墨西哥討伐維拉。巴頓懊惱地發現自己所在部隊不會參與戰事，於是他找上遠征指揮官約翰·潘興求助，潘興後將巴頓任命為此戰中的私人副官。這意味著巴頓可以在戰鬥的組織上發揮作用，而他對此項任務的熱情和敬業精神也給潘興留下了深刻印象[1]:162-163[4]:10。巴頓的領導風格很大程度上是以潘興為榜樣，後者主張強硬和果斷，並會在前線進行指揮[1]:165[2]:31。巴頓主要協助潘興監督後勤運輸，並擔任他的個人信使[3]:38-39。
4月中旬，巴頓向潘興請求一次帶兵實戰的機會，他被派到第13騎兵團協助追捕維拉及其部下[3]:40。1916年5月14日，巴頓首次出戰，這也是後來美國軍事史上的頭一次的機械化作戰。巴頓帶領第6步兵團的10名士兵和兩位平民嚮導坐進3輛道奇兄弟的遊覽車中，在維拉軍二號人物胡里奧·卡德納斯（Julio Cárdenas）與他兩名保鏢搜尋糧秣時發動突襲，成功將其擊斃[4]:10[3]:41-42。巴頓是否親自殺死其中任何一人這點暫不確定，但他以打傷全部三人而聞名[1]:172-175。
這次行動不但為巴頓贏得潘興的青睞，還給他帶來了媒體的關注，被譽為「強盜殺手」[4]:10[2]:32。不久，巴頓於1916年5月23日被晉升為第10騎兵團中尉[3]:36，他繼續留在墨西哥直到年末，不過，這次遠征因政治而受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禁止遠征軍積極深入墨西哥進行巡邏，因此軍隊大部分時間都在紮營等待。10月，巴頓由於被一個爆炸的氣燈燒傷而短暫回到加利福尼亞州[3]:43，1917年2月，他回到了遠征軍中[3]:46。
潘喬維拉遠征結束後，巴頓預計將被派到維吉尼亞州的弗蘭特羅亞爾負責監管陸軍的馬匹採購，但他向潘興求助調任他職[3]:46。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潘興被任命為赴歐遠征軍指揮官，巴頓向潘興請求成為其部屬加入戰場，後者接受了這一要求[4]:10。1917年5月15日，巴頓被提升為上尉並準備動身前往歐洲。他與180人組成潘興的先遣隊於5月28日出發，6月8日到達英國利物浦[3]:47。作為潘興的私人副官，巴頓在巴黎負責監督美國軍人的訓練直到9月，再前往肖蒙擔任一名副官，負責指揮總部連，保衛基地安全。巴頓對這麼個職位感到不滿意，並開始對戰車產生興趣，而當時潘興也正尋求給他指揮一個營[3]:47-48。巴頓在一間治療黃疸的醫院認識了福克斯·康納（Fox Conner）上校，後者鼓勵他選擇指揮戰車而非步兵[3]:49。
1917年11月10日，巴頓獲令組建一個培訓遠征軍的輕戰車學校[4]:10。他離開巴黎到法國陸軍的戰車訓練學校報到，並曾在此駕駛雷諾FT-17型輕型戰車測試其溝槽穿越能力，他還參觀了雷諾的一家工廠觀察了解戰車生產情況。11月20日，英軍在康布雷發動了當時最大規模的戰車戰[1]:204-208。12月1日，作為自己旅程的最後一站，巴頓到達距康布雷48公里的阿爾貝，向英國戰車軍參謀長——約翰·弗雷德里克·查爾斯·富勒上校了解這場戰役的結果[6]:480-483。1918年1月26日，巴頓晉升為少校[3]:49。1918年3月23日，他在上馬恩省朗格勒的戰車學校收到了首批共十輛戰車。由於巴頓是當地唯一有實際戰車駕馭經驗的人，因此他親自將7輛戰車從火車上開下來[6]:552-553。巴頓訓練戰車兵進行步戰協同戰術，一定程度上令對戰車仍懷有疑慮的步兵軍官更能接受這種武器[3]:50-52。1918年4月3日，巴頓再獲升職成為中校，並進入朗格勒的陸軍參謀學院深造[3]:53。
1918年8月，巴頓獲命執掌美國第1臨時戰車旅（後於1918年11月6日改名為「第304戰車旅」），這支輕戰車旅是塞繆爾·羅肯巴赫（Samuel Rockenbach）領導的戰車軍的一部分，隸屬美國陸軍第一軍團[6]:661-670。巴頓親自監督了美國軍隊首批實戰戰車的後勤運輸，還對其首輪攻擊目標進行了偵察，他還下令任何一輛美軍戰車都不准投降[3]:53[2]:38。巴頓從9月12日起在聖米耶戰役（Battle of Saint-Mihiel）指揮美軍的雷諾FT戰車[6]:706-708，並且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前線指揮。他走在戰車的前面進入德軍把守的埃塞，在進攻帕內時也坐在最前面的一輛戰車上，希望可以以此鼓勵部屬[3]:54-55。
9月26日，巴頓的部隊向北面進發97公里到凡爾登參加默茲-阿戈訥攻勢（Meuse-Argonne Offensive），負責支援第1軍[6]:706–708，他親自帶領戰車部隊穿過濃霧，挺進德軍防線8公里深。9點左右，巴頓在帶領6名部下和一輛戰車進攻德軍位於謝皮附近的機槍手據點時被打中左腳大腿[3]:56-57[2]:40。勤務一等兵喬·安吉洛（Joe Angelo）救了他的性命，並因此獲得傑出服役十字勳章[6]:764-766，巴頓被轉移前還在一個彈坑裡繼續指揮了一個小時的戰鬥。送醫前，他先在後方指揮部停下來遞交了自己的報告，隨後，第326戰車營指揮官塞里諾·E·布雷特（Sereno E. Brett）於巴頓離開後接過其戰車旅的指揮權。療養期間，巴頓於10月17日晉升為美國國民軍戰車兵團上校。他於10月28日回到部隊，但在1918年11月18日雙方結束敵對狀態停戰前都沒有過參與過其他軍事行動[3]:58-59。巴頓因在謝皮的表現獲得傑出服務勳章，之後他還於1932年因在戰鬥中受傷而獲得紫心勳章[3]:62。
1919年3月2日，巴頓離開法國前往紐約。戰爭結束後他被派往米德營，並在1920年6月30日回復到上尉軍階，不過次日就再次被提升為少校。同年巴頓被臨時派往哥倫比亞特區，進入一個委員會任職編寫戰車操作手冊。在這一時期他發展出一種戰車不應只是用來支援步兵，而是應該作為一個獨立戰鬥力量的理念。巴頓支持了約翰·沃爾特·克里斯蒂設計的M1919型戰車，不過這個方案之後因財政上的考量而被擱置[3]:63-64。1919年在哥倫比亞特區期間，巴頓認識了德懷特·艾森豪[2]:46，後者將在他的軍旅生涯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自巴頓被調配到夏威夷起，他與艾森豪開始頻繁合作，給後者提供了許多幫助，令其得以順利從總參謀學院畢業[3]:65-66。巴頓與克里斯蒂、艾森豪及另外少數幾名軍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推動了裝甲戰更多的發展。他們的想法與戰爭部長德懷特·F·戴維斯產生共鳴，但由於軍事預算有限，且現行的步兵與騎兵部隊仍受重視，美國直至1940年才開始大力發展其裝甲部隊[8]。
