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喬治·戈登（英語：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英國陸軍少將。因在大清指揮僱傭「常勝軍」協助李鴻章及劉銘傳淮軍與太平軍作戰，獲得兩宮太后授予「常州提督」、賞穿黃馬褂而得到「中國人戈登」（Chinese Gordon）之綽號。英國賜之「巴斯勳章」，後將其調至蘇丹任總督，人稱「戈登帕夏」[1]，最後於任內爆發的馬赫迪戰爭中陣亡。
早年生活
戈登出生在倫敦的伍爾威治，是皇家炮兵部隊的H. W. Gordon將軍的第4個兒子。他在陶頓學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1848年進入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任官為皇家工兵部隊少尉，在查坦的皇家工兵學校繼續完成他的訓練，並在1854年晉升到中尉。
一開始他奉派建造威爾斯的米爾福德港的防禦工事。但由於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現屬烏克蘭）。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參與了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2]
另外他也參與了英國與帝俄的金伯恩戰役，並在衝突結束後回到塞瓦斯托波爾。戈登伴隨一個國際和平委員會劃定俄國和土耳其在比薩拉比亞的新國界。他繼續他在小亞細亞的調查工作，並在1858年底回到英國，出任工兵學校教師，而且在1859年晉升為上尉。[2]
中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3]在9月抵達天津，其後參與了佔領北京與火燒圓明園的行動。10月《北京條約》簽訂，增加天津為通商口岸，並開闢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開闢，時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劃定界限和規劃道路的主要設計者。
1850年起，太平天國在兩廣、湖廣等省連戰皆捷，並於1853年佔領金陵（今日江蘇南京），改稱天京並定都於此。清朝蘇松太道道尹吳煦出面，富商楊坊出資，居於上海的歐美移民也協助成立洋槍隊以防禦城池。洋槍隊由美國人華飛烈指揮，在上海西郊與太平軍多次發生零星戰鬥，情勢逐漸不利。1862年英將士迪佛立率軍抵達，配合華飛烈和另一支小型法軍抵抗太平軍勢力，1862年底奪回原本被太平軍佔領的嘉定、青浦等地，同年也改名為常勝軍。[4][5]
華飛烈陣亡於慈谿之戰，由美國人白聚文繼任，但因劫掠清軍餉四萬銀元，被撤職。江蘇巡撫李鴻章要求士迪佛立另指派英國軍官來指揮洋槍隊。士迪佛立選擇了時任少校的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揮，與華飛烈不同的是，戈登嚴禁常勝軍士兵劫掠，在軍中採以嚴刑峻法，軍紀嚴明。戈登重整軍隊並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們的尊敬。李鴻章的淮軍與戈登率領的洋槍隊密切配合，在江蘇的戰場上頻頻得手。戈登得知守將納王郜永寬等與主帥譚紹光不和，有投降之意，便與李鴻章商量誘降郜永寬，李鴻章命部將程學啟與郜永寬定下降約，由戈登居中做保人。
11月，蘇州被常勝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軍在天京（今南京）外圍最後一個堡壘常州府失陷，常勝軍的聲望也達到最高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寬、伍貴文、汪安均等八名太平軍降將到淮軍營中見李鴻章，程學啟率百餘人突入午宴，將八名降將殺死。程學啟提著八人首級入城，稱「八人反側，已伏誅矣！」戈登對殺降一事不滿，痛罵程學啟不講道義，與之斷交，又提著火槍要找李鴻章算帳，逼得李鴻章四處躲藏。由於找不到李鴻章，戈登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李鴻章下台，否則他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後他率軍返回崑山，同時要求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希望英國政府能夠協助，迫使李鴻章下台。李鴻章急忙向英國人赫德和馬格里（郜永寬的女婿）求援，請他們代為調解；李鴻章在給朝廷的《駢誅八降酋片》中說：「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體，如臣構昧，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惟有請旨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且李給曾國荃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說，這次「拴殺偽王六，偽天將五，皆忠逆部下悍黨，稍可自娛」，在給郭嵩燾的信中也說，這次「蘇州、無錫苦戰數月而得之，所以少愜意者，誘斬六偽王四天將，而解散忠黨二十萬之眾」。曾國藩竟然稱讚這種行徑說：「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6]
1864年，與李鴻章合作攻陷常州之後，常勝軍解散，李鴻章奏請兩宮太后，授與戈登為「常州提督」封為子爵、賞穿黃馬褂並賜三等「御賜雙龍寶星勳章」；另外，英國也晉升他為中校亦賜「巴斯勳章」。
非洲
戰後，戈登短暫回到英國，並負責指揮皇家工兵在泰晤士河南岸格雷夫森附近的防禦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國到多瑙河委員會去維持多瑙河河口的加拉茨的船隻航行。
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里米亞檢閱當地的英軍公墓，當他經過伊斯坦堡時，認識了當時的埃及總理努巴爾帕夏，他和戈登商議在土耳其駐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帕夏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總督的邀請，並在1874年初到達埃及，戈登在那裏成為埃及軍的上校。
埃及政府從1820年代開始往南擴張，並在英國探險家山繆·懷特·貝克的領導下，在1870年2月到達尼羅河上游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達剛多卡洛。貝克在當地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所以總督要求戈登去處理當地事務。在開羅待一小段時間後，戈登經由薩瓦金（蘇丹海港）和柏柏爾（蘇丹北部城鎮）到喀土穆，從喀土穆他又繼續沿著白尼羅河到了剛多卡洛。
戈登留在剛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從索伯特河（Sobat）到烏干達前線的哨站，以及打擊奴隸交易活動。[7]然而戈登開始和埃及官員和蘇丹發生衝突，這導致戈登回到倫敦並通知總督他不會回到蘇丹。總督寫信給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堅持他必須成為全蘇丹的總督。在總督同意一些討論後，戈登成為全蘇丹的總督。
