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1870年至1940年的一个政权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法語：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有時寫作La IIIe République）是1870年法蘭西第二帝國在普法戰爭中崩潰後建立的政體，直到1940年7月10日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德國擊敗，隨後維琪法國成立。
法蘭西共和國 République françai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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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年—1940年 | |||||||||||||||
.svg)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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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言："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法語） "自由，平等，博愛" | |||||||||||||||
| 國歌："馬賽曲" | |||||||||||||||
 1939年的法蘭西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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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 | 巴黎 | ||||||||||||||
| 常用語言 | 法語（官方），和一些其他語言 | ||||||||||||||
| 宗教 | 羅馬天主教 加爾文主義 信義宗 猶太教 （1870年9月4日至1905年12月9日；於1918年12月5日至1940年7月10日適用於阿爾薩斯-洛林） 世俗國家 (1905年12月9日至1940年7月10日;不包括阿爾薩斯-洛林) | ||||||||||||||
| 政府 | 單一制議會共和制 | ||||||||||||||
| 法國總統 | |||||||||||||||
• 1871–1873 (首) | 阿道夫·梯也爾 | ||||||||||||||
• 1932–1940 (末) | 阿爾貝·勒布倫 | ||||||||||||||
| 法國總理 | |||||||||||||||
• 1870–1871 (首) | 路易·朱爾·特羅胥 | ||||||||||||||
• 1940 (末) | 菲利普·貝當 | ||||||||||||||
| 立法機構 | 法國議會 | ||||||||||||||
• 上議院 | 參議院 | ||||||||||||||
• 下議院 | 眾議院 | ||||||||||||||
| 歷史 | |||||||||||||||
• 萊昂·甘必大宣布建國 | 1870年9月4日 | ||||||||||||||
• 維琪法國成立 | 1940年7月10日 | ||||||||||||||
| 人口 | |||||||||||||||
• | 42,000,000 | ||||||||||||||
| 貨幣 | 法國法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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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屬於 |  法國 阿爾及利亞 | ||||||||||||||
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給法蘭西第二帝國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動盪。1870年拿破崙三世倒台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繼續普法戰爭。戰後，普魯士人侵占了法國的阿爾薩斯（保留了貝爾福特的領土）和洛林（東北部，即現在的莫澤爾省），導致了法國社會動盪和巴黎公社的建立。第三共和國的早期政府考慮重建君主制，但關於君主制的性質和王位的合法占有者的分歧無法解決。因此，最初設想作為臨時政府的第三共和國，反而成為法國的正式政府。
1875年的法國憲法規定了第三共和國的組成。國會由一個眾議院和一個參議院組成，組成政府的立法部門，並由一位總統擔任國家元首。在法國前兩任總統阿道夫·梯也爾和帕特里斯·麥克馬洪的任期內，他們呼籲恢復君主制。但是隨著民眾逐漸接受了共和制以及一系列共和主義總統的統治，到了1880年代，呼籲恢復君主制的聲音便逐漸消失。
第三共和國建立了許多法國殖民地，包括法屬印度支那、法屬馬達加斯加、法屬玻里尼西亞，以及在爭奪非洲的過程中在西非的大片領土，所有這些都是在19世紀最後20年獲得的。20世紀初，民主共和聯盟主導了整個政壇。最初，民主共和聯盟被認為是一個中間偏左的政治聯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成了主要的中間偏右政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末，民主共和聯盟和激進派之間的政治分化非常嚴重。二戰爆發後不到一年，德國軍隊占領了法國大部分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夏爾·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和菲利普·貝當的維琪法國的敵對政府。
在19世紀70年代，阿道夫·梯也爾將共和主義稱為「最不可能使法國陷於分裂的政府形式」；然而，事與願違，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左翼繼承了法國革命的改良主義，而右翼植根於農民、羅馬天主教會和軍界，代表著法國的保守勢力。[1]儘管法國選民之間存在嚴重分歧，並不斷有人試圖推翻第三共和國，但它仍存在了70年之久，直至2024年為止它仍然是自1789年舊政權崩潰以來，法國持續時間最長的政體。
政治
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戰敗，皇帝拿破崙三世和他的帝國被推翻。1870年9月1日，拿破崙在色當戰役中被普魯士人俘虜後，由萊昂·甘必大領導的巴黎代表於1870年9月4日成立臨時國防政府。代表人隨後選擇路易·朱爾·特羅胥將軍擔任總統。第三共和國的第一個政府在包圍巴黎期間（1870年9月19日- 1871年1月28日）統治。當巴黎與法國其他未被占領的地方被切斷時，戰爭部長萊昂·甘必大乘熱氣球離開巴黎，在羅亞爾河畔的圖爾市建立臨時共和政府的總部。
1871年1月投降後，臨時國防政府解散，並舉行了全國選舉，目的是建立新政府。當時被普魯士占領的法國領土沒有參加這次選舉。由此產生的保守派國民議會選舉阿道夫·梯也爾為臨時政府首腦。由於巴黎民眾普遍的革命和左翼政治氛圍，右翼政府選擇凡爾賽宮作為其總部。
1871年5月10日，新政府與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通過談判達成了一項和平協議:《法蘭克福條約》。為了促使普魯士人離開法國，政府通過了一系列金融法律，例如有爭議的到期法，來支付賠款。從1871年3月下旬到5月，巴黎工人和國民警衛隊發動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維持了兩個月激進的左翼政權，直到1871年5月被梯也爾的政府血腥鎮壓。對公社的鎮壓給勞工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871年，拿破崙三世政權倒台後，法國舉行了立法機構選舉，結果，君主主義者在法國國民議會中占多數，這有利於與普魯士達成和平協議。國民議會中的正統派支持國王查理十世的後裔繼承法國王位，這個人是他的孫子尚博伯爵亨利，又名「亨利五世」，因為查理十世是波旁王朝長系的最後一位君主。奧爾良主義者支持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後裔，路易-菲力浦一世是1830年取代查理十世成為法國君主的人，他是查理十世的堂兄。奧爾良主義者支持他的孫子巴黎伯爵腓力七世。由於拿破崙三世的失敗，波拿巴黨人被邊緣化了，他們也無法讓波拿巴家族成員獲得候選資格。正統主義者和奧爾良主義者最終達成妥協，沒有子女的尚博伯爵亨利被承認為國王，而巴黎伯爵被承認為他的繼承人。因此，在1871年，王位被授予了尚博伯爵。[2]
