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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一场局部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印邊境戰爭（英語：Sino-Indian War，印地語：भारत-चीन युद्ध Bhārat-Chīn Yuddh）是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之間的一場邊境戰爭。在中國也被稱為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國與印度的邊界2,000公里，分西、中、東三段。這場戰爭在西段和東段同時進行，又以東段由藏南地區（印度稱為「東北邊境特區」）為主戰場。由於戰場處於高海拔地區，環境惡劣[12]，雙方都有後勤補給困難的問題。中國在取得勝利目標後即撤回。最終，中國占領了中印西線爭議的阿克賽欽地區，印度則重新佔領絕大部分中印東線爭議的藏南地區（印度稱阿魯納查邦）。同時這場戰爭對兩國的國內局勢與國際地位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並阻礙著中印關係的深入發展[13]，並且對中蘇和中美關係的走向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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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邊境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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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期間在斯潘古爾湖附近巡邏的印度士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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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印度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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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盛 少將(陸軍第54軍軍長[註 3]) |
 納拉因·賴納 准將(第114步兵旅旅長) | ||||||||
| 參戰單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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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線： 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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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線：
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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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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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80,000人[5][6] 一線作戰：44,000人 | 28,000人[7][8]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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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人陣亡 1,697人受傷[9][10] |
1,383至3,250人陣亡 548至1,047人受傷 1,696人失蹤 3,968人被俘[9][11] | ||||||||
拉達克王國原本向西藏進貢。1834年，錫克帝國派左拉瓦爾·辛格征服拉達克。1846年，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贏得第一次英國錫克戰爭，建立了查漠-克什米爾土邦，占領拉達克地區[15][16]。1865年印度測量局官員威廉·約翰遜繪製了一條「約翰遜線」，將包括阿克賽欽在內的近三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入英屬印度，使阿克賽欽變成英印克什米爾的一部分，但英國政府並未知會當時的清政府[17][18][19][20][21]。據榮赫鵬爵士描述，1880年代末的賽圖拉鎮無人定居[22]，只有一座可能是由克什米爾人廢棄的城堡[23]。1892年，清政府派官員李源鋼在喀喇崑崙山口樹立了界碑[24]。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引發駐藏清軍譁變。西藏噶廈政府驅逐清朝駐藏大臣和所有駐藏清軍，宣佈獨立。1913至1914年間，英屬印度與西藏噶廈及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在西姆拉進行了三方會談。然而袁世凱政府因無法接受談判協定，於1914年7月退出談判。同日，西藏政府與英屬印度政府簽訂了西姆拉條約，劃定「麥克馬洪線」，將面積達9萬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區劃歸英屬印度[25]。但歷屆中華民國政府都拒絕承認條約的合法性。
1947年印度獨立後，印度主張有權繼承原來的英屬印度領土。同時認為經由英印當局和西藏當局認可的麥克馬洪線已成為法定邊界，無論中國承認與否。印度政府內較激進的觀點認為麥克馬洪線的原意是中印邊界位於喜瑪拉雅山山脈最高脊。凡是既定的麥克馬洪線在喜瑪拉雅山脈最高脊以南處，原意上的麥克馬洪線應被視為通過實際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喜瑪拉雅山脈最高脊處。[26]
