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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文革屠殺
區域性大規模屠殺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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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文革屠殺，又稱廣西大屠殺，廣西屠殺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期間，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發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殺事件，集中發生於1967年－1968年間，中國大陸1980年代官方統計死亡人數為10萬－15萬[1][3][4][5][6]。當時的殺戮方式包括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藥炸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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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屠殺期間，廣西武宣、武鳴等縣區發生了非饑荒情況下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1][3][7][8][9][10]。早期官方檔案披露至少137人被吃、參與食用他人屍體者可能多達數千人[11]，而《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顯示有名有姓或有統計數字的被吃者至少有302人、參與者成千上萬[7][12]。另有學者引述廣西民間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調查都顯示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人吃人」事件[7][12][13][14]。
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廣西屠殺事件以及吃人事件的部分參與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而屠殺主要組織者韋國清則升任中央職務，未獲處罰[15][16][17]。據《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一書中引用的中共廣西區委整黨領導小組的統計結果，共有包括1.8萬國家幹部在內的5.3萬餘人被法辦或處分，至少10名組織或積極參與殺人者被判處死刑[18]。其中在武宣縣（至少有38人被吃[1][6]）有15人被起訴、最高被判有期徒刑14年，91名參與吃人事件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被開除黨籍，39名非共產黨員遭降職或降薪處理[7][10][11][19]。
雖然食人事件得到廣西的共產黨機關以及民兵團體領導支持，但無直接證據顯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曾支持或知曉吃人事件[4][11][13][14]。不過有學者指出，1968年夏，武宣縣老幹部王祖鑒等人通過內部渠道，向中央遞送了吃人事件的報告，該報告後來刊登在《人民日報》內參上發給省軍級官員[7][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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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歷史
1966年5月，毛澤東等人發動了文化大革命[22][23]。1967年3月起，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軍隊、群眾中逐漸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一個陣營無條件支持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韋國清出面領導廣西的文化大革命，並於1967年5月11日正式在廣西南寧成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為廣西主要保守派群眾組織；另一個陣營反對無條件支持韋國清，並要求要韋作檢查後再定，該陣營被稱為「4·22」陣營，1967年4月22日正式成立於廣西南寧，為廣西主要造反派群眾組織。[1][24][25][26]
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廣西有大批幹部隨即表態支持「4·22」，而廣西軍區最初支持「聯指」，隨後則檢討了自身的「路線錯誤」，轉而表示支持「4·22」，但實際上仍暗中支持「聯指」。1967年當年，全廣西除桂林市、南寧等地外，「4·22」都處於劣勢地位。[1][24][25]
1968年2月，廣州軍區下令將支持「4·22」的軍隊調走，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為反動組織，於是開始鎮壓「4·22」[1]。 與此同時，韋國清等人炮製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於6月17日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並將「4.22」與該團體掛鉤，鼓動檢舉、揭發以及「剿滅反共救國團匪徒」[1][24][27][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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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第一階段發生在1967年秋冬（年底）至1968年春，主要發生在廣西農村地區，受害者多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家屬，也包括一些支持「4·22」觀點的人。譬如靈山縣「貧下中農造反總部」（聯指）於1968年初召開會議，全縣統一行動，共殺死2,900多人。[1][25][26]
屠殺第二階段發生在1968年春夏，廣西各縣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員會，並以「保衛紅色政權」和抓捕「反共救國團」的名義進行有組織、有計劃地殺人，多數殺戮是在各縣革委會領導下進行的[1]。此階段的屠殺與廣東文革屠殺相關聯[2][30]，受害者包括大批「4·22」成員以及傾向或支持「4·22」的幹部和群眾[26][27]。與此同時，「聯指」和「4.22」兩派在桂林爆發大規模武鬥，僅6月6日至13日的七天內，兩派即進行了17次武鬥[1][24]。1968年7月，針對廣西地區攻擊鐵路、軍隊的情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曾公布了《七·三布告》意圖制止武鬥[24][31][32]。