1920年9月30日，巴頓不再擔任第304戰車旅指揮官，而是重新分配到邁爾堡指揮第3騎兵團第3中隊[3]:65-66。巴頓對和平時期的參謀工作感到厭惡，因此花了很多時間撰寫技術論文，並到總參謀學院就自己的實戰經驗發表演講[3]:63-64。從1922年至1923年中期，他在賴利堡的美國陸軍騎兵學校（United States Army Cavalry School）學習了實地軍官課程，再於1923年中期至1924年中期到美國陸軍指揮和參謀學院（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深造[3]:65-66，在248名學員中以第25名的成績畢業[2]:57。1923年8月，巴頓在麻薩諸塞州塞勒姆救下了多名划船時跌落河中溺水的兒童，他因此獲得了銀質救生勳章（Lifesaving Medal）[1]:335。之後他被臨時指派到波士頓的總參謀部兵團，再於1925年3月被派往檀香山的斯科菲爾德兵營（Schofield Barracks）[3]:65-66。在夏威夷期間，巴頓隸屬島上的防禦部隊，他還編寫了一個名叫「偷襲」的防衛計劃，其中預料了一場針對珍珠港的空襲，比大日本帝國海軍於1941年12月7日發動的偷襲要早十多年[1]:361。
1927年，巴頓被調至哥倫比亞特區的騎兵政務辦公室，在此開始發展出機械化戰爭理念。不過由於聯邦國會取消了撥款，將步兵、騎兵和炮兵合併為聯合兵種的試驗沒能長久。巴頓於1931年離開這裡，回到麻薩諸塞州就讀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於1932年6月以優異成績畢業[3]:67-68。
1932年7月，巴頓擔任第3騎兵隊指揮官，在陸軍總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命令下前往華盛頓。巴頓於7月28日接過了第3騎兵隊600名士兵的指揮權，麥克阿瑟命令巴頓的部下用催淚彈和刺刀對付酬恤金進軍事件中抗議的退伍軍人。被騎兵驅散的其中一位退伍軍人正是在一戰中救過巴頓性命的喬·安吉洛。巴頓對麥克阿瑟的行為感到不滿，他知道那些退伍軍人的要求是合法的，也因此一度拒絕用武力將其驅散。巴頓之後表示，雖然覺得這一做法「最惹人厭」，但還是覺得必須阻止遊行者繼續暴動下去，以保證眾人的生命與財產安全，於是巴頓親自帶領第3騎兵隊到賓夕法尼亞大道驅散示威者[3]:69-70[2]:58-59。
1934年3月1日，巴頓被提升為常備軍中校，並在1935年初調至夏威夷分部任職。由於對發展前景感到沮喪，巴頓開始酗酒，並據傳與自己妻子的外甥女簡·哥頓（Jean Gordon）發生婚外情[3]:71-72。
巴頓在這一時期繼續打馬球和航行。1937年到洛杉磯休長假並航行回來後，他被一匹馬踢到，導致腿部骨折。巴頓因此患上靜脈炎險些喪命，差點迫使他退役，不過調動到賴利堡騎兵學校學術部門6個月後，巴頓逐漸恢復了健康[3]:71–72。1938年7月24日，他被提升為上校，在克拉克堡帶領第5騎兵團，12月他又被再次調至邁爾堡指揮第3騎兵隊。他在那裡認識了陸軍總參謀長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後者對巴頓留下了深刻印象，考慮將他薦為將級軍官。不過因為美國尚處承平時期，巴頓依舊是上校軍階，僅具指揮一個團的資格[3]:73-74。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雖然保持中立，但軍隊已開始部份動員，巴頓力求建立起美國的裝甲部隊。1940年，巴頓在美國第3軍團的演習期間擔任裁判員，並認識了後來被稱作「美國裝甲兵之父」的小阿德納·霞飛，兩人提出建立一支裝甲部隊的建議。查菲被任命為這支部隊的指揮官[3]:75-76並建立了第1和第2裝甲師，還建立了首個聯合兵種作戰教範。他任命巴頓指揮第2裝甲師的第2裝甲旅。這個師是當時美國少數以大量戰車構成的部隊之一，巴頓負責對其進行訓練[2]:82-83。10月2日，巴頓獲晉升為准將，並於11月成為代理師長，1941年4月4日升為少將並擔任第二裝甲師師長[3]:75-76。隨著霞飛從第1裝甲師指揮官的位置上退下來，巴頓成為美國裝甲學說中最突出的人物，他舉辦了一次高調的大規模演習，指揮1000輛戰車及車輛從喬治亞州的哥倫布移動到佛羅里達州的巴拿馬，再於1940年12月回歸[3]:77-79，一個月後全師1300台車輛又再次出發行進一個來回[2]:85。巴頓擁有飛行執照，他在這些演習過程中從空中對部隊的車輛、戰車進行觀察，以找出實戰中的有效部署方法[3]:77-79。巴頓的功勳讓他成為當年《生活》雜誌的封面人物[2]:106。
1941年6月，巴頓帶領第2裝甲師參加田納西演習，僅用9小時就到達了48小時的計劃目標。9月的路易斯安那演習期間，巴頓的部隊在第一階段隸屬紅軍時有些失利，到了第二階段，巴頓被分配到藍軍陣營。他的師繞過紅軍，行進640公里佔領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10至11月的卡羅萊納演習期間，巴頓的師俘虜了對方軍隊指揮官休·阿洛休斯·德魯姆（Hugh Aloysius Drum）[3]:80-82。1942年1月15日，他成為第1裝甲軍指揮官，一個月後，巴頓在加利福尼亞州帝王谷（Imperial Valley）建立了沙漠訓練中心來進行訓練[3]:83。他選擇了一片占地40平方公里，位於棕櫚泉東南方向80公里的廣闊沙漠，從1941年末開始演習，一直持續到1942年夏季。[3]:84-85。自當上指揮官的第一天起，巴頓就極力強調裝甲部隊戰鬥時需不斷打擊敵人的必要性。1944年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巴頓對一位戰地記者問題的回答即可表明他相當偏好攻勢主義，記者詢問巴頓：「第3軍團在法國各地快速進攻時，是否應該放緩來減少美軍傷亡？」而巴頓的回答則是：「只要有一點慢下來，你就是在謀害人命。」[9]:542戰爭期間，巴頓因其對戰鬥的熱忱而得了一個「血膽老將」的綽號[2]:xvi，在他領導下的士兵有時調侃道：「我們的血，他的膽量」。儘管如此，巴頓還是廣受其部下的愛戴[3]:2，他手下的將士之間也以「那個老傢伙」來稱呼巴頓[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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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巴頓經艾森豪指派加入了火炬行動，對北非展開登陸[2]:117-119[3]:90。他指揮24000名將士和100艘船隻組成的西方特遣隊於1942年12月8日在摩洛哥的達爾貝達周邊地區登陸。這一行動遭到了維琪法國軍隊的對抗，但巴頓的手下很快奪取了灘頭陣地，並在激烈的交戰中推進。11月11日攻下卡薩布蘭卡後巴頓與法國將軍查爾斯·諾蓋（Charles Noguès）經談判達成一份停戰協定[3]:91-93[2]:165-166。摩洛哥蘇丹對巴頓相當賞識，後來授予巴頓一枚皇家御座勳章（Order of Ouissam Alaouite），勳章的題詞說「躲在巢穴中的獅子也會因他的臨近而顫抖」[10]:60。巴頓監督了將卡薩布蘭卡轉為軍港的工作，並於1943年1月協助卡薩布蘭卡會議的運行[3]:94。