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尼赫魯政府率領印度發動第一次印巴戰爭，並和鄰近的尼泊爾、不丹以及錫金締結軍事保護條約，全力爭取英國撤離南亞次大陸帶來的權力真空，擴大印度在南亞的戰略優勢。由於西藏對於印度的戰略價值極高，印度政府亦主張繼承殖民時期的政策，在西藏建立緩衝地帶，並通過派遣軍隊間接控制西藏，以鞏固喜馬拉雅山防線的安全。[27]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軍事行動和談判，入駐西藏。印度駐華使館向中國政府發出照會中說：「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的[28]。」1951年2月2日，印度軍隊乘中國參與韓戰之際，派兵占領了西藏噶廈政府管轄的達旺地區[28]。
1959年藏區騷亂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獨立[29]。5月16日，北京官方指責印度干涉中國內政[30]。1959年5月，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會見蘇聯等11國社會主義國家的訪華代表團和駐華使節時指出：印度總理尼赫魯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滯不前，不改革，作為『緩衝國』，置於印度勢力之下，成為它的保護國」[14]。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在1959年12月底的一次報告中談道，他認為尼赫魯有三個目的：第一，削弱中國的政治影響，第二，打擊國內印共的勢力；第三，為了獲取美援[14]。
1960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印度，同尼赫魯總理會談，提出談判解決邊境問題，未有共識[31]。1960年後，中蘇開始交惡，而中美關係因韓戰的原因也處於僵局。而印度與正在進行冷戰的蘇聯和美國關係都不錯。
1962年8月古巴導彈危機爆發，造成美蘇關係緊張，無暇干預中印衝突。10月28日蘇聯同意從古巴撤除飛彈，危機結束，中印邊境戰爭第一階段於同日結束。[32]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線邊境始於1950年，當時隸屬於南疆軍區。解放軍進駐南疆之後，於1950年派遣西北軍區第2軍的第4師、第5師以及第3軍的第13師（歸屬第2軍指揮）接管中印邊界，其中第5師的第15團一個加強連進入爭議區域，以賽圖拉為指揮基地建立了黑黑孜江干、三十里營房、康西瓦據點，第4師的十一團1個連也進駐了爭議區域的麻扎達拉。1951年，在解放軍控制神仙灣、天文點據點，並開始在阿克賽欽、甜水海、空喀山口一帶巡邏，收編了原來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邊防部隊（3個大隊），第4師騎兵偵察連則進一步接管了中國主張線上的紅其拉甫山口。1952年3月，第2軍教導團邊卡營奉命接替所有駐守部隊駐守邊境，邊卡營則建立了以以蒲犁、賽圖拉為中心的據點。1955年，中國繼續增兵西線，組建南疆軍區公安邊防第四十九團；1961年改組為步兵第2團；1962年1月11日分組為步兵第2、3團，第2團負責新疆段邊境，第3團負責塔什庫爾干防區。[33]
西藏西段爭議邊境也是由新疆軍區接管。1950年7月新疆軍區第2軍獨立騎兵師派遣第1團第1連（135人）率先進入阿里地區進行群眾宣傳工作，和阿里噶本政府建立友好關係，爾後於5月派遣先遣支隊（1個加強連和師偵察隊約400人）進駐西藏阿里地區，6月解放軍正式接管阿里地區。1951年阿里地區部隊統編為阿里騎兵支隊，並向定哈里普山口、達馬山口、科甲、新張等邊境哨卡派駐5-10人的小分隊，控制了中印邊界西段，接著在1952-1956年間建立了普蘭、強拉山口、烏熱、什布奇、扎西崗、新張、地拉、 那卡、斯潘古爾據點。1956年開始，新疆軍區調動軍民3000多人（後續有增加）建設新藏公路，1958年公路完工後中國一側的後勤條件大為改善。[34]
隨著1958年縱貫阿克塞欽的新藏公路完工，西線爭議地區中國一側的交通後勤環境大大改善，中國軍隊逐漸增多並取得軍事優勢，這也引起印度軍方的警惕。印度方面也相應加強了交通後勤，修建了斯利那加通往拉達克的公路以及通往列城的騾馬道，但楚舒勒等偏遠地區仍然只能通過空運維持。1959年藏區叛亂後，8月26日中國軍隊占領朗久，9月8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則解釋中國此舉是為了防止西藏叛亂分子外逃。10月，解放軍在西線印度建立的溫泉哨所一帶與印度軍隊發生摩擦。自此解放軍已經接管全部中印邊境，印度方面命令陸軍接替武警執行邊境防務，並開始制定與中國對峙的計劃。印度軍隊最初都部署在除典角外的中國主張線以西。印軍研判解放軍將在正面部署一個團，計劃在穆爾古-錯格斯察魯-波布浪-楚舒勒-典角一線建立防禦以鞏固列城，部署有兩個查謨和克什米爾輕步兵團加強營和第114步兵旅（因為後勤不能全部部署到前線），並且和解放軍據點保持較大距離。1960年印度方面認為解放軍在邊界幾乎增加兩倍以上兵力（解放軍戰史沒有提及），因此增派第8廓爾喀步槍兵團第1營至溫泉到楚舒勒一線中段，然而這些部隊都難以獲得有效的後勤支援。[35]
印度主要官員都研判此時中國必然優先在西藏內部維持穩定，因此不會對印度方面做出反應，出於宣示主權目的制定了前進政策，旨在占領中印軍隊之間的空白地帶，在儘可能接近前線的地方逐步建立據點以壓制、反擊中國軍隊。在西、中段邊境，印度陸軍總部在1961年12月5日下達命令明確要求印度軍隊在西線中國控制區域建立據點，計劃從加勒萬河谷、班公湖北岸、楚舒勒、巴里加斯四個方向建立前進據點。作為回應，中國方面則利用後勤優勢建立更多哨所，雙方哨所都處於互相射程內，中國在加勒萬河谷河谷實際上包圍了印度哨所。1962年7月，中國軍隊切斷了印度加勒萬河谷哨所的陸路補給線，並在塞利窮哨所、斗拉特別奧里地區域和印度軍隊交火，戰爭此時已經一觸即發。前線陸軍推測解放軍在斗拉特別奧里地、溫泉、楚舒勒分別部署團級作戰單位，向陸軍參謀本部申請支援，然而參謀本部還是堅持前進政策，並不相信中國會開戰。同時，印度當時外匯捉襟見肘，因此不願意擴大運輸機規模以支持前線的後勤補給，前線增兵的計劃也不具備後勤可行性。[36]
東線的中國軍隊多數在1959年西藏叛亂之後進駐。1959年4月4日，中國軍隊以4個團2個營兵力進攻西藏噶廈政權控制下的山南地區，至21日掃平山南大部，噶廈軍向中印邊境麥克馬洪線和不丹邊境方向退卻，4月23日解放軍追至中不邊境的勒（今勒門巴族鄉），此後陸續接管拉康、龍東、三安曲林、加玉等中不邊境據點，控制繞讓、楮許等中印未定界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隘口，切斷了噶廈政權潰逃的道路，但仍有8000人左右逃入印度境內。至此中國全面接管了東段中不邊境和麥克馬洪線以北的中印邊境。[37]
1959年8月朗久事件後，中國驅逐了印度在朗久建立的據點，印度陸軍開始接管東段邊境。雖然此時印度在東段建立了東北邊境特區，但實際尚未部署印度軍隊，邊境歸屬警察部隊管理。9月1日，面對中國軍隊全面接管東線的印藏邊界，印度陸軍在西隆召回軍事會議，決定加強對麥克馬洪線己方一側的控制，在邊境的每一處哨所部署一個排的兵力作為軍事存在的象徵，但實際軍事行動時這些哨所兵力應該退回爭議區域內達旺-邦迪拉-濟羅-達波羅約-阿龍-羅營-特祖—洛西特普爾—哈尤良一線設置的縱深防禦線。後續印度軍隊軍事演習檢驗發現現有軍力不足以支持其計劃，但受制於印巴邊界局勢，印度軍力緊張，已經部署的大部分兵力被用於支持前哨，後續又有一個旅派往那加蘭邦鎮壓叛亂，這一戰略構想始終難以貫徹。[38]
