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倫特號郵輪事件（英語：Trent Affair）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美國（北方聯邦）與英國發生的外交衝突。起因是1861年11月8日北方聯邦海軍中校查爾斯·威爾克斯指揮的北軍海軍艦船聖哈辛托號攔截了從哈瓦那駛往英國的英國郵輪「特倫特號」，因為船上有兩位南方外交官詹姆斯·默里·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南北分裂之後，南方邦聯為了尋求國際支持，向英國派出了外交官。
由於南方外交官搭乘的是英國郵輪，最初北方聯邦對英國反應激烈，幾乎要引發與英國的戰爭，但是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和其外交顧問不想引起與英國的戰端。而南方邦聯希望以此事件破壞北方與英國的關係，而使英國倒向南方一邊。南方邦聯意識到南方的獨立，需要得到國際特別是英國的支持。作為英國來說，這個事件被認為是侵犯了英國的主權，英國輿論憤怒地指責這是對英國的侮辱。英國政府要求北方聯邦釋放被扣押人員，並公開道歉，另一方面，英國又為此增加了加拿大與大西洋上的海軍軍力。
戰爭謠傳的緊張氣氛持續了數周之後，林肯總統釋放了南方外交官，並聲明：威爾克斯艦長的行動沒有得到北方政府的認可。而兩個外交官繼續前往英國。因而避免了一場外交危機，南方邦聯的目的沒有達到。
歷史背景
美利堅聯盟國以及總統傑斐遜·戴維斯最初考慮到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棉紡產業離不開美國種植的棉花，南方以此希望歐洲各國從中調停，而達到承認美利堅聯盟國的目的。林肯紀念大學的歷史學家查爾斯·哈伯德（Charlies Hubbard）寫道：
作為北方聯邦採取的外交政策完全相反，那就是阻止英國對南方聯邦的承認。19世紀的50年代，美國和英國關係有了大幅度改善。俄勒岡州邊界爭端、英國染指德克薩斯州以及美加邊境問題等兩國之間的一系列懸案都在1840年代得到了解決。當時的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是南北戰爭期間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他致力於維持美國獨立以來一直運作的外交原則。那就是美國不干涉他國事務，也阻止他國干涉西半球的事務[2]。
當時的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的外交政策重點是在歐洲，英國需要隨時注意對歐洲虎視眈眈的法國拿破崙三世政府以及嶄露頭角的普魯士俾斯麥政府的動向。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英國是基於過去的英國政策、戰略以及經濟利益等諸多要素構成的對美外交框架。對於西半球，與改善美國關係一樣，在中美洲問題上也儘量不與美國產生衝突。作為海軍強國的英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要求中立國尊重其對敵對國家的封鎖。以這個觀念，在南北戰爭初期，英國實際上是變相支持北方對南方的封鎖，這招致了南方的不滿[3]。
當時駐華盛頓的俄國大使愛德華·安德烈維奇·斯托克爾記錄道：倫敦內閣正在密切注視北方的內部分歧，並且以難以掩飾的急不可耐的焦躁等待著結果。愛德華·安德烈維奇·斯托克爾大使提示本國政府，英國可能儘早承認南方聯邦。他說道：我一眼就看穿了英國的動向。他們期待我們毀滅，他們嫉妒我們的力量。對他們來說，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無所謂，在他們眼裡都一樣憎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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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開戰後，駐倫敦的美國大使查爾斯·費朗西斯·亞當斯闡述了華盛頓政府的立場。他說，這次的戰爭是美國國內的叛亂，南方聯邦不具有國際法的權利。如果英國有承認南方聯邦的動向，那麼則視為對美國不友好的舉動。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給亞當斯大使的指示中說：應向英國明確表明，擁有世界廣大領土以及包括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大英帝國必須小心「製造危險的先例[5]」
當時的英國駐美大使理察·萊昂斯向倫敦談到了蘇厄德國務卿這個人，他警告倫敦說：不得不擔心他（蘇厄德）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外交家。關於他對美英關係的認知，他經常把它用於政治鬥爭的工具……蘇厄德雖然實際上沒有打算與我們進行戰爭，但是他會選擇通過向我們示威以博取他的國內聲望這套政客們慣用的戲法[6]。
雖然萊昂斯不信任蘇厄德，但是1861年他以「冷靜行事」的外交作風，在這次的「特倫特郵輪事件」當中和平地解決了這個危機。
南北外交攻防戰（1861年2月-8月）
1861年11月下旬之前英美外交危機還沒有顯現出來，導致危機是由一連串因素累積而成的。最初是1861年2月南方聯邦向歐洲派遣了由威廉·朗茲·揚西、皮爾·阿道夫·羅斯特以及安布羅斯·達德利·曼組成的訪歐代表團。南方聯邦的國務卿羅伯特·托姆斯指示代表團，要求他們向歐洲各國闡明南方政府的性質和目的，展開南方的外交關係，與各國商議「友好、通商及通航的條約」，並包括長期以來有關州的權利以及脫離聯邦權利的的法律依據。由於南方政府的合法性和棉花成為雙重攻擊對象，指示中有關對封鎖南方港口、走私船、與北方的貿易、奴隸制以及南方自我封鎖的重要問題都忽略了，因為自我封鎖實際上是南方實行的棉花禁運[7]。
英國政府高層以至於歐洲各國政府首腦都一致認為，美國的分裂已經不可避免。英國人記得他們曾經試圖以武力將前北美殖民地留在大英帝國，但是沒有成功。同樣，北方阻擋「既成事實」也沒有道理，但是作為北方來說，這樣做也情有可原。但是英國人認為戰爭整體的輪廓已經顯現，從人道主義角度應該採取任何鼓勵結束戰爭的行動。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約翰·羅素指示駐美大使萊昂斯，如果可使戰爭結束，他可以做對其他任何政黨團體的外交工作[8]。
南方的外交使節與5月3日非正式地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那時，桑特堡衝突的消息傳到了倫敦，但是在這次會談中，人們還沒有把它視作戰爭已經開始的議題。代表團強調了新國家有意要維護和平，脫離聯邦是因為北方破壞了州的權利，因此正義在南方。代表團們所強調的重點是棉花對歐洲的重要性。而羅素外交大臣只是詢問美利堅聯盟國是不是會重新啟動奴隸貿易？揚西回答：這個沒有納入美利堅聯盟國的計劃。羅素對代表團沒有做明確的答覆，僅僅答應代表團這個議題將在內閣進行討論[9]。
5月13日，根據外交大臣羅素的建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發表聲明，宣布對美國內戰保持中立。這意味著不論是南方的船舶還是北方船舶在外港都享有同等特權。北方的船舶可以在中立國港口接受物資和燃料的補給以及船舶維修，但是不能保證軍需物資和武器的運送。能使用遠離英國本土的海外殖民地港口，就意味著（南方）可以追擊在世界各處游弋的北方船隻。法國、西班牙、荷蘭以及巴西也相繼跟進。這對於處於交戰狀態的南方來說，無異於得到了與英國商業公司進行貿易往來，可以購買包括與北軍作戰的裝備物資的機會。對英國來說，女王的聲明意味著英國不能軍事介入交戰的任何一方，不能裝備用於戰爭的船隻，不能突破海上封鎖，也不能運送任何一方的軍需物資、文件以及人員[10]。