尚博伯爵認為，恢復的君主制必須消除革命的一切痕跡（包括最著名的三色旗），以恢復君主制和國家之間的統一，因為革命造成了分裂。如果國家要重新統一，在這個問題上妥協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民眾不願意放棄三色旗。因此，君主主義者只能坐等年邁無子的尚博伯爵死後，把王位交給他更開明的繼承人——巴黎伯爵。因此，建立了一個「臨時」的共和政府。尚博伯爵一直活到1883年，但那時，民眾對君主制的熱情已經消退，結果巴黎伯爵再也沒有得到法國的王位。[3]
1871年1月法國向普魯士投降，結束了普法戰爭，由於巴黎被普魯士軍隊包圍，國防過渡政府在凡爾賽建立了新的政府所在地。該年2月選出了新的代表，構成了後來演變成第三共和國的政府。這些代表——主要是保守的共和主義者——制定了一系列法案，招致了共和主義運動中激進分子和左翼分子的抵制和抗議。在巴黎，與凡爾賽當局結盟的巴黎政府和該市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爆發了一系列公開爭吵。激進分子最終拒絕了凡爾賽的權威，並於3月建立了巴黎公社作為回應。
支撐公社的原則被法國保守派普遍視為道德敗壞，而凡爾賽的政府則試圖維持它所建立的脆弱的戰後穩定。5月，在帕特里斯·麥克馬洪和凡爾賽政府的指揮下，法國正規軍向巴黎進軍，並在被稱為「血腥周」的期間成功地摧毀了這個公社。後來，由於在公社被鎮壓後，保守政策和價值觀被恢復，「道德秩序」這一術語被應用到萌芽中的第三共和國。[4]
由於對公社的鎮壓，麥克馬洪的聲望大增，他後來於1873年5月當選共和國總統，並一直擔任到1879年1月。作為一名堅定的天主教保守派，他同情正統主義者，並以不信任世俗主義者著稱，隨著自由派和世俗派共和主義者在他的總統任期內獲得了議會多數席位，他與法國議會的分歧越來越大。
1875年2月，一系列議會法案確立了新共和國的憲法，共和國的總統是它的領導。設立了一個由直接選舉的眾議院和間接選舉的參議院組成的兩個議院的議會，以及一個由理事會主席(總理)領導的部門，後者名義上對共和國總統和立法機關負責。19世紀70年代，君主制是否應該取代或監督共和制一直是公眾爭論的焦點。
1876年的選舉顯示了公眾對共和運動中日益增長的反君主主義傾向的高度支持。決定性的共和主義者多數派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而君主主義者在參議院的多數派僅保留一個席位。1877年5月，時任法國總統的麥克馬洪做出了回應，試圖通過一系列在法國被稱為「le seize Mai」的行動，來平息共和主義者日益高漲的支持率，並限制他們的政治影響力。
1877年5月16日，麥克馬洪迫使溫和的共和主義者總理朱爾斯·西蒙辭職，並任命奧爾良主義者阿爾伯特·德·布羅格利擔任總理。當下議院對這一任命表示憤怒，認為權力過渡是非法的，並拒絕與麥克馬洪或德·布羅格利合作時，德·麥克馬洪解散了下議院，並要求在次年10月舉行新的大選。隨後，共和主義者和共和主義的同情者指控麥克馬洪試圖發動一場憲法政變，但他公開否認了這一指控。
10月的選舉再次讓共和主義者在眾議院占多數，進一步肯定了公眾輿論。到1879年1月，共和主義者繼續在參議院獲得多數席位，確立在參眾兩院的主導地位，並有效地終結了君主制復辟的可能性。麥克馬洪於1879年1月30日辭職，由溫和派的儒勒·格雷維繼任。[5]
在1877年5月16日的危機之後，正統主義者被趕出權力中心，共和國最終由被稱為奉行機會主義的共和主義者統治，因為他們支持溫和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以牢固地建立新政權。茹費理法使公共教育變得免費、具有強制性的而且世俗，被評為1881年和1882年，第一個共和國公民權力擴張的跡象。從那時起，公共教育就不再是天主教會的獨家控制了。[6]
為了阻止法國君主主義者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1885年，法國王室的珠寶被拆散並出售。只有幾枚王冠被保留了下來，但是它們的珍貴寶石被彩色玻璃取代了。
1889年，喬治·布朗熱將軍引發的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危機撼動了法蘭西共和國。作為一位極受歡迎的將軍，他贏得了一系列的選舉，在這些選舉中，他將辭去下議院的席位，並再次在另一個選區競選。1889年1月，他的聲望達到最高點，他威脅要發動政變，建立獨裁政權。他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工業區，加上農村傳統的天主教徒和保皇黨人的支持，促進了針對德國的侵略性的民族主義。1889年9月的選舉標誌著布朗熱主義者決定性失敗。他們被選舉法的變化所擊敗，選舉法的變化阻止了布朗熱在多個選區競選。布朗熱的倒台嚴重削弱了法國國內保守派和保皇派的政治力量；他們直到1940年才恢復元氣。[7]
修正主義學者認為，布朗熱主義者更多地代表激進的左翼分子，而不是極右分子。他們的工作是一種逐漸形成的共識的一部分，即法國的激進右翼在德雷福斯時代部分是由十年前激進左翼的布朗熱派支持者組成的。[8]
1892年的巴拿馬醜聞涉及到建造巴拿馬運河失敗的巨大代價。由於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敗，負責這個大型項目的巴拿馬運河公司破產了，損失了數百萬美元。這被認為是19世紀最大的貨幣腐敗醜聞。由於法國政府收受賄賂，對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財務問題保持沉默，造成了近10億法郎的損失。[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政府在法國的作用比在德國小。儘管法國的自然資源較少，但法國的收入水平高於德國，而稅收和政府支出也低於德國。[10][11]
法國在發展福利國家方面落後於俾斯麥時期的德國，以及英國和愛爾蘭。1898年出台了針對工人的意外保險法，1910年，法國建立了國家養老金計劃。與德國和英國不同，這些項目的規模要小得多——例如，養老金是一項自願計劃。[12]歷史學家蒂莫西·史密斯發現，法國人對國家公共援助計劃的恐懼源於對英國濟貧法的普遍蔑視。[13]肺結核是當時最可怕的疾病，尤其是對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德國建立了強有力的公共衛生措施和公共療養院，但法國讓私人醫生來處理這個問題。[14]法國醫學界捍衛著自己的特權，公共衛生活動人士的組織和影響力也不如德國、英國和美國。[15][16]例如，19世紀80年代，一項公共衛生法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該法律旨在重組國家的衛生服務，要求傳染病登記，強制隔離，以及改進1850年不完善的衛生和住房立法。
然而，改革者遇到了來自官僚、政客和醫生的反對。由於它對許多人的利益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這個提案在1902年成為法律之前被辯論和推遲了20年。當政府意識到傳染性疾病會削弱新兵的戰鬥力，並使人口增長率遠低於德國時，這一計劃終於得以實施。[17] 另一種理論認為，相對於德國，法國人口增長率較低是由於法國出生率較低，也許是由於法國革命法律規定土地必須分給所有的兒子（或支付一大筆補償費）——這導致農民不想要一個以上的兒子。沒有證據表明法國人的預期壽命低於德國人。[18][19]