新德里方面無視兵源匱乏的窘境，也要求東段邊境的印度軍隊執行前進政策。1961年12月5日，印度東部軍區也接收到執行前進政策的命令。新德里認為東段印軍具有後勤優勢，因此對部署很有信心，在命令中要求前線部隊竭盡所能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的爭議區域全線「前進」並建立有效控制。新德里的命令出乎東段印軍指揮機構的意料，他們認為中央應該給予更多資源以執行這一計劃，因此立即向上級請求增援，但前線請求很大程度上為決策機構忽視。1962年1月10日，印度東部軍區命令第33軍建立24個新據點以執行「前進」政策，在卡門和蘇班西里方向在季節性據點派遣常駐軍，並在桑朗和洛希特邊境分區方向通過建立新據點的方式壓縮中印兩軍之間的空白地帶，合計在24個新據點部署27支新編阿薩姆步槍隊。印軍實際部署時間是在3月至8月間，但由於生存條件和後勤條件極端惡劣，部分基層部隊在開戰前補給中斷超過一周。1961年6月，中國軍隊在兼則馬尼以西越過麥克馬洪線進行巡邏，作為回應印度軍隊在1962年3月申請在兼則馬尼（Khinzemane,中方文書上的地名為「沙則」）以西巡邏並在4月獲批，但由於印度前線軍隊錯誤地認為麥克馬洪線是在塔格拉山脊分水嶺線之上，印軍在6月2日越過了多拉山口——此前地圖標定的麥克馬洪線，在塔格拉山脊以南、中國稱作「扯東」的地區的克節朗河上設立了新的多拉據點，印度軍隊直到8月才意識到地圖上的麥克馬洪線並非分水嶺線，自己已經越過了此前印度外交部向中國提交的主張邊界，但沒有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結果9月8日中國軍隊包圍了該據點，印度戰後出版的地圖仍將軍方所謂「分水嶺線」認定為麥克馬洪線。[39]
根據中國方面的統計，僅僅1961年印度就越過實控線建立了43個據點。[40]中國政府也曾試圖緩和局勢，在1961年多次向印度政府提議和談，建議在邊界地帶兩軍相互隔離，但沒有受到印度方面接受。中國方面1962年在6月發現印軍越過麥克馬洪線建立多拉據點，並且統計截止8月底印度在中國主張線以北設立了逾百據點，兩軍據點距離不斷減小，有些地區雙方據點犬牙交錯，相距不過幾十米甚至幾米——最終中國政府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論，向印度政府發出了最後警告，威脅訴諸武力。[41]
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負責西段，西藏軍區負責東段。中國在東段的參戰總兵力為3萬餘人，包括：
印軍參與作戰的主要是陸軍第四師。印軍步兵師編制原則上是三四三編制，即師下轄3個旅，旅下轄3個營，營下轄4個連，連下轄3個排，排下轄3個班。印軍在東段和西段的兵力為1個軍部、1個師部、4個旅部、21個步兵營，約22000人。步兵主要裝備李-恩飛步槍、斯登衝鋒槍、布倫輕機槍，相比於已配備當時蘇式一線裝備的中國軍隊，在代差上至少落後一代。
東段，印軍第四軍軍部和第四師師部位於提斯普爾；第四師戰術司令部及一個營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區；炮兵第四旅的兩個步兵營在棒山口、達旺地區；第五旅8個營分布在「蘇班西裡邊區」、「西安邊區」和「魯希特」；第七旅的4個營部署在東段克節朗地區。[45] 第7旅轄：第9廓爾喀聯隊第1營、拉加普特聯隊第2營、旁遮普聯隊第9營。另配屬阿薩姆步兵第5營和炮兵、工兵等部，兵力3000多人。
在西段，印軍第15軍19師所屬第114旅（旅長為賴納Raina准將）的5個營分散配置在邊境全線，其中有1300餘人在中國境內建立了43個據點，旅部及一個營位於列城。[46]楚舒勒村（Chushul），位於中印邊界以西開闊的通達河河谷平原內，海拔4337米，是印軍在西線推進「前進政策」的核心基地。印軍114旅前線指揮部、以及該旅的廓爾喀第8聯隊第1營營部和庫馬盎聯隊第13營營部均部署在此。楚舒勒村東南方8公里的通達河河谷平原修建有丁如澤野戰機場。機場跑道以東不到2公里處，即為中印國境線。一條寬達2公里、長約6公里的平坦寬闊山谷——莫爾多通道（又稱斯潘古爾湖/曼冬錯山口），將斯潘古爾湖（曼冬錯）西岸中方駐守的班公洛陣地與丁如澤機場連接起來。各營從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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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21日印軍第七旅旁遮普聯隊第九營向擇繞橋橋東中國哨所（西藏軍區步兵第2團3連7班）發起進攻，發射炮彈10餘發，打死軍人鍾世明、崔道發、謝福田等5人。拉薩「各界群眾」4000多人「集會聲討」。10月10日，擇繞橋又發生新的流血事件，解放軍死11人，傷12人。新的事件發生後，419部隊上下認為政治外交是解決不了印度「前進政策」問題，一場軍事較量不可避免。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在向新聞記者談話時公開宣稱，印度軍隊已接到「解放我們的領土」的命令，把中國軍隊從克節朗地區「清除掉」。次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標題為《尼赫魯向中國宣戰》的讚許性社論[47]。10月12日在內地養病的張國華返回拉薩；在拉薩開了一個會，傳達中央和軍委的指示；隨後於10月14日，率「西藏軍區前進指揮部」進抵錯那縣麻麻。10月17日印軍在東線和西線同時發起「前進政策」進攻。10月17日，中央軍委下達了《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10月18日，中央軍委再次發出指示：「此次對印度反動派作戰，事關國威、軍威，務求初戰必勝，只能打好，不能打壞。」10月18日印度國防部官員宣稱，他們取得了拿破崙式的獨一無二的勝利。戰爭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進行，從1962年10月20日開始，至11月21日基本結束，歷時1個月，經歷了兩個作戰階段：第一階段自10月20日至28日，第二階段自11月16日至11月21日。[48]
10月20日凌晨7點半兩枚信號彈升空，以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等組成的東段指揮部和新疆軍區司令員何家產奉中共中央軍委之命發動攻擊。在東段，藏字419部隊在第11師第32團（欠第一營，配屬31團第一營）在11師副師長王曉一和11師政治部副主任魏光中率領下參戰。第一階段的克節朗地區作戰，在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陸軍第7旅戰鬥了約30分鐘，其彈藥即告罄盡[47]，陣亡832人，被俘第4師（「紅鷹師」，二戰時曾編入英國第8軍團參加由蒙哥馬利領導的對抗由隆美爾領導的德軍精銳）第7旅旅長達爾維准將以下1065人。藏字419部隊傷亡388人。中國西藏的邊防軍向前推進，占領了藏南和達旺地區（10月25日）。