5月18日駐英大使亞當斯面見英國外交大臣羅素，對英國的中立宣言提出抗議。亞當斯爭論道：英國「在他們（南方）表現出保持任何形式的戰爭能力之前就承認了交戰狀態，除了在自己的港口內發揮一切可能優勢之前（在南方曾經在海上表現出的私掠行為之前，就認為具有海軍力量）。」美國最關切的是，（英國）認可交戰狀態有可能向承認南方邁出了第一步。羅素表示英國並沒有承認南方的意思，但是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如果英國立場發生變化，會隨時告知亞當斯大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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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府方面，英國的中立宣言以及外交大臣羅素與南方聯邦代表團的會晤令蘇厄德國務卿大為不悅。蘇厄德在寫給亞當斯大使的信函中指示，美國方面對英國接待南方代表團一事表示抗議，只要英國繼續保持與南方代表團的接觸，美國就不與英國接洽。如果英國正式承認南方政府，那麼英國就與美國為敵。林肯總統審查了這封信後，將文字語氣修改得和緩一些，而且讓亞當斯大使不要將這封信交給羅素外交大臣，只是將亞當斯本人認為合適的部分轉達給英國。儘管林肯總統將信件中的語氣修改地比較和緩，亞當斯看到後依然很震驚，他感到這封信看上去似乎威脅對全體歐洲開戰。在接到信函後的6月12日，他會見了羅素外交大臣，指出了英國經常會晤與美利堅合眾國為敵的反叛勢力的代表，羅素表示不會再與南方代表團會晤[12]。
到了8月下旬，蘇厄德國務卿發現英國為了達成《巴黎海事法宣言》的協議，正在與南方聯邦秘密交涉，這會造成南方聯邦獲得外交承認的麻煩。1856年的《巴黎宣言》規定禁止私掠船，保護運往交戰國的中立國的貨物（戰時違禁品除外），對海上封鎖只有在有效狀況下才予以承認。由於北方聯邦雖然沒能簽署這個條約，北方宣布對南方實施封鎖後，蘇厄德國務卿指示命令美國駐英法兩國大使重新開始談判，以限制南方聯邦使用私掠船[13]"。
實際情況是早在5月18日，羅素指示駐美大使萊昂斯，要求得到北方聯邦對《巴黎宣言》的承認。萊昂斯將這個任務交給了駐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領事羅伯特·邦奇，讓他會晤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弗朗西斯·威爾金森·皮肯斯，而羅伯特·邦奇沒有完全按照指示行事，他並沒有會晤南卡羅來納州州長，而是公開向南方聯邦保證，同意《巴黎宣言》是「獲得英國外交承認的第一步」。羅伯特·邦奇這個輕率行為的消息馬上傳到了北方聯邦。於是住在查爾斯頓的英國人羅伯特·穆爾（Robert Mure）在紐約遭到逮捕。穆爾是南卡羅來納州的民兵隊大校，他持有羅伯特·邦奇簽發的英國外交護照，負責傳送英國外交郵件包裹。郵件包裹里除了羅伯特·邦奇寄給英國的公函之外，還有同情南方聯邦的小冊子，南方人寄給歐洲的私人信件以及包括有關外交承認的談話，羅伯特·邦奇與南方聯邦談判的詳情報告等文件[14]。
面對這個事態，羅素外交大臣承認了英國政府希望從南方聯邦得到對巴黎宣言中有關中立國商品（不是因為私掠）的條款認可，但是否認試圖發展與南方聯邦的外交關係。蘇厄德國務卿沒有像他對早期交戰態度那樣做出的強烈反應，而是放過了這件事。他要求英國召回羅伯特·邦奇，但羅素拒絕了[15]。
拿破崙三世治下的法國外交政策目標雖然有別於英國，但是對美國內戰的交戰雙方所採取的外交政策與英國相同，在很多情況下都與英國保持一致。對美國內戰交戰雙方的立場，法國駐美大使亨利·梅西耶和英國駐美大使萊昂斯之間經常進行協商。6月15日兩個人試圖一起會見蘇厄德國務卿就中立宣言闡述兩國的共同立場，但是蘇厄德卻堅持與他們分別會晤[16]。
1861年到1862年秋期間，擔任法國外交大臣的愛德華·圖弗內爾（Édouard Thouvenel）傾向北方聯邦，當拿破崙三世產生了承認南方聯邦的想法時，他進行了勸阻。他在6月非正式地會晤了南方代表三人團之一的皮爾·阿道夫·羅斯特，他明確告訴羅斯特，南方聯邦不要指望得到法國的外交承認[17]。
這期間，林肯總統任命了新澤西州州長威廉·L·戴頓為駐法國大使。戴頓既無外交經驗，也不懂法語。好在他得到了駐巴黎總領事約翰·比奇洛的大力幫助。當駐英國大使亞當斯就關於南方交戰國的承認問題向英國外交大臣羅素提交了抗議照會時候，戴頓也同樣向法國外交大臣索維內爾提出了抗議。拿破崙三世為了解決美國南北雙方的爭端，向北方聯邦提出了「調停方案」。對此，蘇厄德指示戴頓可以接受法國的提議：「如果調停案是他自己的，而且可以接受的話，我們應該採取主動或接受調停。[18]」
南方在第一次牛奔河戰役獲勝的消息傳到歐洲之後，英國認為美國的分裂已經不可避免。楊西希望利用這次獲勝的有利時機，要求會見羅素。羅素拒絕了會面的要求，而是告知楊西以書面文件進行溝通。於是楊西在8月14日提交了長篇報告，以英國應該接受南方聯邦的獨立為由，再度要求會見羅素。8月24日羅素回復訪歐代表團，反覆強調了這次的美國南北戰爭與上次的美國獨立戰爭不同，這次的戰爭是美國的國內問題這一英國政府的立場。「只有以這次的戰況或者以和平交涉而決定雙方各自的立場之後，英國政府才會轉變立場」。會晤沒能實現，這次的交涉是英國與南方聯邦之間最後一次溝通。11月和12月特倫特郵輪事件發生後，南方聯邦失去了與英國的溝通渠道，完全被排除在談判桌之外[19]。
8月間，楊西鬱鬱不樂大病一場，打算辭職。此時的傑斐遜·戴維斯總統也抱定決心，一旦得到外交承認，必須把適任南方聯邦大使的外交官派到英國和法國。而南方地區德高望重，且具有外交經驗的合適人選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約翰·斯萊德爾和維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默里·梅森。斯萊德爾在美墨戰爭結束前夕，被波爾克總統指派為談判代表，而梅森曾經在1847年至1860年擔任過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20]。
1861年7月，佛吉尼亞州的羅伯特·M·T·亨特擔任南方聯邦的國務卿。亨特給梅森和斯萊德爾的交代任務是，強調加入南方聯邦的由最初的7各州會發展為11個州，馬里蘭州、密蘇里州以及肯塔基州最終有可能加入南方聯邦。獨立的美利堅聯盟國限制北方聯邦的工業和海洋野心，與英國、法國結成互惠通商聯盟。如果北方聯邦的領土野心被限制住，西半球就有望恢復力量對比的平衡。他們將南方聯邦的情況比喻為英國支持的義大利爭取獨立的鬥爭，並引用了羅素自己的書信來證明支持南方是正確的。作為重要的是，針對北方聯邦施行聯邦封鎖是否具有合法性提出詳細的證據，除了正式的書面指示之外，梅森和斯萊德爾還攜帶了許多支持其立場的文件[21]。
海上搜索拘捕（1861年8月-11月）
由於南方對派遣外交官的出發計劃沒有保密[22]，因此北方聯邦掌握了他們的動向。10月1日之前，梅森和斯萊德爾一直逗留在查爾斯頓。最初，他們計劃使用高速蒸汽船「納什維爾號」突破海上封鎖，直接駛往英國。可是進入查爾斯頓的海峽被北軍的五艘戰艦控制，由於「納什維爾號」船吃水深，無法穿過海峽。他們也考慮到利用夜色突破封鎖，但是潮汐和夜晚的大風打消了這個念頭。另外也考慮了通過陸路從墨西哥的馬塔莫羅斯港出航，但是這要延誤幾個月，這個計劃也未能接受[23]。