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場重大的政治醜聞，從1894年到1906年的決議，震動了法國，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產生了影響。這一事件的處理方式已成為一種現代和普遍的不公正的象徵。這仍然是一場複雜的司法不公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在這場不公中，新聞和公眾輿論發揮了核心作用。爭論的焦點是法國軍隊明目張胆的反猶太主義，以及保守派和天主教傳統主義者對世俗的中左翼、左翼和共和黨勢力（包括大多數猶太人）的爭辯。最後，後者取得了勝利。[20][21]
1894年11月，阿爾薩斯猶太后裔、年輕的法國炮兵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被判叛國罪。他因向德國駐巴黎大使館洩露法國軍事機密而被判終身監禁，並被送往法屬圭亞那魔鬼島的勞役營(綽號「斷頭台」)，在那裡他度過了近5年的時光。
兩年後，有證據表明，一名名叫費迪南德·沃爾辛·埃斯特哈齊的法國陸軍少校才是真正的間諜。在高級軍事官員壓制了新證據之後，軍事法庭一致宣判埃斯特哈齊無罪。作為回應，軍方根據虛假文件對德雷福斯提出了額外指控。1898年1月，著名作家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在巴黎的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封措辭激烈的公開信。活動人士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重新審理此案。
1899年，德雷福斯再次回到法國接受審判。隨之而來的激烈的政治和司法醜聞將法國社會分為兩派，一派支持德雷福斯，另一派則譴責他。新的審判導致了另一項定罪和10年的刑期，但德雷福斯得到了赦免和釋放。最終，所有對他的指控都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1906年，德雷福斯被證明無罪，重新成為法國陸軍少校。
從1894年到1906年，這一醜聞將法國深刻而持久地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由保守派、天主教傳統主義者和君主主義者組成的親軍「反德雷弗斯分子」，在知識分子和教師的大力支持下，他們通常輸給了反教權、親共和主義的「德雷弗斯分子」。這一事件使法國政治更加痛苦，並助長了政治光譜兩邊激進派政客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社會歷史
民主政治結構得到了政治報紙流行的支持。巴黎的日報發行量從1870年的100萬份增加到1910年的500萬份，後來在1939年達到了600萬。廣告迅速增長，為出版提供了穩定的財政基礎，但廣告收入並沒有覆蓋所有相關的成本，所以報社還必須得到商業利益集團的秘密補貼，作為回報報社會寫一些有利於金主的報道。1881年新的自由主義新聞法廢除了一個世紀以來的典型限制做法。19世紀60年代引進的高速旋轉式鋤頭印刷機，縮短了周轉時間，降低了出版成本。新型的通俗報紙，尤其是《小日報》，吸引了更多對各種娛樂和小道消息而非硬新聞感興趣的讀者。它占領了巴黎市場四分之一的份額，並迫使其餘報紙降價。主要的日報都僱傭了自己的記者來競爭新聞報道。所有的報紙都依賴於哈瓦斯通訊社(也就是現在的法新社)，這是一家擁有記者網絡的電報新聞服務機構，與路透社簽訂了全球服務合同。這些古板的舊報紙因為專注於嚴肅的政治問題而保持了忠實的客戶。[22]雖然報紙通常會給出虛假的發行量數據，但1913年的《小普羅旺斯報》每天的發行量大概是10萬份，而《小普羅旺斯經報》每天的發行量大約是7萬份。廣告只占頁面的20%左右。[23]
羅馬天主教會通過其全國性報紙La Croix對其旗下的集團媒體施加壓力促使它們進行了改革。教會大力倡導傳統天主教的同時，創新最現代的技術和分銷體系，推出適合當地口味的地域性版本。世俗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認為這份報紙是他們最大的敵人，尤其是當它帶頭攻擊德雷福斯是叛徒並煽動反猶太主義的時候。在德雷福斯被赦免後，激進派主導的政府在1900年關閉了它的報紙。[24]
銀行秘密付錢給某些報紙，以促進特定的金融利益，並掩蓋或洗地不當行為。他們還從商業產品的新聞報道中收取廣告費用。有時，報紙會以發布不利信息為要挾，強迫企業在他們發行的報紙上做廣告。外國政府，尤其是俄羅斯和土耳其，每年秘密支付給媒體數十萬法郎，以保證對其在巴黎出售的債券進行有利的報道。當俄羅斯真正遇到壞消息時，比如說1905年俄國革命與日俄戰爭，俄羅斯政府付給了這些法國報紙高達100萬法郎，目的是給俄羅斯政府洗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報紙變成了一個宣傳機構，大力宣傳法國軍隊的功勞，並避免批評的評論。他們很少報告盟軍的戰果，把所有的好消息都歸功於法國軍隊。總而言之，這些報紙並不是獨立的真相擁護者，而是秘密付費的銀行業廣告。[25]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新聞界的黃金時代。他們的年輕的工作人員被徵召，而且找不到男性的替代者(當時認為女性不適合當記者)。鐵路運輸實行了定量供應，紙張和油墨的運輸減少了，導致原料的缺乏，進而導致了報紙發行量的減少。通貨膨脹提高了新聞紙的價格，而新聞紙一直供不應求。封面價格上升，發行量下降，在巴黎郊外出版的242份日報中的許多都關門了。政府成立了部際新聞委員會，對新聞界進行密切監督。一個獨立的機構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導致新聞報道或社論被禁止留白。這些日報有時只有兩頁，而不是通常的四頁，這使得一家諷刺性報紙試圖以同樣的精神報道戰爭新聞:
- 戰爭的消息。一半的齊柏林飛艇將一半的炸彈扔向中場休息的戰士，造成四分之一的人員受傷。齊柏林飛艇在半路上遭到部分半高射炮的攻擊，被摧毀了一半。"[23]
地方報紙在1900年後蓬勃發展。然而，戰後巴黎的報紙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滯。戰後最成功的報紙是《巴黎晚報》，它沒有任何政治議程，致力於提供聳人聽聞的報道，以幫助發行量，但同時也提供嚴肅的文章，以樹立聲望。到1939年，其發行量已超過170萬份，是與其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小巴黎人報》的兩倍。除了日報外，巴黎晚報還贊助了一份非常成功的女性雜誌《瑪麗-克萊爾》，同時還贊助了另一份雜誌《Match》，這是一個模仿美國的新聞攝影雜誌《Life》的雜誌。[26]
法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是法國公民中的典型。歷史學家歐根·韋伯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從農民到法國人》(1976)中，追溯了法國鄉村的現代化進程，並認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法國鄉村帶著一種民族認同感，從落後和孤立走向現代。[27]他強調鐵路、共和學校和全民徵兵的作用。他的發現基於學校記錄、移民模式、兵役文件和經濟趨勢。韋伯認為，直到1900年左右，法國的國家意識在各省都很薄弱。韋伯接著研究了第三共和國的政策是如何在農村地區創造出法國民族意識的。韋伯的學術研究受到了廣泛的讚揚，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他們認為1870年以前法國各省就存在著法國民族意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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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阿里斯蒂德·布奇科在巴黎創立了樂蓬馬歇百貨公司，到1852年，它在「同一棟大樓內的各個部門」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29]商品以固定價格出售，並有兌換和退款的保證。到19世紀末，隸屬於莎瑪麗丹百貨公司的法國信貸商人喬治·杜法耶爾已經為300萬客戶提供了服務。莎瑪麗丹百貨公司是法國一家大型百貨商店，由樂蓬馬歇百貨公司的一位前高管於1870年創辦。[30]
法國人對巴黎大商店所帶來的國家聲望感到自豪。[31]偉大的作家埃米爾·左拉(1840-1902)把他的小說《貴婦人》的背景設置在一家典型的百貨商店裡。左拉把它描繪成一種新技術的象徵，這種新技術既改善了社會，又吞噬了社會。這本小說描述了商品銷售、管理技術、市場行銷和消費主義。[32]