1943年3月6日，由於美國第2軍在凱賽林隘口戰役中被德意志非洲軍擊敗，巴頓取代了勞埃德·弗雷登道爾少將成為第2軍新任指揮官，同時晉升為中將。不久，他把奧馬爾·布雷德利調來擔任副軍長[11]。為了提升低迷的士氣，讓部隊在10天內恢復作戰，巴頓立即對全軍作出徹底調整，命令所有士兵身穿乾淨整潔和完整的制服、訂立嚴格的時間表，並要求嚴格遵守軍事紀律。透過與士兵進行交談，巴頓將他們訓練成高效率的戰士，除了要求嚴格外，也依其表現來給予獎賞[3]:96-97。
巴頓的訓練是有效的，3月17日，第1步兵師攻下加夫薩，在愛爾圭塔戰役（Battle of El Guettar）中取勝，德國和義大利的裝甲部隊兩次被逼退。4月5日，巴頓因第1裝甲師師長奧蘭多·沃德（Orlando Ward）表現乏善可陳而解除了他的職務。巴頓的軍隊朝加貝斯進軍，向軸心軍的馬雷斯防線施壓[3]:96-97。這段時間裡他向英國陸軍總指揮哈羅德·亞歷山大報告，還曾因自己部隊沒有得到空軍支援而與英國皇家空軍少將亞瑟·科寧翰（Arthur Coningham）發生爭執。當科寧翰派遣的三名軍官在巴頓的總部勸他說，英國提供了足夠的空中支援時，他們遭到了德國的空襲，巴頓辦公室的部分天花板在他們周圍坍塌。之後提起發動空襲的德軍飛行員時，巴頓表示：「要是我能找著開這些飛機的那些狗雜種，我會給他們每個人寄去一枚勳章。」[3]:98-99等到他的部隊到達加貝斯時，德軍已經撤離。巴頓於是將第2軍的指揮權交給布雷德利，自己回到卡薩布蘭卡指揮第1裝甲軍協助制定登陸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哈士奇行動」。由於擔心美軍有流於邊緣化的可能性，他說服了英軍指揮官讓他們繼續戰鬥到突尼西亞戰役結束後盟軍再進行下一步行動[3]:98-99[2]:188。
在代號「哈士奇行動」的西西裡島登陸戰中，巴頓是第7軍團的指揮官，他帶領9萬名官兵在傑拉、利卡塔和斯科格里蒂（Scoglitti）登陸，並支援從北面進攻的英國第8軍團（由伯納德·蒙哥馬利指揮）。巴頓的第1裝甲軍在登陸的1943年7月10日清晨前剛剛正式組入第7軍團，他們在利卡塔受到了風和天氣的阻礙，但還是成功搶灘。然後他們擊退了傑拉的反擊[3]:101-104，巴頓在戰鬥中親自帶領部下與德國援軍戰鬥[2]:201-202。
巴頓起初奉命保護英軍左翼，但由於蒙哥馬利的部隊在前往墨西拿的路上受到德意聯軍的強烈抵抗而進展緩慢，因此亞歷山大命令巴頓攻下巴勒莫。作為傑弗里·凱斯（Geoffrey Keyes）領導下一個臨時軍的組成部分，盧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Truscott）率領第3步兵師於72小時內行軍160公里，於7月21日到達巴勒莫。巴頓接下來把目光轉向墨西拿[3]:105-107，原先他想迅速發動兩棲進攻，但由於登陸艇不足而被延遲，手下的官兵直到8月8日才登上了聖斯特凡諾島，此時德意軍主力已撤離至義大利本島。8月10日，他下令第3步兵師繼續登陸，這引起了大量的傷亡，但也成功逼退德軍，然後立即向墨西拿進軍[3]:108-109。第三波登陸於8月16日完成，到了晚上22點，墨西拿已經被攻下。在這場戰役中，擁有20萬人的第7軍團傷亡人數達到7500，不過他們共擊斃與俘虜了11.3萬軸心國軍人、摧毀車輛3500輛，但還是有4萬德國軍人和7萬義大利軍人以及1萬輛車輛逃脫[3]:110-111[2]:215。
巴頓在這次戰役中的行為引發了一些爭議。亞歷山大曾於7月19日下令巴頓對墨西拿的進攻有所節制，但巴頓的參謀長霍伯特·蓋伊（Hobart Gay）准將聲稱這條信息「在傳送過程中遺失」，直到已經攻下墨西拿後才找到。7月22日，他開槍打死了一對拉車經過一座橋時停下來的騾子。這輛車當時堵住了正遭到德國飛機攻擊的美國裝甲部隊的去路。當騾子的西西裡主人提出抗議時，巴頓用一根手杖打了對方，並把兩頭死騾子推到橋下[3]:105-107。得知自己的部下在比斯卡里屠殺多位義大利和德軍戰俘時，巴頓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我告訴布雷德利，把這些死人都說成是狙擊手或是試圖逃跑（的戰俘）或許有點誇張，但這種事外傳會讓報社捅出大漏子、民眾也都會發狂。不管怎樣，這些人畢竟死了，那也沒辦法了。」[12]:119巴頓還多次與泰利·德·拉·梅薩山艾倫和小西奧多·羅斯福產生分歧，並默許了布雷德利解除他們的職務[1]:466。
1943年8月，巴頓掌摑了手下兩名士兵，此事引發軒然大波。8月3日，他在尼柯西亞的一個後送醫院打了患有戰鬥疲勞的二等兵查爾斯·H·庫爾（Charles H. Kuhl）的耳光並加以辱罵[9]:331。8月10日，巴頓又在另一個醫院掌摑了二等兵保羅·G·伯奈特（Paul G. Bennett），情況與幾天前的事件類似[9]:331。巴頓命令兩人立即回前線[3]:118，巴頓嚴詞譴責這種在他看來屬於懦弱的行為，並向手下的指揮官下令對任何抱怨戰鬥疲勞的士兵加以管教[3]:117。
這兩起事件的消息很快便傳到艾森豪，他私下譴責了巴頓並堅持要其道歉[9]:329。巴頓分別向兩名士兵以及見證過事件的醫務人員道歉[9]:336，還在之後向自己所有的部下發表幾次相關的演說[9]:338。起初，艾森豪阻止了媒體報道這一事件[1]:535-536，但到了11月，記者德魯·皮爾森（Drew Pearson）將之通過自己的廣播節目抖了出來[3]:120。美國國內對巴頓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其中包括國會議員、退役將軍、巴頓的前上司——潘興就是其中之一[10]:160-166[9]:379。公眾對此事反應不一[9]:377，最終戰爭部長亨利·路易士·史汀生表示巴頓必須留在指揮崗位上，因為「在這場激烈的戰鬥贏得最終的勝利前，」需要有他那「積極進取、勝券在握的領導風範」[1]:543。
巴頓此後連續11個月都沒有再指揮軍隊戰鬥[3]:122。9月，無論在軍階還是經驗上都不及巴頓的布雷德利獲選指揮在英格蘭成立的美國陸軍第1軍團，準備發動登陸歐洲北部的大君主作戰[9]:345。據艾森豪所說，這一決定早在掌摑事件為公眾所知數月前就已作出，但巴頓還是覺得自己是因為掌摑事件而不能擔任指揮官[3]:121。艾森豪覺得進軍歐洲事關重大，容不得丁點兒的馬虎。他和馬歇爾都知道巴頓是一位優秀和積極的軍團級作戰指揮官，但布雷德利卻擁有兩個巴頓顯然不具備，但對一位戰區級別戰略統領非常重要的特性：冷靜、理性的風範和一絲不苟並保持一致的習性。掌摑事件只是進一步確認了艾森豪對巴頓身為指揮官缺乏紀律和自控能力的印象[9]:348。1944年1月26日，巴頓被正式任命為美國陸軍第3軍團的指揮官，這是一支剛剛到達英國的野戰軍，其中大部分士兵沒有實戰經驗。巴頓的任務是訓練這支部隊令其對即將到來的大君主作戰做好準備，屆時第3軍團將與其他盟軍部隊一起發動諾曼第戰役，對納粹德國發起總攻[9]:407[3]:124。1944年初巴頓都一直在執行這項任務[9]:423。