屠殺第三階段是在《七·三布告》發布後，廣西地區反利用《七·三布告》繼續濫殺，此時農村地區「4·22」的大小頭目和骨幹成員大部分已被用「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消滅，掌權者和其所扶持的「聯指」隨即向城市開刀，集中表現在湘桂鐵路線上的南寧、桂林二市[1]。1968年7－8月，廣西軍區調動大批部隊，與「聯指」成員一同圍攻「4·22」控制的南寧，造成萬餘人死亡[1][27][28]。此後，8月20日爆發「八二○事件」，桂林地區的支左部隊、武裝民兵、「聯指」成員等大規模抓捕「4·22」成員，該事件及後續導致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內共一萬餘人被槍殺、打死或逼死[1][27][28]。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階段的屠殺前後，全國多數省份都已完成了「奪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32]，而為了制止各地持續武鬥，毛澤東從最初的支持和利用，轉為打壓、否定直至拋棄紅衛兵造反派，進而支持「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控制局勢[33][34][35][36][37]。研究學者指出，中央最高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等人，都表示支持韋國清在廣西鎮壓造反派，因為他們此時已經完全偏信了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廣西軍區的匯報，批准了動用軍隊對「4.22」造反派進行武力鎮壓[12][15][16]。期間，1968年7月25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溫玉成、姚文元等一批中央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廣西兩派的代表及黨政軍領導幹部，會上康生、黃永勝、溫玉成等人抨擊「4·22」，周恩來也一反去年曾表揚「4·22」的態度，嚴厲批評造反派[24][32][38]。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將廣西文革和清華大武鬥聯繫起來，與會中央領導大罵「4·22」的同時，幾乎將清華、北航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當作「4·22」的後台一同斥責，毛澤東甚至批判韓愛晶「你們把廣西4·22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38][39][40] 此後，紅衛兵造反運動衰敗，文革進入下一階段[34][35]。
文革期間，廣西大屠殺的屠殺方式包括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姦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軋死等等[1][6]。
死亡人數
文革結束後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大批人士不斷赴北京上訪，反映廣西文革期間的屠殺及人吃人事件，但文革中成立的廣西自治區黨委對這些事件一概否認[43][44]。與此同時，由於韋國清及其政治勢力的干預，文革後廣西地區開展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的工作受到阻礙[1][12][15][17]，韋本人則升任中央職務[註 1]。自1981年起，中共中央領導人胡耀邦、習仲勛等先後派出三個工作組，由李銳、周一鋒等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等的領導負責或直接掛帥去廣西進行調查[45][44][46]。中央調查組直接對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負責，領導人曾多次接見調查組，聽取匯報並給予指示[43]。改組後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也組織了超過10萬名幹部，在全區開展「處遺」工作，歷時近5年[45][44][46]。
1981年4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成立「中央赴廣西落實政策，文化大革命問題調查組」，派出20多人的調查組[1]。
1981年6月，調查結束，根據匯報認為死亡人數不少於10萬人，而幹部和普通民眾認為的死亡人數分別有20萬、有50萬之說；主政廣西的韋國清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何蘭階私下談話中，韋認為死亡人數為15萬人[1]。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喬曉光對中紀委的匯報是「文革十年，廣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1]。
198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成立「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赴廣西工作組」，派出一個40人的工作組前往廣西[1]。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組最終統計，廣西壯族自治區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數為8.97萬人，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被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僅在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光一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1]。
在廣西自治區所轄的83個縣中（文革期間），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陽於2006年詳細研究了其中65個縣的公開縣誌，發現43個縣誌記錄有屠殺事件、其中15個縣的屠殺人數超過1,000人，而所有發生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526人[2]。此外，文革史學家宋永毅認為，廣西官方公開出版的縣誌中所記載的死亡人數與官方機密檔案里的統計數據有諸多差別，其公開出版物「存在著嚴重的混淆真假的史實問題」[44]。比如靈山縣官方機密檔案里記載的受難者人數為3,220人，但在公開出版的縣誌里卻只記載了8人[47]，再比如賓陽縣的公開數據顯示只有37人被害[48]，而官方機密檔案里則記載3,951人[44]。
對於屠殺的機制和動機，在《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一書中，蘇陽提出了所謂「社區模型（community model）」來解釋集體殺戮行為，挑戰主流種族滅絕研究中所採用的「國家政策模型（state policy model）」[49][50]。而在《文革大屠殺》一書中，宋永毅則認為「文革中的屠殺和暴力，大都是一種國家機器的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51]。