杜法耶爾百貨公司是位於巴黎北部的一家大型百貨商店，建於1890年，價格低廉，吸引了大量的工薪階級顧客。在一個公共空間很少的社區，它無疑提供了一個能消費的公共廣場。它教育工人把購物作為一種令人興奮的社會活動，而不是像中產階級在中心城市的著名百貨商店那樣，僅僅是獲得必需品的一種例行活動。與資產階級商店一樣，它幫助消費從商業交易轉變為消費者與搶手商品之間的直接關係。它的廣告承諾有機會以合理的成本參與最新、最時尚的消費主義。一些最新的發明也得以展示，比如說留聲機和X光機，當然還有當時轟動性的發明—電影。[33]
1870年後，這些商店的員工開始以女性為主，為年輕女性提供了享有聲望的工作機會。儘管工資低、工作時間長，但他們享受著與最新、最時尚的商品和高檔顧客之間令人興奮的複雜互動。[34]
激進分子的共和國
20世紀初法國最重要的政黨是激進黨，成立於1901年，名為「共和、激進和激進的社會主義黨」。它的政治傾向是古典自由主義，一方面反對君主主義者和神職人員，另一方面反對社會主義者。許多成員被共濟會吸收。[35] 激進分子分為兩派，一派是呼籲通過國家干預實現經濟和社會平等的活動人士，另一派是把穩定放在首位的保守派人士。工人們罷工的要求威脅到了這種穩定，並把許多激進分子推向了保守主義。它反對婦女選舉權，因為擔心婦女會把票投給它的對手或天主教會認可的候選人。[36]它贊成累進所得稅、經濟平等、擴大教育機會和國內政策的合作社。在外交政策上，它主張在戰後建立一個強大的國際聯盟，並通過強制仲裁、有控制的裁軍、經濟制裁、甚至還可以建立一支國際軍事力量來維持和平。[37]
萊昂·甘必大的追隨者，如雷蒙·普恩加萊，他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委員會主席，創立了民主共和聯盟（ARD），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主要的中間偏右政黨。[38]
隨著激進分子、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共和黨人和君主主義者都在爭奪控制權，執政聯盟有規律地瓦解，很少持續幾個月以上。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些崩潰並不重要，因為它們反映了許多政黨聯盟的微小變化，這些政黨通常會失去或獲得一些盟友。因此，政府的更迭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的部長換屆，許多人從一個政府換到下一個政府，通常是在同一個職位上。
教會與國家
在第三共和國的整個歷史時期，法國的天主教教會在共和主義者、君主主義者和專制主義者（如拿破崙主義者）之間的地位之爭從未間斷過。法國的神職人員和主教與君主主義者關係密切，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貴族家庭。共和主義者來自反教權的中產階級，他們認為教會與君主主義者的聯盟是對共和主義的政治威脅，也是對現代進步精神的威脅。共和主義者憎恨教會的政治和階級歸屬;對他們來說，教會代表著舊政權，法國歷史上大多數共和主義者認為那個時代早已成為歷史。新教徒和猶太人的支持使共和主義者更加強大。國會通過了許多的法律來削弱天主教會。1879年，神父被排除在醫院管理委員會和慈善委員會之外;1880年，針對宗教集會採取了新措施；從1880年到1890年，許多醫院用非專業婦女代替修女；1882年，通過了《茹費理學校法》，在這一法律基礎上1801年教務專約仍然有效，但在1881年，政府削減了它不喜歡的神父的薪水。[39]
共和主義者擔心控制學校的宗教秩序——尤其是耶穌會和聖母升天會——會向孩子們灌輸反共主義的思想。決心根除這一問題的共和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需要控制學校，以便法國取得經濟和軍事上的進步。 (共和黨人認為德國在1870年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優越的教育體系。)
早期的反天主教法主要是1882年共和主義者茹費里制定的。該法案禁止一切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禁止宗教教職人員在學校任教，並從宗教學校撥款來建造更多的公立學校。在本世紀後期，茹費里的繼任者通過的其他法律進一步削弱了教會在法國社會中的地位。民事婚姻成為強制性的，離婚被引入，軍隊取消隨軍神父。[40]
當教宗良十三世於1878年成為教宗時，他試圖緩和教會與國家的關係。1884年，他告訴法國主教們不要對國家採取敵對態度。[41]1892年，教宗通諭建議法國天主教徒團結在共和國周圍，通過參與共和政治來保衛教會。[42]「自由行動」於1901年由雅克·皮奧和阿爾伯特·德·蒙創立，他們是前君主主義者，在教宗良十三世的要求下轉向了共和主義。從教會的角度來看，它的使命是表達良十三世在1891年的通諭《新事》中所體現的政治理想和新的社會教義。
自由行動是ALP政黨出現的議會團體，它添加了populaire（「受歡迎的」）一詞來表示這種擴張。會員資格對所有人開放，不僅僅是天主教徒。它試圖聚集所有「誠實的人」，成為良十三世所尋求的大熔爐，在那裡天主教徒和溫和的共和黨人將團結起來支持寬容和社會進步的政策。它的座右銘概括了它的計劃:「人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工人提供更好的條件。」然而，「老共和主義者」寥寥無幾，而且它也未能成功地重組所有天主教徒，因為它遭到了君主主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和整合主義者的迴避。最後，它主要從自由天主教徒(雅克·皮奧)和社會天主教徒(阿爾伯特·德·蒙)中招募人員。ALP從一開始就被捲入鬥爭，因為宗教問題是它的當務之急的核心。它以自由和普通法的名義保衛教會。「法國行動」的激烈反對使該運動從1908年開始衰落，當時它失去了羅馬的支持。然而，直到1914年，ALP一直是右翼最重要的政黨。[43]
改善與共和主義者關係的努力失敗了。雙方都有根深蒂固的猜疑，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更是火上澆油。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反對德雷福斯。他們在《La Croix》雜誌上發表了反猶太和反共和主義的文章。這激怒了共和主義政客，他們急於報復。他們常常與共濟會會館聯合工作。皮埃爾·瓦爾德克-盧梭內閣（1899-1902）和埃米爾·孔布內閣（1902-05）與梵蒂岡爭奪主教的任命。在1903年和1904年，隨軍神父從海軍和陸軍醫院被撤職，士兵們在1904年被命令不得經常出入天主教俱樂部。
1902年，當埃米爾·孔布當選為總理時，他決心徹底擊敗天主教。任職不久，他就關閉了法國所有的教區學校。然後他讓國會拒絕所有宗教的授權。這意味著法國54個修會全部解散，約2萬名成員立即離開法國，許多人前往西班牙。[44]1904年，法國總統埃米勒·盧貝在羅馬拜訪了義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教宗庇護十世對義大利政府的這一接見提出了抗議。孔布反應強烈，召回了法國駐聖座大使。接著，1905年頒布了一項廢除拿破崙1801年教務專約的法律。教會和國家最終分離，所有教堂財產都被沒收了，宗教人員不再由國家支付工資。公眾的崇拜活動被交給了天主教的門外漢協會，他們控制著進入教堂的通道。然而，在實踐中，群眾和儀式繼續進行。
孔布遭到了所有保守黨派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大規模關閉教會學校是對宗教的迫害。庫姆斯領導的左翼反教權聯盟面臨主要由親天主教的ALP組織的反對。ALP擁有更強大的民眾基礎、更好的資金和更強大的報紙網絡，但在議會中的席位卻少得多。[43]
孔布政府與共濟會分會合作，對所有軍官進行秘密監視，以確保虔誠的天主教徒不會被提拔。這樁醜聞被曝光後，削弱了對孔布政府的支持，於是他辭職了。這也打擊了軍隊的士氣，因為軍官們意識到，對他們的職業生涯而言，審查私人生活的間諜活動比他們自己的專業成就更重要。[45]