德軍高層敬重巴頓勝過其他任何一位盟軍將領，並認為他將是任何從英國進軍歐洲軍事行動的核心[3]:127。正因如此，盟軍在1944年初設計的堅忍行動欺敵計畫裡把巴頓設為盟軍入侵歐洲的關鍵人物[9]:409。盟軍讓德國情報網大量收到假情報，使其誤認為巴頓已經被任命為美國第1集團軍的指揮官，並且正在對進軍加來海峽省作準備。但第1集團軍實際上根本不存在，而是在多佛爾附近地區使用道具和無線電信號等手段做誘餌來誤導德軍的偵查機，讓軸心國領導人相信這一地區有大批部隊集結。整個1944年初，巴頓遵照上級命令保持低調，使德國人以為他人一直在多佛爾，而他實際上正在英國訓練第3軍團[3]:127。堅忍行動的效果卓越，德國第15軍團一直在加來省等待著巴頓率軍進攻[3]:128，甚至在1944年6月6日盟軍進攻諾曼第後還繼續等著。一個月後，巴頓飛往法國回歸作戰指揮任務[3]:132。
到達諾曼第後的整個七月，巴頓的第3軍團形成了盟軍地面部隊的最右翼（西方），巴頓的朋友吉爾伯特·R·庫克本是第3軍團的副總指揮，但由於患病而被巴頓解除了職位，這個決定讓庫克「深感震驚」[13]。布雷德利美國第12集團軍下的第3軍團於1944年8月1日正午開始行動，同時往西進攻了布雷斯特，往南和東面朝塞納河進軍，向北協助在法萊斯和阿爾讓唐之間進行的法萊茲包圍戰，俘獲數十萬德國官兵[3]:135-136, 139-140。
巴頓和他部隊的戰術偏向於快速和主動的進攻，他的部隊與其他三個盟軍軍團相比在最初幾星期遇到的抵抗也比較少[3]:137。第3軍團會採取向前方派出偵察隊的方式來確定敵軍位置和戰鬥力，之後將自走砲移至矛頭部隊，選擇一個向前的良好位置安放，準備通過間接火力對受到掩護的德軍陣地進行攻擊。如派珀L-4（Piper L-4 Cub）之類的輕型飛機擔任炮兵監察並提供空中偵察。一旦發現目標，裝甲步兵會以戰車作為步兵支援展開攻擊，接著其他裝甲部隊就會突破敵人防線、擴大缺口、不斷施壓迫使德軍撤退，防止他們重新組織成一道堅強的新防線[14]:215-216。美軍利用火力偵察前進，.50口徑的白朗寧M2重機槍在這一任務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經常對正在埋伏等待來進行偷襲的德國反戰車榴彈發射器部隊造成巨大傷害，而且也擊潰了德軍步兵對美國裝甲步兵的攻勢[14]:212。
巴頓軍隊的進攻速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空中偵察和空中戰術支援[14]:215-216。第3軍團在總部擁有數量遠超其他部隊的軍事情報人員，專門對空中打擊進行協調[15]:44，其對應的近距離空中支援組是由奧托·P·韋蘭德（Otto P. Weyland）准將指揮的第19戰術航空司令部，該單位是由埃爾伍德·克薩達（Elwood Quesada）專為美軍第1軍團發動「眼鏡蛇行動」而編列的，使用戰術為由一位身處正在進攻戰車中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對密接支援作出指示，這一戰術得到了第3軍團的廣泛使用。每一個隊列都會得到3到4架P-47和P-51戰鬥-轟炸機的空中戰鬥巡邏掩護[15]:85。
在從阿夫朗什進軍阿爾讓唐的過程中，第3軍團只用了兩周時間就前進了97公里。巴頓每天會聽取情報官奧斯卡·W·科奇（Oscar W. Koch）上校關於「極端」（Ultra）情報小組的匯報，告知他有關德國反擊的動向和應在何處布署兵力等[3]:138。對於第3軍團在法國北部的進軍同樣重要的是補給梯隊的快速推進，第3軍團的後勤補給由沃爾特·J·穆勒（Walter J. Muller）上校監督，他強調靈活性和即時反應，並對補給梯隊進行調整，以便能夠讓前方部隊快速取得突破。巴頓向洛林的快速進軍展示了他對美國軍隊技術上優勢的敏銳反應。美國和盟軍的主要優勢就是機動和空中優勢。美國陸軍有更多的卡車，性能更可靠的戰車以及更好的無線電通訊系統，這些都在快節奏的進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4]:217。
1944年，由於第3軍團在梅斯外不遠的摩澤爾河附近用完了燃料，巴頓的進攻也告中止。巴頓期望戰區指揮官保持燃料和補給暢通來支持進軍，但艾森豪的戰略偏向於在部隊全面推進、認為單一部隊進行深入進攻時將會使側翼失去保護而容易被擊敗，同時艾森豪也優先讓蒙哥馬利帶領的第21集團軍可以更優先地獲得補給，以接下來發動該人策劃的大攻勢——市場花園行動[16]。由於其他部隊都對有限的資源有所需求，第3軍團耗盡了燃料供應而無法前進[17]。巴頓相信自己的部隊已經足夠接近齊格菲防線，他對布雷德利指出，只要給他40萬加侖汽油，自己可以在兩天內打進德國[3]:141。9月末，一支德國裝甲部隊發動進攻，試圖阻止巴頓第3軍團的進軍，但在阿爾拉庫爾戰役（Battle of Arracourt）中被美國第4裝甲師擊敗。儘管巴頓獲得了此戰的勝利，艾森豪仍命令第3軍團留在原地待命，德軍指揮官也因此誤以為德軍發動的反攻獲得了成功[18]。
第3軍團在9月的停頓已經使德軍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來強化梅斯的防禦工事（fortifications of Metz）。10月和11月，第3軍團與德軍在梅斯戰役（Battle of Metz）中陷入僵持，雙方都遭受了慘重的傷亡。不過到了11月中旬，美軍還是成功攻下了梅斯[3]:142。巴頓攻下這個城市的決定受到了批評，戰後接受過採訪的德軍指揮官表明，巴頓其實大可直接繞過這座城市，向北進發到達盧森堡，並在那裡截斷德軍第7軍團[19]:546。德軍在梅斯的指揮官赫爾曼·巴爾克（Hermann Balck）將軍也指出，一個更直接的進攻可以讓盟軍在這個城市獲得更具決定性的勝利。歷史學家卡羅·埃斯特（Carlo D'Este）後來寫道：「洛林戰役是巴頓最不成功的戰役之一，他錯在沒有更積極果斷地對自己的軍隊作出部署[1]:669」。由於盟軍的補給作業在安特衛普可供使用前一直優先供應給資源甚缺的蒙哥馬利部隊，巴頓為自己的部隊缺乏進展而發愁。自11月8日至12月15日，第3軍團只前進了不到64公里[3]:143-144。
1944年12月，德軍在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元帥指揮下穿過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東北部展開了最後一搏的攻勢——「萊因守望行動」。1944年12月16日，德軍集結了29個師共25萬人的兵力進攻盟軍戰線的一個薄弱點。這一戰史稱突出部之役，戰局初期歐洲正值多年來天氣最惡劣的一個冬天，德軍朝默茲河方向取得了顯著的進展。12月19日早上，艾森豪召集西部戰線的所有盟軍高級將領在凡爾登附近的一個總部開會，對德國的進攻商討對策[1]:675-678。