大規模人吃人事件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西地區發生了大規模人吃人事件，依據中國作家鄭義私下偷運到海外的部分官方檔案顯示，至少137人在1960年代末被吃，其中近90%僅心臟和肝臟被食用[52]，而參與食用他人屍體的人數可能達數千人[1][4][7][9][11][53]。檔案記載，吃人的方式包括晚飯後點心、將肉切成片並舉辦大型聚會、將人肉分成幾大塊給每個人帶回家煮、燒烤人肝，等等[11][19]。此外，參加過官方調查組的一些幹部以及他們的子女也曾將調查文本帶出中國大陸，由海內外研究人員整理、彙編成36卷《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以及10卷續編，於2016-17年出版發行[45][43][54][55]。該《檔案資料》記載的有名有姓或有統計數字的被吃者達302人（次），但有遺漏[7][12]。
依據中共中央及中國政府特別調查組成員、公安部幹部晏樂斌的記錄[1]：
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凌雲等縣都有發生。
靈山縣譚墟公社裡屋大隊侯國震之前當過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聯指」，先後8次參加打砸搶殺，捉了6名教師，親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賣了36元（後僅判刑10年）。貴縣，1968年8月一次在南門外江邊殺死十幾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斃的劊子手炒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曬乾後當作熊膽出賣。
上思縣革委會成立後，1968年9月1日縣「三代會」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大會，十多名參加「4·22」組織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以後，縣革委會委員黎郝，將打死的十幾名死者屍體，全部剖腹，將心肝挖出來，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熟後給「三代會」代表下酒。南寧市徐振武的群眾來信反映：「『文革』期間，武宣、上思、靈山等縣發生過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鳴縣吃了29個人，副縣長覃炳剛同志被打暈後，拉去開膛時，因人太瘦，周身無肉，又被拖出去丟在野外，遇救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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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地理上，有調查研究顯示廣西至少有29個縣發生過吃人事件，也有調查發現為31個縣市[7][14]。其中，武宣縣被吃的受害者有38人（官方調查組）[1][6]、70餘人[7][10][56]、上百人[5][57]等不同數據，而武鳴縣則有29人（官方調查組）[1]。鄭義在《紅色紀念碑》一書中，將廣西吃人分為三個階段[8][57][58]：
一、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
二、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三、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象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
依據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Cal State LA）歷史學家宋永毅的調查研究[4][5][7][13][14]：
廣西民間學者一個一個縣統計，421個人被吃掉。吃人的事情遍布廣西27個縣，三分之二的縣發生吃人的事情。有一個所謂的五類分子，活活被打死了。他有兩個孩子，一個11歲，一個14歲，那些黨員幹部、武裝民兵說一定要斬草除根，竟然把他的兩個兒子不但殺了，還吃了。在浦北縣，這個縣總共有35個人被殺、被吃，大多數是地富及其子女。有一個叫劉正堅的，全家被殺絕，他的女兒叫劉秀蘭，當時只有17歲，被9個武裝民兵輪姦19次，然後被剖腹取肝，還割下她的乳房吃掉。這些事情太多太多。
依據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2011年塞繆爾·詹森獎得主馮客[59]：
因在大饑荒中偷一袋大米被判刑七年的周石安，剛從勞改營釋放回家，就被「群眾組織」抓捕。他的弟弟周偉安是造反派之一，已被殺害、切塊、分食，頭和一條腿放在市場裡展示。人們宣稱，周石安「是回來報仇的」，於是判處其死刑。「一把五英寸的刀切開他的胸膛。此時他還活著。一名地方領導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樣學樣，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頭。」武宣總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56]。
1967年整年以及1968年，在鄉村地區有許多幫派，他們不僅僅在肉體上消滅對方，在其中一些小鎮裡他們還儀式性地吃掉對方。換言之，光消滅階級敵人是不夠的，你還要吃他的心，所以有一些記載非常詳細的儀式性食人事件[60]。
在進食階級敵人時存在一個等級制度。領導可享用心和肝、混著豬肉吃，而普通村民只能啃食受害者的手臂和大腿[61]。
各界反應
-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中央成立的第一批調查組於1981年前往廣西，但在兩個多月里，工作組每到一處都受到當地區黨委派來的人的嚴密監視，遇到重重障礙。據公安部幹部晏樂斌的記錄：在思想戰線上，兩個「凡是」之外，廣西還多一個「凡是」一直在堅持，即「凡是韋國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堅決照辦」。... 廣西的保皇派控制著各級黨、政、軍、企、事業單位的大權，並自成體系，向中央封鎖消息，捂住蓋子。誰要是觸犯了他們，揭露了廣西問題，輕則受到打擊報復，撤職調離，重則受到鎮壓，判刑投入監獄勞改隊，甚至處死[1][註 5]。
- 廣西大屠殺的研究者鄭義指出，韋國清（文革期間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在中央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過程中，對將吃人肉者一律開除黨籍和干籍的做法非常不滿，曾反問道：「為什麼吃過人的人不能繼續當幹部？」[7][12]
- 依據一位廣西大屠殺的研究者，他所訪問的當年的那些食人者，沒有一個懺悔的，眾口一詞地說，當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如果他不殺那些人，那些人就會殺了自己[3]。
- 2013年，中國著名舞蹈家楊麗萍承認自己在文革期間看到了人吃人，但不一定是廣西的事件。她說：「我對人性是悲觀的，對人是悲觀的，因為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所以非常警惕，我很警惕，像孔雀一樣警惕，小心，因為人是最可怕的動物，要不傑克遜就不會死了。......看到人吃人，人傷人，現在一樣的。現在隨時人都會傷害你，他們甚至傷害你不知道為什麼傷害了你。」[62][63]