作為取代方案，又提出了改用蒸汽船「戈登號」（Gordon），「戈登號」吃水淺可以穿過海峽支流通道，而且速度超過12節，可以甩開北軍軍艦的追擊。於是提出了「戈登號」（Gordon）是由南方政府花62,000美元買下？還是花10,000美元租用的方案。雖然南方聯邦的財政部拿不出這多錢來，但是南方政府在當地棉商喬治·特倫霍姆的貨船返航途中，作為使用其一半的貨物作為交換條件，支付了10,000美元將「戈登號」買下。「戈登號」改名為「瑟奧德拉號」（Theodora），10月12日凌晨1點從查爾斯頓港出發，也順利地穿過了北軍的封鎖艦船。10月14日來到了巴哈馬群島的拿騷。但是對從加勒比海駛往英國的英國船舶來說，主要出海港口的丹麥所屬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島的聖托馬斯島無法接洽駛往英國的蒸汽船[24]。後來得知英國郵輪可能在西班牙領地的古巴，於是「瑟奧德拉號」又駛向古巴。10月15日「瑟奧德拉號」駛到了古巴外海，然而此時的燃料煤已經用光。西班牙軍艦迎接了「瑟奧德拉號」。小喬治·尤斯蒂斯和斯萊德爾從西班牙艦船得知雖然英國郵輪曾經逗留過該港口，但是剛剛開走。他們被告知如果等下一個郵輪「特倫特號」的出現要在三周以後。10月16日「瑟奧德拉號」駛入卡爾德納斯，梅森和斯萊德爾下了船後趕到哈瓦那，決定在那裡搭乘下一班英國郵船 [25][26]。
北方聯邦政府雖然獲悉了梅森和斯萊德爾出走的消息，但是以為他們乘坐的船是「納什維爾號」。海軍部部長吉迪恩·韋爾斯對此立即做出反應，命海軍上將塞繆爾·弗朗西斯·杜邦派出兩艘快速艦艇駛往英國方向，為了攔截拘捕「納什維爾號」，甚至允許軍艦進入英吉利海峽。接到這個軍令，10月15日，約翰·馬爾尚（John B. Marchand）指揮的北軍蒸汽艦船「詹姆斯·阿傑號」駛往歐洲，11月初趕到了英國南安普敦港。英國政府覺察到美國正在抓捕南方的外交官，他們也以為南方外交官搭乘的是「納什維爾號」。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針對「納什維爾號」可能靠港的周邊3英里範圍，派遣了英國軍艦進行跟蹤，以避免在英國領海發生拘捕而引發外交爭端。11月21日「納什維爾號」靠港，但是船上並沒有南方外交官，這讓英國感到意外[27]。
另一方面，北軍軍艦「聖哈辛托號」在艦長查爾斯·威爾克斯海軍上校的指揮下，在非洲海域巡航了將近一個月，在接到了與其他艦隊會合的命令後，改向西航行。10月13日「聖哈辛托號」來到聖托馬斯島。威爾克斯在聖托馬斯島得知，南方聯邦的軍艦「薩姆特號」7月在古巴西恩富戈斯附近的海域拘捕了北方三艘商船。雖然「薩姆特號」繼續滯留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威爾克斯中校還是決定趕往那裡。在西恩富戈斯，他從當地一家報紙獲悉，梅森和斯萊德爾定於11月7日離開哈瓦那，先是去聖托馬斯島，接著再駛往英國這一消息。威爾克斯中校判斷：若要通過古巴和巴哈馬群島之間，「特倫特號」郵船必須穿越深海的巴哈馬海峽航道。威爾克斯海軍中校與下屬唐納德·麥克尼爾·費爾法克斯少校探討了在法理依據上的可施行的手段之後，做出了攔截「特倫特號」的計劃。為此，威爾克斯就此問題還詳查了相關法律文獻，他認為依據美國的「戰時管制」條例，梅森和斯萊德爾可以被美國船隻拘捕[28]。但是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是，扣押沒有法律先例[29]。
人們認為，這次的決斷體現了威爾克斯的個人風格。威爾克斯被公認是「傑出的探險家、作家以及海軍軍官[30]」，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頑固的、熱情過度、情緒衝動的人，他有時拒不服從命令的軍官[31]。」財務部長喬治·哈靈頓（George Harrington）曾經警告過蘇厄德國務卿：「他（威爾克斯）會給我們帶來麻煩。他剛愎自用，判斷事務有嚴重缺陷。在指揮重大偵察任務時，幾乎將下屬軍官全部送交軍事法庭，只有他正確，別人都是錯的。[32]」
11月7日「特倫特號」郵輪按時離港，梅森、斯萊德爾和他們的秘書們以及斯萊德爾的夫人一同登船。正如威爾克斯所判斷的那樣，「特倫特號」穿越巴哈馬海峽，而「聖哈辛托號」就守候在這裡。11月8日中午左右，「聖哈辛托號」觀測到了懸掛英國國旗的「特倫特號」出現。「聖哈辛托號」先是發射了一發炮彈示警，炮彈越過了「特倫特號」船首上方。船長詹姆斯·摩爾（James Moir）沒有理會，「聖哈辛托號」又發射了第二發炮彈，第二發炮彈擊中了「特倫特號」前方甲板。「特倫特號」被迫停駛。費爾法克斯少校被叫到後甲板，從威爾克斯手中接到了如下文件：
- 提交搭乘「特倫特號」船的全體人名單、有關船舶文件、哈瓦那出港許可。
- 如果梅森、斯萊德爾、小喬治·尤斯蒂斯以及麥克法蘭（McFarland）在其中，將他們扣留下來並送到這裡。這艘船被視為戰利品予以俘獲。
- 這些人的所有行李物品全部扣押送到本船。屬於俘虜的所有或者屬於乘船人的文件類也要檢查，必要時予以扣押[33]。
費爾法克斯少校帶著20多個武裝士兵搭乘兩艘卡特船靠上「特倫特號」。費爾法克斯少校相信威爾克斯中校並不想挑起國際爭端，因此他命令武裝士兵們留在小船上。費爾法克斯少校登上「特倫特號」後，來到摩爾船長的船長室，向摩爾船長傳達了如下命令：逮捕梅森、斯萊德爾以及他們的隨行秘書官，把他們作為俘虜送到美國軍艦。船員、旅客卻反過來圍攻恐嚇費爾法克斯少校，在小船等候的士兵們見此狀況，衝上「特倫特號」，保護費爾法克斯少校。摩爾船長拒絕了費爾法克斯少校提出的要求，但是梅森、斯萊德爾走了出來，承認他們就是要抓的人。摩爾船長也拒絕美國海軍搜查船內的戰時違禁品。此時費爾法克斯少校已經無法控制事態的發展了，因為必須將「特倫特號」作為戰利品扣押，這無疑已經構成戰爭行為。雖然梅森、斯萊德爾拒絕與費爾法克斯少校一起轉移，但是沒有拒絕士兵們將他們帶到小船[25][34]。
事後威爾克斯中校聲稱：「特倫特號」船上有非常重要，而且對美國有害的東西。再加上費爾法克斯少校沒能搜查貨船，未能發現外交官隨身攜帶的文件。梅森的女兒在1906年寫的記事中談到，英國海軍中校威廉作為乘客也搭乘在「特倫特號」保管南方政府的外交郵袋，之後將它交還給了在倫敦的南方代表團。這顯然違反了維多利亞女王的中立聲明[35]。
按照國際法，如果在船上發現了「戰時違禁品」，這個船就要求在就近扣留地的法院進行裁決，這也是威爾克斯中校最初的想法。但是，在費爾法克斯少校看來，將「聖哈辛托號」自己的船員送到「特倫特號」上，那麼「聖哈辛托號」自己就會有人手不夠的危險。而且對「特倫特號」上的乘客和郵件收取人也甚為不便，因此他反對威爾克斯中校的想法。作為現場最高負責人威爾克斯中校同意了費爾法克斯少校的意見，除了兩名南方外交官和隨從之外，同意「特倫特號」繼續前行聖托馬斯島[36]"。
「聖哈辛托號」11月15日抵達維吉尼亞州的漢普頓錨地，威爾克斯中校將拘捕外交使節的消息發電報給華府。之後「聖哈辛托號」又抵達到波士頓，受命將被俘的南方外交官送到沃倫堡收容所[37]。
北方的反應（1861年11月16日-12月18日）
大部分北方人都是通過11月16日占據了整整一篇幅的晚報報道得知了事件發生。之後直到11月18日星期一，報刊似乎都被「愛國熱潮吞併了」，報刊上稱梅森和斯萊德爾是「囚籠里的大使」、「無賴」、「膽小鬼」、「冷酷殘暴」等等咒罵的字眼[38]。
所有人都熱衷於將這次的拘捕行動為合法化。駐波士頓的英國領事館記載道：兩個市民中就有一個人「抱著法律書籍到處遊走，試圖證明『聖哈辛托號』具有拘捕英國郵船的權利。」很多報刊同樣也在論述威爾克斯艦長的合法性，眾多的法律專家進一步對其法理依據的正當性予以補充[39]。哈佛大學法律教授西奧菲勒斯·帕森斯記載道，「我們確實認為威爾克斯艦長從「特倫特號」帶走梅森、斯萊德爾具有法理依據，這與我們政府對查爾斯頓港實行封鎖相同的權利」。著名的民主黨員，曾在富蘭克林·皮爾斯內閣的中擔任司法部長的凱萊布·顧盛也同意道：「以我的判斷，威爾克斯艦長的行為是任何一個作為國家尊嚴的主權和權力都必須採取的行動，無論其情況如何」。被視為海事法專家的理察·亨利·丹納論述道：美利堅聯盟國使節是"從事與美利堅合眾國為敵的工作"，因此拘捕他們是正當的。應「根據我們的自治法所規定的叛逆罪」予以定罪。前美國駐英大使和前國務卿愛德華·埃弗里特也談論到「拘捕完全合法，而且將他們押到」沃倫堡看守所也是合理的[40]。