1905年12月，莫里斯·魯維埃的政府引入了法國政教分離法。這項法律得到了孔布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嚴格執行1901年的《自願結社法》和1904年的《宗教集會自由教法》。1905年2月10日，議院宣布「梵蒂岡的態度」使得政教分離不可避免，1905年12月通過了政教分離法。教會受到嚴重打擊，失去了一半的神職人員。然而，從長遠來看，它獲得了自主權;因為從那以後，國家在挑選主教時就沒有了發言權。[46]
外交政策
1871-1914年法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緩慢重建與俄羅斯和英國的聯盟以對抗來自德國的威脅的基礎上的。[47]俾斯麥在1871年占領阿爾薩斯和洛林是一個錯誤，引發了法國民眾幾十年對德國的普遍仇恨和復仇的要求。俾斯麥的決定是對法國回應，也是軍隊對強大的敵人的要求。可是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法國的軍事力量比德國弱得多，但它迫使俾斯麥調整德國的外交政策，以阻止法國擁有任何主要盟友。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不滿持續了好幾年，但到1890年，隨著法國人意識到懷舊不如現代化有用，這種不滿基本上消失了。法國重建了軍隊，強調現代化的特點，如新的大炮，1905年後，大量投資於軍用飛機。在恢復聲望方面，最重要的是大力強調日益強大的法蘭西帝國，儘管付出了巨大的財政代價，但它也帶來了聲望。很少有法國家庭在殖民地定居，而且他們在自然資源和貿易方面太窮，無法顯著地使整體經濟受益。儘管如此，法國殖民地的規模僅次於大英帝國，並且在國際事務中享有聲望，並為天主教徒(在議會中受到共和主義者的猛烈攻擊)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把精力投入到把法國文化和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修建巴拿馬運河的一項極其昂貴的投資完全失敗了，在金錢方面，許多人死於疾病和政治醜聞。[48] 俾斯麥於1890年被解僱，此後，德國的外交政策開始變得混亂。例如，柏林方面切斷了與聖彼得堡的緊密聯繫，允許法國人通過大量金融投資進入，造成了巴黎與聖彼得堡之間的軍事聯盟——事實證明，這種聯盟至關重要，而且持久。德國與英國不和，於是法國承認英國在埃及的主導地位，而英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主導地位。這使得英法兩國走得更近，最終在1904年後建立了非正式的軍事關係。[49][50]
法國外交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國內事務;經濟、文化和宗教利益集團很少關注外交事務。永久的專業外交家和官僚們已經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在奧賽碼頭(外交部所在地)如何運作的傳統，他們的風格一代又一代幾乎沒有改變。[51]大多數外交官來自地位顯赫的貴族家庭。儘管法國是歐洲為數不多的共和國之一，但它的外交家們與宮廷貴族代表們相處得很融洽。首相和主要政治家通常很少關注外交事務，允許少數資深人士控制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裡，他們控制了法國駐10個主要國家的大使館(在其他地方，他們派出了級別較低的部長)。他們包括泰奧菲勒·德爾卡塞, 是1898年至1905年的外交部長；保羅·康朋，是1890-1920年駐倫敦大使；朱爾斯·朱塞蘭德，是1902年至1924年駐華盛頓大使；還有卡米爾·巴雷爾，從1897年到1924年被派駐在羅馬。在外交政策方面，人們普遍認為需要徵收高保護性關稅，這使農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在被德國人打敗後，一種強烈而廣泛的反德情緒集中在復仇主義和奪回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呼聲。龐大的帝國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因此管理者、士兵和傳教士都是高地位的職業。[52]
從1871年到1914年，法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一個沒有朋友、沒有多少領土的屈辱大國，到1914年成為歐洲殖民體系的核心，一個繁榮的殖民帝國，其規模僅次於英國的殖民帝國。雖然宗教在國內政治中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但天主教會使傳教工作和教會建設成為殖民地的特色。大多數法國人忽視了外交政策;外交方面的問題在政治上不被重視[53][54]。
法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對德國的恐懼之上的，因為德國龐大的國土和快速增長的經濟是法國無法匹敵的，再加上要求阿爾薩斯和洛林回歸的復仇主義。[55]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因素。[56] 在爭奪非洲的過程中，法國和英國在非洲的利益發生了衝突。最危險的事件是1898年的法紹達事件，當時法國軍隊試圖占領蘇丹南部的一個地區，而一支聲稱是為埃及赫迪夫服務的英國軍隊到達了該地區。在巨大的壓力下，法國人撤出，確保了英埃對該地區的控制。兩國之間的一項協議承認了現狀，承認英國控制了埃及，而法國成為摩洛哥的主導力量，但法國總體上遭受了恥辱性的失敗。[57]
蘇伊士運河最初由法國人修建，在1875年成為英法兩國的合作項目，因為兩國都認為它對維持他們在亞洲的影響力和帝國地位至關重要。1882年，埃及持續的內亂促使英國介入，向法國伸出援手。埃及政府使英國得以有效控制埃及。[58]
法國在亞洲有殖民地，並尋求結盟，結果在日本找到了可能的盟友。應日本的要求，巴黎分別於1872-1880年、1884-1889年和1918-1919年派遣軍事使團幫助日本軍隊現代化。中法戰爭（1884-1885）期間，因印度支那問題與中國的衝突達到高潮。孤拔上將摧毀了停泊在福州的中國艦隊。結束戰爭的條約使法國成為越南北部和中部的保護國，並將其分為東京和安南。[59]
在擴張主義者茹費里的領導下，第三共和國極大地擴展了法國的殖民帝國。法國占領了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西非和中非的大片領土，以及玻里尼西亞的大部分地區。[60]
為了孤立德國，法國煞費苦心地拉攏俄國和英國，首先是1894年的法俄同盟，然後是1904年與英國的友好協約，最後是1907年的英俄協約，也就是後來的三國協約。這種與英國和俄羅斯對抗德國和奧地利的聯盟最終導致俄羅斯和英國作為法國的盟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6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裡，法國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德國實力的敵意和恐懼。1894年，在德國和俄羅斯的外交談判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後，法國與俄羅斯帝國結成了聯盟。直到1917年，法俄同盟一直是法國外交政策的基石。1914年之前，法國通過大量投資和貸款，進一步加強了與俄羅斯的聯繫。1904年，法國外長泰奧菲勒·德爾卡塞與英國外交大臣蘭斯頓勳爵談判達成了《英法協約》，結束了英法之間長期的緊張關係和敵意。作為一種非正式的英法聯盟，友好協約在1905年和1911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以及秘密的陸軍和海軍人員會談中得到進一步加強。德爾卡塞與英國的協定在法國引起了爭議，因為在20世紀初，英國恐懼症很突出，1898年法紹達事件（英法幾乎開戰）和布爾戰爭（法國公眾輿論非常支持英國的敵人）都強化了這種情緒。[62]最終，對德國力量的恐懼將英國和法國聯繫在了一起。[63]
由於忙於國內事務，法國政府在1912年底至1914年年中期間很少關注外交政策，儘管在1913年，法國不顧社會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將服役期從兩年延長至三年。[64]1914年7月迅速升級的巴爾幹危機令法國感到驚訝，但卻沒有引起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情況的足夠重視。[65]