與此同時在西線的阿克賽欽地區，解放軍擊敗了37處據點的印軍。
10月24日，中國當局發表聲明，提出停止衝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提議雙方從戰前邊境線各自後撤20公里。印度當局表示無法接受，宣布印北地區進入「緊急狀態」，並在東線的藏南及達旺地區大力增援士兵。
11月3日，美國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彈藥和通訊裝備的緊急軍事援助抵達印度。[49]甘迺迪給尼赫魯的親筆信說到：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並向印度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11月4日，美國運輸機降落在加爾各答機場，美國陸軍准將福爾曼親自打開艙門，裡面是美國的重型武器。
10月20日以後，中國軍隊用22天的時間，開鑿了一條從錯那到達旺前線的戰備公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動停戰並提出談判請求後，並沒有得到印度政府的積極回應。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便開始了中印戰爭第二階段的作戰。
11月14日是尼赫魯生日，印軍在中印邊境東側的瓦弄發動進攻。隨後解放軍於16日發起反擊，印軍第11步兵旅發起了幾乎是整場戰爭中最頑強的抵抗，曾一度阻止解放軍陸軍第130師的攻勢，但隨著解放軍的增援部隊趕到，印軍逐漸抵擋不住。在前線指揮第11步兵旅的第4軍軍長考爾見勢不妙便乘坐直昇機離開了前線，第11步兵旅隨即全線崩潰。但解放軍也付出了在整場戰爭中相對較高的代價，此次戰役中印兩軍傷亡比僅接近1:2[50]。
與此同時，解放軍陸軍對西山口地區發起大規模攻勢，並於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東段中部發動突襲以牽制印軍部分力量。最終印軍在短暫與解放軍交戰後便向南撤退，中國趁勢占領了整個藏南地區。此戰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五十五師一名副班長龐國興在與大部隊走失的情況下，與另外3個同樣是掉隊的解放軍士兵組成戰鬥小組，在印軍後方穿插近15華里，進行了近5次戰鬥，擊潰印軍一個炮兵團[註 4]，繳獲各類火炮七門[51]。戰後，龐國興率領三人戰鬥小組擊潰印軍砲兵營後所作出的如下言論：
| “ | ...敵人非但不投降，還膽敢向我還擊... | ” |
| ——龐國興，擊潰印軍砲兵營後所作報告 | ||
西線，解放軍在班公洛的進攻也取得勝利，在攻占印軍4個據點後，剩餘3個據點的印軍趁夜色放棄了據點撤退。
經過兩個階段「自衛反擊」作戰，中國軍隊共消滅印度軍隊兩個旅和三個旅的大部，擊斃第62旅旅長豪爾·辛格准將，斃、傷、俘達爾維旅長以下官兵8700餘人。由於印度軍隊在東線藏南、西線新疆失敗，印度朝野提議要求美國介入。
11月19日，甘迺迪決定派助理國務卿哈里曼率領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赴印，同時派遣C-130中型運輸機，幫助印度搶運增援部隊與物資。[49]11月21日凌晨三點，尼赫魯向甘迺迪求援。尼赫魯兩次致信甘迺迪，籲請美國緊急向印度派遣12個中隊的超音速戰鬥機，並提供先進的雷達和通訊設備；並請求美國提供兩個中隊的B-47長程轟炸機，以對中國境內基地和機場進行轟炸。甘迺迪下令美國航空母艦編隊緊急駛往孟加拉灣。
1962年11月21日總參謀部電示：「現在敵人內部非常混亂，到處都在撤，包括傳統習慣線外的提斯浦爾、卓哈特、特祖，還有西線的丁如澤、楚舒勒都有跑的準備。」11月21日，中國邊防軍在到達主張的界線後停止前進。11月21日，中國政府為促成10月24日提出的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三項建議的實現，發表聲明，決定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主動停火、主動後撤，並立即付諸行動，「為了保證中印邊界地區人民的正常往來，防止破壞分子的活動和維護邊境的秩序，中國將在實際控制線本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檢查站，在每一個檢查站配備一定數量的民警」。從11月22日起單方面停火[47]。並在一個月後主動全線後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北20公里之外，與印軍脫離接觸。此後兩國即以麥克馬洪線為實際控制線，但雙方爭議並未就此平息。
1962年11月21日，中國政府聲明主動停火、主動後撤和設立民政檢查站等三項措施：自11月22日北京時間零時起中國軍隊單方面全線停火；開始全線後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北20公里之外，脫離雙方軍事接觸；「為了保證中印邊界地區人民的正常往來，防止破壞分子的活動和維護邊境的秩序，中國將在實際控制線本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檢查站，在每一個檢查站配備一定數量的民警」；另外還單方面將繳獲的武器、軍車和軍用物資交還印方。[52]
中國政府突然單方面宣布停火，可能有給養困難、美蘇的壓力等多方面原因。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本身是為了嚇阻印度，並以戰爭手段並維護西段邊境穩定，同時穩住中國對西藏的控制。青藏高原地形不利中國軍隊後勤補給，當時中國軍隊的後勤補給來自四川和青海，主要依靠公路運輸到西藏，然後靠人力畜力搬運物資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進入藏南地區。而藏南地區入冬後大雪封山，後勤線的保障非常脆弱。中國政府當時實施大躍進的激進經濟政策，處於「大饑荒」時期，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國無力維持長期戰爭。並且當時中國對西藏的控制並不鞏固，在戰前的前幾年剛發生過騷亂，長久戰爭西藏極大可能會再次發生大規模動亂。更重要的是，由於尼赫魯一直在國際上宣稱中國侵占了印度北部地區，中方意在通過此舉讓全世界認為中國沒有侵略他國的意圖。[53]
國際上，避免交戰兩國戰爭擴大化和全面戰爭的開啟。印度受到美英蘇等強權不同程度的支持，因此中國需要控制戰爭規模，且須防止其他國家等擁有介入戰爭的理由，例如美國當時曾警告若中國再不停火則會派遣軍隊支援印度。[49]
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張國華指揮的兩次戰役和一些零星戰鬥都取得了勝利。