11月26日，在波士頓「至尊飯店」為威爾克斯艦長舉辦了盛大晚宴。麻薩諸塞州的州長約翰·維奇安德魯稱威爾克斯艦長展現了「男子漢般的英雄偉業」，當威爾克斯說到「他們的艦炮朝著象徵英國的獅子雕飾的船首轟擊時」，約翰·維奇安德魯說這「令美國大快人心」。麻薩諸塞州的首席法官喬治·T·比格洛（George T. Bigelow）稱讚道：「與北方所有忠誠的人一樣，在過去的六個月中，我一直為那些願意對自己說：'我將承擔責任的人而感嘆[41]。」12月2日北方聯邦國會對威爾克斯做出的「拘捕反叛者梅森和斯萊德爾的行動是勇敢機智的愛國行為」表示感謝，國會一致通過提議授予他適當的勳章，以作為國會對他的品格予以的高度評價[42]」
但是，隨著對事態的徹查，人們對此變得懷疑起來了。海軍部長吉迪恩·威爾斯後來回顧到，許多人在寫信給威爾克斯時表現出的前後矛盾，一方面他們表示「對海軍部的「大力支持」行動，同時卻又警告他，不能將」特倫特號」送交法院，「絕不應該被允許構成以後處理類似中立義務案件的先例」。11月24日的《紐約時報》稱，這件事沒有先例，瑟洛·威德主辦的《奧爾巴尼晚報》（Albany Evening Journal）上甚至有人建議：如果威爾克斯行使了不必要的裁量權，我們的政府應拒絕訴訟程序，並基於榮譽和正義，使英國得到一切滿意[43]。之後，又有人就此事發表評論稱：梅森和斯萊德爾的被捕非常類似於美國建國以來一直反對的亂搜亂捕，並引發了1812年的英美戰爭這讓人記憶猶新。因此作為戰時禁令而拘捕人的做法沒有得到大多人的認同[44]。
亨利·布魯克斯·亞當斯就強行拘押問題在給他哥哥的信中寫道：
天哪，你們所有人都怎麼了？你現在拋棄我們建國之父的偉大原則到底意味著什麼？難道要重蹈英國人的愚蠢覆轍嗎？亞當斯家族所有人都曾經抗議和抵抗的原則，你現在卻主張維護是什麼意思？你發瘋了，你們全都發瘋了[45]。
人們也開始意識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不在於合法性，而在於避免與英國發生嚴重衝突的必要性。老政治家詹姆斯·布坎南，托馬斯·尤因，劉易斯·卡斯和羅伯特·J·沃克都公開表示必須釋放南方外交使節。到12月的第三周，許多社論意見開始表達出這些意見，呼籲美國要準備釋放這些被囚的人[46]。然而威爾克斯並沒有下令這樣做，反而在「聖哈辛托號」軍艦甲板上設立獎賞以傳播這個信號[47]。
北方聯邦最初對這件事件是否降溫非常猶豫。國務卿蘇厄德根據美國長期以來對國際法的理解，沒有立即釋放這兩個南方外交使節。11月末他在給亞當斯的信中寫道：威爾克斯艦長的行動雖然未經過政府的授意，但是在英國做出反應之前把這個信息先壓下來。他反覆強調對南方聯邦的外交承認可能會導致（與英國）的戰爭[48]。
林肯總統雖然最初也為拘押南方使節而喝彩，並繼續扣押被俘人員。但是實際上對此有過如下描述：
我擔心叛亂者會成為麻煩，我們完全有權做威爾克斯船長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遵守美國的中立原則，如果英國對此抗議並要求釋放被囚者，我們必須釋放他們，並因為違反美國的中立原則而道歉。這個原則是為了維護和平中立而約束美國，所以要承認這60年來美國一直在犯錯[49]
12月4日，林肯總統會見加拿大財政部長亞歷山大·蒂里希·高爾特，林肯表示美國無意與英國以及加拿大為敵。當高爾特具體詢問到「特倫特號」事件時，林肯回答道：「這會得到妥善解決的」。高爾特將會談內容轉告給了萊昂斯駐美大使，萊昂斯也將信息轉達給了英國外務大臣羅素。儘管林肯總統釋放出善意的信號，但是高爾特寫道：「美國政府的政策決定受輿論導向，目前的狀況不容樂觀，我們不應該改變先前的不要期待美國政府的態度[50]。」在美國國會提交的政府年度報告中，林肯並沒有提及「特倫特號」事件，但是根據戰爭部長西蒙·卡梅倫的推算，美國當時可以動員300萬人的陸軍兵力，他表示「（美國）即便是陷於內戰，也有能力保衛國家不受外來的侵犯[51]」。
金融界也與事態的發展息息相關。當時的財政部長薩蒙·波特蘭·蔡斯擔心這個事件會影響到美國在歐洲的利益。他留意到紐約市銀行打算暫停黃金支付，於是在聖誕節那天舉行的內閣會議他長篇大論地闡述了他對國務卿蘇厄德的支持。蔡斯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目的是釋放梅森、斯萊德爾，這雖然對我來說這很痛苦。但是當事情變得不確定時，我們不能承受任何延誤。公眾的心理坎坷不安，我們的商業將遭受嚴重損害，我們對叛亂分子的戰爭也必然會受到嚴重阻礙[52]。歷史學家沃倫說：「特倫特號事件雖然不至於引起國內的銀行危機，但是它會使建立在公信基礎上的戰時金融體系因偶然因素而崩塌[53]。」
12月15日，英國的初步反應傳到了北方。英國於11月27日得知了此事的發生。當蘇厄德國務卿拿著第一條消息的報紙來到總統辦公室時，林肯總統與參議院議員奧維爾·希克曼·白朗寧在一起。報紙報道了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要求釋放被拘押人以及美國公開道歉的消息。白朗寧認為英國為此挑起戰爭的可能性是極為愚蠢的，但美國也不惜為此一戰。在當晚的外交晚宴上，蘇厄德國務卿當聽到威廉·霍華德·拉塞爾說「我們將會使全世界陷入火海[54]」這句話時，議會氣氛驟然一變。12月16日、17日連續兩天，議會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鴿派的民主黨議員克萊門特·瓦蘭迪加姆提出因此事涉及美國的名譽，應繼續扣押被俘人員的提案。這項動議遭到反對，並以109票對16票[55]轉交委員會審議。而直到12月18日之前，美國政府一直觀望英國的反應。
英國的反應（1861年11月27日-12月31日）
當美國海軍軍艦「詹姆斯·阿傑號」抵達南安普敦後，艦長馬爾尚（Marchand）從《泰晤士報》得知他們要搜尋的目標去了古巴，他發出了豪言：南方使節即便是登上了英國船舶，在必要時美國軍艦也準備在英國海岸線看得到範圍內將兩個使節抓捕[56]。報刊刊登了馬爾尚艦長的這番發言後，引起了英國外交部的擔憂，於是英國外交部就（美國軍艦）從英國船拘捕這些人的法律依據，向三位法律界人士（女王法律顧問，律政司和總檢察長）徵求了有關司法方面的意見。11月12日他們以書面對英國外交部做出了如下答覆：
11月12日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向亞當斯大使轉達了個人看法，如果南方使節被美國海軍從英國船上劫持的話，將會提出抗議。坦普爾首相強調抓捕南方使節從各方面來說都是欠考慮的，英國不會因為南方使節在英國就改變英國的既定政策，坦普爾也對美國海軍軍艦停留在英國領海表示疑慮。對此亞當斯大使當著坦普爾的面，宣讀了授予馬爾尚的手令（馬爾尚在英國逗留期間拜會了亞當斯大使），並闡述道，這項命令僅限於從南方聯邦船舶上拘留梅森、斯萊德爾。
實際上，11月17日以後梅森、斯萊德爾被拘捕的消息才傳到倫敦[58]。大部分的公眾輿論認為這是對英國的侮辱和公然踐踏海事法。《倫敦記事報》的報道代表著這種大眾情緒：
蘇厄德先生…正在竭盡全力與整個歐洲幹仗，這種理智欠缺的剛愎自負誤導著美國人，使他們以為憑著像小人國里一樣的艦船和那些烏合之眾的軍隊，就可以和法國陸軍、英國海軍平起平坐[59]