成為總督後，戈登開始處理一些更廣的問題。其中一個是改善埃及和阿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的關係，主要是對Bogos地區的爭議。戰爭在1875年爆發，埃及軍隊被擊敗，於是戈登到Bogos與阿比西尼亞談判，不過並沒有得到回復。不久，達佛又爆發起義，叛軍相當龐大，而戈登認為外交途徑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這次戈登只帶一名翻譯員到敵營談判。這個大膽的行動被認為是成功的，一些叛軍加入他，另一些則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開羅，他被指派為委員會主席。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在1879年辭職，並把位子傳給他的兒子。
戈登回到南方，到阿比西尼亞南方的哈勒爾，他發現當地官僚相當腐敗，於是他將當地官員免職。然後他又繼續打擊達佛的奴隸交易活動。他的部屬Gessi Pasha成功結束加札爾河地區的暴動。他又試著與阿比西尼亞簽訂和約，不過沒有成功。他回到開羅並辭去總督的職務，他對於經年累月繁雜的工作感到筋疲力盡。
1880年戈登在布魯塞爾拜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並應邀幫忙負責剛果自由邦的事務。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個地方軍隊的指揮職務。5月，即將到印度擔任總督的Ripon侯爵要求戈登當他的私人祕書。戈登同意最後的這個請求，但在他到印度不久便辭職。辭職後，他在7月再度來到中國北京，和這時已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會面，李告訴他中國和俄國因為伊犁事件有戰爭的危機，於是戈登便用他的影響力來確保和平。戈登回到英國，但在1881年4月又離開到模里西斯指揮當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模里西斯直到1882年3月，當他晉升為少將時。調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蘇陀蘭（今賴索托）。數月後，他回到英國。不久後，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個他一直渴望拜訪的地方，並在那裡待一年。比利時國王再次邀請他管理剛果自由邦的事務，他接受並且回到倫敦準備。但在他到達英國不久，英國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蘇丹，那裡的情況在他離開後變得相當糟糕，穆罕默德·艾哈邁德·馬赫迪自稱是馬赫迪（「導師」），馬赫迪戰爭在他的領導下爆發。
蘇丹的埃及軍隊無法抵擋這場暴動，埃及政府則正忙於陣壓另一場暴動。1882年9月後，蘇丹處於一個瀕臨毀滅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國政府命令埃及放棄蘇丹，但撤離行動是困難的，數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們的家眷仍然困在蘇丹。英國政府於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處理並撤離人員。
1884年1月，戈登到達開羅；在開羅，他再度出任為總督，踏上前往喀土穆的不歸路。2月18日，他抵達喀土穆。戈登開始著手遣返婦孺和傷者回到埃及，約2500人在救主軍封鎖道路前被撤離。戈登希望有影響力的地方領導人Zobeir能接管蘇丹，不過英國政府以他曾經是奴隸販賣商的身份拒絕。
叛軍在喀土穆和蘇丹東部附近不斷進攻，而薩瓦金的埃及軍隊則不斷的被擊敗。一支由葛雷漢（Gerald Graham）將軍的英國部隊曾派遣到薩瓦金，並迫使叛軍撤離當地。戈登曾強烈主張從薩瓦金到柏柏爾的道路應重新開放，不過這要求被倫敦政府所回絕。4月，葛雷漢將軍和他的軍隊撤離。5月，柏柏爾的守軍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離。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圍城戰開始。雖然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蘇丹，但民間仍有許多人呼籲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國政府才決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國救援隊才準備開始行動。
12月底，部隊到達Korti。1885年1月20日，他們到達Metemma，在那裡他們發現戈登四個月前派來的砲艇，準備用來把他們運往尼羅河上遊。24日，兩艘汽船出發前往喀土穆，但當他們在28日抵達時，發現喀土穆已經淪陷，戈登已戰死兩天，後遭敵人斬首，[8]並且梟首示眾。後只找到軀體，但找不到頭。
影響
戈登的死讓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被逼下台，並導致自由黨政府垮台，開始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國吞併蘇丹的決心；1898年，英軍擊敗救主軍，蘇丹從此成為英國與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獨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樓落成，為了紀念戈登在開闢和規劃該租界方面的貢獻，這座大樓命名為戈登堂。在落成典禮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掛在會場的中央。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盛讚戈登的軍事指揮才能後，宣布大樓正式開放。[9]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充後，將新築的一條馬路命名為戈登道（今湖北路）。[10]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戈登堂部分損毀被拆除。2010年，天津市在海河南岸重建戈登堂，作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天津監管局的場所。
馬祖列島當中的高登島（戈登島）亦是因為紀念戈登而有此名，不過詳細的紀念年份不詳，僅知清光緒20年（1894年），陳壽彭翻譯英國海軍圖官局之《中國江海險要圖誌》時，已有此名。
在戈登曾經活動過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將西區新築的一條重要道路命名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寧路）。[11][12]
名言
戈登嘗言：「中國人民耐勞易使，果能教練，可轉弱為強。」又曰：「中國海軍利於守，船砲之製，大不如小。」當時稱其將略云。[13]
相關作品
- General Gordon's Last Stand－1885年由George William Joy所繪，現藏於里茲市立藝廊（Leeds City Art Gallery）
- 英國電影《戰國春秋》（英語：Khartoum）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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