中方統計宣稱：殲敵3個旅，生擒王牌旅長達維爾和另一名准將旅長辛格[54]。中方作戰部隊傷亡2400餘人，其中700多人死亡。此次戰爭沒有中國軍人被印度俘虜[55]。共殲滅印軍8853人，其中擊斃4885人、俘虜3968人。解放軍陣亡722人、負傷1697人，0人被俘。殲敵人數與自身傷亡人數之比為3.7:1。張國華指揮的克節朗-達旺-西山口-邦迪拉主要方向作戰取得的戰果是最大的，共殲印軍6960人，占殲敵總數的79%，其中擊斃印軍步兵第62旅旅長霍希爾·辛格准將以下3718人，俘虜印軍步兵第7旅旅長季·普·達爾維准將以下3242人；解放軍犧牲376人、負傷811人，殲敵人數與我軍傷亡人數之比為5.9:1，以小的代價奪取了大的勝利。負傷逃走及被中方和戰後印度發現躲在森林中因傷、病、飢餓而死亡的印軍官兵，一律不計入戰果。共繳獲印軍飛機1架，直昇機3架（另擊毀1架），戰車7輛（另擊毀2輛），汽車437台，各種火炮380門，各類槍6403支、挺（其中輕、重機槍631挺），火箭筒112具，槍榴彈和擲彈筒32具，炮彈79720發，槍彈4120591發，手榴彈16921枚，地雷14848枚，電台、報話機520部，電話機272部，望遠鏡258部，炮兵觀測儀器36部，工兵大型機械45台，發電機98部，充電機26部，還有一大批軍用物資。第一階段的克節朗戰役，包括向達旺方向的追擊作戰，共殲滅印軍1897人（主要是第一線據守的達爾維的第七旅），其中斃敵832人，俘1065人，繳獲火炮75門，輕重機槍122挺，槍1104支，直升飛機2架；解放軍傷亡388人，其中傷256人，亡132人。西山口-邦迪拉戰役，殲滅印軍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上殲滅了第48旅、第65旅、第67旅等部，斃旅長以下2886人，俘2177人，繳獲槍3840支、炮187門、汽車416台、戰車9輛等大批物資；解放軍犧牲225人，傷477人；其中419部隊殲敵2173人，包括擊斃旅長以下896人，俘1277人。
在西線，印度軍隊被驅逐出中國主張領土。在東線，中國將軍隊主動撤離到麥克馬洪線以北，印度繼續占領藏南地區。
據不完全統計，西藏全區出動支前民工3萬多人。
由於印度政府一直拒絕邊界談判，西藏軍區決定保留419部隊建制，隨時準備應付邊界有事，後改編為某步兵師。
1962年10月23日晚，印度通知中國方面：「印度已經要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提供關於在中國人手中的軍事和非軍事俘虜的情況」，「印度沒有（中國的）俘虜」，「早日運送禦寒的衣服、毛毯和藥品」給印俘。[56]中國紅十字會分五批將所有印俘名單、通信處和健康狀況通知印度政府和印度紅十字會，並協助印俘同家人建立通訊聯繫，傳遞印方送給他們的包裹。[57]1962年12月初中國紅十字會聯繫印度紅十字會並聯繫印度駐華使館，中國將於1962年12月5日、12日、13日分別於邦迪拉、梅楚卡、德讓宗、瓦弄分批釋放608名傷病印俘，要求印度紅十字會按時到指定地點進行交接。1963年4月、5月間，中國紅十字會受託分批將所有印俘遣送完畢。中國紅十字會受政府委託安排准將旅長達爾維為首的27名印度軍官戰俘到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無錫、北京參觀，全程不拍照、不報道、不派記者採訪，最後於1963年5月4日在雲南昆明遣返回印度。
戰後，根據印俘提供的信息，在打隴宗普冬村附近掩埋的印軍屍體中印軍第62旅旅長霍希爾·辛格准將的屍體，並發現了隨身的貼有照片的身份證、2個准將銜級臂章、2個領章、帽徽。解放軍把准將屍體用毛毯裹好埋葬在坦加帕尼河普冬橋北約20米處，墓前豎立了寫有死者姓名和職位的標誌。中國紅十字會電複印度紅十字會，說明中國西藏地方邊防部隊在清掃戰場時，發現印軍步兵第六十二旅旅長霍希爾·辛格准將的屍體和掩埋的經過，並駁斥印度報業托拉斯12月14日所說辛格准將是在向中國邊防部隊投降時被槍殺的消息完全是無恥的造謠和誣衊，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製造仇恨，煽動反華[58]。
| 中國在中印邊境設置的檢查站 | |||
|---|---|---|---|
| 位置 | 名稱 | 地點 | 說明 |
| 東段 | 沙馬 | 下察隅鎮 | 向南公路盡頭 |
| 呷槍/嘎槍 | 上察隅鎮 | 西北直線距離42公里處 | |
| 布宗 | 上察隅鎮 | 向西北方向公路盡頭 | |
| 格當 | 墨脫縣 | 東北部的一個鄉，未設 | |
| 得崗寺/得兒工村 | 墨脫 | 背崩鄉東南，位於雅江之東 | |
| 地東 | 墨脫 | 背崩鄉的雅江之西 | |
| 魯霞 | 米林縣 | 丹娘村魯霞村 | |
| 甫伊 | 米林縣 | 羌納鄉 | |
| 來果橋 | 米林縣 | 正南 | |
| 塔馬頓 | 米林縣 | 里龍鄉正南公路盡頭 | |
| 馬及墩 | 隆子縣 | 雜日鄉公路盡頭 | |
| 隴 | 隆子縣 | 准巴鄉以東公路盡頭 | |
| 共那 | 隆子縣 | ||
| 新達/卡達 | 錯那縣 | 卡達鄉興達 | |
| 曲拿/浪波 | 錯那縣 | 浪波鄉，現在稱蘭普鄉曲拿村 | |
| 肖 | 錯那縣 | 城正南公路盡頭 | |
| 勒 | 錯那縣 | 勒門巴族鄉 | |
| 中段 | 西蘭塔 | 札達縣與普蘭縣交界 | |
| 波林 | 札達縣正西 | ||
| 什布奇 | 札達縣底雅鄉的一個村 | ||
| 西段 | 神仙灣邊防連 | 35.56763°N 77.84764°E | |
| 天文點邊防連 | 35.331°N 78.179°E | ||
| 河尾灘邊防連 | 35.002°N 78.592°E | ||
| 溫泉（哨所） | 34.427°N 78.921°E | 即Hot Springs | |
| 空喀山口邊防連 | 34.33°N 79.11°E | 即Krgymo Traggar | |
| 尼亞格祖（哨所） | 33.975°N 78.879°E | 即Nyagzu | |
| 庫爾那克堡（哨所） | 33.7667°N 78.9877°E | 即Khurnak Fort | |
| 日姆昌（哨所） | 33.77°N 79.071°E | ||
| 普爾楚邊防連 | 33.565°N 78.8°E | 即斯潘古爾邊防連 | |
| 秋迪儉革拉山口（哨所） | 33°37′39″N 78°47′17″E | ||
| 且坎邊防連 | 32.86993°N 79.61°E | ||
| 都木契列（哨所） | 33.0765°N 79.17°E | 即Dumchele | |
| 扎西崗邊防連 | 32.526°N 79.633°E | ||
| 典角（哨所） | 32.69°N 79.463°E | - | |
| 加勒萬河谷 | 處於中印戰前犬牙交錯爭奪地區，取消未設 | ||
解放軍總參謀部於1962年11月30日，向中國西藏、新疆邊防部隊下達了經中共中央批准的在中印邊境設立民警檢查站（後改稱為民政檢查站）的部署方案，在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控線中國一側20公里範圍內派駐28個民警檢查站（後改稱為民政檢查站），每個民警檢查站的人數可配備一個排到一個連，在部隊撤出20公里地區後，即正式設立。實際根據具體情況設立了26個，即東段16個、中段3個、西段7個。
1962年12月10日，總參謀部下達了《關於民警檢查站的若干規定》，規定了民警檢查站的具體任務。各民政檢查站根據需要定期不定期的派出偵察巡邏小分隊，對山口、要道、居民點等進行巡邏、觀察和做群眾工作。