倫敦這種「標準」的看法將這個拘捕戲視為「這個舉動不過是將我們（英國）作為打擊目標的一系列計劃的其中一環，其目的想讓我們捲入與北方的戰爭[60]」。一個到訪英國的美國人在給蘇厄德國務卿信中寫道：「這裡的人們幾乎都瘋了，如果讓1000人投票，恐怕會有999人贊成立即與美國（北方）宣戰。」英國國會某議員表示：如果美國不能正確地處理這個事件，那麼英國國旗會撕成碎片送到白宮的美國總統廁所里[61]。因這個事件，在利物浦由「未來南方聯邦」發言人詹姆斯·斯彭斯（James Spence）發起了一場反美（北方）集會[62]。
《泰晤士報》在12月4日刊載了發自美國（北方）的最初報道後，記者威廉·霍華德·拉塞爾就美國的反應寫下了一下的評論：「（美國）民眾的中下階層大都有暴力傾向，他們充滿了驕傲和虛榮，如果有人建議做出任何哪怕是體面的讓步時，就會引火上身[63]。」《泰晤士報》的主編約翰·撒迪厄斯·德萊恩採取了溫和立場，警告人們不要「以最壞的眼光看待這一行為」。並且表示：雖然在林肯總統就任初期時，英國曾表示出對國務卿蘇厄德的疑慮，但這是否就意味著美國真的會與歐洲列強叫板[64]這種看法需要慎重。
當時搭乘「特倫特號」的威廉斯中校回到倫敦後，他在海軍部與英國首相洽談了幾個小時，英國政府從他那裡獲得了第一份可靠信息。英國政府的最初反應是對美國堅持不讓步。前外務大臣喬治·維利爾斯伯爵表達了很多人的感受，他指責蘇厄德「試圖向我們挑釁，當他（蘇厄德）覺得在華府做不到時，他就決心在海上做[65]」
羅素外務大臣要求召開緊急內閣會議，而亨利·坦普爾首相則要求法律官員根據實際狀況準備簡要，並計劃在兩天後的星期五召開緊急內閣會議。11月29日。亨利·坦普爾首相還通知英國陸軍部，暫時擱置原定於1862年進行的消減預算方案[66]。11月19日羅素外務大臣會晤了亞當斯大使，以確定他是否可以闡明美國方面的意圖。而亞當斯大使不知道蘇厄德已經給他寫了一封信，表明威爾克斯的行動沒有任何命令，也無法向羅素提供任何可能緩和局勢的信息[66]。
亨利·坦普爾首相相信他已經從亞當斯那裡獲得了口頭協議，即英國船隻不會受到騷擾。據報道，內閣緊急會議一開始，坦普爾首相就將帽子甩在桌子上大聲說道：「我不知道諸位採取什麼立場，但如果我這樣做，我將受到詛咒。[62]」在會議上當眾朗讀了法律報告，並認為威爾克斯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駐美國大使萊昂斯的報告分發給了全體與會者，這份報告書傳達了美國國內支持拘捕南方使節的舉措，這其中還談及了萊昂斯大使以前曾擔心蘇厄德國務卿會引發類似事件的警告，他認為，美國不會認為威爾克斯犯了錯，同時，他還建議向加拿大派遣軍隊以展示軍事力量。亨利·坦普爾首相提醒羅素外務大臣這個事件很有可能是蘇厄德為引發與英國衝突而設下的「周密計劃好的羞辱計劃[67]」。
會議持續到11月30日，羅素外務大臣將發給萊昂斯大使並由他轉交給蘇厄德國務卿的文書草稿送交給維多利亞女王，女王再將這個文書交給阿爾伯特親王讓他詳細閱讀。那時阿爾伯特親王已經身患重病，他通讀了文書後，覺得最後的幾段文字顯得火藥味太濃，於是用委婉的口吻做了修正：
女王……希望美國海軍艦長的行為並非來自授命。或者是他本人誤解了政府的授命而採取的行動，並且美國政府必須充分理解到英國政府不能允許其國旗受到侮辱，以及郵政航行受到威脅，英國政府不想認為美國政府是有意侮辱我們的國家，以及在諸多麻煩事情上火上澆油。為了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希望美國必須做出釋放無辜的乘客以及做出道歉這一必要的補救措施[68]
英國內閣在呈交蘇厄德國務卿的文書添加了阿爾伯特親王的意見，這封文書給了華府一個台階，讓華府否認威爾克斯的舉動和阻止任何美國人侮辱英國國旗的意圖。當時英國還拘泥於要求美國釋放扣押人員和賠禮道歉[69]。當時給萊昂斯大使的指示是，給蘇厄德國務卿七天期限，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答覆，英國將關閉駐美大使館。而羅素外務大臣私下交代給萊昂斯大使，在將正式文書交給蘇厄德國務卿之前，事先向他透露文書的內容。萊昂斯認為，只要被扣押人員獲得釋放，「即使美國不道歉也可以接受。」這個信息英國通過亞當斯駐英大使充分做了說明。羅素外務大臣反覆強調：必要時英國不惜一戰。他提議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林肯總統）將蘇厄德解職，換上一個溫和理性的繼任者。」這個文書於12月1日由「歐羅巴號」攜帶啟程，於12月18日抵達了華盛頓[70]。
作為英國，在準備軍事行動的同時，為了等待美國的回應，在12月剩餘的時間內停止了外交活動。「特倫特號」最初的消息傳來時，英國金融市場引起了混亂。12月初就下跌的金邊債券，此時又下跌了2%，降到了克里米亞戰爭初年的行情，其他的債券也下跌了4%或5%，鐵道股和殖民地以及外國的債券也隨之下跌。《泰晤士報》指出，金融市場正在做出反應，戰爭似乎已經不可避免[71]。
最早考慮到英國人對拘押南方外交使節的適當反應時，有人就擔心拿破崙三世會利用美英之間爆發戰爭的機會，趁勢蠶食英國在「歐洲或其他地方[72]」的利益。法國和英國在印度支那半島、蘇伊士運河、義大利以及墨西哥都發生過利益衝突。亨利·坦普爾首相認為，法國在西印度群島儲藏煤炭就是為了對英國的戰爭準備。雖然法國海軍力量不及英國，但是在克里米亞戰爭顯示出法國能足以對抗英國海軍，如果法國能夠建造鐵甲艦，對英吉利海峽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73]。
然而，法國的行為迅速打消了英國的疑慮。11月28日，在還沒有得到英國還沒有正式反應以及法國駐美大使亨利·梅西耶的情報來源之前，拿破崙三世召開了內閣會議。他們認為美國的行為有違國際法，同意支持英國的立場。法國外交大臣愛德華·圖弗內爾在寫給倫敦的查爾斯·約瑟夫·弗拉奧伯爵的信中請向英國轉達法國內閣的意見。當索維內爾得知了英國方面的文書內容後，向英國駐法國大使亨利·韋爾斯利伯爵轉達了法國完全支持其文書內容，12月4日又向梅西耶大使發出協助萊昂斯大使[74]。
當美國陸軍總司令、蘇厄德的知己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來到巴黎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特倫特號」事件發生之前，他的任務是將美國（北方）向歐洲各國宣傳和說明北方聯邦的政策，以此來制衡南方的外交攻勢。這對英國駐法國大使亨利·韋爾斯利伯爵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當時盛傳著斯科特指責蘇厄德國務卿操縱了林肯總統，對拘捕事件應全部承擔責任的流言。對此，斯科特於12月4日發表的文章中予以否定。這篇文章刊登在巴黎的《憲法報》和其他的歐洲辦刊上。斯科特否認流言的同時，斯科特說：「任何審慎的直覺都促使我們的政府不應為維護與大不列顛的友誼而付出太大的面子上的犧牲。[75]」
作為對美國（北方）持溫和看法的大力支持者，英國反穀物法同盟的領導人約翰·布賴特、理察·科布登論述到，他們都不認為美國的行動在法理上具有合法性，但又堅持認為美國並沒有攻擊英國的敵意。有人認為這個事件是華府故意設下的布局，布賴特對此表示質疑。12月初，在對公眾演講中，布賴特對英國的軍事準備活動提出抨擊：「在我們的代表還沒有到美國之前，我們還沒有聽到回音之前，難道我們就要全副武裝、劍拔弩張嗎？」科布登與布賴特一起公開演講，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並給無法參加集會的會議組織者以及英國海內外有影響力的人士寫信。隨著時間推移，人們聽到越來越多的反戰聲音，英國政府內閣也開始考慮尋求包括仲裁等戰爭以外的手段來解決爭端[76]。