這個時候，巴頓的第3軍團正在薩爾布魯根附近展開激戰。猜測盟軍將領意圖的巴頓命令部下制訂了三個不同方案，可將第3軍團的單位即時切割成子單位，向目前被德軍佔領的地區發動多重攻勢[20]:77。最高統帥部的會議由艾森豪主持，出席者包括巴頓、布雷德利、雅各布·L·德弗斯上將、肯尼斯·斯強恩（Kenneth Strong）少將、以及盟軍最高統帥部副司令空軍元帥亞瑟·泰德以及大批的參謀官員[9]:599。當艾森豪詢問巴頓需要多長時間可以在第3軍團中分離出6個師、朝向北反擊以解救被困在巴斯托涅的第101空降師時，巴頓回答：「只要你和我說完了就行」[20]:75。然後他澄清自己已經安排了3個整師於12月21日，即會議後48小時左右展開反擊[20]:75。艾森豪對此感到懷疑：「可別做糊塗事啊喬治。你要是那麼早就行動是不會有三個完整師做好準備的，到時候你就只能零敲碎打了。」巴頓回答他的部下已經有了一份應急預案準備行動。艾森豪還是覺得難以置信，他命令巴頓在12月22日早上至少帶領三個師發起進攻[3]:148-149。
巴頓離開會議室，打電話給自己的部下說了兩個字：「開球」。接到這個代碼命令的手下啟動了三個師的動員工作，分別是第4裝甲師、第80步兵師和第26步兵師，動員他們向北面的巴斯托涅進發[20]:77。巴頓重新佈署了第3和第12軍中一共6個完整師的兵力，從他們在薩爾河前線的位置沿著一條線從巴斯托溫延伸至迪基希和埃希特納赫（Echternach）[20]:78。在幾天的時間裡，超過13.3萬輛第3軍車輛重新轉入進攻，共計行進了240公里，之後跟隨著截有62000噸物資的支援梯隊[20]:79。
12月21日，巴頓與布雷德利會面對即將開始的進攻進行核查，巴頓一開始就說：「布拉德（Brad，布雷德利的綽號），是時候讓德國人把腦袋探進絞肉機裡了，我已經抓好操縱桿了啦」[20]:77，然後巴頓要求讓自己的第3軍團向科布倫茨展開進攻，從那裡切斷突出部，把所有德國人困在攻勢之下。經過短暫的考慮後，布雷德利否決了這個提議，因為他更關心的不是殺死大量的德軍，而是在巴斯托涅陷落前加以解救[3]:148-149。由於期望自己進軍時能有個好天氣，從而獲得美國陸軍航空隊的近距離地面支援，巴頓命令第3軍團的隨軍牧師詹姆斯·奧尼爾（James O'Neill）上校譜寫了一段合適的祈禱詞：「萬能而又最仁慈的主啊，我們謙卑地懇求您的大恩，約束這些我們不得不面對而且毫無節制的降雨。給予我們戰鬥的公平天氣。優雅地傾聽我們作為士兵向你的請求，以你的力量加以武裝，我們可以從勝利走向勝利，粉碎我們敵人的壓迫和邪惡，建立起你那人與國家之間的正義。阿門。」之後天氣果然很快好轉，巴頓於是當場授予奧尼爾一枚銅星勳章[1]:535-536。
1944年12月26日，第3軍團的第4裝甲師先鋒部隊到達巴斯托涅，打開了一條救援被圍美軍的補給線。巴頓將在冬季組織起來的6個師脫離戰鬥前線，然後北上解救巴斯托涅的被困友軍是他在戰爭期間最卓越的一項成就[3]:152-153。他之後寫道，解救巴斯托涅是「我們迄今為止所進行的最輝煌的行動，而且在我看來也是這場戰爭中最傑出的成就，這是我最大的一戰」[20]:79。
到了2月，德軍已經全線撤退，巴頓的部隊則開進了薩爾，但他又一次發現其他的部隊可以優先獲得汽油和補給[3]:156。為了獲得這些，第3軍團軍械部門設法冒充第1軍團人員，並且在一次事件中從第1軍團的轉傾倉庫獲得了數千加侖汽油[21]。從1月29日到3月22日，第3軍團攻下了特里爾、科布倫茨、賓根、沃爾姆斯、美因茲、凱撒斯勞滕和路德維希港，打死打傷99,000名德軍，俘虜14萬零112人，這幾乎是德國第1和第7軍團的所有殘部。在此期間，巴頓曾接到繞過特里爾不要進攻的命令，因為高層認為需要有4個師才能拿下這裡，但接到命令時特里爾已經落入美軍之手，巴頓於是挖苦地回應道：「已經用兩個師拿下特里爾，請問你這是要叫我還給他們（德軍）嗎？」[22]
3月22日，第3軍團在建好橋梁後開始跨越萊茵河[3]:157，巴頓之後吹噓自己過河時曾向河裡撒尿[2]:322。
1945年3月26日，巴頓派出有314人，16輛戰車以及其它各種車輛組成的鮑姆特遣隊（Task Force Baum）前往德軍戰線後方約80公里的哈梅爾堡附近解放13B軍官戰俘營（Oflag XIII-B）。其中一名戰俘是巴頓的女婿約翰·K·沃特斯（John K. Waters）中校（在北非被德軍所俘）。然而這場突襲失敗了，特遣隊僅35人生還，其他人不是被殺就是被俘，57台車輛都沒了。集中營指揮官君特·馮·高克爾（Günther von Goeckel）少將打電話來呼籲休戰。他同意與包括一名德國軍官在內的多人一起充當中介，自願走出集中營和美國人見面。可就在這位德國軍官向他的同胞說明情況前，沃特斯在走向美國人時被一位不知情的德國士兵開槍打中臀部。他馬上被帶回集中營由一位在此實習的塞爾維亞醫生予以治療。當艾森豪得知這起秘密行動時，他氣瘋了[3]:158-159。巴頓之後報告這是自己在戰爭期間犯下的唯一一個錯誤，他覺得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派出一個大上三倍的部隊[23]。
4月，對第3軍團的抵抗已經逐漸減弱，部隊主要致力於管理為數約40萬的德國戰俘[3]:158-159。1945年4月14日，巴頓被擢升為上將，戰爭部長史汀生主張以此晉升來認可巴頓在1944年戰爭期的戰鬥成就[9]:655。當月晚些時候，巴頓、布雷德利和艾森豪一起參觀了梅爾克爾斯鹽礦和奧爾德魯夫集中營，這一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讓巴頓非常厭惡。隨後，第3軍團受命前往巴伐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預計那裡會有納粹德國最後的一部分軍隊。據說巴頓得知蘇軍即將攻下柏林時感到相當驚訝，他認為後者將是自軍部隊前往皮爾森的一個威脅，但在戰爭結束前不久，艾森豪命令巴頓的部隊止於布拉格[3]:160–162。
在從萊因河到易北河的進軍過程中，巴頓的第3軍團的人數約為25萬至30萬，他們一共占領了84860平方公里的德國領土，受到的損失為2102人陣亡、7954人受傷和1591人失蹤，而與第3軍團對抗的德軍則共有20100人陣亡、47700人受傷和65萬3140人被俘[24]:194-195。
從1944年8月1日加入戰鬥開始，到1945年5月9日敵對狀態結束，第3軍團共計連續作戰281天。這一期間跨過了24條大河、占領了21萬1000平方公里領土，其中包括12000個城市和城鎮。第3軍團聲稱一共擊斃、打傷或俘虜了181萬1388名德軍士兵，這個數字相當於其總人數的6倍[24]:194-195。富勒對第3軍團紀錄的核查中只在擊斃和打傷的人數上有所不同，其中認為從1944年8月1日到1945年5月9日，第3軍團共擊斃敵軍47500人、擊傷11萬5700人、俘虜128萬零688人，共計144萬3888人[25]。