- 2013年，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談論鄧小平的貢獻時提到，「我的家鄉廣西，『造反派』更是在毛時代被大規模屠殺、有的人甚至被活活吃掉！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門的人都知道從西江上滾滾而下漂出珠江口的屍體，後來官方說近九萬，民間說有十幾萬之多。」[64][65][66]
- 2016年，一位參與過1980年代初官方調查組的高級幹部告訴法新社，「所有的吃人事件都是階級鬥爭被挑唆的結果，並被用來表達一種憎恨。那些謀殺是極可怕的，比野獸還壞。」[6][67]同年法新社還採訪了廣西當地一名劉姓男子，他說：「吃人？我當時在這裡，我經歷過……但是武宣近年發展得很快。（再談）那段歷史沒有意義。」[6][41][67]
-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告訴法新社，「這不是由於經濟原因而造成的吃人事件，譬如饑荒。這是由政治事件、政治仇恨、政治意識、政治儀式造成的。」[6][67]
- 2015年，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撰文稱，吃人事件與廣西少數民族落後傳統有關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他通過研究發現，「廣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況是東部主要為漢族，西部少數民族為主，由西至東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遞減、漢族比例遞增。而那些極端殘忍野蠻的吃人事件全部發生在中、東部的漢壯混居地帶，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靈山和浦北、欽州、合浦、容縣等地基本是漢族區，少數民族人口極少。而廣西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經濟社會也最不發達的西部（百色、河池兩地區）反倒沒有這種事。」[68]
- 2001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文教授林培瑞說道，「我相信鄭義（關於吃人事件）的故事。他是一個正直的作家，而且大量的細節體現了真實性。」[19]
- 1997年，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歷史學教授鍾其瑞（另譯「鄭麒來」，Key Ray Chong[69][70]）在其對鄭義《紅色紀念碑》一書的書評中寫道，「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中國的官員知曉這個恐怖事件，一個與1940年代的納粹大屠殺以及1970年代的波爾布特殺戮戰場等價的事件。但他們卻對此事保持沉默。」[71]
- 1995年，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教授蘇堂棣（Donald S. Sutton）在其研究論文中寫道，「武宣縣真的發生過吃人事件嗎？......最近，學者、記者約翰·吉廷斯親自前往武宣，獨立驗證了這個事件真實性。一位剛下班的當地職工輕鬆地談論著殺戮和吃人事件——被詢問時，很爽快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並加上了一點驕傲的話語，『在武宣...我們比中國其它地方吃的人都多』（《衛報》，1993年11月27日）。」[10]
- 2016年，愛爾蘭的《愛爾蘭時報》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顧文章中認為，「可怕的故事比比皆是。譬如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就有人吃人的故事，『壞分子』被公開屠殺、70多名受害者在武宣被吃。」[72]
- 2016年，英國的《衛報》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顧文章中認為，「也許受到最壞影響的地區就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南部，那裡報道出現了大量殺戮甚至人吃人事件。」[73]
- 2013年，中國大陸官方的人民網、中華網、騰訊網等媒體轉載《中國青年報》張鳴的文章，承認廣西吃人事件，稱「有的地方，比如廣西，打死人之後，還吃掉人的心肝，在那個地方，這樣吃人的事居然還相當普遍！」該文章認為，「在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中，任何國家，有過我們這樣的文革嗎？唯一可以比擬的，就是德國的納粹時代。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卻連個像樣的歷史回顧、像樣的反思都沒有」、「不反思文革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食人部落。這樣的部落，無論人們的外表多麼光鮮，採用多麼現代化的文明果實，終究還是沒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經歷了文革，國人沒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3][74][75]
- 2001年，美國的《時代周刊》認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意識形態狂熱、群眾歇斯底里以及直觀暴虐行為的大爆發，導致了大約1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毀壞了至少數百萬人的生命。而現在，有關1966年-1976年間更恐怖的極端行為的描述已昭然若揭——對於人吃人行為的指控，數百名男人和女人以「革命純淨」的名義打破了全人類的最大禁忌。」[19]
- 1996年，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學者鄭義發表其有關廣西食人事件的新書後認為，「共產黨想要阻止對已去世的毛澤東主席和其他諸多黨員進行深入分析。但對真相的全面揭露也許能摧毀這個黨僅存的少許合法性。」[21]
- 1993年，美國《新聞周刊》認為，「（對廣西事件的）記述令人震驚。校長們在學校內被學生殺死，然後煮來吃。政府官方食堂內用肉鉤掛著人的屍體，分發給職工食用...... 上周從中國偷運出來的檔案，詭異而詳細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行。」 [76]
- 1993年，美國《紐約時報》認為，「在過去這個世紀裡甚至更久遠，廣西事件很顯然是世界上最廣泛的人吃人事件。這些人與其他食人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並沒有受到饑荒或者精神疾病的刺激。相反，這些行為看起來是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檔案記載的在公共場合發生的人吃人，經常是當地共產黨官員組織的，而很明顯人們參與其中是想證明自己的革命熱忱。」[11]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相關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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