中國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邊防部隊後撤計劃。
1963年3月14日，經總參謀部批准，將且坎、河尾灘、5909（原「天14號」）改為20公里以外的民政檢查站。工作人員著民警服、佩帶武器不受民政檢查站的限制。1963年9月，總參謀部還批准了各民政檢查站的警戒範圍。
1963年5月26日前在昆明市通過國際紅十字會釋放和遣返印度戰俘。[59]
1970年2月24日，各民政檢查站劃歸西藏、新疆軍區的獨立團。1974年4月各民政檢查站改編為軍區各獨立團的邊防步兵連。
1979年2月，鄧小平接見印度外長時指出：「中印兩國應該求同存異，世界問題可以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一攬子解決。」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之南建立「阿魯納查邦」。[60]
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在2006年11月13日晚上播出的接受印度CNN-IBN電視台專訪節目中指出：「中國的立場是，你們所說的阿魯納查邦全部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其全部擁有主權，這就是我們的立場。」但印度外交部也公開反擊「阿邦屬於印度的事實不容置疑」。2007年5月26日，印度公務員代表團原定訪問中國進行考察，但其中一名印度官員來自阿魯納查邦，北京當局認為一旦發給該員簽證，無異於承認阿魯納查邦屬於印度。在北京的反對聲音下，新德里當局取消代表團訪問的計劃。[61]
王琪是中印邊境戰爭的老兵，1963年元旦在邊境迷路闖入印度境內，向印度紅十字會救護車求救，被印度方面以「非法進入印度領土，威脅印度國家安全」的名義逮捕，關押達七年，直至1969年法院下令釋放。此後一直不斷向印度政府部門申請回國，印度方面大多不予理會。2012年，王琪向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尋求身份證明的幫助，要求申請中國護照。2013年5月當大使館為王琪頒發了為期10年的中國護照，但印度依舊沒有提供出境許可。直到在2017年2月11日才回到故鄉。
據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62年11月24日在一篇對外講話中介紹說：「從亞非範圍、西歐範圍（美、澳也是西方國家範圍）來說，有三十三個國家是支持中國或者同情中國或者守中立的，公開支持印度的有五十個國家。三十三對五十，包含西方世界。所以並不孤立[62]！」美蘇兩大強權在當時意外地同時支持印度，並向印度提供武器、物資援助及國際輿論的支援，並一同譴責中國入侵印度的戰爭行為，指出中國事先發起戰爭攻擊印度[63]。
| 態度 | 國家 |
|---|---|
| 譴責中國，支持印度，並要中國撤軍及停火 |  日本、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伊拉克、 土耳其、 挪威、 英國、 荷蘭、 義大利、 西德、 南斯拉夫、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比利時、 盧森堡、 法國、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臘 、 賽普勒斯、 丹麥、 冰島、 利比亞、 馬利、 烏干達、 馬達加斯加
|
| 對中國表示遺憾，要中國撤軍 |  蘇聯、 波蘭、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包括了蘇聯及大部分華約成員國。
|
| 中立但偏向印度 |  奧地利、 芬蘭、 瑞士、 愛爾蘭、 北韓、 蒙古、 錫蘭、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 不支持任何一方 |  巴基斯坦
|
| 態度反覆 |  東德
|
| 呼籲談判解決問題 |  印度尼西亞、 緬甸、 柬埔寨、 迦納
|
| 支持中國，譴責印度，並要印度撤軍及停火 |  越南、 阿爾巴尼亞、 古巴
|
在中印邊境衝突爆發前，周恩來於10月8日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並指出：「印度使用蘇制飛機進行挑釁，對中國前方戰士有影響。」10月13日奉調回國的駐蘇聯大使劉曉辭行拜會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赫魯雪夫對賣米格飛機給印度一事解釋稱：「我們認為賣給印度飛機對我們有利。我們不賣，英美帝國主義就要賣。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印度的影響增加了」，「我們賣給印度幾架飛機是不會使中印力量對比就變得有利於印度了」，並稱「我們不認為，現在我們兩國應當組成一個共同反對印度的戰線。這會使它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而這恰合印度反動派的心意」。在次日為劉曉舉行的餞別午宴上，赫魯雪夫還對劉曉表示：「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是站在中國一邊的。這是蘇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的一致立場。如果不幸發生反對中國的戰爭，我們將同中國站在一起。過去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公開宣布過這一點，如果你們意願的話，我們明天還可以重申這一聲明。」赫魯雪夫解釋道：蘇聯「僅僅出於策略的考慮，才沒有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公開聲明」，因為「不能把印度推到美國那一邊去」。[14]
1962年10月25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支持中國政府10月24日聲明中提出的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並稱：「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從來都沒有得到中國的承認」。但是中方對赫魯雪夫並不信任，對赫魯雪夫提出的要求也並未做出任何反應。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在1962年11月7日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指責蘇方在中印邊境爭議中的態度是「表面中立，實質上是支持印度」。他指出，蘇聯在1960年5月到1962年5月間，供給印度飛機94架（其中安12１２運輸機32架，米格直昇機26架，米格21戰鬥機12架，伊爾14運輸機24架），噴射引擎6台，還給印度山地作戰的被服、帳篷。[14]
隨著中蘇分歧重新加劇，赫魯雪夫在和印度駐蘇聯大使的第二次會面中，毫不諱言對中國的批評態度，而向印度提供軍援顯然有教訓中國的意思在裡面。到1962年底，中國領導人紛紛強調，要充分認識到中蘇兩個國家的性質變了。[14]