第三共和國雖然是共和國，但是受到當時橫行歐洲的帝國主義精神的影響，建立了一個法蘭西殖民帝國。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是在法屬北非和法屬印度支那。法國的管理者、士兵和傳教士致力於將法國文明帶給這些殖民地的當地居民，被稱為文明使命。一些法國商人去了海外，但幾乎沒有永久的定居點。天主教會也參與其中，它的傳教士是獨立於殖民體系之外的，他們承諾要永久地留在這裡，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習俗，並使當地人皈依基督教。[66]
法國成功地將殖民地納入其經濟體系。到1939年，三分之一的出口流向殖民地；巴黎商人在農業、礦業和船運上進行了大量投資。在印度支那，為種植水稻和天然橡膠開闢了新的種植園。在阿爾及利亞，富有的定居者擁有的土地從1890年的160萬公頃增加到1940年的270萬公頃；再加上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類似行動，結果使北非農業成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農業之一。法國本土是一個壟斷市場，所以大地主可以在巴黎借到大筆資金，用拖拉機和機械化設備來現代化農業技術。其結果是小麥、玉米、桃子和橄欖油的出口急劇增加。法屬阿爾及利亞成為世界第四大葡萄酒生產國。[67][68] 新喀里多尼亞的鎳礦開採也很重要。
對殖民統治的反對導致了1925年摩洛哥、1926年敘利亞和1930年印度支那的叛亂，所有這些都被殖民軍隊迅速鎮壓。
第一次世界大戰
法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俄國和德國要開戰，法國履行了對俄國的條約義務。[69]所有決定都是由高級官員做出的，特別是雷蒙·普恩加萊總統、總理兼外交部長勒內·維維亞尼和駐俄羅斯大使毛里斯·巴列奧洛格。沒有參與決策的有軍事領導人、武器製造商、報紙、利益團體、政黨領導人或法國民族主義發言人。[70]
英國希望保持中立，但在德國軍隊入侵比利時前往巴黎的途中，英國加入了這場戰爭。1914年9月，法國在第一次馬恩河戰役中的勝利，使德國迅速取勝的戰略宣告失敗。這變成了一場漫長而血腥的消耗戰，但法國最終取得了勝利。
法國知識分子歡迎這場戰爭，以報復1871年戰敗和失去領土的恥辱。在草根階層，保羅·德魯德領導的愛國者聯盟是一個以中產階級下層為基礎的原法西斯主義運動，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它一直主張進行一場復仇戰爭。[71]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長期反對戰爭和備戰。然而，當其領導人讓·饒勒斯，一個和平主義者，在戰爭開始時被暗殺，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放棄了它的反軍國主義立場，加入了國家戰爭的努力。總理勒內·維維安尼呼籲以「神聖聯盟」的形式實現團結，在法國幾乎沒有反對者。[72]
1914年法國軍隊成功保衛巴黎後，這場戰爭成為西線的一場塹壕戰，傷亡率極高。這變成了一場消耗戰。直到1918年春天，雙方幾乎沒有領土得失。喬治·克列孟梭以其兇猛的精力和決心贏得了「老虎」（le Tigre）的綽號。1917年後，他領導了聯合政府，決心打敗德國。與此同時，法國東北部大片地區落入德國占領者的殘暴控制之下。[73]消耗戰的大屠殺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達到了高潮。到1917年，叛亂的情緒已在空中蔓延。士兵們一致同意抵抗任何德國人的進攻，但法國人的進攻將推遲到美國人到達之後。[74]
國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實施了審查制度，這導致了1915年諷刺性報紙《鴨鳴報》的誕生，該報紙繞開了審查制度。德國對東北部主要工業區的入侵損害了經濟。雖然1914年被占領的地區只擁有法國14%的工業工人，但卻生產了58%的鋼鐵和40%的煤炭。[75]
1914年，政府實施了戰時經濟控制和配給。到1915年，戰爭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數百萬法國婦女和殖民地男子取代了300萬士兵中的許多平民角色。1917年，隨著美國食物、金錢和原材料的湧入，大量的援助隨之而來。戰後，這種戰時經濟將產生重要的反響，因為它將首次打破不干涉主義的自由主義理論。[76]
軍火的生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遠遠超過了英國、美國甚至德國。這些挑戰是巨大的：因為當時德國占領了東北部的工業中心地帶，人力短缺，以及法國的動員計劃使得法國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然而，到1918年，法國生產的軍需品和大炮比其盟國還多，同時為美國軍隊提供了幾乎所有的重型裝備。(美國人把他們的重型武器留在家裡，以便利用現有的交通工具儘可能多地派遣士兵。)戰爭部以戰爭早期幾個月為基礎，使生產與陸軍的作戰和戰術需求相匹配，重點是滿足對火炮永不滿足的需求。工業和軍隊之間精心設計的聯繫，以及為確保提供所需數量和質量的大炮和炮彈而作出的妥協，被證明是法國在戰場上取得成功的關鍵。[77]
最後，戰爭造成的損失約占191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13%，主要是生產性資本和住房的破壞。國家債務從1913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6%上升到1919年的170%，這反映了大量發行債券來支付戰爭費用。通貨膨脹嚴重，法郎對英鎊貶值了一半以上。[78]
為了弘揚法國的民族精神，許多知識分子開始進行愛國主義宣傳。「聯合聖職會」試圖把法國人民拉向真正的前線，從而為士兵們爭取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79] 一般民眾的反戰情緒很弱。然而，在知識分子中有一種和平主義的「人類權利聯盟」（LDH）。在頭兩年的戰爭中，它一直保持低調，1916年11月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反對在西線屠殺法國士兵。會議的主題是「持久和平的條件」。討論的重點是法國與其專制、不民主的盟友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如何將對LDH所代表的所有支持與俄羅斯對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尤其是波蘭人)的惡劣對待聯繫起來。其次，許多代表希望提出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的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辯論，這一提議被否決。辯論顯示，LDH內部分成兩派，一派是相信仲裁只能在和平時期進行的多數派，另一派是要求立即結束大屠殺的少數派。[80]1918年春，德軍的進攻失敗了，同盟國被成功地擊退了。各個階層的法國人民團結一致，支持喬治·克列孟梭總理提出的全面勝利和苛刻的和平條件的要求。[81]
和平和復仇
美國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促成了1918年夏末時局的轉變，導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導致德國投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德國經過四年的戰鬥已經疲憊不堪且大批美國軍隊於1918年夏天從美國來到德國。 和平條款是由英國、法國、美國和義大利這四大國強加給德國的。克列孟梭提出了最苛刻的條件，並在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中贏得了大部分條款。德國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武裝，被迫對這場戰爭承擔全部責任，這意味著它需要支付巨額戰爭賠款。法國不但收復了阿爾薩斯-洛林，還占領了德國盛產煤炭和鋼鐵工業區薩爾盆地。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如喀麥隆，被法國和英國瓜分。從鄂圖曼帝國的殘餘中，法國獲得了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託管權。鄂圖曼帝國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盟友，在衝突結束時也解體了。[82]