巴頓懇求馬歇爾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讓自己加入太平洋戰區的戰鬥，馬歇爾表示只有在中國獲得一個主要港口以便他能夠進入的情況下才行，但這種情況可能性很低[3]:160-162。5月中旬，巴頓飛到巴黎，然後再到倫敦休息。6月7日，他到達麻薩諸塞州的貝德福德（Bedford），打算全家一起在這裡休一段長假，迎面而來的是成千上萬的觀眾。巴頓於是驅車前往哈奇紀念貝殼劇場向包括400名受過傷的第3軍團退伍老兵在內的約20000名群眾講話。在這場演講中他影射死在戰場上的人是「傻子」，真正的戰鬥英雄是那些傷兵，此話引起了少許爭議[3]:163-164。巴頓在波士頓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前往丹佛參觀並發表了演講，之後又到達洛杉磯，在洛杉磯紀念體育場對10萬名群眾演講。他最後到達的是哥倫比亞特區，並在7月回到歐洲在指揮德國占領軍的部隊[3]:163-164。
巴頓被任命為巴伐利亞軍政府首長，他在這裡帶領第3軍團執行去納粹化的任務[3]:163-164。得知對日本的戰爭也已經結束後巴頓特別心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又一場戰爭結束了，就像我對這個世界的作用一樣。」[3]:163-164
由於對自己的處境不滿，而且深為相信自己再也沒有機會打另一場戰爭，巴頓的行為和言辭開始變得日益飄忽不定。在這一點上，對巴頓失望背後的行為有著多種不同的解釋。卡羅·埃斯特寫道：「這看起來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巴頓因為頭部受了太多的傷而經歷了一定類型的腦損傷」，這主要是指巴頓一生中的多次與汽車、馬匹有關的事故，特別是1936年打馬球時的一次[1]:535-536。巴頓妻子的外甥女簡·哥頓又出現了，他們於1944年一起在倫敦生活了一段時間，1945年又在巴伐利亞待過。哥頓實際上還愛上過去一位年輕的已婚上尉，但他於1945年9月回到了自己妻子身邊，留下了鬱悶的哥頓[1]:744。巴頓一再吹噓自己和這位年輕女子在性生活上的成功，但他的傳記作者對此表示懷疑，並認為兩人的關係只是馬馬虎虎[19]:535。肖沃爾特相信巴頓在極大的身體和心理壓力下，通過聲稱性征服來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26]。埃斯特也有同樣看法，他寫道：「他（巴頓）1936年（在夏威夷）和1944至1945年的行為都表明，年輕而誘人女性的陪伴，足以平息一個中年男性對自己男子漢氣慨的憂慮和困擾以及對衰老的恐懼。」[1]:743
一些前納粹黨成員繼續保留了他們在該地區的政治職位，而巴頓作為軍政府首長對此的回應引起了爭議[3]:163-164。當對媒體有關這一方面的問題作出回答時，巴頓反覆將納粹與民主黨和共和黨比較，指出大部分擁有基礎設施管理經驗的人都在戰爭期間被迫入黨，這在美國本土引發負面報道，艾森豪更是憤怒[3]:165-166[2]:16。1945年9月28日，艾森豪經過一段激烈的陳述後解除了巴頓的軍政府首長職務，之後又於10月7日被解除第3軍團指揮官一職，在一次指揮權交接儀式上，巴頓給出了自己的告別辭：「所有美好的事情總會結束。至今為止，我所經歷過最美好的事物就是曾擁有指揮第3軍團的榮譽和特權。」[3]:165-166
巴頓最後的一項任務是在巴德瑙海姆指揮美國第15軍團。這一軍團當時只有很少一部分總部工作人員負責編撰歐戰歷史。巴頓因熱愛歷史而接受了任命，但很快就對這一工作失去了興趣。他開始四處旅行，先後到達巴黎、雷恩、沙烏地爾、布魯塞爾、梅斯、蘭斯、盧森堡、凡爾登[3]:165-166以及斯德哥爾摩，他在這裡與其他幾位參加過1912年奧運會的運動員重聚。巴頓決定12月10日回家過聖誕節後就不再回第15軍團和歐洲了，他打算和妻子商量自己是到國內崗位任職還是退休[3]:167。
12月8日，巴頓的參謀長荷巴特·雷蒙德·蓋伊邀請他到施派爾附近去打野雞來提提神。12月9日11點45分，巴頓和蓋伊一起坐在由一等兵霍勒斯·L·伍德林（Horace L. Woodring）駕駛的巴頓1938卡迪拉克75型轎車上，他們開到一個鐵路路口時停下來等待火車通過。巴頓看著路邊廢棄的車輛，並在汽車慢慢經過鐵軌路口時說：「想想這些廢墟，戰爭真是可怕。」這時一輛正駛往軍需倉庫、由技術中士羅伯特·L·湯普森（Robert L. Thompson）駕馭的2.5噸小卡車逐漸接近，但他到了巴頓一行的車前方時突然向左急轉。伍德林也猛地踩下剎車並向左急轉，雖有減速但仍與卡車相撞[3]:167。
伍德林、湯普森和蓋伊都只是有些輕微的擦傷，但巴頓的頭部撞在了後座與駕馭室之間的玻璃隔斷上，頭部劃出的傷口也馬上開始流血，並告知湯普森和蓋伊自己動彈不得而且呼吸困難。巴頓被送到海德堡的一家醫院，被診斷出患有壓縮性骨折，第3和第4椎骨也有錯位，這意味著頸部和脊髓受傷，將導致他從頸部以下終身癱瘓。之後12天的大部分時間裡巴頓都在接受脊柱牽引來減少脊柱受到的壓力，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會有些疼痛，但據報告他從沒抱怨過。除了從美國飛來的巴頓妻子的探視外，其他任何人的非醫療性探視都沒有被獲許。當巴頓得知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再騎馬或是恢復正常人的生活後表示：「這樣的死法真他媽太絕了。」1945年12月21日18點左右，美國陸軍上將小喬治·史密斯·巴頓因肺水腫和心衰竭在睡夢中去世，享年60歲[3]:168-169。按照他「與我的人埋在一起」的遺願，巴頓將軍被葬在盧森堡哈姆區的盧森堡美軍公墓和紀念館，與第3軍團的其他陣亡將士們永遠待在了一起[27]。
巴頓多彩的個性，強硬的領導風範以及作為一位指揮官的成功，與他政治上的頻繁失策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個複雜且往往是矛盾的形象。巴頓出色的演講技能被視為他激勵部下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ix。歷史學家特瑞·布來頓（Terry Brighton）總結認為巴頓「傲慢、想出風頭而且有個人缺陷，但……仍然是那場戰爭中最偉大的將軍之一」[2]:xv。巴頓對裝甲戰和領導風格也有著實質性的影響，他去世後，美國陸軍將巴頓的許多進攻戰術加入訓練課程中。許多軍官都聲稱從巴頓身上受到啟發。戰後設計的首款美國戰車也被命名為M46巴頓戰車[3]:viii。