在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之前，出於全球利益的考慮，英國就認為需要對分裂的美國採取軍事對策。1860年海軍准將亞歷山大·米爾恩就任駐北美和西印度群島的英國海軍司令。1860年12月22日上任後不久，米爾恩發布的命令中就指示，「美國國內所發生的矛盾衝突乃至社會分裂的過程中，我們要避免激怒任何美國黨派或表示站在對立雙方的其中一邊。」直到1861年5月，米爾恩根據這道命令，並作為英國海軍長期以來的政策，為避開可能發生騷亂的港口，儘量避免接近美國海岸。5月13日米爾恩發布了中立宣言，由於擔心南方聯邦的走私船與北方聯邦的海上封鎖可能威脅到中立國英國的權益，米爾恩的軍力得到增強。6月1日，英國港口關閉了對所有海軍的給養，這等於變相協助了北方聯邦。米爾恩曾經觀察監視過北軍對南方封鎖的有效性，但是從沒有嘗試打破封鎖是否有效，11月英國海軍取消了觀察監視[77]。
6月14日米爾恩收到了來自萊昂斯大使的來信，信中寫道：「我們不能斷定，『美國在任何時候突然向我們宣戰的這件事是不可能』。」米爾恩為此向各艦隊發出了警告，6月27日他寫信給海軍部指出西印度群島防禦薄弱，要求增加軍力。談到牙買加時，他在信中寫道：「工程計劃粗劣，大炮不能移動，炮架破爛不堪、炮彈生鏽、沒有存放所有物資的倉庫，火藥庫也潮濕荒廢了[78]。」現有的軍力僅夠守護商業和防禦地點，而且很多都無法勝任，為預防突發事件，執行特殊任務的艦船只有一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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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傾向加強米爾恩軍力的意見。但是海軍大臣愛德華·西摩公爵表示反對，他認為現有的主要由蒸汽船組成的英國海軍遠勝於以木帆船為主的美國海軍艦隊，而且不願意為重新打造巨大的艦隊而承擔必要的開銷，內閣為此擱置了向米爾恩增加軍力的提議。歷史學家肯尼思·伯恩 (Kenneth Bourne 1903-1992)後來為此評論道：「當特倫特號事件的消息傳到英國時，英國人並沒有為戰爭做好充分的準備，如果北方聯邦不讓步，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戰爭不可避免。[80]」
1861年3月末英國陸軍的海外兵力部署為，2,100人正規軍部署在加拿大諾瓦斯科舍省，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百慕達以及西印度群島各地全部兵力為2,200人。加拿大總督兼北美英軍總司令芬威克·威廉斯儘管已經竭盡全力，但是他給英國政府的信函中反覆強調，為確保防禦準備工作的萬無一失，他需要大量的增援[79]。
5月至6月間，從英國本土向北美派出了一些增援部隊。因聯邦封鎖和「特倫特號」事件的壓力，亨利·坦普爾首相打算將援軍兵力增至10,000人時，遭到了反對。英國陸軍部大臣喬治·康沃爾·劉易斯對英國是否真的受到威脅表示質疑。他認為很難想像任何具有理性的政府會在內戰時候四處大量樹敵，甚至與英國這樣強大的國家為敵。6月21日經過國會辯論，通過從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等因素考量，最終決定反對繼續增派援軍。這在之前國會曾經討論過是否應該將北美的防務從英國本土移交給當地政府。殖民地大臣亨利·佩勒姆·柯林頓公爵認為，威廉斯要求增加援軍的提議是過去數年來一直持續不斷的一部分，這期間都接受了眾多的要求和提案。亨利·佩勒姆·柯林頓擔心，如果對派駐北美的援軍不能提供足夠的兵營以越冬禦寒，會導致士兵離隊的嚴重問題[81]。
特倫特事件發生後，英國政府第一次意識到軍事手段是保衛國家利益的根本。首席海軍大臣愛德華·西摩公爵認為，加拿大無法抵擋美國的進攻，如果失去加拿大再把它奪回來既困難重重且代價高昂。歷史學家伯恩論述道：「自1815年以來英美關係一直模糊不清，國會下院考慮到節省財政經費以及面臨著的實際困難，對英美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缺乏準備[82]」。愛德華·西摩公爵則建議與美國進行的是海上交戰而不是登陸作戰[83] 。
英國領地的印度當時是北軍火藥的硝石主要來源產地。當外務大臣獲悉「特倫特號事件」後數小時之內，立即通知停止印度硝石的出口。「特倫特號」事件的消息傳到英國，迅速引發了英國的軍事準備。英國陸軍部大臣喬治·康沃爾·劉易斯向議會提交了在一周之內向加拿大增派3萬支步槍、一個炮兵大隊以及數名軍官的提案。12月3日在給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的信中談到，「我提議使用冠達號蒸汽船，下周運送一個步兵連和一個炮兵隊。」之後，他有送交了建議儘快運送3個步兵連和更多的炮兵部隊的報告。但是，此時的北大西洋已經進入嚴冬，聖勞倫斯河開始凍結，援軍不得不在諾瓦斯科舍省登陸。
羅素外務大臣擔心喬治·康沃爾·劉易斯和坦普爾首相行動過早，會喪失到手的和平機會，因此要求成立一個小委員會以協助劉易斯和利·坦普爾首相制定戰爭計劃。這個委員會於12月9日召集成立。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是：首相坦普爾、劉易斯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愛德華·西摩、外務大臣羅素、殖民地大臣柯林頓、樞密院議長格蘭維爾·萊維森·高爾以及喬治親王等組成，喬治·羅賓遜(劉易斯的副手)、第一代西頓男爵約翰·科爾本（前加拿大駐軍總司令）、約翰·福克斯·伯戈因（防禦要塞總督察官）以及派屈克·倫納德·麥克杜格爾（前加拿大皇家步槍兵司令）等人為顧問。委員會的首要課題是加拿大的防務，其方針的指定主要依據以前制定的防禦計劃以及委員會根據來自專家的證詞確立的信息[84]。
當時的加拿大擁有與5,000名正規軍同等數量未經訓練的民兵，這些民兵中間只有1/5進行了訓練整編。英國於12月中旬可以使用18艘運輸船，從英國本土運送11,000名士兵，到12月末再可增加28,000名士兵。英國預測美國會以最少5萬，最多20萬兵力的入侵加拿大[85]，對此，從英國本土派出的士官942名，士兵17,658名的援軍在危機過後的12月末抵達到加拿大。
加拿大駐軍總司令威廉斯將軍分別於11月和12月巡視了防禦要塞。歷史學家戈登·沃倫（Gordon Warren）寫道：威廉斯將軍才發現「要塞要麼是朽爛，要麼就乾脆不存在，而對此進行必要的補救工作卻令人乍舌[86]。」為了守衛加拿大，英國政府估計需要10,000名正規軍和100,000名預備役部隊，後者可以組成軍隊並騷擾敵人的後方[87]。作為加拿大有兩大潛在的兵源，一個是它可以動員全國16歲到50歲的當地男性居民，另外一是一支此類似於英國步槍軍團的志願者組織。歷史學家肯尼思·伯恩(Kenneth Bourne 1903-1992)對此做了如下描述：
儘管有如此驕人的記錄，但是加拿大的民兵不過是「紙上談兵」。雖然根據加拿大的法律，從18歲到60歲的男子有義務服役，但是這些只不過都是將當地居民登記在冊的花名冊而已，唯一能夠派用上場的是志願兵。根據軍務管理處的統計，這些志願兵僅僅接受過6天至12天的年度訓練。在被授予兵役的5,000名志願兵中，1861年期間只有4,422人。殖民地大臣柯林頓評論道：「這是少的可憐的軍隊。而且他們當中大部分如果沒有自去年沒有改善現狀的話，等於沒有接受訓練[88]」
威廉斯將軍培養，武裝和訓練這支軍隊的任務與一年前內戰開始時美國北方聯邦和美國南方聯邦所面臨的任務沒有什麼不同。在加拿大省備有25,000支武器，其中10,000支是滑膛槍炮，海軍配備有13,000支步槍和7,500門滑膛炮，在英國可以隨時都可以得到武器供應，但把這些武器運到加拿大卻很困難[88]。12月6日，與英國向墨爾本提供30,000支1853式恩菲爾德步槍的同時，據《泰晤士報》的1862年2月10日報道，英國同時也將10多萬的現代化武器裝備和2,000萬發彈藥運抵到了加拿大[89]。