戰間期
從1919年到1940年，法國由兩個主要的政治聯盟集團統治。一方面是由喬治·克列孟梭、雷蒙·普恩加萊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領導的右翼國家集團。這個集團得到商業和金融的支持，對軍隊和教會都很友好。它的主要目標是對德國的報復，促進法國商業的經濟繁榮和國內事務的穩定。另一方面則是由激進的社會主義黨的愛德華·赫里歐主導的中間偏左的左翼聯盟。赫里歐的政黨實際上既不激進，也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代表了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下層的利益。它強烈反對神職人員和抵制天主教會，這個利益集團偶爾願意與社會黨結成聯盟。至於說其他的反民主團體，如左翼的共產主義者和右翼的保皇主義者，則扮演了相對次要的角色。
來自德國的賠款在加強法國財政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政府啟動了一項大規模的重建計劃，以修復戰時的損害，並背負著巨額的公共債務。稅收政策效率低下，逃稅現象普遍存在。1926年金融危機加劇時，普恩加萊徵收了新稅，改革了稅收制度，並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和穩定法郎。國債持有者損失了80%的債券面值，但是失控的通貨膨脹並沒有發生。從1926年到1929年，法國經濟繁榮，製造業也穩中向好。
20世紀20年代，外國觀察家注意到法國上層階級的無度，但他們強調，法國東北部那些經歷過戰爭和占領的地區正在迅速重建。他們報告了金融市場的改善，戰後文學的光輝和公眾士氣的復甦。[83]
被稱為「大蕭條」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法國的影響比其他國家要晚一些，大約在1931年爆發。[84] 上世紀20年代，GDP以每年4.43%的速度強勁增長，而上世紀30年代的GDP增長率僅為0.63%。[85]與美國、英國和德國相比，大蕭條相對溫和：失業率在5%以下見頂，產量最多比1929年下降20%。此外，也沒有出現銀行業危機。[78][86]
1931年，組織嚴密的退伍軍人運動要求並收到了他們戰時服役的養老金。這些資金來自於彩票的發行——這是自1836年以來法國首次允許的彩票。彩票立即流行起來，並成為年度預算的主要基礎。雖然大蕭條還不是很嚴重，但彩票吸引了慈善的衝動、貪婪和對退伍軍人的尊重。這些相互矛盾的衝動產生了大量的現金，使法國的福利國家成為可能，它位於慈善事業、市場和公共領域的十字路口。[87]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法國對外交政策的興趣日益濃厚，對德國軍國主義的恐懼首當其衝。戰爭造成的可怕破壞，包括150萬法國士兵的死亡、鋼鐵和煤炭產區的大片破壞，以及退伍軍人的長期成本，一直被人們銘記。法國要求德國通過每年的賠款來承擔戰爭的大部分費用。法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利用力量平衡和聯盟政治迫使德國遵守《凡爾賽條約》規定的義務。但是法國面臨的問題是美國和英國拒絕建立防禦聯盟。東歐的潛在盟友，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實力太弱，無法對抗德國。俄羅斯一直是法國在東部的長期盟友，但現在它被巴黎方面極度不信任的人所控制。1924年，法蘭西向一個更溫和的政策過渡，這既是對來自英國和美國的壓力的回應，也是對法國弱點的彌補。[88]
1919年，法國熱情地加入了國際聯盟，但感覺遭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背叛，當時他承諾美國將與法國簽署一項防禦條約並加入該聯盟，但遭到了美國國會的拒絕。法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護法國的實力，消除德國的威脅。當德國在1923年拖欠賠款時，法國占領了工業化的魯爾地區。認為賠款不可能成功支付的英國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向法國總理愛德華·赫里歐施壓，要求他對德國做出一系列讓步。在1932年賠款結束之前，法國總共從德國得到了16億英鎊，但法國不得不向美國支付戰爭債務，因此淨收益只有6億英鎊左右。[89]
法國試圖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蘇聯建立一個防禦德國的條約網。這些小盟國幾乎沒有努力去增強它們的軍事力量或技術能力，它們仍然很弱小，政權也不穩定。最後，事實證明這些聯盟毫無價值。法國還在其與德國接壤的邊境上建造了一堵強大的防禦工事，其形式是一個堡壘網絡。它被稱為馬其諾防線，人們相信它可以彌補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人力損失。[90]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國軍隊的要求作出外交上的回應，以對抗德國的威脅，特別是與英國和中歐小國的威脅。[91][92]
隨著德國在1933年之後變得更加強大，綏靖政策也被越來越多地採用，因為法國經歷了經濟停滯、殖民地動盪和激烈的內部政治鬥爭。歷史學家馬丁·托馬斯說，綏靖政策不是一個連貫的外交策略，也不是對英國的模仿。[93]法國在衣索比亞問題上安撫了義大利，因為它不能承擔義大利和德國結盟的風險。[94]當希特勒派兵進入萊茵蘭(德國境內不准派兵的地區)時，巴黎和倫敦都不願冒戰爭的危險，因此沒有做出任何回應。[95] 1938年，在希特勒的要求下，法國和英國在慕尼黑同意了他的條件，犧牲了與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同盟。[96][97]
1920年，社會主義運動分裂，大多數人組成了法國共產黨。由萊昂·布魯姆領導的少數派保持了社會主義的名義，到1932年，人數大大超過了無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當史達林在1934年告訴法國共產黨人與其他左翼人士合作時，一個強調團結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成為可能。1936年，社會黨和激進派在共產黨的支持下組成了一個聯盟來完成這一任務。[98]
在1936年春季的選舉中，人民陣線以微弱優勢獲勝，由社會黨人領導的政府與激進派聯合執政。共產黨支持其國內政策，但沒有在內閣中占有任何席位。當時的總理是萊昂·布魯姆，一位迴避決策的技術官僚社會主義者。在執政的兩年裡，它致力於工會尋求的勞動法改革，尤其是強制性的每周工作不超過40小時，之前是48小時。所有的工人都有兩周的帶薪假期。集體談判法促進了工會的發展;黨員人數在一年內從100萬增加到500萬，當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工會聯合起來時，工人的政治力量得到增強。政府將軍火工業收歸國有，並試圖控制法國銀行，試圖打破法國最富有的200個家族的權力。政府以更高的價格購買了多餘的小麥，但農民必須支付更高的稅收。1936年，一波又一波的罷工襲擊了法國工業。工資率上升了48%，但每周的工作時間卻減少了17%，因此生活成本上升了46%，因此普通工人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加。法國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海外銷售下降，政府試圖通過使法郎貶值來抵消這一影響，這一措施導致債券和儲蓄帳戶的價值下降。總體結果是法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經濟增長率下降。[99]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人民陣線是失敗的，儘管有些人稱之為部分的成功。人們普遍認為，它未能達到左派的期望。[100][101]