多位男演員曾在銀幕上扮演過巴頓。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喬治·坎貝爾·史考特在1970年的電影《巴頓將軍》中的表演，他之後還在1986年的迷你電視劇集《巴頓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Patton）中飾演了同一角色[28]。斯科特對巴頓標誌性的描述，特別是巴頓對第3軍團的演講，為其贏得了第43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29]，並且將巴頓以一個民族英雄的角度帶進了流行文化中[1]:1。扮演過巴頓的其他男演員還包括：1957年美國廣播公司宗教故事選連續劇《十字路口》中的一集《巴頓祈禱》裡面的史蒂芬·麥納利（Stephen McNally），1963年電影《白馬的奇蹟》（Miracle of the White Stallions）中的約翰·拉奇（John Larch），1966年電影《巴黎戰火》（Is Paris Burning?）裡面的柯克·道格拉斯，1978年電影《目標大作戰》（Brass Target）中的喬治·甘迺迪（George Kennedy），1979年的迷你劇《艾克》（Ike）中的達倫·麥克加文（Darren McGavin），1988年的電影《潘喬·巴恩斯》（Pancho Barnes）中的羅伯特·普倫提斯（Robert Prentiss），1989年的電影《雙倍曝光：瑪格麗特·伯克-懷特的故事》（Double Exposure: The Story of Margaret Bourke-White）裡面的米歇爾·瑞恩（Mitchell Ryan），1989年迷你劇《戰爭與回憶》中的勞倫斯·道布金（Lawrence Dobkin），1997年的電影《遙遙歸鄉路》（The Long Way Home）中的愛德華·阿斯納，2006年的迷你劇集《男人，瞬間，機器》（Man, Moment, Machine）中的丹·希金斯（Dan Higgins），2008年的電影《美國頌歌》（An American Carol）中的凱爾希·格蘭莫（Kelsey Grammer）等[28]以及2020年的電影《無聲救援》（Resistance）中的艾德·哈里斯。
巴頓刻意給自己培養華麗而獨特的形象，他相信這能夠激勵部下。他佩帶花俏的象牙手柄史密斯威森M27.357麥格農左輪手槍[4]:9[2]:xvi，頭戴擦得發亮的頭盔、腳穿騎兵高筒靴、身上不是華麗的禮服就是馬褲[1]:478[3]:77-78。巴頓也以在頂部漆成紅、白、藍色的戰車中監督訓練和演習而為人熟知。他的吉普車前後會有超大的職級標牌，還配有高音喇叭宣布他的到來。巴頓還曾為新成立的戰車兵團提議過新的制服，上有拋光的鈕扣、金色頭盔，是一套深色、厚實的棉服西裝，這一提議被媒體嘲笑是「青蜂俠」，軍隊也沒有接受[3]:77-79。歷史學家艾倫·阿克塞爾羅德（Alan Axelrod）寫道：「在巴頓看來，領導從來就不是制訂計劃和發出命令這麼簡單，而是在於把一個人自身轉變成一個符號。」[3]:80-82巴頓也有意地表現出對榮耀的強烈渴望，要求軍官在戰場上與士兵一起作戰。他是海軍上將霍雷肖·納爾遜的崇拜者，後者在領導特拉法加海戰時就身著全套制服而引人注目[3]:80-82。巴頓認為勇敢是最重要的事情[3]:14-15，在戰鬥也會標明自己的軍階讓自己特別顯眼，一戰期間，他還曾坐在一輛戰車頂部衝進德軍控制的一個村莊來鼓勵自己的部下[3]:54-55。他也堅定地相信宿命論[3]:4，並且毫不掩飾自己的轉世的信仰，相信自己前世曾是拿破崙手下戰死沙場的將領或是軍官、士兵[3]:11-12[2]:36-37。
巴頓練習出了一種發表富於魅力演講的能力，這部分是因為他拙於閱讀[3]:67-68。他的演講中會有大量的粗話，這通常很受士兵歡迎，但也讓包括布雷德利在內的其他軍官感到冒犯[1]:578。他最具知名度的一系列演講是在大君主作戰向第3軍團將士們發表的[3]:130-131。他也以這些講話中的直率和俏皮話聞名。巴頓曾說過：「德軍最危險的兩件武器就是我們自己的」裝甲半履帶車和吉普車。前者是因為小子們都打了雞血，以為自己是坐在戰車裡面；後者則是因為（我們）駕駛技術過於糟糕的司機實在太多了[30]。突出部之役期間，他曾表示盟軍應該「讓這些狗娘養的（德國人）一直去到巴黎，然後我們就可以截斷他們再捲起來（吃掉）」[30]。他還曾開玩笑說自己的第3軍團可以「把英國人趕到海裏去，再來一次敦刻爾克」[30]。
隨著媒體對巴頓關注度的提高，他的直言不諱激起了一些爭議，包括他在1945年把納粹和民主黨、共和黨兩黨相比較的言論[3]:165-166，巴頓同年晚些時候在一場演講中稱讚多位受傷的老兵才是戰爭中「真正的英雄」，無意識地冒犯了那些孩子戰死沙場的父母[3]:163-164。他最大的爭議是在霸王行動前向一位記者暗示：英國和美國，不包括蘇聯，將會成為戰爭結束後世界的主宰，這讓當時關係已經很微弱的同盟關係變得緊張[1]:586。艾森豪威爾則表示，巴頓雖有許多成就，但欠缺考慮這個缺陷限制了他的領導潛力[9]:337。
作為一名領袖，巴頓以治軍嚴明著稱，常因下屬有一點雞毛蒜皮的違規而加以懲罰，但同樣也會在他們表現良好時予以嘉獎[3]:77-79, 96-97。雖然有著急燥、衝動，難以容忍失敗等缺陷，巴頓在二戰期間也只有一次在兩度警告後解除了奧蘭多·沃德一位將領的職務，相比下，同期在布雷德利手下就有多位將軍落馬[1]:467-468。雖然巴頓會把那些身患戰鬥疲勞、今天稱為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的人看成是「裝病」，但報告顯示他對自己的部下也有著最崇高的敬意，特別是傷員[12]:147。他的許多指令都表示出對部下特別的關心，並且也會為戰場上的士兵安排額外補給，包括毛毯和額外的帽子、膠鞋，以及其它通常在前線會比較短缺的物資[24]:97。
終其一生，巴頓一直對自己有關種族主義的看法毫不掩飾[3]:4。他的態度可能與家庭與有多人都是邦聯國支持者的背景有關[2]:18。對於非裔士兵他曾私下寫道：「他們之中有些是好兵，但就當時來看，我覺得沒有必要作出改變，因為就裝甲戰來說，有色人種軍人的思維還不夠敏捷。」[31]:60不過他也表示與種族或宗教信仰相比，戰場上的表現更加重要：「我才他媽不在乎那傢伙是個什麼人。不管他是個黑鬼還是個猶太佬，只要他能盡職盡責，找我要啥都行。老天在上！我愛他。」[19]:864儘管有上述的一些看法，但巴頓部下中非裔美國人的數量非常多[3]:4。念了《可蘭經》並觀察了北非後，他在給太太的信中寫道：「剛剛念完《可蘭經》，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好書。」巴頓對地方風俗和習慣有敏銳的眼光，也對地方建築知之甚詳。雖然對《可蘭經》有正面評價，但他也總結認為：「在我看來，穆罕默德宿命論的教義和對女性徹底的貶低，毋庸置疑，是限制阿拉伯發展的原因……我想，這正是一些基督教口若懸河布道中的內容」[31]:49。巴頓對蘇聯留有深刻印象，但也蔑視其為「對人的生命沒有任何顧慮」的「酒鬼」[1]:739。之後，巴頓還開始表達自己越來越強的反猶太主義和反共主義觀點，經常引起爭議[3]:165–166。