12月2日，在威廉斯的敦促下，加拿大政府同意將其現役志願兵人數增加到7500人。在面臨戰爭的壓力之下，到了1862年5月，志願人員的人數增加到了13,390人，儘管「用得上」的志願兵人數僅為11,940人[90]。12月20日，威廉斯將軍開始從38,000名當地民兵的各個連隊中挑選了由一支75人組成連隊開始訓練，最終目的是將志願兵的數量增加到10萬人[91]。歷史學家沃倫這樣描述了當地居民組成的民兵：
直到1862年春季，考慮到加拿大無法與美國作戰，整個軍事計劃是在加拿大沒有正規軍的前提下制定的[93]。英國的戰時內閣中出現了兩種意見的分歧，一種意見是麥克杜格爾（MacDougall），他認為北軍會中斷與南方的內戰，全力轉向加拿大；另一種是伯格恩（Burgoyne）意見，他認為美國內戰將會持續下去。但是雙方的一致意見是加拿大無法抵禦面對美國發動的大規模地面戰[94]。加拿大的防衛體系應寄托在廣泛的要塞工事和控制五大湖。伯格恩（Burgoyne）強調以堅固的防禦工事加強防守是加拿大的強項，但是以前制定的防禦要塞計劃基本上沒有得到執行。在11月時，加拿大和美國在五大湖都沒有海軍部署。直到1862年春，這一直是英軍的軟肋[95]。
為了彌補他們在美國進攻中的劣勢，有人提出了英國從加拿大進攻美國的想法。這種提案是，如果能成功地占領了波特蘭和緬因州的大半，那麼就可以沿著東西兩端的通信線路和運輸線，分散美國對加拿大的入侵兵力。伯格恩（Burgoyne）、麥克杜格爾（MacDougall）、希頓（Seaton）都支持這個方案，英國陸軍部大臣喬治·康沃爾·劉易斯於12月3日將這個提案交給了首相亨利·坦普爾。但是（英國）並沒有為此做好戰爭準備，因此這個方案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英美開戰後就迅速發起攻擊[96]。麥克杜格爾（MacDougall）認為，緬因州有一股勢力希望與加拿大合併，這股勢力應該可以協助英軍的進攻。對此，米爾恩海軍司令和水路測量師華盛頓上尉認為，如果有這樣的內應勢力，最好先按兵不動，最好等待緬因州出現了「希望脫離美國，與加拿大合併」的明顯動向之後再派兵進入該地區[97]。
據泰晤士報駐蒙特婁記者報道，直到12月23日後，加拿大擁有了足以對抗外國入侵的6萬多武裝兵力，而在一個月前加拿大還是敵人的餌料。而一個月後，已經武裝到了滴水不漏，在冬季，提升了作戰能力的隊伍都能發揮出堅固的防衛力[98]。
「特倫特號」事件的前後，英軍在加拿大的兵力部署為：
- 1860年，4個步兵營、4個要塞炮兵營
- 1861年7月後向加拿大增加了3個步兵營，1個炮兵營以及可以其他調派的軍力
- 「特倫特號」事件後，又進一步增派了9個步兵營、5個野戰炮兵營、8個要塞炮兵營、3個工兵連等。
1862年初，英軍在加拿大部署的總軍力為：14個步兵營、6個野戰炮兵營、12個要塞炮兵營、3個工兵營以及其他後援部隊[99]。
相對而言，美國方面從1861年4月才開始進行戰爭動員，最初的三個月內招募了75,000士兵。7月間號召50萬長期服役（2年期或3年期）的士兵應募。直到1861年12月31日根據公開記錄，當時有425,000為現役軍人，除此之外的52,000人當中，有些是臨時的「日僱傭兵」，有些是患病者，有些是被關押者[100]。這些士兵們組成了連、旅、師的建制，一個師的建制由三個旅步兵（各有3至4個營的兵力組建）與3至4個附屬炮兵營組成。1861年組建師編制（最初是7月的波多馬克軍團的納撒尼爾·P·班克斯軍團），到1862年1月，波多馬克軍團配置了13個師、佛吉尼亞州西部配置了2個師、馬里蘭州配備了1個師（安布羅斯·伯恩賽德軍團）、南卡羅萊納州配置了1個師（威廉·特庫姆塞·舍曼軍團）、俄亥俄州配置了5個師、密蘇里州和田納西州各配備1個師。總計24個師。這個統計沒有包含其他旅一級的部隊，還有從緬因州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各個要塞和守備部隊。增加的軍團在1862年才組建完成。
作為英國的軍力強項，在必要時能都與美國進行較量的是海軍。12月1日，海軍部在寫給羅素外務大臣的信中指出：「要注意到（米爾恩）有可能採取必要的手段來保護來美國、西印度群島以及與英國之間的重要貿易。」海軍大臣愛德華·西摩向世界各地的英國海軍部隊發出臨時命令，以準備攻擊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現的美國航運。內閣還同意，建立和維持嚴格的封鎖對英國的成功至關重要[101]。
1864年米爾恩這樣地描述了當時他自己制定的作戰計劃：
關於和南方聯邦共同作戰的可能性，海軍大臣愛德華·西摩在給米爾恩將軍的信中寫道：
海軍大臣愛德華·西摩反對進攻防禦堅固的要塞，米爾恩也贊同此觀點，並進一步論述道：
戰爭的目的在於癱瘓敵方的戰力。這是首要任務，而在執行這個任務中，艦船是最關鍵的。僅僅攻擊要塞達不到戰爭目的。現代觀點認為對城鎮的任何破壞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對錨泊在港口的艦船開火，城鎮必定遭受重創。因此不能對其艦船開火。這意味著只能對海上的艦船採取行動。對一個不設防或者防禦力薄弱的城鎮，採用的方式是實行封鎖，並要求支付賠款[104]。
英國堅信它的海軍力量超越美國海軍，儘管北軍的艦船數量多於米爾恩的艦隊數量，但是北軍的艦隊多是以商船改裝後的艦艇，而英國海軍的作戰火炮的數量可完勝美國。但是歷史學家肯尼思·伯恩 (Kenneth Bourne 1903-1992)則指出，兩國海軍都面臨著從木帆船轉換為鐵甲船的過程，這個優勢在戰爭期間可能會改變。特別是英國海軍的鐵甲艦吃水深，在美國海岸線沿岸難以操控。如果對美國港口實行封鎖，就不得不依賴木製船，而這恰恰又容易遭受到美國鐵甲艦的攻擊[105]。
當然，軍事選擇已經不需要，歷史學家沃倫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英國海軍依然強大，但是從17世紀到18世紀，英國的世界霸權在漸漸消弱，這個歷史趨勢已無可挽回[106]。」軍事歷史學家羅塞爾·威格利（1930-2004）也同意此觀點，並進一步論述道：
英國海軍在一段時間有著一個空白期，除了遭受到來自法國的不成氣候的挑戰之外，幾乎沒有重要的對手。至少從表面上看，英國海軍還保持著優勢。然而，當時英國海軍已經感到在北美海岸線行使作戰已經有所力不從心的感覺。隨著蒸汽船的出現，就像在1812年的英美戰爭期間海上封鎖艦隊那樣，在美國水域裡，最優良的戰艦實行無限制巡航的能力都會被摧毀。即便是在哈利法克斯設有基地或者得到南方港口的幫助，英國海軍也會發現試圖在美國（北方）海岸保持軍事基地所面臨的風險。而艦隊要發動跨大西洋的戰爭，那就等於遠離母港而與相隔萬里之外的強敵作戰。在太平洋戰爭的日美海戰之前，還沒有任何蒸汽艦船在遠離本國向遠方的強大對手挑戰而成功的例子[107]。
1862年12月，當時的英國陸軍總司令喬治親王就「特倫特號事件」的英國軍事對策進行了分析總結：
我們沒有走到戰爭邊緣以顯示我們的軍威，但是我並不為此後悔。它對美國和世界都是一個寶貴的教訓，那就是英國在必要時，可以做到要做的一切。它證明了一個事實，我們的軍事力量能絕像有些人們所想的那樣微不足道。我們的各個軍事組織現在如此，在任何時候，它都可以準備好應對一切出現的危機。它也證明了我們擁有一支能夠處理任何困難局面的團隊[108]。
事態的解決(1861年12月17日-1862年1月14日)
1861年12月17日，美國駐英國大使亞當斯收到了來自國務卿蘇厄德於11月30日寫的信函。上面寫道，這次的事件是威爾克斯艦長在沒有獲得命令時擅自採取的行動。亞當斯立即將此事告訴了英國外務大臣羅素。羅素雖然為此受到鼓舞，但是在英國正式回復之前沒有任何行動。這個消息雖然沒有公開，但是有關北軍意圖的傳言在報刊上已經有所報道。羅素拒絕對這個消息進行核實，約翰·布賴特後來在議會上質詢到：「為何不將這個信函信息公開給我們的人民[109]？」