1962年11月22日，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中國，為首個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胡志明在11月24日在致尼赫魯的信中說：「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最近為了通過和平方法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所做出的決定和正在實施的措施是最合理的。中印邊界問題是帝國主義對中印兩國實行侵略政策的產物，因此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從來都沒有也永遠不會得到中國的承認……越南政府希望印度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中國政府的建議。越南人民以及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期待印度政府和中國政府共同努力以恢復兩國邊界的和平。目前，英、美帝國主義蓄意加劇中印邊界爭端，以提供援助為誘餌來進一步慫恿印度反動派發動冒失的侵略戰爭，同時掀起惡毒的反華叫囂，利用這個爭端來達到他們侵略擴張的目的。越南人民和越南政府相信，中國政府採取的正確而又適時的措施必將挫敗帝國主義勢力利用中印兩國的衝突企圖混水摸魚的惡毒陰謀……中印邊界問題能否和平地迅速得到解決，完全取決於印度政府的態度。儘管中國方面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進行了一貫的真誠努力，但是由於印度方面的蓄意阻撓，這一問題迄今未得到解決，邊境地區的局勢反而嚴重起來。印度反動集團導致中印邊界局勢惡化的做法嚴重損害了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只會有利於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當局依靠帝國主義、妄想以武力解決邊界問題的企圖，歸根結底是為美帝國主義讓亞洲人打亞洲人的侵略政策服務，破壞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和危及世界和平的罪惡道路。我們希望印度方面及時認清帝國主義正在拉它下水的危機，積極響應中國的建議，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停止一切加劇邊界緊張局勢的做法。如果印度當局想要真心維護印度人民的利益，希望取得亞洲和世界人民的信任，談判是唯一的出路，不能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不顧中國的誠意……印度當局的威信，在於它是否滿足了亞洲人民的願望，是否維護了亞洲人民的團結，而絕不在於受到英、美帝國主義的寵愛。」 同時警告印度當局：「越中友誼牢不可破。哪個國家以武力挑釁中國，越南必與之進入敵對狀態。希望印度方面好自為之，不要自絕於亞洲人民。」 越南外交部長春水於23日發表聲明，強調中國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一再採取忍讓態度，是為了維護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印度擴張主義當局卻受美帝國主義唆使而拒絕中國政府的合理建議。希望印度政府為了印度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願望，為了印度和中國所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響應中國政府合理的和平建議，同中國舉行談判，妥善解決邊界問題，恢復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以粉碎帝國主義的離間陰謀，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 [64]由於巴基斯坦與中國之間也存在邊界爭議，巴基斯坦在中印戰爭爆發之前曾向印度建議，印、巴兩國採取共同防禦措施，應對「北方」的敵人（即中國），被印度拒絕[65]。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另兩個社會主義鄰國，因剛與中國簽訂《中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1960）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1961）而拒絕跟隨蘇聯等大部分華約成員國對中國持批評態度，但又因兩國受蘇聯影響較大，並未聲明支持中國，而是選擇中立，實為受到蘇聯方面的壓力偏向印度。
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公開譴責中國。狄托聲稱，「中印兩國的劃界工作在本世紀初就以眾所周知的麥克馬洪線的形式完成了」，「中國卻企圖用武力修改與印度的邊界，這是對印度的侵略」。南斯拉夫的宿敵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則表態支持中國，為唯一支持中國的華約成員國。阿爾巴尼亞政府認為中國就中印邊界問題提出的建議證明中國政府一貫奉行和平的對外政策，是對捍衛亞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古巴因中國在飛彈危機事件中對其的支持，亦表示支持中國的立場，與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一起成為僅有的三個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初也曾支持中國的立場，稱衝突是印度軍隊無故入侵中國領土造成的；後為尋求印度的外交承認和迫於蘇聯方面的壓力將態度改變為表示遺憾。
一些參加不結盟運動的國家及大多數非洲國家明確地站在印度一邊，認為印度是中國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不僅認為印度提出的撤軍建議是有根據的，而且還向印度出售輕武器。[66]烏干達認為「直到戰事停止為止，沒有人會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67]
埃及、伊拉克、錫蘭、尼泊爾、阿富汗、柬埔寨等國雖然表態不支持任何一方，但在進行調和時偏袒印度。例如：伊拉克亞非團結委員會在調解中印爭端的聲明中認為戰爭的責任在中國：「中印停火與和平解決應該建立在這種基礎上：尊重和維護國際尊嚴，反對中國軍隊越過他們之間在這一爭端爆發前的傳統邊界而引起的混亂後果；在埃及、柬埔寨等亞非六國為調解中印衝突而舉行的科倫坡會議上，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稱中印衝突是「對我們的生存和不結盟本身的威脅」，她說，這使得印度「不得不尋求西方的援助，這種援助急切地提供了——這個行動是違反不結盟的基本原則的」；為了儘快實現停火，亞非六國在科倫坡會議達成的「建議」中認為中國軍隊應該後撤20公里，印度軍隊維持現狀，然後進行談判，這明顯是在偏袒印度。[68]