1945年2月1日，艾森豪在一份備忘錄中給自己下屬歐洲戰場美國將領的軍事才能進行排名。布雷德利和空軍上將卡爾·安德魯·斯帕茨並列第一，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排在第二，巴頓第三[32]:801。艾森豪在1946年為《巴頓和他的第3軍團》中表明了自己的理由：「喬治·巴頓是我們或其他任何部隊中最優秀的野戰軍團指揮官，但他的軍團也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就像他的行動也是一個更大行動的一部分」[1]:818。艾森豪認為歐洲戰場上軍事行動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包括布雷德利在內其他將領的規劃，而巴頓則僅僅是「一個優秀的執行者」[1]:818。儘管如此，艾森豪還是將巴頓的能力視為一個戰略規劃者，認為其軍事價值對於盟軍在歐洲的勝利非常重要。這一看法可以從他在1943年的掌摑事件後甚至拒絕考慮讓巴頓離開歐洲的行為中得到體現，他曾私下寫道：「巴頓對這場戰爭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是我們勝利的一個保證。」[1]:536。助理戰爭部長約翰·J·麥克洛伊也告訴艾森豪：「我不能調走這個人，他能打。」[32]:442巴頓去世後，艾森豪所寫下的致詞中說：「那是那種生來就是要作戰的人，一個理想的戰鬥領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巴頓的名字會在敵人的心中形成一種恐懼。」[1]:818
布雷德利斷然否定了巴頓。他的回憶錄中極少給予巴頓好評，其中明確表示如果自己於1943年時就是巴頓的上級，他將立即解除巴頓的職務並且「與他再無瓜葛」[33]。兩人在個性上是眾所周知的對立兩極，並且也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布雷德利無論是在個人還是專業方面都不喜歡巴頓[1]:466-467[32]:403-404。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對巴頓及其能力有著很大的尊重，表示「他是我們最了不起的戰鬥將軍，也是我們純粹的喜悅」[1]:755。不過下一任總統哈里·S·杜魯門似乎本能性地就不喜歡巴頓，有一次直接拿巴頓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與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相比[1]:755。
英國指揮官大多對巴頓的評價不高。艾倫·布魯克元帥在1943年1月指出：「我聽說過他，但我得承認他那虛張聲勢的個性遠超過我的想像。我對他沒有什麼好評價，我也沒有在將來改變這一看法的理由。一個同時具備瀟灑、勇敢、野性等特質的不穩定指揮官對需要進取心和衝進的行動或許有益，但在要求技巧和判斷的行動中必然會失敗。」[1]:451。不過，蒙哥馬利對巴頓有正面的評價，雖然他與巴頓之間有著眾所周知的競爭，但蒙哥馬利似乎很欽佩巴頓在野外對部隊的領導能力，在戰略的判斷上則不以為然[1]:549。其他盟國將領對於巴頓有更好的印象，特別是自由法國。亨利·吉羅將軍1945年底聽說艾森豪解除了巴頓職務時深表懷疑，並邀請巴頓到巴黎出席國宴，還接受了總統夏爾·戴高樂的授勳。國宴上，戴高樂總統在演講中把巴頓的成就與拿破崙相提並論[9]:801。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顯然是巴頓的崇拜者，表示紅軍無論是在計劃還是執行上，都無法像巴頓那樣快速地讓一個裝甲軍團跨越法國[19]:562。
盟軍領袖對巴頓的能力褒貶不一，不過德軍高層指揮官自1943年後倒是敬重巴頓勝過其他任何一位盟軍將領[3]:127。有報告顯示阿道夫·希特勒稱他是「那個瘋狂的牛仔將軍」[1]:815。隨著戰事的發展，許多德軍戰地指揮官都大方地稱讚巴頓的領導才能，德國第277國民擲彈兵師作戰官霍斯特·馮·旺根海姆男爵（Horst Freiherr von Wangenheim）中校表示「巴頓將軍是整個前線最可怕的將軍。（他的）戰術大膽而又無法預測……他是最現代的將軍，也是（聯合）裝甲和步兵部隊最優秀的指揮官」[9]:480-483。曾與蘇聯紅軍和英美戰車指揮官交手的哈索·馮·曼陀菲爾也有同樣看法：「巴頓！毫無疑問。他是一位輝煌的裝甲軍團指揮官。」[20]:78。許多最高級別指揮官也對巴頓的能力給予高度評價，如埃爾溫·隆美爾認為巴頓達成了「機動戰中最震撼人心的成就」[2]:xvii。德軍最高統帥部作戰處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大將則認為巴頓「是美國的古德林。他膽量十足，而且喜歡搞大動作。他敢冒大險而獲大勝」[1]:815。阿爾貝特·凱塞林元帥指出：「巴頓已經把戰車戰發展成了一種藝術，他知道如何在戰場完美地指揮戰車。因此我覺得有必要把他和隆美爾元帥進行比較，後者同樣也是戰車戰的大師。兩人都對這種戰鬥有著相當敏銳的洞察力」[1]:815。非洲軍參謀長弗里茨·拜爾萊因在談到第二次阿拉曼戰役後德軍撤退時說：「我不認為巴頓將軍會讓我們這麼輕易逃脫的」[1]:815。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元帥被俘後面對採訪時只簡單地表示：「（巴頓）他是你們中最好的。」[3]:1
巴頓在36年的軍旅生涯中獲得過以下軍事榮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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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服役十字勳章 兩枚 |
陸軍傑出服役勳章 三枚 |
海軍傑出服役勳章 |
| 銀星勳章 兩枚 |
美國軍功勳章 | 銅星勳章 | 紫心勳章 |
| 救生獎章 | 墨西哥服役獎章 | 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 四枚戰鬥之星 |
美國防禦服役獎章 |
| 美國戰役獎章 | 歐-非-中東戰役獎章 七枚戰鬥之星 |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 | 陸軍佔領服役獎章 1955年追授 |
| 巴斯勳章 三等勳位 |
大英帝國勳章 榮譽爵級司令 |
比利時利奧波德大綬章勳章 | 比利時英勇十字勳章 加橡葉 |
|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軍官勳位 |
法國英勇十字勳章 加銅質橡葉 |
盧森堡英勇十字勳章 | 大十字阿道夫拿索勳章 |
| 阿拉維王朝勳章 大十字勳位 |
庫圖佐夫勳章 一級 |
白獅勳章 | 捷克斯洛伐克十字勳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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