在華府，萊昂斯大使12月18日收到了正式公文和發給他的指示。萊昂斯按照指示，與12月19日會見了蘇厄德國務卿，將英國的態度向他做了說明，但是並沒有正式遞交公文。蘇厄德國務卿告訴萊昂斯大使，美國國務院在收到正式公文後7天內可以做出答覆。根據蘇厄德的要求，萊昂斯大使將英國政府文件的非正式副本交給了蘇厄德國務卿，蘇厄德立即將該文件面呈給林肯總統。12月21日星期六，萊昂斯大使拜訪蘇厄德，遞交了英國的最後通牒，之後兩人又做了一番交涉，最後同意在2天後再正式遞交外交照會。萊昂斯和蘇厄德一致同意，7天期限不視為英國政府正式照會的一部分[110]。
作為林肯總統的外交顧問、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薩姆納雖然立即意識到有必要釋放梅森和斯萊德爾，但是面對著當時處於亢奮狀態的美國民眾情緒，他只得保持沉默。薩姆納去過英國，與英國的政治家有定期通信往來。12月他收到了來自英國反穀物法同盟的領導人約翰·布賴特、理察·科布登的信件，裡面傳到了警告的信息。約翰·布賴特和理察·科布登談及了英國政府的備戰狀況和包括人們對威爾克斯艦長的行動是否具有合法性廣泛質疑。英國的著名廢奴主義者伊莉莎白·坎貝爾公爵夫人在寫給薩姆納的信中說到：「（逮捕使節）簡直是瘋狂的行為，如果（美國）政府沒有戰爭的意圖，這種行為完全是不可想像的[111]。」
薩姆納拿著這些信去見剛剛得知英國政府正式照會的林肯總統。薩姆納和林肯在一周之後幾乎每天碰面，商討與英國交戰的影響。12月24日，薩姆納將英國打破北軍的海上封鎖而自行實行封鎖，法國為承認南方聯邦會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進行活動，美國內戰結束後（假設南方獨立）英國會通過南方擴大英國工業的走私貿易從而壓垮北方聯邦的製造業等一系列擔憂的設想一一做出了陳述。林肯考慮到可以親自和萊昂斯大使會面，表示說：「我在五分鐘內就可以表明我從內心希望和平」。薩姆納認為這中會見在外交上不妥。兩人最後同意，調停是最好的解決方式，於是預定在聖誕節早晨召開的內閣會議薩姆納被邀請出席[112]。
內閣會議召開之前，來自歐洲方面的信息傳到了華府，25日白宮總統府收到了亞當斯大使於12月5日發出的信件。信件中寫道：
目前這個國家（英國）民眾群情激昂，這個消息在傳到大洋彼岸之前，如果美國政府對威爾克斯艦長的行為不做任何解釋而是聽之任之，那麼兩國的衝突就不可避免。英國政府和民眾就會相信這是美國政府有意使兩國陷於敵對狀態[113]
與此同時，兩封來自駐英國的美國領事的信函也送到了華府，一個是來自曼徹斯特，信中報告了英國以「最大的能量」積極加強軍事準備；一個是來自倫敦，信中報告了英國在夜以繼日地建立強大艦隊。紐約報刊發行商瑟洛·威德為使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的文件廣為流傳，他從巴黎來到倫敦，並在發給蘇厄德國務卿的信中寫道：「從未知道過有如此迅速而又龐大的軍事動員準備[114]。」
伴隨著所有的負面消息，法國也做出了正式反應。美國駐法大使威廉·戴頓把他和法國外交大臣愛德華·圖弗內爾會晤的情況轉告了蘇厄德國務卿，在會談中法國外務大臣認為威爾克斯艦長的行為「是明顯地侵犯了國際法」，但是表明了「如果在英美兩國之間發生任何戰爭，法國將以旁觀者立場保持中立[115]。」索維內爾的公文於聖誕節那天送交到了白宮，公文中敦促美國釋放被俘者，並以此申明美法兩國一直與英國爭論不休在海上的中立國權利[116]。
蘇厄德國務卿在內閣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起草了回復英國的正式公函，在出席內閣會議的人員中，他是唯一的一個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主導事態進展的組織者。蘇厄德的主要觀點認為，釋放被俘人員與美國對中立國的權利的傳統立場相一致，民眾對此也會認同。財長薩蒙·波特蘭·蔡斯和司法部長愛德華·貝茨也被來自歐洲的各種的輿論強烈影響所左右，郵政部長蒙哥馬利·布萊爾在會議之前就贊同釋放被俘人員。林肯雖然堅持國際調停，但是得不到支持。反對的理由是因為國際調停曠日持久，英國也會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內閣會議當天沒有得出結論，決定拿到第二天的會議繼續討論。林肯表示他希望自己本人來草擬公函。第二天的會議上，蘇厄德國務卿的關於無條件釋放被俘人員的提案獲得了通過。林肯沒有提出異議，後來林肯向蘇厄德表示，他發現自己無法對蘇厄德的立場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駁[117]。
蘇厄德的回函是一篇「洋洋灑灑、高度政治化的公函[118]」。蘇厄德否認了英國對威爾克斯艦長擅自行動，拘押行為粗暴無禮的指責，而是認為攔截、搜查「特倫特號」是符合國際法的行為。威爾克斯犯下的唯一錯誤是沒有將「特倫特號」拖拽至有司法管轄權的港口。為此，回應英國要求釋放被俘人員是「按照我們一貫堅持的所有國家應該對我們做的事」。蘇厄德的回函實際上承認了威爾克斯艦長是以戰時狀態對待被俘者，這次的拘捕行動等同於將英國公民從中立國船上強行逮捕[119]。
萊昂斯大使於12月27日被召喚到蘇厄德的辦公室，接收了回函。萊昂斯將瀏覽了蘇厄德的回函全部內容後，將釋放被俘人員作為要點，將回函寄回到倫敦，並為決定在英國政府的下一個指示下達之前逗留在華盛頓。釋放被俘人員的報道於12月29日見諸於報刊，大眾的反應大都是肯定的。而反對者當中就有威爾克斯艦長本人，他認為：「這是屈膝下跪和放棄所有的成果[120]」
梅森和弗萊德爾從拘押地的沃倫堡收容所被釋放，他們在麻薩諸塞州普羅溫斯敦搭乘上了英國海軍「羅納爾多號」軍艦，駛往聖托馬斯，在那裡1月14日他們又換乘了駛往英國的南安普敦的郵輪。他們獲釋的消息於1月8日傳到了英國。英國輿論認為這是英國外交上的勝利。英國首相論述蘇厄德的回函中說談及的「國際法諸多原則」與英國方面的解釋不符，羅素外務大臣在給蘇厄德回函中對法律的解釋提出了異議，但總體來說，兩國避免了一場危機[121]。
事件之後
歷史學家查爾斯·哈伯德（Charlies Hubbard）就解決危機方面，對美國當時的想法做出了論述：
「特倫特號事件」的結局對南方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首先，自1861年夏天到秋天之間，南方積極推行的國際外交承認的活動遭到了遏制。通過這件事，英國認識到了美國（北方）雖然在必要時維護本國利益，但是它也會意識到遵守國際法的責任。其次，在英國和法國也認識到了，對美國內戰，只要歐洲各國保持中立立場，就可以維持和平[122]。
事件後，在1862年英法兩國圍繞著南方的外交承認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後以調停方式提出了一個難以拒絕的解決方案。隨著美國內戰的激化，特別是夏羅之役的慘烈狀況被廣泛得知後，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歐洲各國干預美國內戰似乎更有理由[123]。但是1862年9月美國政府發表的「解放奴隸宣言」後，凸顯了奴隸制的問題是這場戰爭的核心。對安提頓戰役和「解放奴隸宣言」，英國方面的最初反應是，戰爭的激化升級只會引發南方奴隸們的反叛[124]。到了1862年11月，歐洲各國對介入美國內戰的態度就變得不再積極了[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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