1962年10月13日，中國與巴基斯坦展開邊境談判，並進展迅速，於當年12月即達成協議[69]。因此，巴基斯坦總統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發表講話時，指出：是印度的行為導致了衝突。[64]:170-171
根據中國官方軍事史，由於中國始終控制住阿克賽欽地區，因此它在這場戰爭中實現了主要目標——鞏固西部的邊境。戰後印度放棄了「前進政策」，而兩國的國界穩定在了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上。
60年代中國剛剛平息1959年西藏事變，西藏當時局勢敏感且脆弱，中國國內剛經歷三年大饑荒，加上國際上存在美蘇的介入的可能性，中國實際並不具備長期作戰的條件，故中國在取得戰爭初步勝利以及達成「維護地區穩定」的意圖後單方面停火和撤軍，以避免衝突升級和失控以及西藏騷亂再次發生，中國的主要戰爭目標就是穩住西藏邊境局勢，守住新疆阿克賽欽地區，打斷印度向北擴張，意圖在西藏建立緩衝區的計劃，戰後中國達成了全部的戰略意圖，同時保持對印度的威懾，讓印度北部多年以來承受著巨大的軍事壓力和軍費負擔[70][71]。
美國海軍中尉指揮官[72]開爾文稱雖然中國贏得了戰爭，但失去了國際形象。然而，中國在1964年10月的第一次原子彈試爆加上其在1965年印巴戰爭中對巴基斯坦的支持似乎證實了美國對中共的國際目標的揣測，這其中包括了獲得對巴基斯坦的影響力。根據對中國軍事出版物的研究[73]，雖然打敗仗令印度人相互指責，熱烈爭論，最後才投入軍事現代化，但中國的軍事分析家反而以陳述事實的態度評價中印戰爭，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遠不及印度人那麼大。
西方記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寫道，「當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單方面無條件撤軍，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戰爭史上還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勝利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單方面無條件撤軍，實際上也就是讓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書中還認為是印度的「前進政策」最終引發了這場戰爭，文中寫道「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自始至終都堅信不疑地認為，無論印度在邊界上幹些什麼事，中國都不會進行攻擊。這就是前進政策的基本設想。它是對一個在軍事上比自己強大得多的鄰國所進行的一場軍事挑戰。」「新德里心裡明白：中國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首先進行攻擊的說法是真實的。」[74][75]
戰敗的結果令印軍展開全面改革，以面對將來的類似的戰爭。印度總理尼赫魯被視為未能預見中國的攻擊而因此面臨壓力。印度民間的愛國情緒高漲；印度百姓為戰死士兵立起了很多做紀念碑。印度在這場戰爭中吸收的最重要的教訓可能是她必須強大自身的防禦能力，以及必須調整針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摒棄尼赫魯宣稱的「兄弟關係」這種概念。由於印度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尼赫魯為了他對中國實施基於和平主義的外交政策而飽受政府官僚的批評[69]。印度總統拉達克里希南稱尼赫魯政府天真幼稚並疏於備戰，而尼赫魯也相應的承認了錯誤。[76]。印度時報前編輯和印度快報評論者Inder Malhotra稱印度政治家在罷免克里什那·梅農上投入的精力遠比打仗多。[76]梅農任人唯親令印軍戰力下降，而全國士氣也隨著下滑。[76]。按著美方的建議（提出者本人是約翰·加爾布雷斯——在美國大多數人都被捲入古巴飛彈危機之際，他是針對中印戰爭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77]），印度並沒有按照其最優選項出動印度空軍擊退中國的攻勢。中情局事後透露中國人並沒有航空燃油，也沒有足夠長的跑道來出動他們在西藏的空軍力量。[76]總而言之，印度人養成了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重重疑心。很多印度人將戰爭視為中國對印度在締結長遠中印和平這方面上的努力的背叛，並開始質疑「Hindi-Chini bhai-bhai「（中印兄弟情）這一說法。這場戰爭粉碎了尼赫魯先前對中印結盟制衡冷戰兩超級大國的期望。[4]
印軍應戰的倉猝被怪罪到印度國防部長克里什那·梅農的頭上。他引咎辭職以空出職位讓能夠帶領印軍現代化的人上任。印度的自給自足，以本土原材料和工業生產武器的政策獲得了鞏固。巴基斯坦察覺印軍戰鬥力下降，遂開始加劇挑釁印度，實施直布羅陀行動對查謨和克什米爾邦進行滲透，最終在1965年引發了第二次印巴戰爭和第三次印巴戰爭。巴方在1965年的攻勢被印度挫敗，雙方在國際調停下停火。[78]印度在1971年的戰爭中大獲全勝，並使孟加拉國獨立（前東巴基斯坦）。[79][80]
戰爭之後，印度政府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並發表了對戰爭起因和戰敗原因的絕密報告。印度官兵在高海拔作戰中糟糕的表現促使印軍在戰術，訓練，組織和裝備方面展開全面改革。內維爾·馬克斯韋爾稱中印戰爭後，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大為減小了，而印度在不結盟運動中的地位也受到打擊。[69]數十年來，印度政府一直企圖將調查報告保密，但其一部分已經被馬克斯韋爾曝光了，而其中則暴露了印軍始終未被彌補上的弱點。[81]美國海軍分析師開爾文稱印度在中印戰爭中獲益良多。戰爭團結了印度人民，印度保留了32000平方英里的爭議地帶：東北邊境特區。新生的印度共和國並沒有倒向任何國際陣營，反而因為他積極向多方求援，表現出了願意接受任何一方軍事援助的態度。最重要的是印度洞悉了自身軍隊的致命弱點，他在接下來兩年內擴軍超過兩倍，並投入巨大力量改善軍隊的訓練和補給能力，一度成為世界第二大陸軍。[72]印度雖然積極進行軍事改革，改善了軍隊的戰鬥力和備戰能力，但由於本土軍工業發展遲緩而無法製造具競爭力的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例如性能不及T-90的阿瓊主力戰車[82]，因此不得不斥資購入外國軍備，使印軍在未來的發展前景並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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