政治上，由於布魯姆拒絕按照共產黨的要求積極干預西班牙內戰，人民陣線分崩離析。[102] 在文化上，人民陣線迫使共產黨人接受他們長期嘲笑的法國社會因素，如愛國主義、退伍軍人的犧牲、軍官的榮譽、資產階級的威望、社會黨和議會制共和國的領導。最重要的是，共產黨人把自己描繪成法國民族主義者。年輕的共產黨人穿著革命時期的服裝，學者們把雅各賓派奉為英雄前輩。[103]
歷史學家在研究戰間期時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右翼，研究了各種類型的保守派和天主教團體，以及極右翼的法西斯運動。[104]舊秩序的保守派支持者與「高級資產階級」(上層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軍事力量、維護帝國和國家安全聯繫在一起。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左派，尤其是以社會主義者為代表的左派。保守派在外交事務上存在意見分歧。幾位重要的保守派政治家支持《格林瓜爾》雜誌，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德烈·塔爾迪厄。《世界報》以其聲名顯赫的過去和尖銳的文章，是一個主要的保守主義報紙。
法國共和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反對神職人員。1905年頒布的《政教分離法》驅逐了許多宗教團體，宣布所有教堂建築歸政府所有，並導致大多數教會學校關閉。從那時起，教宗本篤十五世就尋求和解，但直到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位時才實現。在教宗通諭《最重要的》（Maximam Gravissimamque）中，許多爭議都得到了默認的解決，並使得可以忍受的共存成為可能。[106]
天主教會在1920年後擴展了它的社會活動，特別是通過組織青年運動。例如，最大的年輕職業婦女組織是公教職工青年會，由進步社會活動家約瑟·賈爾定於1928年創建。它鼓勵年輕的職業婦女採用天主教的方法對待道德，並為將來作為母親的角色做準備，同時它促進了精神平等的概念，並鼓勵年輕婦女在目前發揮積極的、獨立的和公共的作用。[107][108]
極右翼的天主教徒支持幾個尖銳但人數不多的團體，宣揚類似於法西斯主義的教義。最具影響力的是「法蘭西行動」，由作家夏爾·莫拉斯於1905年創立。它宣揚強烈的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和反動思想，呼籲回到君主制和由天主教會統治國家。1926年，庇護十一世譴責了「法蘭西行動」，因為教宗認為，法國教會繼續把自己的命運與君主制復辟這一不太可能實現的夢想聯繫在一起，是愚蠢的。他還不信任這場運動僅僅以功利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名義來捍衛天主教的傾向。「法蘭西行動」從未完全從譴責中恢復過來，但它在維希時代很活躍。[109][110]
第三共和國的滅亡
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推遲了納粹德國對法國迫在眉睫的威脅。法國和英國放棄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國提出的占領蘇台德地區（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德語人口占多數的地區）的要求讓步，以安撫德國人。密集的重整軍備計劃始於1936年，並於1938年軍備產量增加了一倍，但只在1939年和1940年產生效果。[111]
歷史學家就1940年法國政府的突然垮台爭論了兩個主題。一種強調廣泛的文化和政治解釋，指出失敗、內部不和還有貫穿整個法國社會的一種「不安」感。[112]另一種則指責法國最高統帥部糟糕的軍事規劃。根據英國歷史學家朱利安·傑克遜的說法，法國將軍莫里斯·甘末林提出的代爾計劃註定要失敗，因為它嚴重誤判了德國B軍對比利時中部的進攻。[113]代爾計劃體現了法國軍隊的主要作戰計劃，以避開A、B、C等在低地國家享有崇高威望的德軍裝甲師。當法國第1、第7、第9集團軍和英國遠征軍在比利時與B集團軍會師時，德國第A集團軍在1940年的色當戰役中繞過了盟軍，穿過了阿登山脈，這是一片被認為是裝甲部隊無法通過的破碎而茂密的森林地帶。德國人還沿著索姆河谷向英吉利海峽海岸衝去，在一個大包圍圈裡困住了盟軍，迫使他們開始了知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在黃色方案中體現的這一卓越的德國戰略的結果是，盟軍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被擊敗。1940年6月22日，法國不得不接受阿道夫·希特勒在貢比涅簽署的第二次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條件。第二次停戰協定是在德國人於1918年11月11日簽署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的同一節車廂中簽署的。[114]
第三共和國於1940年7月10日正式結束，當時法國議會授予菲利普·貝當元帥全部權力，貝當元帥在隨後的日子裡宣布成立「法蘭西國」，即通常所說的「維希政權」或「維琪法國」，其首都位於法國中部的維希鎮。戴高樂曾在6月18日發出呼籲，告誡所有法國人不要接受失敗，團結起來解放法國，並繼續和盟國並肩作戰。
在其七十年的歷史中，第三共和國從一個危機到另一個危機，從解散的議會到任命一個精神疾病的總統（保羅·德沙內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與德意志帝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些年裡，出現了許多政治衝突，左翼和右翼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當法國在1944年解放後，一些呼籲恢復第三共和國及制憲會議由臨時政府成立法蘭西共和國憲法草案的繼任者，建立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1946年至1958年），所具有的議會制度和第三共和國完全一致。
對第三共和國的評價
第三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阿道夫·梯也爾在19世紀70年代稱共和主義是「最不可能使法國陷於分裂的政府形式」。[115]法國可能同意成為一個共和國，但它從未完全接受第三共和國。作為法國自1789年革命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政府體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最終被載入史冊，原因卻是因為它不受歡迎。然而，它的壽命表明，它有能力經受許多風暴，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共和國最令人驚訝的方面之一是它建立了法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定的共和政府，第一個贏得大多數人支持的政府，但它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作為一個臨時政府而存在的。以梯也爾為榜樣，大多數的奧爾良君主主義者逐漸團結起來，支持共和政體，從而為共和政體提供了大部分精英的支持。另一方面，正統主義者仍然是堅定的反共和主義者，而夏爾·莫拉斯在1898年創立了「法蘭西行動」。這個極右君主主義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的拉丁地區產生了影響。它也成為參與1934年2月6日推翻第二次左翼聯盟政府的暴亂的各種極右聯盟的榜樣。
注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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