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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死亡權(英文:right to die)是一種人權概念,認為人類有權終結自己的生命或自願安樂死。通常的理解是,一個患有末期絕症的人,或完全沒有繼續生活意願的人,應該有權通過協助自殺、拒絕接受生命延續醫療照護等方式自我了結。死亡權受到廣泛爭議;爭論焦點集中在此權是否存在,和什麼人有權作出自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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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學者和哲學家,例如大衛·貝納塔,認為人類對自己未來生活品質和生活的好處過度樂觀。[1]這種觀點可以從反出生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沒有人可以決定自己是否出生,所以人應該可以(或不可以)對自己的生死行使決定權。
死亡權的支持者通常將其與自我所有權綁定在一起:人們的身體屬於自己,所以他們可以隨意處置。但是,也經常有人提出一種觀點:阻止非理性的自殺事關國家利益。例如,Pilpel 和 Amsel 寫道:
現代支持「理性自殺」或「死亡權」的人都認同「理性」是很重要的一環。意思是,自殺決定必須是本人獨立的意願(例如,若有醫生或家人對他施壓要自殺以「做正確的事」,那就不算),也必須「考慮當下情況,符合本人的最佳利益」(斯多葛主義和功利主義都對此有不同定義),還有眾多其他條件:比如說必須是一貫的決定、不是衝動行事、也不是精神障礙、要慎重考慮,等等。[2]
印度教認為受終疾折磨的人和已經完全失去慾望、野心和責任的人都有權自殺,但只能用非暴力的方法(例如餓死,Prayopavesa)。[3]耆那教也有一種類似的作法:薩恩塔拉。其他宗教對死亡權的看法不一。例如,天主教認為自殺是嚴重的罪。[4]
對生命價值的重視引領了醫學的進步,新的醫學器械和更加精細的臨終關懷顯著延長了人類的壽命。鑑於醫學領域的發展,那些失去意識、意識微弱或是處於植物狀態的病人可以完全藉助外界提供的輔助措施來滿足基礎的生存需求(如飲食和呼吸)。然而,醫學的發展也引發了對無意識病人生存質量的探討。例如,假如人們認同個人有自我決定的權利,那麼這就不可避免的與生命的神聖性質發生衝突,因為假如一個人有權生存,那麼他也應有權赴死。[5][6]關於生存權和死亡權能否共存的問題存在許多爭論。假如人們認同生存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也就是說生命不可被放棄,那麼它就無法與死亡權相容。[7]此外還有關於生物倫理學的問題:死亡權在任何時候都有效嗎,還是說只在特定情況下(例如患有絕症)才被承認?有人認為「生存的權利」並不等同於「生存的責任」,如果根據這個觀點,生存的權利可以與死亡權共存。[8]
支持死亡權的觀點包括:
反對死亡權的觀點包括:
蒙大拿的一家法庭曾作出裁判,認為死亡權僅適用於那些受重大疾病影響而危及生命的患者。醫學協助自殺的倡議者路德維希·米內利,安樂死專家肖恩·W·阿舍以及生物倫理學教授雅各布·M·阿佩爾反對法庭的這個判決,他們認為所有能自主作出判斷的人都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阿佩爾認為,對死亡權的承認是對社會整體自由程度的體現。[10] 社會工作學教授亞歷山大·巴里爾倡導建立一種「基於減少危害,非強制性的自殺方法」,他認為「輔助自殺應當作為有自殺傾向的人的一種選擇」。[11]巴里爾論證說,自殺傾向者的聲音往往被視為非法,並且來自「繼續生存和面向未來的強制要求」對自殺者造成了壓迫,迫使他們沉默。[12][13] 巴里爾建議使用「自殺主義」一詞來描述上述系統(基於反自殺的視角)在規範性、話語權、醫學、法律、社會、政治、經濟以及認知層面對自殺傾向者造成的不公正與暴力行為。[11][14]他認為我們應當為自殺傾向者建立一個安全空間,以更好的傾聽他們的想法,而不是將「生存意願」強加於他們。[13]
199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患者自決法案,該法案允許老年醫療照料/醫療輔助患者(也即暗示了所有的「臨終」患者)預先簽署一份指令,他們可在其中選擇拒絕生命延長或救助措施,從而接受註定的死亡。根據這項法案以及基於州政府法律(例如德克薩斯州的TADA)的執行程序,對治療行為的拒絕可能並不需要證明「治療的無效性」。[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